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南下工作团历史回眸（文/余玮）
一群人，一段岁月，一个传奇。他们是新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而伟大的群体——“南下工作团”。开国前夕的青年南征，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的青年运动。这群年轻人渡过长江来到南方地区把青春热血和人生智慧倾注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
（一）革命起点：以“革命”的名义集结在党的旗帜下
1948年冬，古都北平。强劲的西北风驱散了连续几日的雾霾，天空一片晴朗。
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北平的上空。人们龟缩在屋子里焦急而又企盼着、悄悄议论着时局的发展。
这时的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虽然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手中还握有50多万兵力，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傅作义的结局：战则败，和则安。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同傅作义接触，傅作义的一些朋友也劝他放下武器。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大军压境、孤守无望和中共地下党耐心说服教育之下，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这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免遭战火之劫，完整地交还给人民。消息传来，人人奔起相告，个个喜笑颜开，欢庆北平解放。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成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了入城式。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全城沸腾，万民欢庆，“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傅作义深受感动地说：“我今天也成了被欢迎的人，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凝聚力，看到了中国的前途。”
北平的大中学生兴高采烈，异常活跃，采取多种形式慰问解放军，同解放军座谈联欢，恳切地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的领导同志听到有关情况反映后，表示研究之后决定。北平大中学生在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式之后，回到各自的校园继续读书去了。谁知没过几天，上边来了通知，动员他们这些人“随军南下，参加到解放江南广大国土、开辟新区的工作之中”。
原来，在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特别指出：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比预料的还快。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指示。12月9日，中央从整体部署，拟定了《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电复第四野战军，并致电有关野战军和华北、东北局。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挺进江南，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由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分别任总团正、副秘书长。下设3个分团，由从军政单位抽调的高级干部担任领导。
南下工作团成立后，随即进行招考的准备工作。为慎重起见，特地组成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招考委员会。南下工作团主要吸收平津地区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强化训练。这可追溯至1939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尚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就曾作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月24日，南下工作团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招考启事和招考简章。一时间，平津两市各院校学生热烈响应，掀起了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一个空前的万名大、中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青年运动序幕揭开了。
清华大学从2月24日至3月1日，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名学生报名，约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有的全班同学都报了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铁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学生争先恐后报名，场面热烈。曾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院校学生，许多人放弃了“北上还乡”的初衷，毅然改变了随校迁回东北的主意，决定报名“南下革命”。由于报名南下的学生过多，有的院校已无学生上课，不得不中止动员。
令人感动的是，许多中学生不甘落后，争先向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学习，纷纷报名。有些不够报名年龄的初中生，再三请求准予参军南下，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甚至高报年龄。父母送子女、夫妻齐报名、师生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不断上演。这是继光辉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青年学生大规模参加革命活动的壮举。
南工团团员王应常曾回忆说：“我有幸在天安门前参加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盛大集会。那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队伍，那上千人组成的秧歌腰鼓队，那激越飞扬的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那红旗如林、人群似海、歌声沸天的整个场面，在我回到清华园后，仍反复在脑海中展现。我躺在明斋二楼宿舍里的铁床上，仔细咀嚼着这场发生在九州大地上的伟大历史变革。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脑海里涌现，伴随着全身一跃而起，凝聚为两句话，从口里喷薄而出：‘我要参军南征，这书不能再读了！’我找到经常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多位系友交换看法，大家心里都有了共鸣。”不久，传来中央批准成立南下工作团，准备吸收近万名青年参军南下，解放和接管长江以南广大区域的消息。这时，王应常与同学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日后，王应常回忆说，几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的当学者还是完全投身革命的矛盾斗争，在这时一下子解决了。
但是，也有个别青年学生觉得南工团不是正规大学、又要背井离乡长途南下，存在着思想顾虑。在经过集体讨论和个别谈话后，心存疑虑者认识到报考南工团是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年人投身革命熔炉，进行艰苦锻炼，参加社会实践接受革命教育的大好机会，纷纷愉快地报了名。南工团团员谢鸣第曾这样回忆说：“那时在我们这些小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即‘革命都快成功了，还没有参军、打过仗，太令人遗憾了！’基于这样，我们提出了随军南下的要求。”
笔试完了还要口试。一天，招生办的一位女同志打量着前来口试的学生田俊雄，问：“小鬼，你要参军南下？”田俊雄说：“是的，我要南下。”对方问：“你多大啦？”田俊雄答：“表上填得清清楚楚，15岁。不！虚岁17岁。”田俊雄一紧张说走了嘴。
“这可不好办？你太小了，一天要走一两百里路，还要和敌人……”还没等对方说完，田俊雄不服气地说：“咱俩比比个子，不要小看人，谁是小鬼？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旁边的一位男同志为田俊雄讲情：“收下他吧！他是我党外围秘密组织的成员。”当田俊雄终于被接收为南工团团员时，他兴奋得跳跃起来……
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平津地区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为此，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二）革命洪流：拥抱紧张热烈的军事化生活踏进革命的门槛
经过分期分批考试，陆续公布录取名单，然后分期分批入团。于是，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学生（文献记载是8600人，但有人认为南下过程中又曾吸收过一些青年）脱去各式各样的西装、长衫、旗袍和裙子，一律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员。
南工团团员徐宝山拿到入团通知书那天，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忧的是自己报考一事还瞒着年迈的父母，不知自己将如何说服老人，毕竟父母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左思右想，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了。一进门，母亲责问道：“这一整天，你到哪里去了？”父亲同样以严厉的眼光看着他。这时，徐宝山只好硬着头皮“高高兴兴”地拿出南工团入团通知书。父母一愕，随即问：“孩子，那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应该先同我们说一声？”徐宝山有些尴尬：“打招呼你们会同意吗？”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好久，徐宝山打破沉静，安慰父母说：“我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是光荣的，你们也是光荣呀！那么多大学生、中学生报考，还有好些人考不上呢？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是！”这时，父亲抚摸着徐宝山的头，徐宝山看到母亲的脸上分明淌着泪水，他不知道母亲流的是喜泪还是难过的泪，但是作为儿子的徐宝山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一天，时年16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学生、民主青年同盟支部组织委员高玲曾在北平西城区团委开出介绍信、到东城南工团总团报到后，在回家的路上犯起愁来：“该怎样同家人说这件事呢？家人平时尽管对我是信任的，自己干什么事他们都不过问，但是如果我说要离开家不读书了，而且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特别是那里还没有解放，正处在战火之中，他们很可能不会同意我走。万一他们不同意，这可不是好玩的，毕竟服从组织的大事，到时不容后退。”进了家门，高玲曾鼓起勇气向家人“宣布”自己要离家、离校参加革命队伍。在晚年，高玲曾这样回忆：“当时，让人吃惊的是，妈妈对我的举动虽然很是惊讶，但是她没有阻拦我，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了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姐妹听说我要走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新奇，都围着我问到哪儿去。我说要到南方去，不是打仗，是去工作。其实，我那会儿也是懵懵懂懂的，只是兴奋，没有什么离别伤感。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我这次离家出走难过了好一阵子。”
老团员梁思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自己是满腔热忱，有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不让我去，我就跟他顶嘴，说：你让你的学生参加革命，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革命。父亲因此气得吐血，我临走时还到协和医院看望过父亲。女儿后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出生在湖南而不是在北京。她不知道我们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选择。”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那同胞两万万……”这是当时北平学生中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据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曾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有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梁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甘当普通战士。这究竟为什么？我真想不通。”
那些年轻的大中学生一入伍即按战士要求，享受战士待遇，正式取得军籍。为统一供给制度与标准，便于南下行动，南下工作团的组织机构基本采取部队的建制，总团相当于兵团级单位，下设部、处、科。各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相当于师、团、营、连单位。总团设秘书处、教务部和总务部。第一、三分团设在北平，第二分团设在天津。南工团的学习、生活和作风，沿袭当年延安“抗大”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军事化。
南工团总团团部在北平市东四头条华文学校内办公，每天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陶铸看到青年学生热情参军的情景，十分喜悦，经常到大门口看看报到的情况，帮助他们拿箱子，带领他们办理入团手续，问长问短，并经常深入团员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及思想上的各种问题。
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是最先组建的单位，前身是热河整训第四师第十五团和为部队培训政治干部的原东北野战军的政治教导团。赵卓云为团长，钟平为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3处和4个大队。3月12日，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率先在华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四野政委罗荣桓到会讲话。继而，二、三、四大队分别于3月18日、21日和4月3日完成编队，随即于4月8月齐集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当晚，全体团员观看了歌剧《血泪仇》。5月，从各大队抽调了70余名团员，组建了第一分团文工团，下设演员队、装置队和乐队。
设在天津的第二分团，前身是原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赵复兴为团长，李孔亮为政委。下设教务处、总务处2处和5个大队。
四野领导原调整训四师师长刘兴隆率领一批师、团、营级干部到北平筹建南工团第三分团；电令驻锦州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徐懋庸率领干部到北平筹建第四分团。时至4月初，整训四师调来的干部不足组建一个分团，总团遂决定将第三与第四分团合并，撤销第四分团建制，整训四师干部留下一部分，其余调往15兵团。第三分团组建后，由王明贵任团长，徐懋庸任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3处和5个大队。团部还于4月10日组建了专业性的文工团，团员由原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抽调。
对城市青年学生来说，到南工团后首先要过生活关。有的地方住宿条件比较差，有时连床都没有，有的只是八九人席地而卧的大通铺。吃的是小米饭和高粱米饭，很少有新鲜蔬菜，都是从东北带来的干菜，有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等，一个小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菜盆蹲着吃。“主食是高梁米，焖得很硬、不易消化，多数人吃不惯。陶铸得知这件事后，让炊事班再做高梁米饭时中间放些大芸豆．焖的时间长一些。有人说，我们胖了，精神了，谁也没想到那难以下咽的高梁米还挺养人的。”老团员们都说，虽然军营的生活很苦、很累、很紧张，但是大家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决心过好革命的每一个关口。
由于是非战斗部队，南工团军事训练的比重很小，尽管属军队建制，但是着重于生活管理，如实行早出操、晚点名制度，内务整理制度，请销假制度，学员轮流值班和每周班务会制度等，生活连队化、制度化。各分团还集中时间组织了紧急集合、行军拉练、防空隐蔽等训练，团员在这里学会了打绑腿、捆背包、防治脚打泡等军事生活常识，为随时准备南下长途行军做好充分准备，养成了紧张的军事生活习惯，有益于锻炼军事活动能力、提高组织纪律观念。
南工团青年工作队团员李文水日后这样说：“那年3月，我是经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同志介绍参加南工团的。刚一发军装感到特别高兴，没想到上衣快到膝盖了，裤子也得卷几层，像个‘拉拖兵’。后来发腰带和绑腿了，把皮带往腰上一扎，衣服也不显宽大，人也神气多了。可是女同志都不愿打绑腿，觉得太土，打不好一跑步就往下掉。队领导耐心教我们打绑腿，讲它对行军的用处。不久，我们就学会了打绑腿，出操行军也轻快多了。”有老团员回忆说：“从学校到军营，各方面的反差都很大。过去的生活自由散漫，参军后，清晨起床号一响，必须立即起床，晚上的熄灯号催促我们马上关灯睡觉。即使是休假日，外出时，在街上也要三人成行、步调一致，并保证按时归队。”
“一分团来一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三分团该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歌声此伏彼起，南工团团员们沐浴在欢乐的海洋里。
在晚年，许多南工团团员还记得当年大唱革命歌曲的情景。每天早晚集合要唱，开会、上课吃饭前要唱，队列行进时更是大唱特唱。各队之间只要碰在一起，头一件事就是拉歌，你唱一曲，我唱一曲，互相比赛，直到开会、上课时间已到才肯罢休。
南工团生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除发些极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外，每月只发极少量的零用钱。有些团员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什么薪水观念。参加革命还要什么钱？”一身军装、军帽、军皮带、裹腿，英姿勃发。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南工团团员十分自豪，有的还特地跑到照像馆照了一张行军礼的照片，寄给远在家乡的父母，还在背面工工整整地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字样。
南工团里最年轻的要数文工团的团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南工团的领导们都喜欢亲昵地称他们为“小鬼”、“娃娃兵”。然而，当这些“小鬼”们粉墨登场，活跃在革命的文艺舞台上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年华、他们的全部身心，已经完完全全溶入那惊天动地的辉煌的中国解放事业中去了呢？他们对于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目的和任务并不是完全能理解，然而凭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倾心热爱、对解放全中国的殷切向往，努力学习，艰苦探索，在起初连块像样的幕布都没有的文工团里排演出一出出激动人心的节目。尽管起初演出水平并不高，演出设备简陋，但是台上台下却是融为一体，相互间的情感的交流是真挚的。
“本是京城高校生，而今行伍一新兵。军装一着顿俊美，老友新途表讶惊。朝夕同歌声漫漫，官兵共舞热腾腾。军规涤尽书生气，马列浇红战士心。”南工团团员章兴当年这样用律诗记录自己入伍后的感受。
（三）革命熔炉：万名青年捧着火热的心接受革命第一课
南下工作团是革命的需要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校。南工团主要采取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作报告、上大课，自学文件，座谈讨论等进行政治教育，提倡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着重从思想上解决实际问题，达到世界观的转变。整个学习分为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3个阶段。期间，总团报社主办的《改造报》起了交流情况和辅导学习的作用。
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洛甫）在华文学校作《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的报告。当时，张闻天刚从河北平山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路经北平回东北去，临时被请来给南工团团员作报告。
温文尔雅的张闻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朴朴素素，俨然一个朴实的北方老百姓。他站在南工团团员围成的大圆圈内，老友相叙似地娓娓而谈，谈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怎样走群众路线。
作为来自旧中国的大中学生，当时对解放军的一切还比较陌生，刚参加革命队伍也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在思想作风上表现较多的还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的是书本知识，轻视实际工作，很少接触实际和群众。张闻天那平易近人的形象、通俗的语言，深深感染着团员。他以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切身体会，亲切地同团员们谈怎样深入实际和到群众中去，拜群众为师，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4月，陶铸作《中共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接近全面胜利的原因》的报告，论述了中共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指出党取得胜利是由于牢固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通真理，是由于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动力等实际问题，是由于中共28年来的英勇斗争的实际行动。
在听陶铸作报告时，团员们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思想、学习、生活非常了解、关心和爱护。团员们心里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陶铸总是了如指掌。作报告，陶铸总是针对团员们认识上的主要“疙瘩”作深入浅出的、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答，使人心悦诚服。常常是台上讲完一个问题，台下立即引起发自内心的欢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5月16日上午，身着深蓝色普通干部服的周恩来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向一、三分团的全体团员作《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及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这样作开场白：“不用自我介绍，大家可能都认识我是周恩来。”一时间，台下气氛活跃起来。
老团员陈瑞云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央的高级首长。解放前，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听说过周副主席的许多故事和传说，能同我们见面都无比高兴和激动。由于那天台上的麦克风总是嗡嗡作响，台下听不清楚。周副主席索性不用扩音器，走到台前来讲，整个会场真是静极了，连个咳嗽声都没有。”
周恩来不带讲稿，侃侃而谈，历时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报告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阵容的崛起，详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和南下任务之后，又对团员们的思想给以认真的引导。他说：“你们当中有人认为南下犹如旅行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能把革命看得那样轻松，还有很多困难。在南方不但有潮湿暑热的一方面，还要对蒋介石集团有足够的估计，如果思想准备不足，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惊慌失措，甚至丧失信心。”“你们要准备跌跤子、犯错误，也要准备受委屈。”“要准备困难的，争取最好的。”他语重心长，感人心肺。
谈到国内形势时，一位警卫人员给周恩来递上一份电报。周恩来便立即向与会的团员宣读了电报，说：“就在我开始讲话时，武汉已宣告解放。”这一喜讯激起了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像某些人传说的那样，会以长江为界，打出一个‘南北朝’来。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鼓励南工团团员要坚决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干革命，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7月15日清晨6时30分，朱德到达北京大学红楼前的民主广场，给一、三分团作《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报告。大家只见朱德面容慈祥，和蔼可亲，一副长者形象。他起初身着一套绿色旧军装，讲话时脱去外衣，露出白衬衣。报告一开头，朱德就很风趣地自报家门：“我是朱德。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购买‘朱毛’的两颗头，我就是‘朱毛’中的那个‘朱’。”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的传奇人物。
朱德讲：“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离京南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这座文化古城对知识分子来说有着特殊的凝聚力。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宁愿在这里穷困潦倒，不肯出走他乡。而今天大家却自愿离开这座古城南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壮举。”他接着讲：“历史上只有曹操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实际不过80万，说百万是吹牛。今天我们也讲百万雄师下江南，这是实实在在的100万。大家就是100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过江时大家要当心，如掉下去一个就不够了，后人也会批评我们吹牛。”全场一片欢笑。朱德向大家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励南工团团员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中去，为革命和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朱德指出了南下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有利的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利的是北方人到南方作战，语言、生活、气候、地理等不适应。大家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容易打摆子、中暑、生疮长疖、长脚气，这些都要一一预防，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朱德还谆谆教导：要注意政策纪律的问题，正确执行政策和严格遵守纪律不可分，要靠纪律保证政策的执行。
“今天大家参加革命很好，再晚一点就赶不上解放战争了。现在正是时候，部队和广大农村需要你们，特别是新解放区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坚决南下，愉快地走上岗位。”报告快结束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如果你们现在不参加革命，几十年之后，你们的儿子、孙子问起你们来——爷爷、奶奶，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大革命中，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到那时，你们怎样回答呢？可不要做愧对子孙的事啊！”
由于天气炎热，朱德戴着草帽讲了3个多小时。他一再告诫说：“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兵紧密结合，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必须甘当群众的学生。”他殷切提出希望：“要像杨柳一样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像松柏一样春夏秋冬四季长青！”朱德千叮咛万嘱咐，从大的原则到生活细节，无不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每一个团员感到格外温暖，感到朱老总像严父慈母一样送自己的儿女远行，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董必武作报告的那一天，天气很热。报告一开头，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大家：“你们看看我像不像摇羽毛扇的那个诸葛亮？”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李立三给南工团团员所做的报告是在北京旃坛寺。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左倾路线，我就是当年推行‘左’倾路线的那个李立三！”话音刚落，大家善意地哄笑起来。待笑声平静之后，李立三接着说：“今天我为什么重提那个‘左’倾路线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吸取‘左’倾路线错误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不犯路线错误。”
从开学到分配工作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前来为南下工作团作过报告的党、政、军、学各界领导、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达50多人次。在北平市立女三中读书的王婷，看到解放军招生组来校招生时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十分激动，和几十个女同学都没有跟家长商量而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王婷记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仅在音乐堂就听过周恩来、谭政、陶铸、李立三、陈绍禹、谢觉哉、冯文彬、杨述等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给南工团团员直接讲过话，但他先后给团员的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使广大团员受到极大的激励。
南工团老团员王婷、杨芹等回忆道：在首长或名流讲授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以小队或分队为单位，就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思想意识、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等课题中的若干根本的理论和实际的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小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是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地主的土地是哪里来的？”等都成为大家讨论的题目。联系历史的、现实的和思想的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克服了许多因受旧社会旧教育影响而产生的误解和偏见，解开了思想疙瘩，丢掉了思想包袱，焕发了革命精神，发扬了革命斗志。在学习过程中，还曾请劳动群众前来上课，他们讲经历、谈感受，进行现身说法，教学效果很好。
为配合学习的进展，平津两地还组织团员观看革命文艺演出。他们先后观看了歌剧《白毛女》、《杨勇立功》，评剧《红娘子》，以及一批苏联影片，使团员们受到生动形象的教育。
尽管青年学生政治热情高，向往革命，一提“革命”二字就热血沸腾，赤诚炽热，但起初对其政治含义的了解其实是幼稚肤浅的。经过学习，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使自己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四）革命青春：唱着铿锵的青春之歌踏上革命起跑线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后，团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在部队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决议。南工团立即开展了建团工作，在总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会。
当年组建的南工团青年工作队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1949年4月下旬从北平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调离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加上少数较早离校参加工作而又从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的人员。他们是团中央为适应新区建团工作而调配的，由于南下日期未定，先集中到南工团一分团一大队学习，成为南工团的新团员。另一部分则是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大发展，临南下时又从南工团一分团一大队抽调的团员。以上两部分人员合起来约有130名，组成青年工作队。青工队团员高玲曾说：“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支队伍的成员是直接由团组织选送的，无需经过考试。它的任务非常明确，到南方新区建团。它有自己的独立的党团组织，集训时间比其他各队要短得多，4月底集中，6月就开拔了。我们常说，青工队是‘迟到早退’。”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南下。于是，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渐渐变成伟大实践。南工团随军相继渡江，并先后全部分配工作。
青年工作队作为“南工团先遣队”于6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带队的是华中青委负责人李止舟，并由甄超雄、赵济、吴元浩、陈琪、文治、肖自诚等组建党支部，韩维媛为支部书记，保证南下行军任务的完成。韩维媛接受采访时说：“青工队成员都是党团员，不是普通社会青年，有一定的革命经验。有人说，我们南工团是‘共和国的地基’，我认为说得并不为过。我们当年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决不是物质的享受，我们的进取心强，信念强，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创造性强，这方面我们可能难以影响他们。”
老团员高玲曾记得“走的那一天下午，我们全体青工队团员来到北平火车站，好像车站上没有什么欢送的人群。大家鸦雀无声，按顺序上车。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武汉，但是火车向着天津方面驶去。这一点，事前我们都不知道。当第二天中午火车停靠在济南车站时，才明白已经到了山东。后来我们才明白，那时全国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在京汉线上，解放军战士们除了乘坐火车外，还有许多队伍就用自己的两只脚跑步前进，追赶往南方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我们所走的线路的东边战场正在做解放大上海的准备，前方是刚刚结束的著名淮海战役的战场。国民党的飞机整天在沿着京汉线上面飞，以阻挡我军前进。所以，我们所坐的火车不能够直接走京汉线，而要绕道走淮海线，以保证解放军更快地向南方前进”。60多年一晃而过，高玲曾对当年行军路上的情景记忆犹新。
青工队老团员李淑桂、曹志昭、李文水、杨令燕、高奉仁等回忆道：当年，青年工作队乘火车经天津、徐州、郑州抵达长台关后，改乘汽车于6月23日到武汉。当时，中南青委负责人宋一平、周惠、胡克实等在武汉市青联小礼堂接见了全体团员并讲了话。根据工作需要，青年工作队团员一部分留在中南青委机关和武汉市，其他被分派到湖南和江西从事地方工作。
老团员谢鸣第曾回忆说：“我们38位团员随中南青委副书记兼湖南青委书记周惠进入湖南，开展湖南的青年工作。那年7月14日，我们离开武汉乘一段火车赶到咸宁，正式开始了徒步入湘的行程。”
7月的湘楚大地，骄阳似火。鄂南山区蚊子大而凶猛。有的团员风趣地说：“5只蚊子炒盘菜。”谢鸣第记得：“7月16日那天，我们行进在湖北崇阳县境内，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家人困马乏，又没有筹到粮食，肚子饿得咕咕叫，喉咙渴得冒烟，夜间蚊子咬得又无法入睡。经过地处幕阜山深处的通城县时，发现这里土匪多，情况复杂，不宜久留，为摆脱骚扰，昼夜兼程，进入湖南平江县境。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精神力量，促使我们这支疲劳不堪的队伍一鼓作气地翻越了层峦叠嶂的幕阜山脉，终于进入湖南境内。一到宿营地就倒地而睡，什么太阳晒、蚊虫咬都不顾了，睡醒才发现躺的地方是一个牛棚，身边的牛粪还没有干透哩。”很快，他们投入到了地方的建团工作之中。
高玲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青年工作队在武汉留下有40多人，秋冬时节，我们的军装才被换成列宁装，很快转为地方干部。我当时做少年先锋队的建队工作，自己起草建队章程，当时手上还没有现成的章程。”
这些南工团员如同在地方播下的革命种子，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地方青年，去支持南方地区的建设，为解放区的工作奠基。高玲曾在被分配到武汉市团委工作期间，与从事党务工作的武汉人叶笃初结为连理，几十年来他们成为党的理论工作的“黄金搭档”。许多南工团团员像高玲曾一样在南方成家、立业。
（五）革命征途：第一次离开家庭投入革命的怀抱
当年，一些年轻团员的思想上也产生过某些波动，主要对南下还存在顾虑：一怕过长江，坐着木盆，风急浪大；二怕天气太热，听说南方的夏天，把面团贴在墙上，5分钟就能烤熟；三怕江南遍地多长虫（蛇）。后来，这些都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
1949年7月18日晚，北平市各界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欢送南下工作团南下大会。在北平的团员6000多人全部参加，天津二分团还派来了代表。出席欢送会的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及各民主党派等社会各界共15000余人，盛况空前。当团员们雄壮地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并欢呼：“向南下工作团学习！”“向南下工作团致敬！”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勉励大家准备吃苦，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紧密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要勤勤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工作中不能大意，要不骄不躁、虚心谨慎，把人民解放事业当作庄严的事业，真正对人民负责，有始有终地完成南下任务，坚定不移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华北大学和河北女职的学生代表向南工团献旗，并表演了舞蹈、秧歌等节目以助兴。团员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期待出发。
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特致函勉励：“你们即将南下，参加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待解放地区大进军。你们中间大部分是青年，你们正代表着中国新生的一代，以无限的勇气和决心，走向军队中去，走向江南人民中去，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群众工作，我们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群众工作，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南征出发前，团员们纷纷出营回到母校，走遍菁菁校园。有人回忆说：“先找一些还在校的师友珍重话别，然后骑上车在校园里跑了一大圈。左手握着车把，右手挥向母校的一花一木一楼一院，一路热泪盈眶，低声呼喊：‘再见吧，母校！’就要南征，就要离开这里，真是太激动了。”
不久，各分团各分队领导告诉大家，就要南下了，但是哪一天出发还没有宣布。不少团员心想总得告诉家里一声，可是又担心家里来人送行哭哭啼啼，弄得难舍难分，不像个革命军人。于是，有人便提出了个办法，即先把信写好，贴好邮票，等出发时再发出。这样既告诉了家人，又保守了军事机密，等家人收到信时，自己已经踏上了南进的征途。
团员们大多是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实践证明，广大团员是经得起考验的。个别家长跑到大队哭哭啼啼，但都被南工团干部和子女耐心说服，最后兴高采烈地送子女离京，场面甚为感人。
第一分团第三、四大队于7月29日启程南下。翌日，第一、二大队也离开北平。8月5日，各大队乘火车经天津、沧州、济南、徐州、开封和郑州，到达豫鄂交界大别山中的鸡公山。在这里继续学习和劳动锻炼，准备接受分配。
鸡公山主峰海拔814米。山不算高，但山势雄奇，泉清林翠，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古往今来，鸡公山以其秀丽的景色和特定的地理环境招来许多历史名人，明太祖朱元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以及红花女那富有传奇的故事，这些都给鸡公山增添了许多动人的色彩。抗战时间，这里曾是新四军的游击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曾经在这里生根开花。
上山伊始，安排1周时间劳动“安家”。大家整修驻地，挖厕所，修补道路，打扫卫生，每天还轮流下山背运粮食、瓜菜和柴草。9月6日，第一分团在鸡公山公共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7日，宣布分配名单，去向有：中央机关、四野机关、各野战军、各特种兵、中南军政大学及湖南、广西分校，还有武汉、广东、江西、广西等省市的地方工作队。8日起，团员们按分配方案陆续离开鸡公山。
第二分团第一、二、三大队是7月27日从天津出发的。出发前，即7月19日晚上，天津市青委和学联在耀华中学操场举行欢送大会。各界赠送了一个巨大的红星花环和16面锦旗。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万人空巷。长长的火龙在夜色中熊熊燃烧，显示着这支年青的队伍即将踏上壮丽的征程。市民齐聚街道两旁欢呼口号，情绪热烈，许多团员感动得泪水涟涟。此时，同属第二分团的第四、五大队已从正定来到德州待命，会合从天津出发的3个大队后，一起南下武汉。
所乘闷罐车里异常闷热，每节车厢一个分队，铺稻草打地铺胝足而眠。为了防止流窜的蒋军及匪徒的袭击和不明身份者的偷乘，在团员中派出了哨兵，驻守在车厢门口及火车头上。一路上，团员们情绪高涨，在车厢里除组织学习外，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出版行军快报。到车站休息时，又到站台敲锣打鼓扭秧歌，向群众进行宣传活动。
闷罐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有时还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沿途有许多桥梁被毁，不得不从便桥通过。8月1日，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下车后，除第五大队住在汉口博学中学外，其余全部过江，住进珞珈山武汉大学。
8月5日，华中局、四野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在汉口中山公园联合举行欢迎大会，由陶铸主持，四野司令员林彪作报告，发出“到农村去，到部队去”的号召。8月7日与9日，陶铸、谭政作报告，动员大家响应党的号召，服从革命需要，勇敢投入革命洪流之中。15日，第二分团毕业典礼举行。随后，团员开始分配工作并重新进行编队。被分配到各野战部队的分别组队出发，被分配到湖北地方工作的就地走上工作岗位，被选调到通讯学校、航空学校的开始集中，乘“江安”轮到江西，还有近200名团员留团整训，准备随团部去广东组建广东军政大学。
第三分团是8月1日踏上南下征途的，沿津浦路转陇海路，到达河南开封休整待命，边学习总结边作个人鉴定，做好分配前的准备工作。9月15日，第三分团在河南大学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会后，有去四野机关的，有进中南军政大学的，有到通讯学校和航空学校的，有去四野十三兵团的，还有一大批由华中局分配到地方工作。
许多老团员在晚年记得：“自北平出发的那天，大家起得很早，打扫驻地，收拾背包。早饭后，各大队队长作简短动员后，就向前门火车站前进。大家背着背包、挎包、粮袋、水壶，负重足有30斤以上，而且又是第一次行军，但没有一人掉队。”
经过天安门时，团员们的离别之情油然而生：告别了，北平！告别了，党中央！告别了，亲人！真还有些依依不舍，但转瞬间就被嘹亮的歌声所感染，心又被收回。从此，他们离开了舒适而温馨的家，投向火热的革命生涯。
“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全部解放，人民要彻底胜利，彻底胜利……”“前进，前进，南下同志们，快献出我们的力量去解放城市和乡村……”汽笛一响，列车徐徐开出。一路行军，一路歌声。这些雄壮和洋溢着革命豪情的歌曲，激励着南工团团员们投笔从戎，走到解放全中国的最前线，也坚定了他们“忠诚团结，革命到底”的信念。
在南下途中，可以说“处处是课堂”，团员们亲眼目睹到解放了的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热爱，见到了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对群众的掠夺和对铁路、桥梁破坏的惨景。途中不断传来解放军在江南作战的捷报，激发了团员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有团员回忆说：“我们在汉口解放的第二天就坐卡车进了城。那天，大雨滂沱，我们都被淋湿了。当时，部队的粮草还没有运到，为了不惊动武汉市民，进城的当晚我们都没有吃饭，空着肚子和衣而卧。”
（六）革命情怀：永不凋谢的青春之花因革命而绚丽
根据解放战争和接管政权的需要，南工团团员一部分留在部队的各级领导机关或基层连队，担任政治工作或文化工作；一部分转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或被分配到经济、文教机构，担任群众工作和接管工作等。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被充实到党政军各级机构中，革命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
分配工作开始后，今天走一批，明天走一批，大家既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战友们即将开始新的航程、新的生活；难过的是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各奔前程，不知今后还有没有相逢的机会。那时身无长物，也没有什么东西互送留念，大家更多只是在记事本上写一段祝愿的话作为鼓励。同时都写上自己的通信地址，以便今后联系。女孩子爱哭，在这个分别时刻，都是在哽咽中互道珍重。
“年青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南下工作团团员们高唱着歌曲，走进了军营，走进了机关，走进了村寨，走进了厂矿，走进了院校……他们迅速成长，在各条战线上成为一支生力军。他们深入基层，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广袤的中南地区到处可见他们的踪影，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村寨也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为开辟新解放区贡献了青春年华，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功臣。
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三分队八班的常淑静被确定去武汉团校，在这里学习1个月后下部队进行试点建团工作。常淑静回忆说：“团校的1个月是紧张愉快的，听报告、上大课、讨论、学唱革命歌曲以及系统地学习部分党史和团史，同时还学习了这次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意义、步骤和安排。由于时间紧，学习任务重，大家睡眠少，但心情却十分好。经过学习，大家认识提高了，每个人都渴望在未来的建团实践中做出好成绩。”当时，有的团员说：“我们的心情就像箭上弦、刀出鞘，一场等待我们去拼搏的战斗就要打响了，只等一声响亮的冲锋号。”青年人那火热的心，时时刻刻在胸膛里激烈地跳动，激情满怀。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
南下工作团团员们远在南方地区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主席洪亮的声音时欢呼跳跃，热泪盈眶。常淑静回忆那一天说：“从奴隶到主人，只几个月的光景，我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真是由衷的喜悦。我们唱呀，扭呀，整个团校沸腾了，整个武汉沸腾了。”
这批开国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忠诚地履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历史责任，也理想地实现了中华儿女的自我价值。已离休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玲曾言及南工团这个短期培训革命干部的教育机构如此感慨：“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个驿站，在南下工作团的一个多月的学习、训练，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这是我从一个青年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一个真正革命者而短时学习、受训的地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拐点，当时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南望气如山。铁流滚滚黄河渡，战旗猎猎武胜关。人民勤务终生许，何讶视茫鬓发斑。窃喜耄年逢盛世，晚霞映红桑榆间。”南工团青工队团员李铭晚年在诗《和陆游〈书愤〉》中如此直抒胸臆。
当年被分配到部队的南工团团员来到战场，直面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参加了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和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随后又参加了湘西、广西的大规模剿匪作战及抗美援朝战争等。许多人英勇无畏，光荣立功。有的团员在这些战役中血洒南疆或献身异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究竟有多少南工团团员为共和国的建立和保卫牺牲了生命，无法确切统计，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
尽管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少的南工团团员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这样或那样的委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但是他们始终坚定信念，丹心不改，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认真工作，坚持原则，接受了历史的各种考验。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60年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南下工作团团员如今早已离休多年，有的已离世，健在的都已两鬓染霜。然而，衰老的只是身体而不是精神，他们的思想没有“离休”。虽须发斑白，但壮心不已。他们不少人仍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有生之年的余热，并用自己参加革命后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代，薪火相传。
原一分团团长赵卓云曾这样口占：“想当年，风华正茂，北战南征，卫国抗美；到如今，两鬓挂霜，余热闪光，志在千里。”
那些安度晚年的南工团老团员，每每回首起那伟大的进军情景，还是那么眷恋和神往。他们把南下工作团视为自己革命人生的起点，那短暂的决定人的一生的生活片断，还是那么值得回味。四野南工团建团60周年之际，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不顾年老体弱，自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沉醉于当年学习与征战生活的回忆之中，缅怀牺牲的战友，回忆难忘的青春岁月，共话当今的建设成就与小康生活，着实让人感动。他们感到，投身于南工团的年华是无悔的，因为自己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时刻，在进军的洪流中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是伟大的时代照亮了自己的青春。作为一名继往开来人，他们引为自豪。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年青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每当听到这些雄壮和充满时代气息的歌声，当年的南下工作团团员们仿佛又回到了那火红的年代，心情无比激动。当这些老团员重聚时，唱起当年的团歌，神情是那么的庄严，歌声依然那么嘹亮。这些老兵，终生难忘那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解放之初涉及面广、声势浩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南下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而渐渐地被世人淡忘了，然而这段存留时间并不长的历史将永远记载着刻骨铭心的传奇一页，一曲用热血和忠诚谱写的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永远吟诵在共和国的历史深处……
中国作协 余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