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地下交通，创建红色战邮（文/肖夏）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的处境十分艰难，各地党组织只能依靠地下交通与中央保持联系和互动。可以说，当时地下交通已成为地方党组织生存的命脉。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山东党组织遭受很大破坏，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历经千辛万苦才通过北方局接上了关系。此后，不管战乱多频仍、时局多艰难、环境多险恶，山东地下交通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始终保持着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并且在战火中不断壮大、整合，形成解放区战时邮政体系；后来，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又发展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民众的国营邮电事业。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来给大家简略介绍一下。

一、开辟地下交通

地下交通工作是与党的秘密活动相伴而生、逐步发展起来的。1925年4月，中共中央曾在《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中指出：“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1927年，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交通网的责任有二：（一）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监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它各种消息。”

山东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工作，最早见诸于史料记载的是在1927年。这年9月，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就是经由南乐县杏园村田资建家（当时是顺直省委秘密通信处）转交省委特派员刘大风的。在鲁西，由张廷焕专门负责与山东省委的交通联系；在鲁南，萧县戴楼赵淑琳家设有秘密交通站。1930年，徐海蚌特委设有3名交通员，他们除负责与所属县委文件的收递工作外，还兼顾交通联络、口头传达上级指示、检查工作、收集情况等。1933年，临时省委每周都派交通员去虞城联络。1935年，在东平县戴庙设立党的交通站。1936年，受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指派，孙锡恩负责与北方局和鲁西特委的交通工作；受冀鲁豫特委派遣，于子元曾到曹县、定陶、菏泽、东明、考城交界地区建立地下交通站┄┄总之，只要有党的组织，就一定有各种形式的交通联系；一旦失去联系，就会成片地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因此，党非常重视交通工作，要求亦很高，如徐海蚌特委交通员孙达之就是县委书记级的干部，不少地方的领导直接管交通工作。

抗战初期，山东的敌、伪、顽、我多方势力鼎立，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日伪军频繁“扫荡”、“蚕食”、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还有各种地方土顽、匪寇武装经常打着“抗战”的招牌到处抢掠、袭扰，给党开展敌后抗战设置了重重障碍。抗日根据地基本上被分割成鲁中鲁南、滨海清河，还有胶东三大片，而且相互阻塞，联系非常困难，数月难得一次。

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党政军之间、上下级之间无法及时沟通是个大问题。1938年12月，山东分局在驻地沂水县大王庄成立交通总站。各专区地委所在地设交通分站，各县设交通站，主要工作是传递党报及党政军各部门的文件。交通干线（通达战略区以外的叫干线，区内的叫支线）沿线每隔40里左右有一处交通站，每隔8~10里有小站或碰头站。此后，又陆续开辟了以王庄为中心通往各地的5条干线：一条至清河，一条到沂南，一条通湖西，一条去苏北，一条往胶东。通过这些交通线站，把被分割的各战略区联系起来。到1938年秋，山东八路军已开辟长途交通干线800里，10里左右设一站。

1939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区疯狂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形势日益严峻，山东分局撤离王庄，交通总站亦随分局机关移驻沂南县岸堤柳行岔村。由于原来的交通网打乱了，分局与各地委的交通联系中断，《大众日报》也发不出去，山东分局决定重建交通线站。经过努力，到10月又建立起以岸堤为中心的交通网，建立了通往抱犊崮山区的南干线、通往泰山区的北干线、通往滨海地区的东干线3条主要交通线，把根据地各战略区又重新联系起来。在山东纵队，除建有交通总站和泰山支站外，清河、渤海等战略区也建有交通站。

下面着重讲讲鲁西，即津浦路以西地区，抗战期间划入冀鲁豫边区。由于鲁西是山东通往延安（党中央驻地）的必经之地，也是我方与日、伪、顽激烈争夺之处，斗争格外尖锐复杂，开展地下交通工作也愈发艰难。抗战之初，山东省委与鲁西特委的交通联络由刘宴春、马功臣负责。1937年10月，省委交通员孙锡恩护送红军干部廖云山到临清，与徐运北等商定组织抗日武装等问题。次年5月，郭洪涛率干部来山东路过东平县黄花园时，指示县委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6月，八路军在清丰县设办事处，所属通信排主要同直南、豫北地委进行交通联系。

在日伪军严密封锁平汉路的情况下，冀鲁豫边区不断强化地下交通工作，以保证与中央和北方局的互联，因而使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山东和华中通往延安的主要通道。1939年4月，冀鲁豫区党委设立交通科，下属3个地委均设有交通科。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级政权相应地建立了交通机构。鲁西行署交通局下设3个分局，其主要交通线有三条：一条从泰西至山东，一条自运西到湖西，一条由鲁西北通往太行。不久，又以肥城为中心组成通达平阴、汶上、峰山的三条交通线。为了打通湖西与鲁南的联系，1938年底，苏鲁豫特委沛滕边联合办事处曾在夏镇（微山）建立交通站。1941年春，一一五师教二旅五团在湖东一举歼灭顽军周侗部500余人，打开了沛滕边的局面。微湖大队、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等协同作战，攻克敌据点微山岛，保障了湖上交通。此外，冀鲁豫还打通了与太行四分局的联系，建立了6个秘密联络站；开辟了由濮县至水东和湖西地区的两条交通干线。到1941年7月，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科已有交通员30多人。行署则设交通总局，各专署设交通分局，县设交通站(局)。

1942年初，根据北方局“加强交通工作，党、政、军分设交通机构，尤须加强秘密交通工作”的指示，冀鲁豫陆续建立起一整套秘密交通网络：一是濮范观中心区交通总站通往各地委的交通线。二是通往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北线、中线一（主要传送文件）、中线二（主要护送过往干部）、南线（既护送干部，也传送文件）4条交通线。三是通往山东分局的两条交通线。一条经巨野(或菏泽、曹县)到湖西，东渡到山东分局（主要传送文件）；一条经泰安（或宁阳），过津浦铁路到山东分局。四是湖西军分区到山东的武装交通线（主要护送干部）。上述交通线网在沟通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北方局、党中央的联系，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把一切献给党

大家可能都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无不为党的地下情报员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那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处境更加艰难、凶险。他们既不能只藏在屋子里收发电文，又不可堂而皇之地奔波。在地下交通线的建立——破坏——再建立的反复轮回中，他们拼搏、砥砺、锤炼，不断开辟、扩大、巩固、维系着一条条漫长而又曲折的地下交通线，冒着危险传送党的文件、指示、报告、情报，兼发报刊资料、宣传品等，还要护送党政军干部、要员的往来，转运革命必需的物资和经费。为此，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牺牲生命、默默无闻也无怨无悔，是把一切都献给党的了不起的英雄群体。

山东交通总站刚成立时，仅有十几个人。但他们常常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地穿梭于交通干线上，把党中央的指示带回山东，把分局的部署送达各区、地、县。面对敌人频繁残酷“扫荡”造成的巨大困难，他们遵照“争取时间，掌握干线，打通邻区，主动联系”的交通工作方针，不断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迅速打通四邻的交通网，并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探索尝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通工作方式。

首先，执行任务的交通员身份绝对保密，只有个别领导才知道。地下交通传递的文件分密件和一般文件两种。密件都是捆在身上，外面再罩上褂子，以避免暴露；一般文件背背肩挑，多的时候用骡子驮。携带较小的信件，则缝进棉衣、草帽沿、蓑衣里，或者钉在鞋底上、塞进扁担头、夹在菜帮里、盖在粪篓下、贴在膏药中，用各种办法巧妙地藏起来。传递的方法是采用单程逐站接力递送，不横向间接联系，按规定的暗号接头，回程再携带对方的文件。通过封锁线时，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小贩、修道士，走亲戚的等身份；事先要熟悉当地情况，以应付敌人的盘查。过据点时，先派人前往侦察，如果难以通过，就甩掉普通文件，只带密件走，必要时销毁，小的就直接吞掉，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封锁线白天不好过就晚上过，化装过不去就武装护送（但尽量避免与敌人冲突），实在不行就用口头传达，或者动用敌营的内线。为防不测，每条交通线都设有主用线和备用线。

地下交通员多是穿行在敌人碉堡林立、严密封锁、残酷“扫荡”的环境中，工作很艰苦，因此对政治和业务素质要求较高。他们首先要忠实可靠，不怕苦和累，勇敢机智，有丰富的经验，身体还要好，一般享受区级干部待遇。平时，除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讲革命道理，教工作方法外，还经常发“试线信”，以考察他们的工作，确保不出问题。

为了完成任务，交通员们不但赤胆忠心、甘冒风险，而且要临危不乱、有勇有谋，凭靠与敌人斗智取胜。水东交通员王荫林化装成逃荒要饭的，推着独轮车从苏北新四军处带着巨款，机智地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解决了水东地区的急需。他还曾在中原李先念部，把军用地图夹在粗黄表纸中带回，一路巧妙应付过敌人的盘查，被同伴称赞为“神通广大的、有办法的老交通”。

任劳任怨、历尽艰辛也要完成任务，是交通员必备的素质。1941年4月，日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区党政机关撤出中心区，交通员将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埋藏于沙丘中，秘密守卫并与敌人周旋，趁天黑后再将文件转移走。博山模范交通员郑金地，常年出没在据点密布、特务多如牛毛的敌占区，还经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穿越封锁线送文件，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从未间断；他曾经被捕六七次，但都能够凭机智、勇敢、沉着而脱险。胶东交通员刘同凤经常担着70~80斤重的文件（最多的时候达到105斤），奔走在交通干线上，当天往返120多里路；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帽子都被子弹打穿了洞，硬是带着文件奋勇地冲了出来。

为了工作，交通员不辞劳苦，不避酷暑严寒，经常风餐露宿，几天吃不好饭、睡不成觉不说，有时还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口号就是“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卫好党的机密！”1940年秋，总站交通员王成恩挑着沉重的文件连夜过封锁线，不幸被地雷炸断了腿。不能行走，他就把两个文件筐子拴在一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忍着剧痛一点点地拖爬出封锁区。遭遇敌人时，他把文件筐藏进豆子地，自己却受尽酷刑而牺牲。沂北交通员王聘中送文件途中被敌人抓住，他机智地跳入路边的水湾；当敌人拿绳索来拉他时，他早已在销毁了文件，并把绳结套在自己脖子上——敌人只得到了烈士的遗体。还有像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科指导员于恩固、鲁西区党委交通科长王品一、泰西交通员刘洪勋、肥城县交通局视察员郭余三等，都是在执行任务途中被射杀、残杀、炸死的。有的交通员不幸被捕，但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如王兴被捕后，在监狱里经受酷刑折磨，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在敌人押送他当劳工途中机智逃脱。逯显亭被捕后，在济南监狱参加暴动、越狱归来，受到军区的通报表扬。有的交通员铁骨铮铮，宁折不弯，视死如归。如万天瑞、宋文昌、苏松柏等被捕后，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为了保卫党的机密，高呼口号慷慨赴死。象这些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抗战时期，全省就有50多位交通（战邮）人员被捕，200多人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党的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创下卓著的历史功勋！

提起人员护送，不能不说说湖上交通线。微山湖位于苏、鲁两省8个县的结合部，周边曾是南北军阀势力争夺的交接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5年苏鲁边区特委就打通了湖上交通线，1938年在夏镇建立了交通站，1940年重建的湖上交通线负责接送过往干部、转运物资。1942年4月因日军重兵合围微山岛，湖西与山东的交通线中断。当年8月，湖西地委和军分区即到湖东（沛滕边），又建立起秘密交通线，并派刘家廉打入夏镇伪军自卫团尹洪星团部（任军医），建立了秘密交通站；还争取尹团与我方暗中合作，先后完成了护送刘少奇、陈毅、朱瑞、萧华等党政领导和大批过往干部的任务，并建立了水上游击武装——微湖大队，保证了湖上交通线的安全通畅，曾受到中央军委电报嘉奖。陈光、罗荣桓、萧华、黎玉曾联名写信给微湖大队说：“你们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蹚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保证了南北交通的畅通。”1942年冬，为确保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部队通过卫河，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在鲁西北组成卫河工作团，同时由冠县县委、政府组织30余人的水手队，协助开辟了地下交通线。队员们个个会撑船、架浮桥，几年间就护送6000多人安全往返。在冀鲁豫，军区沙区工作团(办事处)建立的两条横贯平汉路的交通线，除传送文件和情报外，先后护送过4000余名干部过铁路，其中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杨勇、黄敬、苏振华、曹里怀等高级干部。卫南办事处交通线先后护送过2000余人过封锁线，其中包括徐向前、罗荣桓、朱瑞、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党政重要领导。据统计，仅经安阳地区地下交通线过往的人员即达万余人次，其中包括很多党、政、军重要领导人。

在物资转送方面，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夺金、送金”的故事。自古就有“乱世黄金，盛世收藏”之说。在漫长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因黄金能够保值和便于携带，它成为支撑战争的重要战略资源。胶东地区是黄金重要产地,其中招远玲珑金矿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金矿（1939年3月，日军侵占招远后立即抢占玲珑金矿；在之后六年半时间里，日军在此掠夺黄金16.5吨、白银38.45吨、铜6262吨）。因此，胶东黄金也成为敌、伪、顽、我明争暗夺的重点。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采金管理委员会，以领导招远、黄县、蓬莱、栖霞、福山、文登、莱阳等地群众采金；1940年9月撤销管委会，成立玲珑采金局，统一管理根据地内的金矿。与此同时，胶东地方党组织向敌占区金矿派遣人员，团结广大采金工人乃至有爱国心的资本家，与金矿日军展开惊心动魄的“夺金”斗争。起初，矿工们用藏在破矿工服里、塞在肛门里等办法夹带黄金。后来敌人让上井的矿工先扒光衣服、再蹲厕所检查。再后来，矿工们想出把细精矿砂揉进头发里、带出后洗出再集中、积攒、冶炼金条(每条10两) 的办法。根据地北海银行西海支行定期派人去玲珑金矿杨家沟分矿，收取矿工们熔铸的金条，五天一次，每次都有10-20条之多。在“夺金”斗争中，中共胶东区职委书记苏继光贡献巨大。1939年冬，他接受搞黄金的任务后，头戴破毡帽，身穿烂棉袄，腰扎草绳，装扮成挑柴禾的人，来到招远蚕庄金矿，并在龙口码头老工友的帮助下，混在矿工流中。他白天与矿工们一起劳动，晚上走门串户开展工作，团结广大工友。矿工们觉得他处处为工人着想，都把他当做靠山甚至主心骨。苏继光还化装成国民党官员，取得当地最大矿主“许小眼”的信任，并利用其几十条枪组建起8支工人护矿队，由自己来领导，后来竟将日伪赶出，使蚕庄金矿归由抗日民主政府掌管。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全力以赴支援全国抗战，不断将胶东等地的黄金秘密运送到延安，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制约，运黄金不仅要避开日军频繁的“扫荡”，而且要穿越敌人炮楼的重重封锁线，在不同时期变换不同的路线。1939年至1943年间，胶东的黄金等物资主要是经“渤海走廊”送达山东分局，即从胶东平（度）、招（远）、掖（县）边区根据地出发，沿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及清河区寿光等县，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沂蒙山区、滨海区；1944年秋后，改经“滨海通道”送达山东分局，即从胶县、高密穿过铁路，经滨海区诸城等县直达山东分局所在地，这样能省下近大半的路程。同时，还需要武装护送，每次都抽调100余人的主力连队执行任务，每人腰间缠一条布袋子，每袋内装四根金条。抗战时期，山东黄金运送延安或山东分局（见诸史料记载的）至少有7次。第一次：1940年6月，胶东区送黄金到鲁南，在鲁南区党委领导赴延安开会时转交党中央。第二次：同年9月，北海行署专员曹漫之参加省行政会议，带领一个精干团（约800人左右），将约6000两黄金分装在战士们的特制衣袋里，还有北海币、法币，一并送到山东分局驻地南麻。第三次：同年冬，胶东派两个营的部队护送近3万两黄金到山东分局。第四次：1942年春，胶东部队护送5000两黄金到山东分局转交党中央。第五次：1943年9月，朱瑞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腰缠一黑口袋金砖。第六次：1944年5月，南掖独立营与平西四区队护送20头骡子共驮铁木箱40个，内装金银及小手榴弹，分别送党中央和清河军区。第七次：1944年7月，胶东行署财政处处长孙揆一带数十人参加省战行会，行前挑选几十匹强壮的骡子，驮着大批黄金和布匹，从海阳古现村出发，由胶东部队护送过胶济铁路，滨海军区接送过滨海通道，到省战行会驻地莒南。此外，刘少奇、徐向前等离开山东去延安时，都携带有大量黄金。为了“送金”，有许多人英勇献身，吕品三就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地下组织筹措和交易黄金，暗号接头、小心踩点、秘密进行、事后扫尾，每次交易都要高度警惕。有几次敌人摸进小院里，但都被他们机智地甩脱了。1943年吕品三不幸落入敌手，遭受严刑逼供，但他英勇不屈，严守机密。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他装进麻袋，用刺刀狠命地戳刺┄┄

据有关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送往党中央的黄金多达13万两（中央档案馆现存有山东黄金的收条）。在敌人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停止拨付八路军军费的情况下，这些黄金为各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渡过财政难关，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创建红色战邮

抗战前，全省统一的邮政机构叫“中华邮政”。中邮被日伪管制后，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政策，不准通邮。因此，1940年春清河专署筹备建邮，先是抽调干部、开办训练班，并试用“五角星”邮票；一年后成立省内第一个人民的战时邮政机构——清河区战时邮政总局。1941年7月，山东分局总结交通工作中的问题，参照清河区的经验，提出建立统一的交通组织机构的要求，并指定由省战工会具体领导建邮的组织工作。

此前，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建有三套交通系统：一是山东分局交通线，为省内秘密交通干线，通达北方局和各区党委；二是《大众日报》交通线，以传递报纸为主，通达各区党委；三是部队交通线。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线上三方跑交通的状况，造成人力、物力的重复和浪费。再加上各级政权内的邮政交通机构，组成了遍布根据地的交通网，组织庞大且各自为政。随着党在根据地执政实践和能力的提高，党政交通系统开始整合，以统一管理包括党内外交通、党报党刊的发行、邮务等邮政业务。

1941年10月，山东省战时邮政建设推进委员会成立，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山东纵队、大众日报社等机关所属交通机构合并，组成战时邮政机构。次年1月，省战工会成立民邮工作委员会，先将各地区的民邮交通干线建立起来。2月，在交通总站的基础上，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后改为邮政总局）在沂南县双泉子村成立（下旬随分局、战工会移驻滨海区莒南县十字路和南北甘霖村一带），对全省的战时交通邮政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主任公署区设管理局，专署、县均设邮政局，区设邮务代办所；八路军交通总站及各战略区交通总站，划归战邮总局。各地区的邮管机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省战工会第一次行政会议制定并颁发了《战时邮局组织大纲》、《山东省战邮暂行组织条例》、《战时邮务人员守则》等。

1942年9月，山东分局在历城召开交通发行部门联席会议，决定将邮务、发行、交通三项工作由战时邮局统一管理；省战工会统一了战时邮局与《大众日报》的发行系统，实现邮发合一。次年1月，战邮总局和大众日报社在莒南县庄庄村联合召开会议，明确了交通、发行工作两大中心任务（交通主要是为了发行任务的完成及各种邮件的迅速传递）。3月，根据山东分局决定，各级党委交通科、各级战时邮局、各报社发行部门三位一体、一元化领导，对外称战时邮局；政府内叫战时邮局，党委内称交通科，报社则为发行部（科）。交通、邮务、发行三项工作密切配合，形成一个团结、高效、有力的整体，实现了重大转变。1944年1月，山东分局发布《加强交通发行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决定，着重强调了战邮工作的重要性。1945年3月，冀鲁豫交通总局建立，党、政、军、报社、书店之交通和发行机构合一，统一了党内交通和政民交通工作的领导，统一送信制度，克服了各自为政的现象，促进了交通工作的开展；各专署设交通分局，各县设县交通局。邮、交、发合一后，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到1943年，山东的地下交通路线已初具规模，战邮总局所在地开辟了由鲁中沂蒙区通达清河、胶东、华中、鲁南湖西和冀鲁豫四大干线，总长约9000里。此后，再通过打破封锁、开辟交通干线的斗争，到1945年开辟了以临沂为中心的网状邮路，打通了通往太行、鲁西、湖西、鲁南等12条邮路干线，总长度1万华里，形成由省到村、综合交错的交通通信网络。在7600名战邮人员中，交通人员占到5300名。在冀鲁豫边区，1945年党、政两个系统的交通人员已发展到1400余人，通往党中央、中央局和山东等地的区外交通线发展到8条、长达5000多里，秘密交通站发展到90多处；全边区共设5大干线，区内交通线发展到7条、长达2000多里，秘密交通站发展到100多处。

1944年，山东的战时邮政进入大发展时期。6月，省战邮总局召开第一次全省战邮工作会议，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战邮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使战时邮政工作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会后，全省战邮系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模选模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战邮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在8年抗战中，全省的交通线护送区外干部1.2万多人次，还传送了大量的报刊、信件和物资，较好地完成了党政交通的光荣任务。抗战胜利时，全省各种报纸的发行总量已达10万余份，遍及各根据地、沦陷区及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传播着党的方针政策，鼓舞着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广大抗日军民。伴随着城市的解放，解放区又接收了30多个县市的中华邮局；交通局改为邮政局，开展了民邮业务，实行了大边区统一的邮票制度，扩大了业务范围，使交通邮政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邮政局改为战时邮局，还组织了临时性的支前邮局。冀鲁豫区抽调大批邮工组成5个军邮局，跟随刘邓大军（二野）和华东野战军行动，担负前线和后方的联系任务，并在游击区建立武装交通班，边战斗、边开展地方邮政工作。交通人员的装备也大为改善，如二野随军邮局有50多人，配备有枪支、马匹和自行车。冀鲁豫全区交通人员发展到2000多人，邮政投递点遍布全区69个县、市，区外邮路长达4000余里。

邮工们除了要日夜兼程地完成邮递任务外，还经常与敌人遭遇和激战，常常是一边战斗、一边前进。为确保战争的胜利，广大邮工不分昼夜，不怕风雨，冒着敌机扫射，每天步行百余里，经常要奔跑着送邮件。如邮工赵福两夜连跑280里完成了送邮任务，沿途还要过黄河天堑和敌人140里的封锁线，其困难可想而知；联络员顾振江不顾敌机扫射，在大汛期冒死跳入黄河激流，从下游3里处登岸，完成联络任务。在战争年代，仅冀鲁豫就有113人在这条战线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抢修黄河北岸堤坝工程的我方军民，并悍然在花园口堵口合龙，迫使黄河水回归故道，在解放区制造水患，分割南北联系，给两岸的通信造成极大困难。冀鲁豫区党委交通科在沿黄两岸100多里组织建设了十多处交通联络站，配备船只和船工，白天隐蔽防空，利用晚上运送邮件，保证了邮政通信和书报的发行。当黄河南岸出现“大拉锯”极端困难的情况时，无法执行邮资寄递，区邮局就颁发了“战时免费”、“烈士遗物”等戳式样，以邮寄机关公文和军烈属邮件。1947年全区传递军邮信件3.6万多件，且多属“光荣免费”、“待遇传递”类邮件。1948年下半年，仅黄河北30个县即收寄军邮件4.1万多件。

在“为人民立功竞赛”运动中，邮工中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并获得立功证书和奖励。各地秘密交通工作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确保了中央与华中、山东、华北各大战略区之间通讯、交通的通畅，为夺取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投降后，山东战时邮务总局接管了解放区中华邮政。1946年省政府在邮务总局基础上成立省交通总局，下设邮政、电话、公路三个管理局，各地交通局亦陆续改为邮政局。解放区的邮政事业，开始向企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为战争、土改及发展经济服务。正如1948年1月，董必武在华北交通会议上的总结所言：“过去破坏交通，现在是建设交通；过去是邮政线路不衔接，今后必须衔接。”全省在精简机构、调整干线的基础上，大力强化干线，普遍建设乡邮，实行了邮票制度。总干线设立了夜班或钟点班，各地邮局还陆续开办了快信、邮转电报、解款、包裹收寄、汇兑等邮政业务，试办了农村储蓄和信贷业务。在自身建设方面，打通了县际间的横向联系，合并了邮发工作，统一了计核业务，并在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比较正规的管理制度。

在山东党组织地下交通基础上创立的战时邮政和人民邮电事业，经过战争的考验和形势的发展，使行之有效的邮、交、发合一的邮政组织形式延续和巩固下来，并不断得以发展壮大。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这种邮政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肖夏来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