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无敌 智者必胜——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文/曹厚芹）
电影《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就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是虚构，是真真切切的鲁南铁道大队的原型。
1940年2月，鲁南铁道队在煤城枣庄正式宣布成立。后来人们根据其作战特点，称他们为鲁南铁道游击队。创建初期，他隶属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直到1946年3月升级为主力部队，番号由此撤销。“铁道队”，顾名思义，与“铁道”密不可分，他在枣台和枣临支线以及津浦铁路的兖州徐州段，机智勇敢地与日军战斗了近7年，他们截火车，打洋行，破铁路，炸桥梁，搞情报，捉汉奸，护送部队干部过铁路，为军区搞布匹、药品和钱粮，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在《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一书中，称赞这支人民武装是“坚持在敌占区、边沿区的武工队、游击队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是‘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铁道游击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他们的传奇故事代代相传。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血染洋行 飞车夺枪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能源重镇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前，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兴公司。1938年3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在此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修复了从枣庄到津浦铁路的支线，大量优质煤炭从这里被疯狂掠夺到日本本土。（图1：枣庄老火车站原日军警卫处）
1939年1月，日军在枣庄火车站南开设“正泰洋行”又名“枣庄国际公司”。（图2、图3、图4国际洋行旧址）洋行里有3个掌柜，都是侵华战争中伤残的高级军官，调离军队到洋行以经商作为掩护，实际是搞间谍活动。这个洋行就是当时日军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他们搜集了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情报，使抗日武装多次受挫，损失惨重。
为了及时掌握枣庄敌人出动的情况，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派两名排长洪振海和王志胜到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洪振海（图5：洪振海）早年丧母，艰辛的生活磨练出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姐夫是一位铁路工人，这个机缘使洪振海很快学会了开火车，时速40公里的火车他也能上下自如，这个本领使他成为当地从火车上扒煤的穷人的首领。王志胜（图6：王志胜）比洪振海大两岁，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他性格外向，灵活机智，到枣庄后立即以搬运工的身份打入“正泰洋行”，并很快获得日本经理的信任，半年以后，被提升为搬运工头。日本人不仅毫不怀疑他，有时还赞扬他是大大的好人！
“正泰洋行”的存在给抗日武装带来巨大危险，于是洪振海和王志胜决定，要尽快找机会趁日本人的麻痹之机将其瓦解。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志胜和洪振海等3人，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摸进洋行，经过一番争斗，杀死了正在熟睡的3个掌柜，并迅速安全撤出。第二天早上，王志胜像往常一样到洋行上班，谁知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没被打死。王志胜一进门，见他捂着伤口喊：“王的，快快地，电话的有！”王志胜佯装关怀的样子，跑到车站打了电话。事后，日军断定这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对王志胜和洪振海没有丝毫怀疑。金山出院后被提升为大掌柜，他认为王志胜有救命之恩，对他更加信任，但也因此加强了对外防范。针对这个情况，王志胜感觉到在洋行不便久留，决定在搞点武器后，找机会退出洋行。
1939年10月的一天，王志胜发现在枣庄车站，日军有一部分武器弹药准备用火车运往临城，他和洪振海商议要搞到这批武器，支援苏鲁支队。于是王志胜悄悄地在装有武器弹药的车厢做了记号。晚上9点左右，火车开出站，洪振海和曹德全便灵敏地跃上火车，等火车驶入预定地点----王沟车站西侧时，他们便打开做记号的车厢，将包扎好的2挺机关枪、12支马大盖步枪、2箱子弹抛下火车。随后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窖里，并及时报告苏鲁支队。第二天夜晚，苏鲁支队派一个连将武器弹药取走。
1939年11月，苏鲁支队首长指示要迅速组建抗日武装。王志胜借故辞去了洋行的差事，开始与洪振海筹备开设炭场。几天后，炭场在陈庄正式开业，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集合当地的部分贫困百姓到炭场做工，白天，大家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是以此为掩护，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的情报。夜晚，他们便组织多数人去拦截日军掠夺的煤炭，并利用这个时间把情报送出去。当时炭场利润挺大，他们将挣来的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花销外，还买了2支短枪。枣庄地区的日本特务尽管非常猖狂，千方百计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但对洪振海等人的行动却毫无察觉。当月，他们以开炭场为职业掩护，秘密拉起了十余人的抗日武装，起名叫枣庄铁道队，洪振海任队长，王志胜和赵连有任副队长，随即上报八路军苏鲁支队，请求上级给予委任并派政委过来。
正式建队 炭场遭袭
1940年2月，杜季伟（图7：杜季伟）奉上级指示来到枣庄，他带来了苏鲁支队的任命书，任命书是这样写的：“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抗日斗争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研究，同意你们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拉起武装，可称为“鲁南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任命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此令，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李乐平，参谋长胡云生，政治部主任李荆山。1940年1月**日。”接着，杜政委又传达了上级首长关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立即扩大武装等指示，还强调了组织纪律、加强保密等注意事项。晚饭后，队长召集全队11名同志召开会议，杜季伟宣读支队首长的命令并讲话，洪振海和王志胜也分别讲了话。至此，鲁南铁道队正式诞生了！队员们情绪高昂，劲头十足，但又不能声张，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之后，根据杜季伟的建议，1940年4月，在枣庄西南的小屯村（图8、图9：小屯村旧址），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集中整训，当时铁道队员共计15人，其中7人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过程中，杜季伟讲授政治课，洪振海传授对敌斗争经验和爬火车、扒铁路、炸桥梁等技术。由于叛徒告密，培训班仅举办5天就不得不宣告结束。这次整训尽管时间短，但取得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通过培训，队员们改掉了一些陋习，提高了政治素质，初步掌握了在铁道线上对敌斗争的本领和技巧，铁道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由于铁道队人员不断增加，炭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1个炭场很快发展成2个炭场和3个焦池。铁道队除基本队员外，还有外围组成人员，有铁路工人、矿警队员、铁路警察等。在这些人的秘密配合下，敌人在枣庄一带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情报，铁道队一般都能及时掌握。炭场挣来的钱50％分给队员做生活费用，10％作公费，剩下的上缴或者购买武器弹药。3个月以后，他们又增加了十几支短枪。
鲁南铁道队成立4个月后，终于引起日军和汉奸的注意。同年5月的一天，驻枣庄的日伪军300余人突然包围了铁道队驻地陈庄炭场，逮捕了李玉芝、李云生等3名队员，炭场和焦池也被查封了。无奈之下，铁道队只能把活动基地转移至枣庄西南面的齐村。从此，便公开八路军铁道队的旗号，与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智取票车 再打洋行
1940年7月，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领导。一天，鲁南军区来函，要求铁道队想办法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临时困难。队员们把炭场结余的8000元钱上缴鲁南军区，同时他们决定打一次日军的票车。
为了使打票车的行动万无一失，队员们设计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由12名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稳住敌人，洪振海、曹德清负责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20名短枪队员提前在预定地点埋伏。列车一出王沟车站，曹德清猛地一刹车，车速放慢，王志胜随即带领队员飞速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相互配合，将车上的日本兵全部杀死，王志胜跳上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帆布袋抛下车。这次打票车共获得8万块钱，并缴获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缴鲁南军区。
8月下旬，铁道队决定再打一次国际洋行。经过侦察，发现洋行戒备森严，院墙的四周架起了电网，门口设了岗哨。洋行里的日本人增加到13名，全是日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官。金山已经失宠，由日军特务机关的矛山一郎大佐担任大掌柜。当晚10点，32名队员到达洋行附近，他们按计划分成小组，各负其责，有的负责观察敌情，有的负责吸引敌军，有的负责用铁钎和铁锤在后院院墙上挖洞。凌晨4点，洞挖好了，队员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王志胜在院子里任总指挥，其余队员机智果敢，用很短的时间迅速将分住在4间屋子里的敌人全部杀掉。待队员们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经发现洋行出事了，附近炮楼探照灯的光束不时地来回照射，日军很快包抄过来。情况万分紧急，再从挖好的洞口出去已来不及，王志胜便果断地砸开门锁，队员们迅速冲出了洋行。这次夜袭洋行，杀死日军13人，另外还有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队员们返回驻地齐村后，怕日军跟踪追击，随即转移到小屯村。这时，杜政委从军区汇报工作回来，听了洪振海等人的介绍，特别高兴，称赞打得漂亮。接着，他传达了军区关于配合山里反“扫荡”的指示，要求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铁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按照军区指示，铁道队于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铁路沿线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多根。对扒下来的铁轨、枕木、电线盒、电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或埋掉或丢到水塘里，让敌人束手无策。此次行动完全打破了敌人的计划，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
奇袭临城 擒贼擒王
铁道队在枣临铁道线上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被《鲁南时报》、《大众日报》刊载，在鲁南地区影响很大。1940年4月，以孙茂生为首，在临城至韩庄段组建了30余人的鲁南铁道二队，后由中共滕沛县委加委正式予以承认。同年5月，以田广瑞（后叛变）为首，在临城至滕县段的北辛庄也组建了20余人的铁道队，后由县委加委称鲁南铁道三队。
1940年7月，为统一领导，鲁南军区将3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王志胜任副大队长。大队以下设4个中队。枣庄铁道队为第一中队，临城以南的铁道队为第二中队，临城以北的铁道队为第三中队，第四中队为破袭中队。合编初期，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的3位领导一般随第一中队活动。有战斗任务时，他们3人分头下去参加指挥。
铁道大队的一次次胜利让日伪军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称铁道队是能从天而降的“飞虎队”，即恨的要命，又怕的要死，为了增加防御，打击铁道队，他们在临城车站建立了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为什么要选择临城车站呢？因为临城车站是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的连接点，位置十分重要。为了使这两个大队更好地发挥作用，专门从济南调来了特高科长高岗任队长。高岗是个中国通，他采用中国民间“拜把兄弟”的方式，与临城附近50个乡的保长们结拜为兄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另一方面，利用特种作战小队伪装成铁道游击队，趁夜间到群众家里敲门，只要群众一开门，就说是私通八路。高岗的种种手段，让铁道游击队员一时间连歇脚喘息的地方都没有。于此同时，伪军特务队和伪军团长闫成田的2个营也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驻防。高岗和闫成田的存在，给微山湖地区的抗日武装带来巨大威胁。要想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铲除高岗和闫成田。
1941年7月的一天夜里，铁道大队化妆成伪军巡逻队，在内线的协助下，顺利潜入临城车站，杀死了高岗和他的警卫员石川，后又冲进库房，收缴了16支长短枪、2挺机枪和3箱子弹。临走时，铁道队员有意丢下伪军闫成田部的军帽来迷惑敌人。后来，日军果然中计，将闫成田部300余人押解运往东北做了煤矿井下苦力，闫成田及其副团长、参谋长在古井村被日军捆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刺死。铁道队取得了一箭双雕的巨大胜利。
铲除叛徒 队长牺牲
为了更好地支持鲁南军区的抗日活动，鲁南铁道大队经常劫火车，为军区搞布匹、药品和钱粮，取得了节节胜利。日伪军多次纠集大批装备精良的队伍进行“扫荡、围剿”，甚至采用重金悬赏、发展内奸等手段，黄二、田广瑞、殷华平等人，就是受了日军的蛊惑，做了叛徒，向日军告密，敌人先后将情报站站长秦明道和交通员郝贞、刘贵清等人抓捕，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面对酷刑他们视死如归，严守铁道队的秘密。后经铁道队员的多方营救，他们脱离虎口，继续战斗。郝贞、刘贵清等人都是贫苦的中年妇女，她们在地下党的秘密发动和教育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自己的家乡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巧妙地侦查敌情，为铁道队传递文件、散发传单、掩护伤员，为部队在敌占区采购药品等。她们的家是铁道队员经常落脚的地方，有时也是大队部的所在地。日军经常到她们家搜查，都被灵活地应付过去。她们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叛徒的存在，临城周围和鲁南津浦铁道两侧的抗日情报站失去了作用。叛徒成为鲁南铁道大队秘密活动最危险的敌人。为铲除这些民族败类，鲁南铁道大队领导决定，集中力量，尽快予以打击，挖掉敌人的耳目。经过仔细侦察，铁道队员先后查清了叛徒黄二等人的活动规律，并及时找机会将他们铲除，为巩固和扩大铁道队活动区域扫除了障碍。
日军对鲁南铁道队的种种破坏活动失败后，又改用化妆侦查的办法，妄图将洪振海等铁道队员一网打尽。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临城日本特务头子松尾带着3名特务，化妆成铁道队员闯入六卢店洪振海的住处，被放哨的交通员郝贞识破，还未来得及上报，特务们已先行向洪振海开了枪。庆幸的是洪振海机警地躲开了枪弹，并迅速占领有利地势，同特务军展开巷战。特务们见势不妙，想逃走，被洪振海等团团围住。为活捉俘虏，洪队长命令队员不准开枪，最后两名特务被生擒，松尾却成为漏网之鱼，逃之夭夭。
松尾逃回老巢后，纠集了数千名日伪军很快包围了六卢店。结果洪队长他们早已转移，松尾恼羞成怒，下令放火烧了六卢店村的房屋，抓了许多村民，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铁道队员的行踪，村民们视死如归，坚守秘密。愤怒的日军，没有办法，将抓来的村民统统杀害。
六炉店村被烧杀抢掠的消息，使洪振海陷入深深自责中。六炉店(图10：六卢店)的村民同铁道队员有着深厚的情谊，在困难时期，铁道游击队只能在野外活动，只有六炉店等少数几个村庄的群众无私地接纳他们，村民们不仅提供食宿，还多次冒险为他们传递情报。六卢店村民对铁道队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如今却遭遇残害，洪振海和队员们心痛万分。盛怒之下，洪振海紧急集合全部队员，在黄埠庄附近的运河堤上设下埋伏，伏击日军。当日军进入埋伏圈后，洪队长一声令下，手枪、步枪、机枪带着队员们满腔的怒火，一齐向敌群扫射，日伪军死伤甚多。不久日军发现铁道队兵力薄弱，他们开始激烈反击，双方展开激战，铁道队依仗有利地势越打越猛，敌军依仗人多势众不甘示弱。杜政委和其他大队领导见寡不敌众，认为不宜再战，劝告洪队长马上撤退，可洪队长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未听劝告，带头向敌群冲锋，由于目标过于暴露，他只冲出几步就连中数枪倒下了。王志胜旋即冲上去，救起洪队长，立即率队撤出战斗，沿着运河大堤转移。在撤离途中，严重受伤的洪队长停止了呼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洪振海的牺牲，在鲁南铁道队全体指战员中震动很大，失去了这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好带头人，大家非常悲痛，他结婚仅一年的妻子更是痛不欲生。由于当时对敌斗争形势紧张，鲁南铁道大队将洪振海就地安葬于黄埠庄。两年以后又迁至家乡滕州杨庄镇大北塘村。（图11：洪振海烈士墓）时隔不久，经上级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洪队长牺牲后，经杜季伟提议，民主选举了刘金山为大队长（图12：刘金山），赵永泉为副大队长。1942年5月，报请鲁南军区正式批准，并予以公布。杜季伟和王志胜仍分别任政委和副大队长。
微山突围 进山整训
洪振海的牺牲作为一次冒进军事行动，当作教训写进了铁道游击队的作战手册。除了洪振海之外，铁道队员曹德全、曹德清、李云生、赵永全、王建安等，也先后在战斗中牺牲。流血和牺牲让铁道队员在悲痛中反思并坚强起来，他们在失败面前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战斗。
1942年春，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4月20日上午，鲁南的日伪军3000余人突然对微山岛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猖狂的日军分乘百余条船只，从岛的东、南、北三面包围过来。当时驻扎在岛上的人民抗日武装除铁道大队外，还有微湖大队、运河一大队、峄县大队等地方党政机关人员，共计500余人。为了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抗日武装的负责人汇集一起，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研究了作战方案，明确了分工。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武装队伍在各个战斗位置同敌人英勇作战，激战10余小时，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最后，面对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指挥部决定各部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带分头突围。鲁南铁道大队在王志胜的率领下，急中生智，穿上日军军服，化妆冲出敌人包围圈，离开微山岛，安全转移。但是，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不幸牺牲百余人。从此，微山岛落入敌人之手，鲁南铁道大队失去了后方基地，抗日斗争环境更加恶劣。
鲁南铁道大队在微山岛突围后，奉命再次进行整训。在整训期间，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和政治部主任李荆山听取了他们的全面汇报，肯定了他们的抗日路线、方针；表扬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牵制其兵力，迟滞其行动，为我军主力反扫荡、反围剿、反蚕食赢得了时间。鼓励他们要尽快返回津浦铁路线上去，发动和依靠广大抗日群众，扩大活动区，粉碎敌人的伪化，打开山东、华中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为护送过往干部做好准备。整训后，全体队员进一步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以饱满的热情又返回故地。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抗日武装的密切配合下，1942年夏，鲁南铁道大队重新解放了微山岛，毙伤伪军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和弹药。从此，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重新打开，基本上实现了鲁南军区首长提出的“打通津浦铁路线”的希望和要求。
鲁南铁道大队历经一次次的胜利和失败，在流血和牺牲中成长壮大起来，组织作战能力也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一支成熟的队伍。他们的抗日事迹鼓舞和带动了广大的工农群众，人民群众称他们是能飞檐走壁的“侠客”，除支持和帮助他们外，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铁道队。到1943年春，全大队已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战斗力不断增强。
秘密通道 再立新功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由华中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同年8月，鲁南铁道大队接到命令，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经过周密计划和积极行动，铁道队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刘少奇在微山湖停留期间，接见了铁道大队的杜季伟、刘金山等人，详细听了他们的汇报，并作出4项指示：（一）跨越津浦铁路和微山湖的这条交通线是中央经山东至华中的交通命脉，一定要保护好，使其畅通无阻。（二）当前敌强我弱，我军行动要谨慎，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同时要做好伪军工作，对那些有爱心的人要尽量争取。（三）搞好政权建设，扩大武装。（四）活动在这个地区的各抗日武装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2年12月，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将鲁南铁道大队、微湖支队、滕沛大队和文峰支队正式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原鲁南铁道大队成为其中的第二中队，对外仍称铁道队。其中心任务是护送干部过铁路，保卫交通线。自担任护送任务以来，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了罗荣桓、萧华、朱瑞、陈光、陈毅等各级党政军领导人数十次，千余人跨越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线，均安然无恙。
1943年11月的一天，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位重要首长由苏北经鲁南去延安，由铁道大队担任护送任务，使其安全跨越津浦铁路线，西渡微山湖。大队领导和独立支队副政委杨广立认真研究和部署了完成这次任务的具体事宜。那时，敌伪军在微山湖一带设了许多据点，铁路沿线更是戒备森严，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座炮楼。为确保首长过路的绝对安全，铁道队员们对每一细节均做了充分检查和周密安排。在大家分头准备的同时，又秘密进行敌伪工作。当时，为了保密，过路的首长统称为“当家的”，大家都在猜测今天这个当家的会是谁呢？
拂晓，杜季伟和杨广立、刘金山等同志按时抵达西界沟村，跟随运河支队副政委童邱龙前去拜见首长。他们这才知道是要护送的首长就是陈毅军长。大家以前虽没见过这位新四军军长，但却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闻。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指挥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仍可若无其事地与他人下棋，并且依旧章法不乱，连连获胜。想到这里，大家由衷的敬佩，一路上，心中既高兴又紧张。
在一所普通的院落，刚进屋门就见陈军长穿着一身半旧蓝布便装迎上前来，同他们紧紧握手，用一口四川乡音说：“火车上打游击的英雄来了，坐，请坐!”他前额宽阔，两眉舒展，目光炯炯有神，给人以乐观、爽朗、机敏而又幽默的印象。他问道。“你们鲁南铁道队现在有多少人，装备如何？”杜季伟一一作了回答。当军长知道到铁道队只有170名队员时，他说：“好的嘛！人不在多，而在于精。”陈军长了解队伍的活动情况时，不时的默默点头，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随后，他又询问了微山湖一带的敌伪军情况。“看来这一带的敌人已是四面楚歌，处处挨打喽。这样就好嘛！以后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说着站起来，亲自把杯子一一递到杜季伟他们手上：“你们干得好！对那些反动的家伙，就得狠狠的教训！这对争取中间分子也是大有益处的。”
按照大队领导的安排，担任护送任务的队员们，时时刻刻注视着自己警戒的目标，每一个可疑的人影或动静，都会使他们警觉地想到贴身的枪。第二天晚上8点钟，队员们趁着幽暗的夜幕，顶着刺骨的寒风护送着陈军长无声无息地跨过了铁路。来到微山湖畔，一叶小舟从干枯的芦苇丛中划出来，载着陈军长等人离岸向湖心渡去，杨广立等陪同在船上住宿。
第三天上午，杜季伟来到湖内的渡船上，陈军长询问杜季伟还有什么困难，那时铁道队队伍逐渐扩大，短枪已感不足了。见陈毅那样和蔼亲切，杜季伟也如实地作了汇报，希望得到20支驳壳枪。陈军长爽快地答复说：“我给你们写封信，你们到新四军军部去取。我这里还有几只驳壳枪和一些子弹，先给你们。”枪支还要保卫首长去延安，队员们一再推脱，可陈军长还是坚持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2支给了铁道队。
天色渐渐暗下来，微湖大队派出的迎接陈毅军长的船队已到。陈军长和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再见，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波光粼粼的微山湖上，这位体魄健壮、气宇轩昂的首长，迎着寒冷的晨风站在船头上。他感慨万千，用四川乡音缓缓吟诗一首：
横越江淮七百里，
微山湖色慰征途。
鲁南峰影嵯峨甚，
残月扁舟入画图。
勇追穷寇 智胜顽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然而，驻扎在临城的日军却拒绝缴械，他们打算逃到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残留的日军乘坐铁甲列车趁夜色悄悄开离临城车站，但当他们行驶到临城南边的沙沟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破坏。他们又试图退回临城，退路也被铁道游击队切断。日军孤立无援，只能选择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1945年10月的一天，驻枣庄和临城的日军千余人在距沙沟车站不远的一片开阔地集合，以分队为单位，向铁道大队投降。共交出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支，山炮两门、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等。如此大规模的日军向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在当时的受降行动中是十分罕见的。
至此，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部队，在铁路线上与敌人周旋了七年之后，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对手的面前，写就了抗日战场上中华儿女的非凡传奇。是什么力量让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地方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广大穷苦的铁道队员的智慧和勇气！鲁南铁道队的战斗历程告诉我们：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发展壮大的法宝。这对于和平年代的今天仍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946年3月，铁道队番号撤销，被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2营，之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渡江战役。1953年，作家刘知侠根据鲁南铁道队的事迹，创作出小说《铁道游击队》。三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搬上银幕，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直至今天，细细讲来，我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铁道游击队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本文作者曹厚芹系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党研室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