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江支队第七大队（文/郑春田）
一、长江支队的组建、出发、行军
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太行区的3个地委、15个县、109个区的南下干部分别于1949年2月10日至28日先期到达河北省的武安县集中、学习；太岳区的3个地委、17个县、90个区的南下干部于3月15日至17日集中于长治，3月22日到达河北省武安县，共组建成1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和199个区的成建制架构。
3月30 日在武安县召开的南下干部大会上，冷楚同志宣布了中央和华北局的命令：组建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刘尚之宣布将太行、太岳区的4500多名南下干部分别编为6个大队，并宣布了长江支队支队部和各个大队（地委）领导干部名单。会后各个大队即召开会议宣布了各个中队（县）、小队（区）的组成和领导干部名单。
4月21日中央在北平召开会议，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华东局的饶漱石、太行区的陶鲁笳、太岳区的顾大川、还有中原局的负责人，冷楚、周璧参加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长江支队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预定接管苏南，组织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长江支队渡过长江后在江苏丹阳集结待命。
4月24日长江支队打前站人员出发。4月25日凌晨6时长江支队6个大队人员由武安出发南下。经过艰苦行军，支队部和各大队陆续于5月12日到达南京。5月10日途经安徽滁县时遵照华东局指示，调6大队归华东支前委员会，专做支前、后勤保障工作。由于此时上海及苏南地区已经华东局安排由山东南下干部接管，长江支队奉命在南京城外休整。
5月23日，毛主席、中央军委电示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六、七2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27日上海解放），即可出动。”
此时，接华东局通知，长江支队继续前进到苏州城外待命。5月23日长江支队全体人员乘火车于24日抵达苏州。支队部驻苏州闾门外原国民党青年军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大队，驻苏州闾门外、条件很差的原国民党陆军军营和军人监狱；第六大队因为6月11日才接到回归建制的命令、12日大队人马从南京下关码头乘火车、13日凌晨1点多到达苏州，驻苏州城外的蠡口镇。
与此同时，时任华东局常委、组织部长的张鼎丞已经受命回福建主政工作。他频繁地来往于上海、苏州之间与十兵团的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等商议进军福建的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在上海华东局的临时办公地点的建设大厦，专门研究十兵团进军福建和新的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三野陈 毅、粟 裕，十兵团叶 飞、韦国清，预调福建的张鼎丞、方 毅，前来上海向华东局汇报工作的闽浙赣省委常委黄国璋参加了会议，张鼎丞着重谈了福建省委的组建问题，提出十兵团的叶飞、韦国清、刘培善要参加省委，他提出省委的初步人员组成、安排要待与福建的“闽浙赣”、“闽粤赣”两个地下区党委会师后再向华东局和中央请示。叶 飞、韦国清汇报了十兵团各军入闽作战的准备情况，还讨论了抽调华东、苏南干部随军入闽的问题。
6月初，张鼎丞委托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也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到苏州会见长江支队组织部长刘尚之等人（书记冷楚因心脏病发作留南京治疗），详细了解长江支队的组成、休整的情况，并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1、长江支队随十兵团于7月份进军福建；2、因干部不够用，再从华东局抽调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南下福建；3、原行军至安徽滁县抽调给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作支前后勤保障工作的长江支队第6大队回归建制（实际上刚抽调200余人进行铁路运输工作，其余大部分人员尚留在南京待命）；4、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去上海，招收一批革命知识青年，组建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担任大队、中队领导骨干，带领服务团随军南下福建。
6月12日，张鼎丞来到苏州，给长江支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随后长江支队进入了学习、整编的阶段。后来福建闽浙赣地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国璋也来苏州介绍福建情况。期间在武安留守处生病的程少康等20多位长江支队的同志也病情好转、克服困难、日夜兼程赶到苏州归队。
6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在上海成立，全团总共2942人，其中组建、带队的长江支队干部401人，团员2334人，勤杂人员207人，张鼎丞亲任团长，陈辛仁、伍洪祥任副团长。
6月17日华东局《关于福建工作的准备问题》向中央报告，其中建议：还是以冷 楚所率三千干部到福建为宜。6月19日中央回电：批准成立以张鼎丞为书记的福建省委，同意关于福建工作的各项建议及人事配备，令福建省委同志及十兵团诸同志按照你们的决定，积极准备入闽工作，以便7月初出发。福建省委对外称为“南下干部纵队”。
二、长江支队第七大队的由来
在太行、太岳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2、3月开始报名、选调并向武安县集中的同时，山东省的解放区也奉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开始抽调1万5000名干部南下，组成了有1套中央局、5套区党委、30套地委、151套县级领导班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下辖4个支队。1支队和3支队的部分大队（1、2、4大队）接管了浙江省；2支队和3支队的部分（第3大队部分以及渤海区党委机关700余人）接管上海；4支队接管苏南地区。其中由渤海区的4个地委抽调的5000多名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由周冠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三支队的5000多南下干部组建成4个大队（其中1、2、4大队奉命和1支队南下接管浙江省），第3大队齐东、高青、益寿（增加广饶县4个班）县的3个中队340人另行组建一个大队，由原齐东县县长任曰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胡为新为政委，归华东局财办领导进驻上海。（其余中队以及地委、渤海区党委机关的干部700余人，以后全部留在了上海。）
这个由齐东、高青、益寿三个中队340人组建的大队，其中一部分的100余人作为第一梯队于1949年5月27、28日进入上海接管，6月20日后又奉华东局命令撤出接管，并由政委胡为新带领直接在上海参加华东南下服务团第4大队及下属5个中队的组建、并担任领导工作。另一部分第二梯队的200余人于5月18日到达无锡休整、学习待命后，于6月30在大队长任曰淼的带领下赶赴苏州。
在苏州，这个以齐东、高青、益寿三个中队340人组成的大队为主体，还有华东局调来的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的干部、学员64人；华东财办从山东调干20人；华东工商干校20人；还从华东局调来一个医务所8人；共计452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七大队序列，驻地在苏州文庙。第七大队的山东南下干部也和其他6个大队一样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学习“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接后管，坚持立场，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并进行休整、参观、游览苏州城及一些工厂。三野十兵团也为他们换发了草绿色军装、白衬衣、解放军帽、解放军胸章、粮袋、绑腿等等生活用品。期间，因时间关系，只有少数山东南下干部更换了背面为长江支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在上海，组建、带领南下服务团的长江支队干部（包括胡为新带领的第七大队部分山东南下干部）为了和南下服务团的青年学生之间拉近距离，也更换了名称为“华东随军服务团”的胸章。
来自不同地区的干部，为了一个共同的解放福建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由于驻地分散，长江支队1至6大队的绝大部分干部都知道有山东南下干部是“第七大队”，而第七大队的山东南下干部也都把自己认为是长江支队序列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华东局还从山东、江苏等处陆续调来南下干部，组建了“宣传文教大队”（300余人，陈辛仁带队，故有“陈大队”之说，负责接管福建省宣传、文教、报社等新闻出版系统），“苏南大队”（500余人，许亚、张维茲带队，分别接管福州市、厦门市）、“支前筹粮干部大队”（500余人，王大川、李华村带队，跟随十兵团支前筹粮，福建解放后全部转入部队）、“金融干部中队”（200余人，方毅、高盘九带队，分别接管福建财政、银行、金库）、“公安大队”（500余人。梁国斌带队，也有“梁大队”之说，负责接管福建警察厅、警察局和监狱）等7、8个有专项接管任务的大队、中队，计约2000人，直属省委领导，随十兵团南下福建，但没有再组建“长江支队第八、九、十等大队”。
在此期间，华东局又把准备进驻上海的华东大学学员孟津、陈若愚等60余人、华东局二部委贾秉勋、原鲁山等30余人、张格心、周超南等30余人以及公安干部14人共计143人编入长江支队，编为长江支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他们中有山东、江苏、安徽、江西、陕西等省籍，以山东籍为最多。
现在福建省档案馆保存的“长江支队第七大队南调干部花名册”的封面日期是1949年6月30日。
关于长江支队第七大队
1949年7月13日凌晨，南下干部纵队从苏州出发。同时，长江支队的7个大队的大部分人员从苏州各自驻地步行出发（少数年小、体弱、患病坐车、或坐船）向福建挺进。
7月21日南下干部纵队到达浙江省江山县的新塘边镇。张鼎丞主持召开了地委（大队）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张鼎丞传达了中央6月19日同意华东局的建议，组成以张鼎丞为书记的福建省委：曾镜冰、叶 飞、韦国清、方 毅、陈辛仁、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冷 楚、范式人、黄国璋、等12人为省委委员；宣布撤销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建制，从华北、华东调来的干部统一归福建省委领导；宣布了福建省委各部委、省人民政府各厅局主要组成人员，以及7个大队所接管福建的地区以及各地委和专署领导人名单：一大队接管晋江地区；二大队接管建瓯地区；三大队接管南平地区；四大队接管闽侯地区；五大队接管龙溪地区；六大队接管福安地区；七大队接管永安地区。调整了原来预备接管闽西（龙岩）地区的“苏南大队”，一分为二、分别接管福州市和厦门市（龙岩地区由老区地下党自行接管）。其他负有专项接管任务的大队、中队也具体明确了各自的接管任务。
从7月24日，福建省委机关的直属单位从新塘边出发开始，各个大队先后：二大队、三大队7月24日从板塘镇，一大队7月31日从吴村镇，四大队7月31日由市上村，六大队7月31日从淤头镇，五大队8月5日从市上村，7大队8月5日从淤头镇出发向福建的浦城县挺进。他们顶着骄阳的炎热、酷暑， 冒着国民党残匪的冷枪袭击，坚定地翻过浙江、福建交界的高达1600多米、险峻的仙霞岭，经闽北的蒲城、建阳，分别于8月上、中旬到达建瓯县，七大队于8月20日到达建瓯县城。
8月11日，福建省委在建瓯县大戏院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闽浙赣地下党的会师大会，宣布福建省委的组成人员名单；宣布增补左丰美同志为省委委员；宣布闽浙赣地下省委撤销。并宣布：根据中央指示，福建的干部方针是以南下干部为骨干，团结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新干部。会后，原闽浙赣一些人认为中央和华东局对他们不大信任，思想波动较大。南下、地方干部矛盾由此而生。
8月17日福州市解放。
8月12日，二大队召开建瓯地委成立大会、部署建瓯地区下半年的工作，各个中队也随即出发接管各个县区。
8月13日，三大队从建瓯启程、于8月14日到达南平，随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部署各项工作，各县于8月20日左右，先后到位展开接管工作。
8月18日，四大队从建瓯整装出发，于8月24日到达福州，各个中队于28日奔赴各自的县区岗位。
8月22日，一大队从建瓯出发，28日抵达福州，9月2日由福州出发，9月4日抵达晋江专署所在地晋江县。随后各个中队赶往各县区展开接管工作。
8月28日，五大队从建瓯出发，9月2日抵达福州，9月8日离开福州于9月11日抵泉州，与闽南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叨等会聚，9月19日漳州解放，21日大队领导及部分人员先行进入漳州城，9月23日大队人马进入漳州城，26日召开南下、地方干部会师大会。随后接管工作全面展开。
8月30日，七大队300多人在大队长任曰淼的带领下从建瓯启程，步行2天到达南平。原计划从南平经沙县、三元县（三明县的前身）步行150公里到永安，但此时永安地区还没有解放。9月9日，七大队接省委命令：全部进入福州待命。当天，七大队乘汽船从南平顺闽江而下，傍晚5点多到达福州，大队部驻福州东门外的东岳庙附近，各中队分驻鼓山脚下的前、后屿一带农村。
9月1日，六大队从建瓯出发，9月5日傍晚到达福州，9月13日从福州出发，9月18日到达福安赛岐镇，9月19日大队部和接管福安的干部先期到达专署所在地——福安。闽东地区的接管工作随即展开。
七大队的另一部分：以政委胡为新组建、带领的南下服务团第4大队及下属5个中队，和南下服务团全体人员，于1949年7月19日早上7点多从上海乘火车出发南进福建。
火车行至离上海不远的莘庄遭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南下服务团文工团分队长、队员卫 明等4人牺牲、14人负伤，其中第七大队的魏世恒头部也受重伤。由于仙霞岭山高林密，道路险峻，且国民党的残匪出没，为了南下服务团的人身安全，福建省委和十兵团司令部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浙江上饶，由武夷山北端的分水关入闽。这一带是老苏区，沿途相对安全，而且还可以缩短步行路程60公里。
8月8日，南下服务团全团人员由淤头镇折返贺村，连夜坐火车前往上饶。8月13日，南下服务团4个大队到达江西省的铅山县，总团决定休整10天：一是对前段行军、联系思想进行总结，二是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克服困难，经受磨练，做好继续行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动员大家轻装上阵，胜利进军福建。
期间，总团为了加快行军步伐，将各个大队的年幼、体弱、生病的400多队员，临时组成南下服务团第五大队（也称留守大队，罗 铭任大队长，张道时任政委）留守铅山休养、治疗，等待车辆来接。
8月24日凌晨3点半，南下服务团的2500多人从铅山出发向福建挺进，27日翻越江西、福建交界的分水关，28日到达崇安（现在武夷山市）县城。对于自幼在上海、苏南的富裕地区生活、长大的年轻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团结互助的革命意志得到了锻炼，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崭新的革命人生。
9月10日，南下服务团的5个大队全部到达了建瓯。休整10天，于19日进军福州，或船、或步行。20日到达福州后屿驻地。胡为新带领的部分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人员胜利完成了任务后，也回到福州东岳庙驻地与先期到达的任曰淼部汇合、归队。
长江支队第七大队还有一部分人员，即7月12日，第七大队集中了各个中队的40多名病弱者，在苏州十兵团留守处（还有其他6个大队的病患者，后改为长江支队留守处）治疗、休养。7月24日，留守处奉命启程南下福建，26日抵嘉兴，30日乘火车抵江山，8月6日到上饶后即赴铅山县的石溪镇休养待命，后与七大队新增加的20几名病号汇合。9月上旬，这个约70人的七大队的留守队伍一分为二，有约10人因身体条件太差，由李守从同志带领返回上海华东局待命另行分配，不复入闽，其余的在李好荣同志的带领下于10月2日抵达福州，住乌山路道山观，随后进行行军小结和个人鉴定。10月23日回归福州东岳庙大队部报到并解散回各中队，顺利完成了留守工作。
此时，第七大队的基本架构是这样的：大队长：任曰淼；政委：胡为新。
直属中队：由大队部的工作人员、通讯班、炊事班、医务所组成；迟维泗任队长，韩明华任指导员；
齐东中队：以原渤海区齐东县南下干部为主体，王鹤亭任队长，郭克勇任指导员；
高青中队：以原渤海区高青县南下干部为主体，张恒东任队长，岳光杰任指导员；
益寿中队：以原渤海区益寿、广饶县南下干部为主体，张荣祥任队长，孙兴国任指导员；
第二中队：以山东商专、华东财办调干部、华东工商干校南下干部为主体，刘辉益任队长，黄志昌任指导员。
9月30日，第七大队接福建省委通知：抽调部分同志组成省委工作队，任务就是到福州市郊进行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霸、征粮、借粮、成立农会等工作。这一工作持续了3个月。12月底，接省委命令工作队解散各自回归建制，12月28日，各个中队进行工作小结，并给预备党员进行了转正仪式。第七大队经过这三个月的农村工作实践，对福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等有了感性的认识，为后来接管永安地区后开展的农村各项工作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这个阶段，福建省委曾经3次调用第七大队的干部：
1、从山东商专抽调30人到福州郊区和闽侯县进行借粮工作，这些同志以后均没有再回到第七大队，有的留省直机关，有的分配到永安、南平、建阳、晋江等地的粮食部门。
2、 齐东、高青中队有20多名干部抽调参加筹建“福建革命大学”，部分人员于1950年回到永安地区分配工作。
3、从七大队二中队抽调20名干部，分配到省直各厅局工作，至此，二中队的商专、工商干校、山东调干大部分已经被调走，到永安参加接管的只有40余人。
三、第七大队接管永安地区
1950年元月2日，第七大队移驻福州市南门外的加洋村（现在的福州市加洋路一带）整编，准备开赴永安地区进行接管工作。为了解决接管永安地区的干部不足，省委决定从十兵团的28、29、31军各抽调30名左右、由团、营、连级干部组成3个县级架构，参加永安地区及各个县的领导机构组建。
在加洋，由任曰淼、胡维新率领的第七大队南下干部与王敬群率领的部队转业干部以及由林志群所率领的闽西北地下党游击队干部三方会师，组建了一个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三位一体”的接管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后来分配到永安地区的南下服务团（80人）和“革大”（革命大学）的干部（64人）。
元月13日上午8时，省委书记张鼎丞来到加洋村主持召开了进军永安大会，宣布了永安地委、专署、以及永安县、大田县、清流县、德化县、宁洋县、三元县、明溪县、宁化县等8个县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员名单。张鼎丞代表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十兵团，要求新组建的永安地区及各个县的领导班子，加强团结，克服困难，遵照中央有关接管新区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好各项接管工作。王敬群、林志群、任曰淼分别代表军转干部、地方干部、南下干部讲话，此时接管永安地区的干部共有500多人。
永安地委、专署以及8县的领导班子成员如下：
地委书记：王敬群（部队干部，原28军84师政委，参加长征的老红军）；
副书 记：左丰美（地下党干部）；
组织部长：胡为新（南下干部，原第七大队政委）；
宣传部长：周超南（南下干部，从1大队调来）；
专署专员：林志群（地方干部，原闽西北游击纵队司令）；
副专 员：任曰淼（南下干部，原第七大队大队长）；
各 县：
永 安：书 记：郭克勇（南下干部） 县 长：邢芳亭（部队干部）；
宁 化：书 记：孙民夫（部队干部） 县 长：张恒东（南下干部）；
明 溪：书 记：肖 亭（部队干部），县 长：王 战（南下干部）；
三 元：书 记：王建政（部队干部），县 长：吉乐山（部队干部）；
大 田：书 记：张保生（部队干部），副书记：孙兴国（南下干部），
县 长：蒋荣德：（地方干部）；
宁 洋：书 记：张其俭（部队干部），县 长：林永祥（地方干部）；
清 流：书 记：朱卜璜（部队干部），县 长：卢素贫（部队干部）；
德 化：书 记：路湘云（部队干部），县 长：毛 票（地方干部）。
元月24日上午，大队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林志群详细介绍了永安地区的各个方面情况，具体宣布了各个县级架构的接管干部名单，
这批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是久经考验、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山东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干部，还有多年坚持残酷地下斗争的地下党干部，也有热情奔放、气宇轩昂的来自上海、苏南地区的热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辞劳苦，走进了接管永安、建设永安革命队伍。
在1949年4、5月至10月之间的这个时间里，永安地区各县经历了多次的政局动荡，闽西北游击纵队、地下党城工部、国民党残匪、土匪等力量数度更迭政权，一直到十兵团解放了福州，向闽南进军，德化、大田、宁洋、宁化、清流、明溪等6县才相继解放，只有三元、永安尚为顽固势力所控制。
为了争取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实力派人物和平起义，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中共福建省委早在1949年的7、8月份就从福州的大专院校学生中(永安籍)挑选10人组成七分区工作队， (也称“白区工作队”)到永安地区做策反工作。工作队的目标是争取和平解放永安。11月初，七分区工作队到达大田，与均溪游击大队会合。均溪游击大队政工室全体人员连同警卫班十来人也并入七分区工作队，由原政工室主任蒋文一担任工作队队长，张革任副队长。
当时，盘踞永安境内的反动势力有三大派：一是以专员高凯、县长陈文孙、参议长赖德炜和盘踞永安西北安砂镇的陈存志、盘踞永安南部西洋镇的詹国鼎等为代表的文人派，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和平解放，但没有定出具体的和平解放措施；二是以王仁锋(有武装100余人)、陈邦文(有武装120余人)、陈元进(有武装80余人)等为首的实力派，他们想保持实力，独霸一方；三是以永安国民党县党部代理书记长吴永福为首的顽固派，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解放，并且潜入乡村活动，收集零星武装，企图壮大反动势力。省委对七分队的指示是：要作两手准备，即继续争取和平解放永安，同时准备武力解放永安。
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部分队伍奉省军区命令，由泉州地区向永安进发。25日晚抵达大田与地下党游击队会师。决定以少量精干兵力奔袭永安城。1月28日夜8时许发起进攻，23时左右，各路战斗相继结束，我解放大军已控制了永安全城，同时(28日），人民解放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的二、三营，在闽西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的配合下，进袭三元县城，三元县城同时解放。至此，闽西北地区除了边远的将乐、泰宁、建宁、光泽四县外，均告解放。
1950年1月13日下午，第七大队在福州闽江龙潭角码头乘船离开福州逆流而上，向永安进发。当晚行至水口两船并行停航过夜，14日抵达南平。此时患疟疾的人员增多，对病号派专人照顾，并派人武装护送至沙县。其余人员步行经西芹、青州，于19日到达沙县。林志群等地方干部在沙县迎接南下和部队转业干部，党史称为“沙县会师”。在沙县的9天时间里，第七大队的同志们听取了关于开展农村工作的报告，学习了《福建省征粮借粮办法》、《怎样继续利用伪保甲制度》以及如何进行接管工作，如何开展剿匪、减租减息等政策文件。宣布了各县接管干部的具体名单。
1月28日早饭后大队从沙县向永安进军，上午经过三元时接管的干部立即开始了接管工作，下午就宣告了三元县人民政府成立。
接管明溪的干部在莘口镇由该县“自动解放委员会”派员接去明溪，于2月2日进入明溪城接管，2月3日宣告明溪县人民政府成立。
1月29日继续行军、经莘口、贡川到达永安，2月1日福建省永安地区专员公署和永安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鉴于宁化、清流路程较远，又临近1950年春节，地委领导决定去宁化、清流的干部暂时留在永安过春节。
2月1日，接管大田县和德化县的干部，分乘汽车于当天各自到达目的地。2月2日，分别宣告大田县和德化县人民政府成立。
2月16日，接管宁洋的干部，经西洋徒步至宁洋（今漳平之双洋），向该县“治安维持会”接管了政权。次日喜逢农历正月初一，人民群众在鞭炮声中迎来了宁洋县人民政府成立。
春节后，2月20日，接管清流和宁化的干部，携手同步沿九龙溪离开永安，先后各自到达目的地，并分别向“维持治安委员会”和“临时工作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先后于2月23日和3月1日分别宣布了清流和宁化两县人民政府成立。
至此，长江支队第七大队的山东南下干部，自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前后历时整整一年。经历了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华东的全部六省一市，经历了上海接管、苏州整编，行程3000多公里，终于胜利完成随军南下、接管新区的光荣历史使命。
永安地区是福建省解放最晚的地区，也是土匪最多（7000余人）、活动最猖獗的地区，第七大队在剿匪的斗争中付比其他6个大队付出了更大的牺牲，仅仅1950年上半年，第七大队就伤亡达61人，是全省各地区最多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第七大队也经历了一样的剿匪、减租减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人世沉浮、道路坎坷，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陆续调离，但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宝贵生命献给了永安这块土地。
（作者郑春田申明：从2008年开始，我们的2代开始关心长江支队的事情了，但是绝大部分2代都只知道长江支队有六个大队，不知道长江支队还有个“第七大队”。我是从2008年3月份开始收集、整理、编辑《长江支队人物志》的时候开始整理、研究“第七大队”历史的，我和几位健在的长江支队各大队、中队联络员的老同志进行了讨论，还到福建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了解、整理有关“第七大队”的资料，现将资料按时间顺序记载。文章只是对历史事实的挖掘和如实记载。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