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南下过程（来源/团史）
一、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踏上征途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京的西南服务团成员，经过学习和整编，于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告别了南京市人民，开始踏上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途。
出发之前，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南京市军管会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南京市各机关团体代表，于9月25日在原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欢送西南服务团大会。华东军区暨三野政治部主任、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唐亮致欢送词，南京市副市长柯庆施，南京市委组织部长陈修良及南京市工人代表高骏等相继致词。宋任穷代表西南服务团致答词。他说：“我们决心以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来回答华东局、三野和南京人民的鼓励和支援。”9月27日，南京《新华日报》在欢送西南服务团的报道中写道：“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大西南数千万亟等解放的人民正在向你们招手，祝你们一路平安，配合二野迅速解放大西南。”
这是一次八千里路的“小长征”，是一次最实际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和锻炼。
行军开始，从南京下关和浦口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武汉。为了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各支队的渡江出发时间都安排在傍晚到清晨以前。大家乘坐的火车都是闷罐车厢，有的还是敞蓬货车，每节车厢坐60至70人。吃的多数是出发前各队自己作的炒面和干馍片，火车在沿途除加水、换车头外一般不停车，行车半天或一天，方才停下来让各中队烧开水喝。解手便成了大问题，许多队还是男女混乘一节车厢，女同志只好用油布或被单一围，解在脸盆里往外倒。车厢装人多，睡觉十分拥挤，有的只能背靠背地坐着，有的轮换着睡，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是“沙丁鱼罐头”。有一位名叫汪超的女同志，坐在车厢门口想透口气，结果在迷睡中被甩下了火车。她忍受着伤痛继续向前爬行，后被当地群众发现，才将她送到前站，被寻找她的同志接回归队。她向同志们说，“我就是爬也要赶上部队到西南去”。
火车经过郑州时，郑州人民在车站热烈欢迎和欢送，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勉励大家勇往直前，英勇战斗，尽快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10月6日，是中秋佳节。除少数先出发的支队抵达武汉外，多数是在河南明港、信阳、漯河、许昌、新郑、商邱等途中过的中秋节。这天晚上，许多支队都在火车旁边的空地上举行了联欢晚会，有的支队与当地群众一起联欢，表演节目，扭秧歌，过得十分愉快。
到达武汉后，少数队乘轮船由长江进洞庭湖至湖南益阳，多数支队从武昌再乘火车至湖南云溪，然后步行经岳阳到汩罗（因汩罗江铁路大桥被敌人撤退时炸毁），再乘火车至长沙。云南支队在长沙休整学习，其它支队从长沙过湘江，经益阳步行分别至常德、桃源等地进行学习和整编。
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的69人，于10月15日由长沙抵达湘潭五兵团驻地，编入西南工作团，随五兵团向贵州进军。
二、按接管地区重新整编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进军西南的问题，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参加了会议。
西南服务团各支队在长沙和常德、桃源等地休整时进行了评选行军模范的活动，表扬了一批行军中涌现的好人好事。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党员和团员的工作。使全团昂扬的革命斗志更为高涨，为下步更艰苦的行军作好了思想准备。接着，入川的各支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编。一是增加了从三兵团抽调出来的地方工作队的1500名干部，二是按接管的地区重新进行组合，明确接管县、区以上的各级领导班子，多数人初步定岗定位。
接管川东地区的统一为川东支队，按所辖壁山（后改为江津）、大竹、万县、涪陵四个地区分为四个大队，一个县为一个中队，重新充实和调整了干部。川东支队负责人为魏思文、张庆林、何波等。壁山大队负责人为张庆林、熊宇忠，下辖江津、合川、巴县、江北、铜梁、綦江、永川、大足、荣昌、壁出，共10个中队。大竹大队负责人为吴智铭、武雨琴、汲书田，下辖渠县、大竹、邻水、广安、长寿、垫江、梁山，共7个中队。万县大队负责人为夏戎、石清玉，下辖万县、忠县、开县、云阳、城口、奉节、巫山、巫溪八个中队和三个直属中队。涪陵大队负责人为梁岐山、赵铎，下辖秀山、酉阳、黔江、彭水、武隆、涪陵、南川、丰都、石柱九个中队。整编期间，川东支队县、团以上干部听了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曹荻秋等领导同志所作的前方战况和新区工作报告，听了常德地委、市委领导同志关于新区情况、接管工作、征粮工作等经验的介绍。
重庆支队整编后，支队长为郭焕中，政委陈筹（到彭水后，支队长为李久恒，政委许德）。所辖第一大队大队长胡润吾（后为史景新），政委张文绪，副大队长郭克刚。第二大队大队长张明远，大队政委王玉珏。第三大队大队长李久恒，政委高兰戈。财经大队大队长汤化愚，副大队长程明轩，政委田景风。由职工大队和学生大队各两个中队组成的工会大队大队长陈其祥，政委邵子言，副大队长杨登福，副政委尚天善。为适应重庆青年运动工作的需要，重庆支队还组建了青委大队，负责人为李止舟、曾德林、田伯萍、周海如、高维新等。去重庆作妇女工作的10名同志，也编入青委大队一道行军。
公安支队在常德与三兵团组织部长刘明辉率领的三兵团公安工作队合并（包括二野军大三分校的部分干部学员），组成了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即重庆市公安局），由刘明辉任部长（局长）。这时，公安支队已达1000多人，分为三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刘国华，政委邓家辉，副大队长焦成；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杨正凡；三大队大队长于忠德，政委郝建。另由周兴、赵苍璧抽调公安支队部分干部筹建西南公安部。川南支队到达湘西桃源进行整编后，由杨寿山任支队长，李大章任政委，彭涛、卢仁灿任副政委。按接管地区分为宜宾、乐山、资中、泸州、自贡和财经、新闻7个大队。一大队（宜宾）大队长兼政委陈林，副大队长黄藩、李跃东，副政委王愚；二大队（财经）大队长段其寿，政委罗家镐、李超伯；三大队（乐山）大队长兼政委王觉民，副大队长张在福，副政委董启勋；四大队（新闻）大队长李力众，政委陈阵，副大队长丁立；五大队（资中）大队长王宗琪，政委陈刚，副大队长胡俊德，副政委刘安；六大队（泸州）大队长胡国均，政委廖林生，副政委徐坚；七大队（自贡）大队长兼政委曾谋，副大队长李唐基，副政委葛平。支队还编有一个直属中队，行军中委托二大队代管。
云南支队抵达长沙后不久，集中在岳麓山畔的马家坪、银盘岭一带进行总结与评模。10月27日，连以上干部听了邓小平传达的中央会议精神，又请湖南省委书记金明介绍了湖南省的接管情况，邓子恢作了《关于新区工作方针》的报告。还先后听了宋任穷所作的关于《共同纲领》的传达报告，支队长刘林元作的《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与任务》的报告，以及马继孔关于人民政权的性质及各种制度的报告。全支队同志还学习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等。与此同时，各大队在进行行军小结的基础上，开展了评选模范活动。
在此期间，在长沙待命的200多位学生编入云南支队。分配到云南的二野军大一团的1、3两个营，于10月底到达长沙，正式划归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领导。以后行经邵阳、芷江等地时，又招收了100多人。至此，连同尚未会合的财经大队的人员，全支队人数已达5000人。
贵州干部队已编入西南工作团，参加接管贵州。
这次涉及全团2万多人的大整编（包括二野部队、二野军大及各分校抽调组建的地方工作队）。每个支队一般只化了四五天就定下来了。名单公布后，各人立即背起背包到新的编队报到。许多人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整编后，按新编队列分头研究各自即将接管地区的情况和工作部署，以及与地下党和游击队会师等问题。
11月3日，二野前委在湖南常德召开了接管工作会议。刘伯承和邓小平分别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和中央关于进军西南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张霖之在会上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接管川东和重庆的政策方针及步骤。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
三、紧随野战军的胜利步伐前进
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开始了。
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南战役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敌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部署。以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10军为左翼，向贵州进军，“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向川南挺进，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逃往云南的退路；以三兵团11、12军和四野47、50、42三个军为右翼，由川东进军，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部；以18兵团和一野第7军从秦岭南下，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后，迅速南下，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部于四川盆地。二野四兵团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白崇禧部，聚歼白部残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西南服务团各支队的进军序列是；参加解放和接管贵州的西南工作团，紧跟五兵团向贵州挺进，云南支队也跟随五兵团经贵州去云南。川南支队随五兵团和三兵团10军，经贵阳、毕节去川南。重庆支队、川东支队、公安支队等则紧跟三兵团由川东方向直入四川。
战役一开始，西南服务团各支队也就紧跟作战部队出发了。在这以前，特别是刚出发时，还可利用交通工具代步，在这以后基本上全靠双脚步行，所以这是一段更艰苦忑紧张的行军。
出长沙、常德、桃源等地不远，就进入了湘黔、湘川边境的大山区。这里山高路险，层峦叠障，加上阴雨绵绵，气候寒冷，有的高山上已是白雪皑皑，路滑难行。由于我军攻势猛烈，国民党官兵闻风丧胆，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为了不让敌人跑掉，我军每天行程都在百里以上。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要求西南服务团各支队紧紧跟上野战部队，做到解放一座县城，就接管一座县城。为此，西南服务团各支队的行程也大大加快了，每天也得步行百里以上。这对于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工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许多同志脚上打起了血泡，仍然“扭着秧歌”忍痛前进。当时已是初冬季节，一出常德即风雨交加。每人一小块油布遮不住风雨，淋湿了棉衣，汗水又浸透了衬衣，寒风一吹，冷得打抖；雨水和汗水融合在一起，流进嘴里给人一种苦涩的味道。至于摔跤跌倒，已成常事了。到了晚上宿营，穿着湿衬衣，盖着湿被盖，常常半夜冻醒。加之随处宿营，又不能经常洗换衣被，许多同志身上都长了虱子，大家仍乐观地称之为“革命虫”。由于进军部队太多，常常因号不到住房，只好睡牛棚、猪圈，甚至露宿旷野，半夜冻醒了，起来踏踏步，跳一跳，再打个盹，早上醒来一身白霜。进入新区后，由于一时征集不到粮食和蔬菜，只好买农民的红薯或玉米来充饥。买不到蔬菜，就用盐下饭，有时就只好饿着肚子行军。沿途还有国民党部队残余或土匪的骚扰和袭击，川东支队有的同志在行军途中或深夜起来解手，被土匪绑架或被杀害了。
在艰苦的行军中，各支队、大队、中队的领导真正做到官兵一致，与大家同甘共苦，许多团以上老干部、老红军，把配给自己的马匹让给病号和体弱的同志乘骑，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还常以红军长征等革命战斗故事，鼓励大家以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广大党、团员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还有搞民运的同志，都主动帮助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米袋，有的人背上三、四个背包，或者四、五根米袋，还一路有说有笑。各中队自行组织的宣传队和沿途编写的行军快报给大家加油鼓劲。队伍里歌声不断、斗志昂扬、奋勇直前，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到了宿营地，大家不顾日行百里的跋涉劳累，放下背包就向驻地的群众开展宣传工作，拉家常、为群众挑水、劈柴等，让新区人民了解解放军，了解党的新区政策，消除群众的种种疑虑。许多中队还节约粮食、食盐，送给穷苦群众。不少同志见到很多山区人民没有衣穿，甚至只能用破衣片遮羞，就把自己的衣服甚至毛衣送给他们。大家目睹新区人民和少数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深受教育，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为解放大西南服务的决心。
每天早上队伍出发，各中队的民运工作组还挨家挨户访问群众，检查借的东西还清了没有，地扫干净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买东西给钱没有，走时向群众道谢并征求群众的意见没有。为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在经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时，许多队伍露宿荒野、街头；路过回族聚居的村庄，部队不吃猪肉，不借群众的锅瓢碗盏。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先后到达目的地。
云南支队由于路程较远，行军的时间也比其他支队长。11月16日，全支队从长沙出发，直到1950年3月才抵达目的地。他们从长沙坐了一小段火车至湘潭，然后将一些体弱有病的留下成立支队留守处，其余人员于18日由湘潭出发，徒步行军经邵阳，冒雨跨越海拔1934米坡陡路滑的湘西峻岭雪峰山。经榆树湾（今怀化）时，受到国民党残匪袭击，就有同志在这次袭击中牺牲了。12月8日，到达湘西名城芷江（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签字地点），胜利完成第一阶段l000里的湘西行军。全支队在芷江休整和学习时，从电台得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于12月9日通电起义的消息，群情激奋，加快了行军步伐。12月11日，继续沿湘黔公路西进。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黔岭盘山路上，冒风寒，踏泥泞，经玉屏、镇远、马场坪、贵定等地，于12月27日在群众夹道欢迎中进入贵阳市。在此，大家听了宋任穷所作的《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作风》的报告，听了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所作的形势报告，还听了马继孔所作的《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报告，举行了行军中的首批入团团员宣誓大会，除夕和元旦又与当地军民一起举行了解放后的第一个联欢会和迎新晚会。元月2日，全支队人员继续踏上征途，沿滇黔公路西进，到安顺后，即进入险峻崎岖的黔西山区。一天翻越一、二座大山，就是百余里行程，著名的24道拐就在这一段路上。途经我国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于1月11日到达普安，休整10天。全支队进行了总结鉴定，评选行军模范，学习新区政策，并和当地军民一起，举行了“庆祝西南解放”的联欢大会。1月22日到盘县，财经大队的同也随后到达，这时全支队人员全部汇齐。在盘县休整的半月时间里，全支队人员与当地驻军五兵团105团、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罗盘支队（滇桂黔边纵队已开创滇东南、滇南、滇西北、滇西、滇东北、滇中、滇北等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武装3万多人）和当地机关干部、群众上万人举行军民会师联欢大会。2月6日离开盘县越过滇黔交界处的胜境关，9日抵达云南沾益。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组成慰问团前来慰问，并举行了友谊联欢会，欢度到达云南后的第一个春节。2月20日，全支队人员乘小火车抵达昆明市郊小石坝进行整编分配工作，至此，云南支队5个多月时间的行军历程宣告结束。
西南服务团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全团同志向西南的胜利进军。他们一路上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模范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挥了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紧随野战部队胜利前进。全团同志在学习训练的基础上，又经受了这一艰巨的行军考验，培养了大家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思想品质。如果说前阶段集中学习，使大家在理论上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那么，这次艰巨的行军，又使大家在实践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