沿着父辈南下路寻找沂蒙干部南下史
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党十几万干部南下，是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一项重要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决策，他奠定和提供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解放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加快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步伐，推动了中国解放战争的革命历史进程。同时，也创立了“南下干部”这一特殊的历史名词和南下干部这一光辉群体，及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沂蒙老区南下干部就是十万山东南下干部群体中一个耀眼的光辉群体。
我的父亲徐相谦，就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于1949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随军南下云南的一名山东沂蒙老区南下干部。
吹拂历史的尘埃,重拾那段历史，那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卷，仿佛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文/徐国庆）
一、干部南下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中共中央对干部南下的一系列重要决策， 是党中央、毛主席一项意义十分的重大的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 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工作步骤；是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解放，解决新解放区巩固政权、接管建政、经济社会管理和发展建设中缺乏干部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领导武装斗争转变为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由农村包围城市到以城市为中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大转折。
查阅史料，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时空上，可以看到当年干部南下的历史轨迹：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大反攻的战略方针，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为标志，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战略反攻阶段。
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作出了从山东等老解放区选派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战略部署。
1947年秋,“沂蒙地委遵照上级指示，从县区两级（沂南县、新泰县）中抽调一批干部支援新解放区”。（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沂蒙革命纪念馆《中共沂蒙根据地党史大事记》济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375页）。这是我们在浩瀚史料典籍中，寻找到的沂蒙老区最早的一批南下干部史料。
1948年2月，为完成党中央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任务，滨海地委从 “临沭、莒南选调首批300余名南下干部，支援大别山区开辟工作。莒南首批选调的干部200余名”（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 《1840.6—1949.9临沂百年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2页）。
“临沭县长汲书田、宣传部长沈青之、县委秘书杜雪舟、公安局长禚绍南、蛟龙分区委书记杨林波等百余名干部，分两批调中原地区工作。”（中共临沭县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 《1931.—1949.中共临沭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1948年3月，“鲁中区抽调大批干部支援中原解放区。从1947年10月起，华东局陆续从鲁中及其他战略区抽调干部到渤海区集训。经过一段时间集训，在金明等率领下支援中原解放区”。（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沂蒙革命纪念馆《中共沂蒙根据地党史大事记》济南出版社2016年版 ，第388页）。
随着军事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面积的迅速扩大，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当时，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消灭溃逃和龟缩的蒋军残敌、实现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主要是新解放区的接管建政、城市和农村综合管理、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安排、社会秩序的恢复规范，发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等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重大问题。
而南方新解放区严重缺乏我党干部，许多城市、农村急切需要我党大批干部开展工作。
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在我党历史上，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并为实现这一艰巨任务，讨论规定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党中央“九月会议”，在“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在人民解放军推进时，随军南下，在新解放区接管建政、开展工作。
党中央“九月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 1964年 第一版 第1241页）。对于干部来源，提出大部分应当依靠老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和分局，要求为占领粤、贵、滇、川、黔、宁、青等7省筹派约3.8万干部支援新区。为贯彻中央决定精神，1949年6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抽调一万四千新区工作干部的决定》，分配华东支前委员会抽调3000名老干部，山东抽调1000名新干部、200名老干部” （ 《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六卷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2
月版第2页）。连同南京、上海等地招收的学生和干部组成南下部队随军南下 。
1949年6月，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中共山东分局鲁中南区党委决定（1948年至1950年，鲁中南区党委辖滨海、沂蒙、尼山、泰西和泰山地委），再次从革命老区抽调干部南下，并于1949年6月30日，制发了《鲁中南区党委关于外调川黔干部的决定》，以贯彻执行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指示，适应当时我党领导下，全国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全中国。
鲁中南区党委要求各地在抽调南下干部时，要“顾全大局、服从调配、选强留弱”（《中共沂蒙党史大事记》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沂蒙革命纪念馆 济南出版社 2016年第一版第420页）。
为保证抽调的南下干部质量，“鲁中南区党委规定：南下干部必须是政治立场坚定，身体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按照自愿报名、组织考察批准的方法组织，分数批完成。”（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1840.6—1949.9临沂百年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3页）
从下面已见的历史文献轨迹中，可以再次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我党干部南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1948年10月28日，党中央“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对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将包含“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 ”（ 《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六卷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2月版第277页），干部南下接管工作进行事先准备和全面部署。
中共中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的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我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
1949年1月春节期间，新华社发表社论《光荣的岗位在江南》向广大解放区干部发出了随军南下接管江南新解放区的动员。
1949年2月3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了解工作进度，掌握干部南下准备情况。并要求华东、华中等地调动集训的南下干部在徐州集中待命，准备随我军渡江战役南进。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我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报告，提出，我们的工作重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第一版 第1316页）。要求全党在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准备抽调3.8万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等一系列干部南下的重要文件，进一步加快了对全国干部南下工作的部署。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贺词，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南下前夜
“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负责接管西南各省”（宋任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挺进大西南》；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2009年出版，第３９页）。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浙赣线战备整休的人民解放军二野：应准备两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见：重庆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 魏仲云《论邓小平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战略意义》2004年8月13日〈〈理论研究〉〉 ）。
但“此时，中央原定调配随军南下的53000干部已分配完了，奉命准备进军西南的二野，既无后备地方干部可供调遣。（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2009年出版，第7３页）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对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地区所需干部的问题作了研究。会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香港分局、二野前委、中共上海、南京两市委电报，提出了解决上述七省所需干部的具体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 、第25页）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再次对进军华南、西南所需干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其中，山东分局抽调县以上老干部二百，新干部一千，随军南下。对开辟和接管云南的干部由二野统一调配。”（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8页、第25页；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2009年出版，第7３页；见云南省档案局、云南档案信息网〈〈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 ）。
“1949年6月12日，邓小平即派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曹荻秋在上海大夏大学组建西南服务团一团团部，并从上海赶回南京主持召开二野前委会。在研究南下这支队伍名称时,邓小平说：“叫西南服务团好！”小平强调：“叫服务团，更能体现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总团，组建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总团的任务是加强对随军去干部队伍的领导。统一指挥、配备和协调，以保证支援战争 、开辟和接管西南新区任务的胜利完成。”(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 1989年 6月出版 第3页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总团在南京成立后，由二野副政委、时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宋任穷任总团长。中央从山东等老解放区和部队抽调的南下干部，分别集中到北京、济南、徐州、太原后会师南下” （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73页；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25-26页；见“重庆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魏仲云《论邓小平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战略意义》2004年8月13日〈〈理论研究〉〉 ）。
“根据邓小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这支随军干部部队，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2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总数约17000余人，占随军进入西南四省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1页）。
“西南服务团，既是一支战勤部队又是宣传队的地方干部队伍”（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页）。“根据邓小平、刘伯承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任务为：协同解放军执行战斗任务，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帮助新区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废除国民党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参
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53页）。
经过南下途中的几次整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接管终结时期发展为：川东支队；重庆支队；公安支队；云南支队；川南支队；西南服务团直属队（第三支队）；西南服务团直属队（第四支队，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为主体，其余是上海、南京学校学生和青年职工）；直属技术大队和直属财经大队;川干支队和贵州干部队。”(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 1989年 6月出版 第93—第122页 )
我的父亲徐相谦和1949年6月后，南下的沂蒙老区南下干部，许多同志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干部大队。
“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南京正式成立。这是一支以工农干部为骨干，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干部队伍，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优秀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员中工农干部1016人，70%以上是抗日战争及其以前参加革命的，都有一定武装斗争和地方或专业工作领导经验”（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3页、第7页；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46页、第73页）。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下辖七个大队和二野军政大学一团两个营，分别为：
第一大队（学生大队）、第二大队（新闻大队）、第三大队（工人大队）、第四大队（学生大队）、第五大队；第六大队（干部大队）；财经大队；二野军大第一团。”（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5页、第19-21页、第28页）。
第六大队：“六大队为干部大队，主要从中共山东分局机关、胶东区党校和胶东、鲁中南（1948年至1950年，鲁中南区党委辖滨海、沂蒙、尼山、泰西和泰山地委）、（1948年7月17日，沂蒙老区主要范围的原滨海地委改为鲁中南六地委，1949年5月初，鲁中南六地委改为鲁中南滨海地委.来源见〈〈中共临沭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第207页）、 渤海等地区抽调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区以上干部，以及三野华东支前司令部的部分干部”。（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74页）。
三、南下 南下！
1949年7月，参加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的沂蒙老解
放区等山东南下干部，大部分于7月29日分别调济南山东省委集中，学习3个月。“学习结束后，9月17日，山东分局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1949年9月24日，山东南下干部队从济南出发，到达徐州后，与途径徐州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合，除部分同志调川南支队和贵州干部队外，大部分同志编入云南支队第六大队，南下大西南。”（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5页、第19-21页、第28页）。
“1949年9月下旬，西南服务团各支队整编集训告一段落，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在誓师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来源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111页）。1949年10月3日，西南服务团将士在总团长宋任穷带领下从南京出发。“中央从山东等老解放区和部队选调的干部分别集中到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后南下奔向新的战场”（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1页）。
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我的父亲徐相谦和他的战友们告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亲人，离开了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稳定、和平的工作环境，踏上南下征途。
在邓小平、刘伯承指挥下，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南下干部行军跨跨越了苏、皖、豫、鄂、湘、黔、滇七省，征途8000里。他们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跋山涉水，克服了兵袭匪扰、敌特破坏、交通不便、
情况不明、语言不同等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道路遥远行军艰难，此次行军被邓小平称作“小长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2页）。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军云南，并于1950年2月24日，随军解放了云南全境.抵达云南时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共3897人。
到达云南后，在党的领导下，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南下干部在动参征粮、土改反霸、接管政权、安全保卫、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中，与地方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无怨无悔，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卓越历史贡献，为党的革命事业和边疆人民奉献他的一生。云南省在“不到二年的时间（1950.3.—1952.），完成了恢复全省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赶上了老解放区10年发展的步伐，为发展云南省社会经济奠定了基础。”（见《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五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79页）；他们在远隔家乡千山万水的祖国大西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沂蒙南下干部中，西南服务团的沂水李相亭、沂水邢继业、郯城宋传宝、莒南刘玉英等沂蒙英烈和众多南下干部英烈们，为了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
还有的西南服务团同志牺牲后，至今没有找到，烈士英魂难归故里……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服务团有40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200多名烈士至今没有留下姓名，至今查明的西南服务团烈士就有194人。其中，山东55人，列苏、沪、皖、豫、浙、川、晋、冀、鄂、湘等籍烈士之首”（见《南下南下》2010年10月27日长平—新浪博客。来源见：重庆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 魏仲云《论邓小平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战略意义》2004年8月13日〈〈理论研究〉〉 ）。他们在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长眠在云贵高原红土上”，（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六十周年云南支队纪念文选》2009年出版、第3页），给沂蒙家乡的父母妻儿和家乡的父老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终的悲痛……
在寻访和查找史料中，我们看到，每一位沂蒙老区南下干部和他们身后的家庭，都有一部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都有一部沂蒙老区南下干部和父母亲人响应党的号召，支持沂蒙儿女南下，破家保国、舍小家为国家，令人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目前，在当年南下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同志已经谢世。他们与六十八年前在南下征途、征粮剿匪、肃敌反特中英勇牺牲的沂蒙老区等地南下干部烈士一起，远离父母亲人和家乡故土，长眠于云贵高原的红土地上……
长眠在云贵高原红土上的西南服务团南下干部，用他们永远年轻的生命和赤胆忠心及忠骨埋边陲的英灵，慰籍着沂蒙、山东的父母亲人，告慰着西南人民和新中国；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用殷红的鲜血浸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的旗帜，为解放全中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92年，宋任穷同志为纪念专辑《情系大西南》一书作序，并指出：“西南服务团一万七千多名老区干部和青年知识份子，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锻炼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自我牺牲的一代，无私奉献的一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与此，毛泽东、邓小平、刘华清、陈庚、迟浩田等中央党政军领导都先后为南下干部活动和书籍题词题名，充分肯定了数万南下干部，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终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的不朽功勋！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
今天，学习和回顾那段父辈南下干部的历史，挖掘和抢救南下干部史料，让这段光辉的历史不至于断代和被淡忘、淹没！不仅仅是我们为缅怀父母、祭奠英烈，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是昭示过去，更是为了不忘初心，教育当代，索源固本、薪火相传，励人前行，走向未来，圆梦中华！
二0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