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走来指路人 ——刘少奇山东之行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文/韩延明）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便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我曾经多次参观过“刘少奇在沂蒙纪念馆”，在心灵深处与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对话，其中的每一幅图片、每一份文献、每一句解说，都浸润血脉、滋养心田，令人震撼！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首沉思，刘少奇1942年4个月的山东之行，究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从历史中学什么？我想，概言之，就是少奇同志那种敢于担当、坚守信仰、心系群众、勤学善思的精神和修养！

一、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亮剑精神

“担当”，就是面对危险敢于挺身而出，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是非敢于亮剑，面对失误敢于担责；就是抓铁有痕、踏石留印，遇到矛盾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

1942年2月4日，毛泽东在委托刘少奇回延安途中到山东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的电报中写道：“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你经山东时请加以考查，予以解决。”在3月3日的电报中又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 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 地区缩小与分割, 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 政策掌握不够, 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两封电报措辞之尖锐，这在毛泽东成千上万的电报中是罕见的，足见他对此事的高度关切，特别是高层领导之间由来已久的彼此不满、相互指责、极不团结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更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忧心如焚。

1942年4月10日，临危受命的少奇同志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便不顾千里跋涉的身心疲惫，立即忍着胃痛展开了细密的调研工作。面对当时内外交困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少奇同志迎难而上：一是敢于正视根据地的危难困境；二是敢于直面党政军的尖锐矛盾。他认为，造成目前山东根据地被动局面的，一方面有日伪军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军猖狂挑衅、自然灾害空前严重等诸多客观因素，但更根本的症结还在于主观原因。他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军自成一体、缺乏沟通，领导成员间相互不满、有极不团结现象；二是群众观念淡薄，长期忽视群众工作，没有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三是领导机关臃肿、工作作风漂浮，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归根结底，是山东党政军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出了问题。据此刘少奇认为，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就是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增进领导团结、加强班子建设。

当时局势为何如此严重？这与当时的组织机构和抗战背景有关。那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是朱瑞，委员有罗荣桓、黎玉、陈光，黎玉兼任山东省战工会主任，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与全国同期的其它革命根据地不同，在山东作战的主力部队有两支：一是八路军115师主力，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二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虽然都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但因发展基础不同、战略思想不同，所以两支部队之间、军政之间、军地之间常常产生矛盾和分歧。特别是1940年9月朱瑞与罗荣桓在桃峪召开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八路军总部对115师的严厉批评，更使矛盾激化和公开化。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请求辞去现任职务，到延安学习或调其他地区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10月14日，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致电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建议：“（1）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2）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3）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4）陈、罗最好给予休养”。而罗荣桓、陈光也于1941年7月2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说：“曾几度与山纵商妥加强鲁南工作，调整作战部署，但均无法执行。主力经常处于饥饿中，财政亦不能彼此接济。我们要求迅速统一山东军事领导与指挥”。由上可见，山东抗日根据地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已经相当尖锐和激烈。这一点，毛泽东深感忧虑。

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在发给朱瑞的电报中指出：“希望你……发扬自我批评精神，以身作则来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同日，在发给陈光、罗荣桓的电报中也指出：“消灭山东领导方面的不团结的现象，你们必须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实际上，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军政精英。他们的矛盾，是革命同志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如党的领导、政权建设、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山东形势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和政策策略的分歧，其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恩怨和私利。在山东喋血抗战的历史舞台上，他们都是一盏明灯，都在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而燃烧。如果说真理是一团火，他们就是率先在山东举起火炬的人。他们都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领导经验，文韬武略超群，革命功勋卓著。当时，这些久经沙场的军政精英齐聚山东、共襄盛举，实在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莫大的机遇和荣幸！

朱瑞先后就读于广东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过井冈山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罗荣桓是他的副手。后经长征到达延安，是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议、中央派来山东的最高领导人。罗荣桓先后就学于青岛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参加过秋收起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受毛泽东言传身教，参加过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经长征到达延安，是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主要领导人。黎玉毕业于北平大学，是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是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并亲赴延安请求毛泽东派兵山东。陈光也是早年随朱德和陈毅走上井冈山的红军将领，参加过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历经长征，曾参与指挥平型关大捷，是一位能征善战的赫赫名将。

由上可见，山东这几位党政军领导人都是有思想、有能力、有个性的人，加之各管一方、角度不同，所以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和分歧，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种“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已经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和部队战斗力，影响了党政军民关系，阻碍了根据地的发展。这就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痛下决心解决的重大问题了。我细查了一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仅在1942年2月至7月，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就给刘少奇发了10封电报，足见其对山东工作的高度关切！

常言道：教之本在于渡，学之本在于悟；要播撒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这是人生的哲理，更是庄重的责任。来到山东的刘少奇认为，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对待矛盾，怎样梳理和处理矛盾。对此，少奇同志既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也不主观武断、不文过饰非，更没有以中央代表身份居高临下、声色俱厉地予以谴责和处分，而是抓住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有利时机，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紧扣领导班子思想、作风、组织建设这个关键，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为切入点，以开展整风运动为突破口，引导大家思想交锋、心灵沟通，自觉地追根溯源。

少奇同志首先把脉问诊、有的放矢，与领导同志逐一开展了平和朴实、点穴到位的谈心活动。他与朱瑞促膝长谈了整整三天，使其有了很大的思想转变；接着又同罗荣桓、陈光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黎玉谈了一整天。他诚恳的谈话，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烤身、暖心、感人。他还抽时间听取了115师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工作汇报，仔细翻阅了《斗争生活》和《大众日报》等大量文献，并深入机关、部队、农村进行走访调查，很快摸清了山东的真实情况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过程，既运用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也体现了过程、条件与结果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经过15天的调查研究，少奇同志于4月26日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委员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的“民主生活会”。他认为，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党内斗争是一种思想斗争，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确保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所以，他要求每个领导同志聚焦问题、深刻剖析，从党性原则和党员修养的高度，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大局，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深处查源头、挖根子、找原因。

从现在掌握的史料中不难发现，当时座谈会上那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辣味还是很浓重的，刘少奇的批评也是十分严厉的。如他指出：某领导同志“存在着不民主、不商量、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的现象，不向群众学习，夸大、好高骛远，而且对上级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服从不够”；“在领导机关中产生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等等。

我们说，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组织纪律，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命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经过他真诚的点拨、帮助与指导，以及整风运动的学习、教育和洗礼，几位领导同志从党的原则和利益出发，消除了隔阂，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转变了作风。少奇同志作为党建大家，正是通过精心设计和认真组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少奇同志检查指导山东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他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下对山东领导班子成员严格党内生活、增强党性锻炼、强化政治规矩、改进作风建设的一次正心修身、冰消雪融的整风过程！所以也有的学者把少奇同志的山东之行称为“破冰之旅”，为其后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根本上扭转危局并转折性地走向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萧华曾感慨地说：“少奇同志通过4个月的工作，用自己的光辉实践，……为我们正确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树立了典范”。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敢于担当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最近，有首《担当之歌》唱得甚为红火，歌词是：“危难险重时，有人赴汤蹈火；民族危亡时，有人精忠报国；身负重托时，有人鞠躬尽瘁；路见不平时，有人一声断喝。”少奇同志正是这样一位敢于担当的人。据王光美回忆，“文革”开始后，面临劫难的少奇同志依然勇于担责。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伙人突然狂呼“打倒陈毅”并聚众围攻，少奇同志挺身而出，说：“我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担当”是一种职责，是一种气魄，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道德。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已经数次使用“担当”一词，其忠公体国的敬业品德和“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精神深得国内外点赞。2014年2月7日，他在俄罗斯接受记者采访时答道：“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而“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足见“担当责任”在总书记心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和厚望！

二、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人活着，归根结底活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信仰。1942年前后，年轻的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还在困境中摸索发展，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还大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尚未正式确立，所以抗日战争如何进行、革命道路怎样前行等重大问题，存在不同的声音。在这历史关头，刘少奇的山东之行，为抗日根据地干部和人民注入了活力进取的革命热情和坚定不移的道路自信！这是在特殊时期刘少奇为山东乃至全国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查阅史料，刘少奇到山东前的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一年。在国际上，这一年的6月22日，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式大规模进攻为导火索而爆发了苏德战争，12月8日，又因日本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世界战火急剧蔓延；在国内，一方面日伪军更加丧心病狂，一年内就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另一方面，“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山东的国民党顽军更加有恃无恐，加剧了对根据地猖狂的军事挑衅。与1940年相比，山东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由1200万减少到750万，八路军人数减少四分之一。鲁南根据地已被封锁、蚕食、压缩为“东西一线连，南北一枪穿”的狭窄地带，其它地区也被分割成若干零星碎块，山东的抗战形势陷入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难境地！

大敌当前，面对人们的焦灼、忧虑和迷茫，少奇同志临危不惧、信念坚定。他审时度势，辩证分析敌我形势和战略布局，并通过讲述我党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曲折发展史激励大家，使同志们坚定对敌斗争的信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号召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他强调指出：“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最艰苦的两年，我们不要中途夭折了。无饭吃，吃草也要吃两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他鼓励大家：只要“我们不悲观，不失望，不放下旗帜，不放下武器，不垂头丧气。哪怕什么逆转到来，哪怕什么困难到来，这都是破晓前的黑暗，不久就要天亮。” 他预言：“今后只要不再犯错误，条件好转有可能，否则牺牲这一局面也有可能。由于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战略上起了某些变化，革命处在退潮、低落，今后可能更艰苦一些，同志们要振作起来，准备担负艰巨任务，坚持斗争，至少两年，直到最后胜利！”

 我们说，在困苦和灾难面前，最使人悲观的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而是信心的丧失和希望的破灭；最令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意志的衰退和心灵的死亡。为了进一步坚定信念、振奋人心，刘少奇在纪念建党21周年干部大会上作了我党奋斗史的专题报告。他联系中共发展史和个人成长史，从革命先驱和人民英烈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一直讲到共产主义胜利的美好前景，以历史自信坚定抗战自信。据黎玉回忆，当他讲到“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不顾天气闷热、嗓音嘶哑，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使大家备受鼓舞和激励！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言：教育不是灌输头脑，而是点燃心火！但据当时跟随他的警卫员吴文桥回忆：“由于连续几天的报告，刘少奇嗓子都哑了，几乎每讲一句话，都要咳嗽一声，脸色也不太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信仰和信念！而正是这种信仰、信念、忠诚和牺牲精神，奠定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厚基石，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惊天伟业。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过的一个催人泪下的党史资料。据参加过长征的吴先恩将军回忆，在过雪山的党岭山时，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红军战士遗体被埋在雪中，其中有一位战士的胳膊伸在雪外面，拳头攥得紧紧的。路过的战友上前用力把手掰开，发现他握着的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1933年入党”。刘志海同志临死前仍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不忘向组织交纳最后一次党费。这是多么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啊！

少奇同志在险恶困境中所确立的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和矢志不渝的革命道路自信，终生坚守，即使在屡遭诽谤、批斗、摧残的“文革”当中，也一直没有动摇过。据女儿刘平平回忆，1967年4月9日，当少奇同志听说清华大学造反派要在号称30万人的大会上再次批斗妻子王光美时，既感到一种锥心刺骨般的痛，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厄运。他把儿女们叫到跟前说：“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这个“遗嘱”，留给我们以深深的思考。这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

今天，我们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既是一次豪迈的进军，也是一种信念的坚守！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依然犹如利剑高悬！所以，习总书记说过，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就要得“软骨病”，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三、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群众观点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说过：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很老的也是很好的群众领袖！确实，少奇同志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曾成功地领导过多次工人大罢工，多年在白区开展群众工作，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北上后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他对山东工作并不陌生。1925年5月，他曾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到青岛指导工人罢工运动；1936年5月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重建，就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7年9月，他又在太原召开北方局省委代表会议，促使山东相继发动了十大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4月至10月，他对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做过多次指示；1941 年1月至4月, 中共中央曾将山东根据地划归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领导。由此看来，刘少奇对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和各方面的情况还是大体了解的。

当然，仅凭过去的一般了解是处理不好眼前山东问题的。刘少奇来山东深入调研后认为：“在山东根据地中并没有妨碍群众工作发展的客观因素，群众工作所以最落后,主要是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因此，开展群众运动，打破官僚主义，在山东不只是一项艰难的履职尽责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观念斗争问题。他要求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群众，通过发挥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英雄主义和家长制的领导。为切实提高山东各级干部对群众运动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山东干部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比喻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其言谆谆，其情殷殷。

常言道：天上太阳，人间慈母。少奇同志把群众比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足见其对群众的感情至深！他说，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像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巨人、地神之子安泰因脱离了大地母亲而失去了力量源泉一样，必然死亡。他严肃指出：“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他虽然还在党籍，但实质上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曾严厉地质问某领导同志：你为什么可以长篇大论地作国际形势的报告、自由婚姻的报告,而不愿意去作减租减息的报告呢？核心问题是没有群众观念！而你不去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谁会来参加你那个所谓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呢？！

少奇同志的质问发人深省。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是他在生动具体的群众工作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他为处于危难之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所开出的一剂良药，语重心长，振聋发聩！记得有位思想家说过：有时候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出发，出发到哪里去？回想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诞生，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过上幸福生活吗？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这个坚实的基础吗？

有人说，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起家之基、立家之本、治家之道和发家之宝，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战争是军事力量的抗衡，但更是人心向背的较量！领导者站在管理活动的舞台上，指挥着人和物的合奏，他所奏出的，应当是威武雄壮的交响乐，而不应当是单调乏力的独奏曲。所以，只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高度重视群众组织、使人民战争思想真正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才能战无不胜。比如，在刘少奇到来的1942年，由于减租减息运动而广泛发动和组织了人民群众，日军进行“大扫荡”时，在鲁中沂南县479个村庄中，能坚持工作的由1941年的43个村增加到455个村；不能坚持工作的由1941年的197个村下降为24个村。根据地的绝大部分村庄都变成了坚固的革命堡垒。

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人民不仅用红薯、煎饼、小米、奶水养育了几十万人民军队，而且为人民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亲人，几乎是“村村有红嫂，家家有烈士”。而正是在这片血与火的热土上，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2013年11月25日，习总书记到临沂视察时曾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每次我到临沂党性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我想得最多的是，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在那宝贵的生命朝不保夕的生死关头，老百姓为什么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为什么会舍生忘死地支持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沂蒙人民这种“爱党爱军”的信念和忠诚来自哪里？这种“无私奉献”的动力和情怀源于何处？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的尊民、亲民、爱民、为民之风！一句话：因为党把人民当亲人，所以人民和党心连心！

少奇同志曾对山东干部说：我们党什么都不怕，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脱离群众。历史证明：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群众工作有一个“杠杆原理”，就是支点越靠近群众，干部的作用力就越大，就越能最大限度地撬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做好群众工作。对此，早在1939年1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就提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

人民群众是权力的授予者。我们不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不让我们坐在台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这种选择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没有底线的。而今，“四个全面”任重道远。依靠群众撼山易，脱离群众搬砖难。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能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的宗旨不能变！

四、勤学善思,学以致用的理论修养

有资料记载，朱瑞回到延安后曾说过，有三位“先生”教育了他：一是敌人，二是群众，三是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丰厚的理论素养、高度的理论水平、卓越的理论思维和睿智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刘少奇到山东后，一方面探寻症结，着力解决党政军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问题；一方面亲自讲课，对各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结合党的历史、山东实际和个人感悟，分期分批地为领导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即《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改造政权问题》、《论党内斗争》、《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最是书香能致远”，萧华曾盛赞刘少奇“实际上是办了一次很好的党校”。

在上述“报告”中，少奇同志展现了非同寻常的理论品质、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既饱含着浓郁的情感韵致，又闪烁着灿烂的理性光芒。他不是生搬硬套地灌输教条，而是既讲真理又讲道理。正如他在《论党内斗争》中所言：“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归结到一点，就是他善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统一党内认识、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的团结，为山东各级领导干部指明了坚持抗战的正确方向和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正如陈毅诗中所言：“更有少奇来鲁，指点胜利之路。”

有位哲学家说过，理论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作为党的领袖之一，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得第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就是“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他勤学善思，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工作，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总是见缝插针、手不释卷，据说“他阅读《共产党宣言》不下一百遍”。虽无从考证，但起码说明他攻读马恩原著的刻苦程度和钻研精神。书籍乃精神食粮，读书是心灵运动。这种“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深阅读本身，就是一个锤炼党性、丰富知识、拓宽研究视野、增加思想深度、避免理论学习碎片化肤浅化的升华过程。

少奇同志有句口头禅被广为流传：“看书就是休息”。毛泽东曾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回应：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我认为，这绝不是两个伟人之间的相互吹捧，而是体现了你追我赶、日精其学的进取精神。知识不是地面上的积水掬手可得，而是深藏于厚土和坚石之下的清泉，只有勤于钻探的人，才能真正尝到它的甘美。据萧华回忆，在山东期间，少奇同志的案头和随行包里，总是放着一些文件和马列著作，抽空就读，有的圈圈点点，有的写着密密麻麻的眉批。他要求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革命理论，并指导山东分局成立了中心学习组和学习委员会，表现了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一生勤学善思、笔耕不辍。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刘少奇论教育》、《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合起来达500余万字。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探索和思考，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建工作的成熟和创新，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的重要社论时，曾把初稿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足见他对刘少奇理论水平的高度认可。

少奇同志的文稿，很多是在他演讲后整理而成的。如多次出版发行的48000余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1939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两次讲座。当时，他作为中原局书记到延安开会，中央宣传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邀请他为学员们上一课。少奇同志就以此为题史论结合地连续讲了4个多小时，反响强烈。课后，应学员的请求，少奇同志又连续几个晚上在窑洞昏暗的煤油灯下把讲课整理成文。张闻天接到文稿后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高兴地批示：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该尽快发表。这样，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便分三期连载。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献。

建国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多种形式印发了数千万册，成为千千万万中共党员必读的教科书。雷锋同志曾在汽车驾驶室里认真阅读这本书并详细作了笔记；焦裕禄同志去世时枕头底下还压着这本书。正如邓小平1980年5月17日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所说：“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少奇同志这种“在党言党、在党忧党”的高度责任心和“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理论修养，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正如习总书记2015年1月18日在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俗话说：人生三件宝，谦虚、勤学加思考。在干事创业中，我们必须勤学善思、与时俱进，学会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来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

同志们：习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流逝的岁月虽已拂去了战争的烟尘，但却冲淡不了我们对革命领袖的感恩之心。虽然革命精神的载体——红色征程在岁月的年轮上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其伟大而深邃的内涵却在不变的传承中离我们越来越近！认真领悟和学习少奇同志的担当精神、道路自信、群众观念和理论修养，传承红色基因，筑牢精神支柱，心中有党有民有责有戒，是我们今天行走在中国伟大复兴之路上的领导干部们需要补习的重要一课。

最后，请允许我用四句诗结束这堂讲课：少奇赴鲁扫雾嶂，雄关漫道指方向，巧解危难强军民，妙传品学育栋梁！ 

本文韩延明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