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奉献在西南的西南服务团（来源/团史）

    西南服务团所属各队，紧随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部队，从1949年11月上旬到1950年3月，先后到达贵州、川东、重庆、川南和云南等各个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各大队的同志基本上按照行军途中预定的组织配备下到地方，和其他军队干部、地下党、游击队的同志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接管建政工作和征粮剿匪等斗争。随着人员陆续分配到各个地方走上新的岗位，西南服务团的各级组织也就自然逐渐结束工作。从此，分布在西南各地的西南服务团成员，不仅在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中成为骨干力量，而且大部分同志在西南地区长期安家落户，把大西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为大西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乃至毕生。他们用自己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实现着西南服务团的光荣使命和宗旨；他们以无私的奉献和出色的业绩，不断为当年的西南服务团增光添彩。

一、完成接管建政任务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经历艰苦的行军，先后到达目的地后，首要任务就是完成接管建政工作。当时大家一不计较工作地点，二不挑剔工作部门，三不计较生活待遇（当时都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随五兵团前进的西南工作团，于11月4日抵达刚解放的黔东门户玉屏县，留下了第一批干部，开始了贵州省的接管工作。11月15日，我军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市，西南工作团于20日抵达贵阳，立即投入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接管工作。11月9日川东门户秀山县城解放，随三兵团前进的川东支队涪陵大队秀山中队，于I1月20日进入秀山县，立即投入了接管工作。这是四川省接管的第一个县。

    11月11日，四川酉阳县解放。11月下旬刘、邓首长路过酉阳时，接见了涪陵大队负责人赵铎、王达，并作了如下指示：“酉阳地区是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省交界的地方，历来是土匪窝子。国民党专员庹贡庭留下了几万条枪，土匪很快就要起来，你们以酉阳、秀山、黔江三个县建立一个专区，准备剿匪。”刘、邓还说：“这是和贺龙同志研究的意见。”根据这一重要指示，涪陵专区分为酉阳、涪陵两个专区，涪陵大队也随之一分为二。分配到酉阳地区的干部先后投入秀山、酉阳、黔江三县的接管工作。梁岐山任中共酉阳地委书记，三兵团11军补充师师长伍国仲任军分区司令员，梁岐山兼政委，赵铎任副专员。他们进入工作岗位后，迅速同地下党会师，一面接管旧政权，一面开展征粮工作，支援前线，保证大批过境部队的供给。

    11月28日，四川涪陵县城解放。涪陵大队进入了接管工作岗位，由11军后勤部长王子清任涪陵专员，12军36师政委刘昌任中共涪陵地委书记，师长邢荣杰任军分区司令员。下辖涪陵、彭水、武隆、南川、丰都、石柱、长寿7个县。11月下旬，三兵团迂回包围重庆市。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仓惶乘飞机逃跑。当天，我军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市。国民党反动派在撤退前夕，于11月27日，将关押在歌乐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惨案。消息传来，西南服务团的全体同志，特别是重庆支队和公安支队的广大干部，无不义愤填膺，决心为烈士们报仇雪恨，于是各支队加速前进。

    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中共重庆市委及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进入市区。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军管会委员有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秘书长罗士高、副秘书长卢耀武；公安部部长刘明辉；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王蕴瑞（12月18日王调走，由杨松青接任）；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副主任宋学武；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副主任万里、沈兰芝；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程占彪，副主任肖鹏；后勤接管委员会主任邓存伦、副主任黄以仁；房地产接管委员会主任张际春（兼）、副主任汤成功；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副主任陈斐琴。同时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为陈锡联，第二书记张霖之，第三书记曹荻秋，市委常委有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白戈。市委委员有陈锡联、张霖之、曹获秋、任白戈、段君毅、罗士高、刘明辉、李震、康乃尔、张文澄、万里、王近山。12月11日，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获秋、罗士高任副市长。重庆市警备司令部也于12月7日成立，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王近山任司令员兼政委，12军副军长萧永银任副司令员。

    重庆支队、公安支队，以及新闻、财经、文艺、技术、邮电等专业队伍的人员也先后到达重庆，立即按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接管工作。12月10日，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任社长、由原晋绥日报总编辑常芝青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刚解放的重庆市创刊了，重庆市的人民奔走相告，热烈欢呼：“《新华日报》回来了！”

    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后，认真贯彻在常德召开的接管工作会议确定的接管方针；一是自上而下按系统接收，二是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军管会分别召开的工人、学生、妇女、文教、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军管会7个接管委员会和1个部的领导干部和派出的军代表，则分别与有关部门原负责人和留用人员见面，讲解政策，安定人心。在接收方法上，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农林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未接先管的方式。共接管了大小单位374个，接收员工10万多人，12月份即给他们发放生活费两次，使全市员工很快安定下来。

    12月6日，军管会发出布告，明令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并逮捕了两起冒充解放军接收的首恶分子，立即处决。12日，又颁布了《匪兵溃散官兵登记办法》和《非法武器电台收缴办法》。截至20日，共登记伪将、校级军官217名，尉官以下约6000人，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电台。在此期间，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还破获各类案件600多起，并逮捕1300多名潜伏匪特。军管会颁布了《重庆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经过上述各项治安措施，全市革命秩序逐渐建立。

    为了建立新的财政金融秩序，促进市场恢复，军管会于12月10日发出布告，明令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币制，宣布国民党银元券作废，限期进行收兑，使人民币迅速成了市场主要流通媒介。1950年1月12日，又禁止银元流通和黑市交易，使人民币稳步占领市场。19日，开办了折实储蓄业务，集中人民手中游资，增加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财力。接管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公私工商企业恢复生产和营业。市内轮渡航线和长江航运，以及成渝、川黔公路相继通航、通车。与此同时，文教、房地产等部门的接管工作也顺利进行，取得了很大进展。至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开幕，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从此，重庆市走上了正常管理阶段，人民政府的职能开始得到发挥。

    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在行军中直属二野后勤部，一路上担负着繁重的修桥补路任务，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进军。到达重庆后，根据各人的技术专长，分别分配到西南铁路局、西南交通部、西南水利部、西南农业部、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西南或重庆建筑公司等部门参加接管工作。

    文艺大队到达重庆后，多数同志参加了于12月25日成立的重庆文艺工作团，部分同志参加了西南和重庆市文教部门的接管工作。

    邮电队到达重庆后，重庆市军管会任命二野通信处正副处长旷吉泉、叶云章为电信部正副部长，任命郭克刚为邮政部长，负责对国民党交通部、电信总局（办事处）、第四区电信管理局、重庆电信局、川东邮政管理局、邮政储汇局以及资源委员会，电信一厂、三厂等单位进行接管工作。从华北局调来的许琦之担任西南邮电局局长，随他同来的一批人员参加了上述接管工作。成都解放后，许琦之又派郭克刚于1950年1月1日带领人员到成都，在成都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会同随解放军18兵团进川的邮电人员一起，对四川邮政管理局进行接管。还派李春生、聂其惠等同志去贵阳，李士杰、李在永、魏长湖等同志到合川、万县等地进行接管工作。新闻队所属的出版人员到达重庆后，一面开始接管工作，一面着手组建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1950年1月3日，门市部在黄家垭口原正中书局旧址正式开业，亮出了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红彤彤的大字。开幕当天，从早到晚，人山人海，店堂挤得水泄不通。从此，这家书店，承担起了向西南广大人民传播革命的进步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光荣任务。

    工会大队到达重庆后，立即组建了重庆市总工会，由李震任主任，邵子言为副主任。青委大队到达重庆后，与地下党组织负责青运工作的3个组织汇合。这3个组织是：廖伯康、向洛新领导的新青社；刘康领导的民青组织；王竹领导的民协组织。汇合后共同组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康乃尔任工委书记，李止舟任副书记。由甘棠负责，组建了重庆市妇联筹委会。

    重庆解放后，川东支队迅速进入重庆市南岸，在黄山、黄桷垭建立了中共川东区党委和行署领导机构，由二野三兵团政委谢富治任区党委书记，三兵团副政委阎红彦为第一副书记，魏思文为第二副书记。阎红彦任川东行署主任，魏思文、余际唐任副主任。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政委谢富治。

    四野一部沿长江而上，于12月上旬先后解放了万县、巫山、巫溪、奉节、云阳等县市。川东支队的万县大队即经涪陵沿江而下，于12月12日到达万县，进入工作岗位。由11军军长曾绍山任万县市军管会主任，夏戎、丁国钰任副主任，军政委鲍先志任地委书记，夏戎任副书记，石清玉任副专员。12月初，壁山解放。壁山大队抵达后，由张庆林任地委书记，熊宇忠任地委副书记，韩明任专员，军分区司令员为窦尚初（后为李德生）。辖壁山、合川、江津、巴县、江北、大足、綦江、荣昌、永川、铜梁、北碚11个县。

    12月3日，泸州解放，泸州大队进入接管工作。18军53师政委王其梅任泸县军管会主任兼泸州地委书记，邓垦任专员，廖林生为副专员。辖叙永、古蔺、古宋、泸县、富顺、隆昌、纳溪、合江8个县。

    12月5日，自贡市解放。随二野五兵团18军和三兵团10军由贵州经泸州到达自贡的川南支队，立即投入接管工作。李大章任中共川南区党委书记，彭涛任第二书记，18军军长张国华任行署主任，郭影秋任第一副主任，刘披云任第二副主任。川南军区由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0军军长杜义德任司令员，政委李大章（1950年1月底，区党委和行署迁泸州）。自贡市由10军政委王维刚任军管会主任兼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杨寿山任第二书记，曾谋任第三书记和军管会副主任。12月23日，中共川南机关报《川南日报》在自贡创刊，社长陈阵、副社长李立众。新华社川南分社也同时成立，社长李立众。

    12月6日，内江解放。资中大队到达内江后经请示决定资中地委、专署设内江。由陈刚任资中地委书记兼内江军管会主任，王宗琪任地委副书记，10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励任军管会副主任、专署专员，史子才任副专员。辖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仁寿、井研、威远、荣县8个县。

    12月10日，大竹解放。大竹大队到达后，迅速建立了地区领导机关。由11军32师政委高治国任地委书记，武雨琴任地委副书记，吴智铭任专员，32师师长何正文任大竹军分区司令员。辖渠县、广安、大竹、梁山（梁平）、邻水、垫江6个县。

    12月11日，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宜宾解放。宜宾大队抵达后，由陈林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和军管会主任，赵卓如任专署副专员。辖宜宾、南溪、江安、长宁、兴文、庆符、高县、筠连、珙县9个县：12月16日乐山解放。乐山大队抵达后，由30师政委鲁大东任乐山地委书记兼乐山军管会主任，30师师长马忠全任专员，叶兆麒任副专员。乐山大队所属人员分别到乐山、犍为、沐川、屏山、峨眉、峨边、马边、雷波等县开展工作。至此，贵州、重庆、川东、川南均已解放。

    行经湖北宜昌待命的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在霍衣茹率领下，于1949年12月下旬由宜昌乘轮船到达重庆，人员由西南财委统一分配。直属第三支队，由李晨、许风翔率领乘船离宜赴渝，于1950年1月3日抵达，由西南局组织部分配工作．直属第四支队，由屈兴栋、邓止戈率领于1950年1月7日乘船离开宜昌，第四中队在万县登岸参加了梁山（梁平）征粮工作，其余各队到重庆向西南局组织部报到后进行分配。其中部分同志调至川北行署，由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分配工作。西南服务团南京留守处的800多人，亦于1950年1月中旬乘船由南京抵达重庆，按各人原属建制归队分配工作。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率领原云南保安部队组成的两个军在昆明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令陆军参谋长汤尧率领国民党第8、26两个军进犯昆明。卢汉在我滇桂黔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奋起反击国民党军的进犯。同时，急电向二野刘、邓首长呼救。刘、邓首长即令五兵团17军49师自贵州安顺星夜驰援昆明，敌军闻讯后，即向蒙自、个旧地区撤退，准备在滇南负隅顽抗，并有逃往国外的企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发现敌军这一企图后，即令四野38军151、114两个师，由广西白色、田州向云南边境前进；令二野第四兵团13军从广西南宁附近向云南蒙自前进．这两支兄弟部队在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下，在滇桂黔边区纵队的积极配合下，14天行程900公里，于1950年1月11日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日控制蒙自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的空中逃路。至2月19日，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第26军和第8军大部，共歼敌27000人，活捉已升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仅少数残敌逃往国外。

    为了作好云南的接管工作，中央明确提出云南的工作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中共中央西南局也作了具体指示。1949年12月，云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侯方岳到贵阳向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介绍了云南党的斗争史；1950年1月11日，宋任穷和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在贵州盘县会见，互相通报了情况。1950年2月5日至14日，四兵团、云南支队、中共地下党省工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贵州的安龙会晤。到会的有宋任穷、陈赓、郭天民（四兵团副司令员）、周保中、李明（即林李明、滇桂黔边区纵队政委）、郑伯克等。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委员会，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周保中、李明、郑伯克、庄田（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员）、刘林元、郭天民、牛树才（在皖南，后未到职）为委员。会上，周保中传达了路过北京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时的讲话，强调党内团结，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的统一和一致在云南尤为重要．会议在分析了云南的情况后统一了认识：一、首先搞好内部会师，加强党内团结以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统一了思想，取得思想上、政策上、步调上的完全一致，达到在省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二、打通干部思想，防止“左”的思想情绪。指出卢汉在云南曾镇压过革命运动，杀害过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但他毅然率部起义，归降人民，并对以前的罪过有所检讨，应当欢迎。对卢汉讲统一战线，积极地团结他和他的部属，完全是从整个人民利益，也是从云南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说服教育部分与卢汉有仇恨的云南籍干部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把团结党内、团结群众、团结改造卢汉三者结合起来。三、接管的步骤是：在未与卢汉协议前，一切均不接管，在与卢汉正式协议并经中央批准后，才正式接管。四、所有干部要发扬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团结改造旧人员。会议确定最初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统一战线。会议还拟定了《云南接管工作纲要》、《入城纪律守则》，研究了财政经济、征粮、剿匪等问题，制定了征粮，税收、金融、贸易等各种条例和办法。

    2月13日，在云南沾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兵团、五兵团各一部分和四野38军340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6支队；云南地下党，还有云南起义部队等共7千多人。

    2月20日，四兵团在昆明举行入城式，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昆明，受到15万昆明市民的夹道欢迎，云南支队的全体同志也于20日从沾益乘窄轨小火车抵达昆明市郊的小石坝，进行整编待命分配工作。

    2月22日，昆明市10多万人集会，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24日，召开了全省地、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云南全省解放，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云南省委正式成立。3月4日，又召开了各方面党员干部2000多人参加的会师大会。为了作好统一战线工作，宋任穷等领导同志还登门拜访了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先生，并对云南一批头面人物、政界要人作了大量工作。

    经商得卢汉等人同意，云南省的接管工作从1950年3月4日开始。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发出公告，由陈赓任军管会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委员为郭天民、郑伯克、安恩溥、潘朔端、谷景生、谢崇文、曾恕怀、胡荣贵等。马继孔任秘书长。军管会下设工业、财经、政务、交通、文教、卫生、军事等7个接管部和一个公安部，统一对全省暨昆明市进行接管工作。

    昆明市由谷景生任市委书记，潘朔端任市长。

    3月4日，《云南日报》创刊，袁勃任社长兼总编辑。昆明人民广播电台同日成立，并对外播音，黎韦任台长兼总编辑。新华通讯社云南分社同时成立，张更生任分社社长。昆明市军管会邮政军代室总代表于淳，副总代表曹茂先，率领人员接管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邮政部门。由四兵团戴其萼为电信军代室总代表、沈毅为副总代表，率领人员分别接管了原第五区电信管理局、省电话局等部门。

    当时云南省有60多个县城为滇桂黔边区纵队解放，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派了县长。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地边远地区，由四兵团13、14、15军在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肃清反动势力的同时进行军事接管和建政工作。昆明市周围的玉溪、楚雄、武定、曲靖、宜良等地区则由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派出干部，会同当地边纵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并按党中央关于“云南工作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原则，共同进行接管建政。

    云南支队各大队在小石坝进行整编后，人员陆续分配去各地参加接管工作。一大队人员于3月7日到达玉溪专区。岳肖峡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温宗姜任副书记，孙振华任专署代专员。并派出人员对所属玉溪、江川、河西、澄江、呈贡、晋宁、峨山、华宁、通海、昆阳、新平、易门12县进行接管建政工作。

    整编后的四大队人员于3月9日到达武定专区．梁家任地委书记，宿士平任专员．派出人员对所属武定、禄劝、富民、罗茨、昆明等县进行接管建政工作。

    整编后的五大队人员于3月9日到达楚雄专区，郝化村任楚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派出人员对楚雄、双柏、牟定、南华、姚安、大姚、盐丰、永仁、禄丰、盐兴、广通11县进行接管建政工作。

    整编后的六大队人员，到曲靖地区参加接管工作。祁山任地委书记，樊子诚任专员．派出人员对乎彝（后改名富源）、宣威、马龙、嵩明、寻甸等县进行接管建政工作．3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成立了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宋任穷、周保中为副丰任；成立了云南省人民政府，陈赓任主席，周保中、张冲、杨文清任副主席。马继孔任省政府秘书长。

    云南全省的接管工作至5月中旬基本结束。至于乡、村基层政权，除边纵根据地外，其他地区均暂时有控制地利用原有的保甲制度，有土司制度的民族地区继续维持土司制度。至此，全省共接管了省级和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单位139个，1个省辖市，12个专区，113个县，15个设治局，2个对汛督办区（处理外交兼办行政的机关，即今河口、麻栗坡县），接收各类军、政、公教人员5.5万多人。

    云南解放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征粮和统一币制。根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和滇桂黔边纵队实行地方化，在中共云南省委统一领导下，担负剿匪、征粮和推行人民币占领市场等工作。

    云南省在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当时，有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有云南地方政府自行铸造的“半开”银元，边疆部分地区还通用缅币、越币、法国法郎等，有的还用棉纱、鸦片等计价流通。为此，宋任穷在大部队进入昆明以前，便指派毛更甦、刘华等组成财经小组，先进入昆明市作好充分准备，在昆明市军管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布告全省，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昆明市军管会财经接管部长吴作民等带领财经大队人员，分别对云南省和昆明市的财政、金融、税收等部门进行接管工作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铺开，到1950年底，使人民币站稳了市场。并负责安排组建了全省13个专、市和130个县的财政科、税务局、人民银行和贸易公司，至1950年10月1日基本完成，使全省财贸职工发展到万人。在剿匪、征粮、推行人民币的基础上，全省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全省局势基本稳定。

    1950年3月，我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下，开始向西藏进军。一些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的嗯望，又随18军进军西藏。他们有的到西藏去办报，有的到西藏去参加组建公安机关，有的在西藏从事经济工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在征粮剿匪斗争中经受严峻考验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到达各地后，同部队和地下党同志一起，一面紧张地进行接管工作，一面就地招收培训了一批本地的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其中许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或有联系的积极分子，以及旧政权的留用人员等。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和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一起，开展了1949年度的征粮工作。

    征粮，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早在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南京给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报告时就说过，这次到西南，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不仅我们进去的几十万部队要供应，而且，国民党的上百万军政人员要全部养起来，还有国营企业的20多万职工也要吃饭。能不能把西南搞好，首先就看我们能不能养活这批人。

    西南地区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和敌特组织密如蛛网，惯匪活动猖獗，临解放前夕，国民党又在西南各地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人，安排了潜伏特务，配发了电台、枪支、弹药、经费；起义部队中的少数人顽固不化，心怀叵测、蠢蠢欲动；加之部分国民党军队溃散的反动官兵，藏匿各处，窥察动向，以求东山再起。因此，当征粮工作先后在西南各地展开时，这些反动封建势力沆瀣一气，胁迫群众参加，发动了针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如四川酉阳地区，国民党四川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庹贡庭，组织“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自任总司令，于1950年1月下旬纠集两万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一度攻占了秀山县城。酉阳、黔江县城曾被暴匪围困。庹匪用电台向台湾蒋介石报告，狂叫要“攻占酉阳，直出涪州，反共复国”。他们攻打我县区机关，杀戳我干部和群众。地委驻酉阳涂市乡工作队长韩发孔等十余人被残酷杀害。涪陵县国民党参议长蒲师竹与惯匪头子谭席珍等串联“刀几教”匪部，组织“民众保卫救国军”（又称“九路军”），胁迫上万群众参加暴乱。当时，酉阳、涪陵两个地区的9个县，县县都发生土匪暴乱。

    在川南，国民党国大代表、川北师管区司令樊巨川，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1950年2月，樊带领“游干班”骨干30多人和大量武器，从成都潜回简阳县，勾结八区（洛带区）恶霸地主张吉彬、“土皇帝”刘惠安、流散在该区的胡宗南部副师长马烈，以及养马区惯匪头子黄相等，以乡、保武装和惯匪为基础，胁迫部分群众，拼凑成号称三万人的“第一军”。他们把全县划分为三个片，一片设一个师。马烈、刘惠安任前线正副总指挥，于4月14日起在洛带等8个区先后发动暴乱。9天时间里，我解放军指战员、征粮工作队员、机关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被杀害的就有160多人，被杀害和逼死的无辜群众达1200多人，30万斤公粮被抢劫，800余间房屋被烧毁。国民党交警第12总队少将总队长、军统特务田动云，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接受了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关于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布置，带领他的交警残部，纠集起义部队中的叛乱分子，串联川滇黔边惯匪，在三省交界处建立了“川滇黔人民反共游击军”，自任总指挥，架设电台，直接与台湾联系。在毛人凤的摇控指挥下，先后骚扰川滇黔边22个县，抢夺公粮，杀害我地方军政人员与无辜群众，袭击我区乡政府，使兴文、屏山等县一度为土匪占领。

    在云南省的一些地方，接管后不到一个月，即接连发生土匪暴乱。1950年4月1日，峨山、新平等四个区土匪同时暴乱。接着，平彝县国民党区长、恶霸地主尹烈昭勾结贵州保安团长余启佑，聚集匪众千余人发动暴乱。到5月底，云南全省暴乱土匪即达250余股，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匪众达10万多人。尤其是一些起义部队和混杂在留用人员中的反动分子，与土匪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使我工作人员猝不及防。如以国民党团长王跃云为首的暂编13军34团，以副团长代国珍为首暂编13军直属团，以及伪元永井税警队等成建制的起义部队叛变，使我方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1950年1月至5月，由国民党残余军队、特务、游干班的反动分子，起义后叛变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反动封建地方恶霸、惯匪等纠合一起的土匪武装以抗粮抗税为号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发动反革命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西南地区参加暴乱的土匪共约百万之众。他们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抓住我征粮工作队员就杀，有的用毒刑拷打后，再削鼻、挖眼、割舌、剥皮、掏心、活埋、火烧、碎尸等，手段极为残酷。不少县、区、镇被土匪侵占后，老百姓被杀害，财物被抢动，牲畜被宰杀，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奸。一时之间，西南许多地区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尖锐的阶极斗争说明，征粮必须剿匪，不剿匪无法征粮。征粮剿匪成为西南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垂死的反动封建势力的一次大较量。

    为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保证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作出部署，将刚刚结束战斗的野战部队派往各地执行剿匪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经过一年的清剿，消灭了西南地区的土匪活动，实现了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提出的“以最大决心、最快速度剿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要求。然后又组织部队对流窜几省交界地区的残匪进行了会剿，全部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西南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土匪之害（据当时西南军区史料记载，至1950年年底止共消灭土匪961322人，其中川东193095人，川西83775人，川南293208人，川北80442人，云南62204人，贵州213003人，西康35595人）。

    在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许多同志战斗在征粮剿匪斗争的第一线，与土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个个表现出人民战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椐不完全统计，有200多名西南服务团成员在征粮剿匪中壮烈牺牲，他们面对敌人枪口，没有一个表现畏惧退缩。

    一些老同志在土匪暴乱时，更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率领征粮工作队员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如四川酉阳地委工作队队长韩法孔，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曾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过贡献。1950年2月，他和计子炎（入伍前在常州读书时曾参加地下新青团）等五位同志，正在酉阳涂市开展征粮工作，突遭土匪庹贡庭部数千人的包围，韩法孔当即率领工作队突围，有三位同志牺牲了，韩法孔和计子炎的子弹也打光了。他们为了不让武器落到敌人手中，砸烂枪支。计子炎从敌人手中夺过马刀，砍翻10多个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土匪杀害。韩法孔受伤被俘后，坚贞不屈，大骂敌人，被敌人割舌、剜眼，活活整死。又如，1938年参加革命的张盾同志，到云南后，任通海县县长。当通海县恶霸地主吴光鼎、郭增寿于1950年4月18日发动反革命暴乱时，他率领13军一个连和滇中独立团一个连，主动出击。经过三天的战斗，打跨了土匪近万人，使全县恢复了正常秩序。7月下旬，他亲自到杨广蹲点，突遭江川县叛匪金绍云部的袭击，不幸中弹身亡。再如，1941年参加革命的王启勋同志，到云南后担任易门县县长，他到通惠区工作时，遭土匪滇西纵队围攻。他即组织区政府干部进行反击，在与叛徒拼死搏斗中击毙叛徒一人，击伤二人，最后因子弹卡壳，身负重伤而牺牲。

    有些同志明知征粮任务重，敌情复杂危险，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都争挑重担，主动要求到环境艰苦的基层工作。如云南峨山县委组织部长张逸民，县委指定他留县工作，他却坚持要求下乡剿匪，于是就带领起义部队一个团，将攻占甸三区之匪一千多人击溃，先后收复两个区政府所在地，并继续在区乡帮助工作，后因遭另一股土匪突然袭击而被杀害。四川省内江县委组织部女干部共产党员巫萍，1946年参加革命，到达内江后，看到农村征粮剿匪需要人，她坚决要求到区乡工作，县委派她到便民区松柏乡任征粮工作组长。当土匪进攻区公所时，她和区上的同志一起抵抗，有12名同志先后牺牲，因弹尽寡不敌众，巫萍不幸被俘。但她仍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她还教育看守她的人弃暗投明，不要再为匪首卖命。最后她壮烈牺牲。为缅怀巫萍烈士，人们将她牺牲地点改名为巫萍乡，将一所新办的小学也定名为巫萍小学，1958年当地修建的水库命名为巫萍水库。

    一些来自京（宁）、沪等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学过武器使用知识，不少同志甚至连枪也没有摸过。但是，在征粮剿匪斗争中，在老同志的带领下，他们拿起武器，勇敢地迎接战火的考验，补上了战争锻炼的一课，有的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约占200多名牺牲战友的70%以上。如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应变会主席、南京“四.一”示威游行的总指挥董俊松，到云南后被分配到玉溪地区江川县工作。他带领小分队下乡征粮，忙碌了一天，返回渔村时，因不知道起义部队34团已经叛变而被捕。董俊松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向乡亲们告别，牺牲时年仅25岁。这位学生运动的骨干、行军中的模范，实现了他“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切”的誓言。原无锡市忠勤高级职业学校学生谢松涛，到四川后被分配在资阳工作。1950年1月，他带领工作队在城西乡开展征粮工作，29日晚，被叛变的县自卫队副大队长陈专武等绑架到沱江边，杀害后被开腹剖肚，挖出肠胃，塞入鹅卵石沉入江底。1950年2月，资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原城西乡改名为松涛乡，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

    这些牺牲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但是立场坚定，斗志旺盛，有的被俘后，任凭土匪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仍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凛然正气。如云南禄丰县征粮队员李粹华受伤被俘后，他坚持不泄露其他同志的姓名和地址，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万恶的土匪脑羞成怒，先割下他的耳朵、舌头、生殖器，又挖掉眼珠，直到剖腹掏心。1950年8月2日，中共曲靖地委工作队员李承和，到田家堡子工作时，被伪装成农民的土匪突然抱住而被捕，土匪对他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土匪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游村，又将他绑在树上逼他投降。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最后用刺刀挖开了他的肛门，拉出肠子，拴在一根树杆上，然后一放手，树杆失去压力往上弹起，就这样将李的全部肠子一起拉出，令人惨不忍睹。李承和烈士牺牲时才21岁。四川壁山专署民政干部汪树人，在开村民大会时，突然被土匪包围，突围时不幸被俘。他坚强不屈，痛骂群匪，残暴的敌人把他打成重伤。被我军救出后，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当时，他年仅16岁。

    1950年2月23日，分配到内江贸易公司的西南服务团成员顾立荣、李胜利和二野军大的鲍宾通、冯国铭、顾楠（即顾国梁）等5人，从内江押运30多条船的食糖去重庆。途经富顺县丁家渡时，押运船只的起义部队72军一个连，在反动副团长陈超的率领下叛变，与早已勾结好的匪首刘希亮一起抢劫糖船。顾立荣等五位同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并于第二天被杀害在富顺县起风乡。这五位同志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活埋，无一屈服。当时富顺县的同志不知他们的姓名，作为无名烈士埋葬。直到1987年，内江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和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会同商业局，财政局、民政局等单位派员查明情况，找到了他们的遗骸，并经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五同志为革命烈士。

    面对如此尖锐残酷的敌我斗争，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他们冒着随时可能遭到土匪袭击的危险，克服了情况不明，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还有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等种种困难，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地走村串户，宣传征粮政策，组织公粮入库，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完成了规定的征粮任务，保证了军民需要，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财政，恢复生产，安定民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为建设大西南奉献毕生

    西南地区的匪患基本平息后，各地紧接着进行了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运动，各乡都培训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相继成立各级农民协会，逐步建立了农村的基层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西南地区盘根错节的封建反动势力，劳动人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通过民主建设，产生了基层人民政权，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社会主义好”“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的嘹亮歌声响彻西南大地。原西南服务团的许多同志，和各方面来的同志与当地基层干部一起，领导或参加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斗争，受到各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不少同志被选为乡、区、县政权的干部，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密切联系。尤其是不少老区来的干部，承担了各级领导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些同志长期工作在边远地区，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许多工矿企业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一些潜藏下来曾经骑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恶霸等，被挖出来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随着西康和川、黔、滇各省（西康省后来撤消，大部分划归四川管辖）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区开展民主改革，一些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又陆续调至这些民族地区，领导和参加当地的民主改革运动，帮助这些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有的同志把鲜血洒在这些地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迎接新的建设任务，各地都注重培养当地新干部的工作，招收当地青年积极分子，办起了青干、农干、文教等各类培训班，既有助于接管建政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也为以后大规模建设培养了干部。这些培训出来的干部，以后大多数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据涪陵地区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培训的干部就有2000多人，以后大多成为新政权的领导或骨干。

    人民的翻身解放，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恢复。接着，西南地区与全国各地一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在比较集中地完成接管、建政、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任务之后，又根据工作需要，踏上了新的征程，去迎接建设新西南的光荣任务。作为原西南服务团的每一个成员，仍然遵循西南服务团的宗旨，肩负着为建设大西南的历史使命，与西南人民一起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6月l5日，四川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成渝铁路正式开工。企盼了近40年的愿望，终于在解放后不久就成为现实。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的修建，早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已经缜密研究，运筹帷幄，争取尽快修通成渝铁路，以连接川西和川东，贯通东西水陆运输大动脉，打开通向全国的通道，带动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过铁路大军的艰苦努力，在短短的两年内正式通车，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原西南服务团的一些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投身这条铁路的建设，有许多同志立功得奖。

    四川是我国电子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从第一个五个计划开始，国家在成渝铁路沿线安排了许多重点建设项目。原西南服务团的一批学习理工科的同志，活跃在电子工业战线上，特别是在原苏联专家撤走后所造成困难的时候，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与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一起，攻克难关，先后生产了一大批先进的电子设备，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为第一颗卫星上天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战斗在其他各条战线，如农业生产、水利建设、财政金融、商业贸易、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学校教育、体育卫生等战线上的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建设大西南，为祖国的富强和繁荣，默默无闻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数事实说明，原西南服务团培育出来的这支干部队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做到了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人民需要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一定兢兢业业地干出成果来的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可是，正当这样一批干部有志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心为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而忘我工作的时候，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存在“左”的错误，使不少同志受到了错误处理，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在1955年的肃反中，因港澳台和海外亲属关系等问题而被错误地列为“阶级异已分子”、“特嫌”等被隔离审查，监督使用，甚至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长期监督劳动；有的在1957年的反右中，真诚地帮助党整风，提过一些正确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极右派分子”而被送往农村或劳改部门长期劳动改造；有的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因为说了实话，而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而被调离原工作岗位，甚至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下放锻炼。至于在“文革”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揪斗，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的人就更多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个别同志还被错杀了。

    这些情况，当然不仅仅是针对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而来的，许多都是全国性的问题，像“文革”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灾难。但是，由于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胸怀坦白，对党寄予了无限忠诚和信任，对同志显示出一片赤诚和直率。一些来自京（宁）、沪等地区的知识青年，文化水平较高，在旧社会家庭较为殷实，有的又出身于地主、资本家或反动官僚的家庭，或者有亲属在港、澳、台或海外，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就较多地成为斗争的对象。这就是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被错误处理和挨整的面比一般干部要大一些，受到的坎坷曲折更深重一些的社会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他们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一旦落实了政策，大家都能正确对待。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我们虽历尽坎坷，但没有后悔，因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没有错”；“国家也在受难，人民也在遭殃，个人受点损失算不了什么”。大家都能向前看，仍然像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时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落实政策后，更加努力工作，力求补回失去的岁月，为人民多作贡献。（未校对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