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刘少奇曾在紧要关头,临危受命,到山东工作生活了近4个月的时间。4个月,相对于8年抗战,的确不能算很长,但刘少奇在山东的这4个月,却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是山东军民抗战的转折点。
一 、刘少奇来山东的历史背景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创建的一块重要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和华中两大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战爆发后,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很快。到1940年底的时候,山东根据地的总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3万余人(其中115师7.6万余人,山东纵队5.4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达到数十万人。但是,从1941年春天开始,形势急转直下。由于日军“扫荡”、“蚕食”的不断加剧,根据地一再缩小,人力、物力损失惨重,处境极为艰难。到1941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比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1940年的1200万锐减到750万,八路军人数比1940年减少四分之一。当时的形势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敌对势力强大的客观因素之外,抗日根据地领导者主观上的失误也是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战略发展的认识不一致,复杂的形势、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也使一些干部产生了消极情绪,对前途感到渺茫。
山东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对山东形势的逆转焦急万分,多次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情况,请求指导帮助。1月30日和2月2日,115师政委罗荣桓接连致电山东分局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要求派人帮助解决山东党内存在的问题,指导山东工作。他还进一步建议山东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展开自我批评,明确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开展工作和斗争。罗荣桓等的要求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山东斗争形势严峻,领导上的问题事关重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山东,帮助解决山东问题。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1941年5月前称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从1942年2月至3月,党中央、毛泽东先后给刘少奇连发了三份电报,表达了中央对解决山东问题的严重关切。2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毛泽东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初步设想。3月3日,中央书记处分别给刘少奇和山东分局、115师、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党在锄奸工作上犯过严重错误,要求刘少奇对此问题进行彻底检查,纠正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上述指示为山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能够较好地检讨工作,加强团结,统一认识奠定了基础。
1942 年 3 月 19 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带领华中赴延安的干部 100余人,在八路军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途中穿越日、伪、顽数道封锁和陇海铁路,于4月初到达山东分局、115师驻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入住115师师部。
二、 刘少奇到山东后采取的具体措施
刘少奇到达山东后,不顾旅途劳累,一到驻地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刘少奇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症结;二是对症下药,帮助解决问题。
(一)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症结
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尽快地摸清情况,刘少奇灵活运用策略方法,身体力行,三管齐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复杂形势面前高超的驾驭能力、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
一是实地走访调查。到达山东境内后,刘少奇就开始了走访调查。他深入部队、农村,每到一处,不顾身体疲劳、处境危险,总是寻找机会同干部群众谈心,了解减租减息、群众生产生活、阶级关系这些方面的情况。他还安排随行的工作人员主动走入群众中,了解党的政策的贯彻情况和老乡们反映。二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刘少奇抓住重点,与山东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分别谈话,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首先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谈了三天。接着又同 115 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了一天。同时,还抽时间听取了115师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人的工作汇报。通过以上谈话,刘少奇基本上摸清了山东的问题。三是查阅档案文件。刘少奇在与山东分局、115师、山东纵队、省战工会许多主要干部深入交谈、听取意见的同时,还组织随行人员仔细的翻阅了山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有关材料,特别是《大众日报》、《斗争生活》这些党报党刊。其中有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运动这些方面的重要材料,刘少奇都作了详细的记录。通过查阅档案文件,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调研,刘少奇基本上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初步形成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大体思路。但是,刘少奇当时并没有轻易的下结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召开会议,引导大家通过充分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萧华、陈士榘开座谈会。会上,刘少奇启发每个同志开诚布公地摆问题、谈看法。会议连续开了几天。经过刘少奇的耐心开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的思想初步得到统一,逐渐认识到山东问题的根源:山东当时的困难局面,除了客观上日伪及国民党顽军的强大外,主观上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不客观。二是群众工作不深入、不彻底,减租减息政策没有真正的贯彻下去,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三是统一战线工作不力。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此外,山东分局在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党内还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上分析,一针见血,找准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所有人都觉得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二)对症下药,帮助解决问题
1、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建立统一的领导中心。
在调查研究和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刘少奇首先帮助大家统一了对山东形势的认识,指明了山东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和方向。在4月26日召开的分局委员座谈会上,刘少奇耐心细致的同大家交换意见,帮助大家认清山东三角斗争的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刘少奇在发言中认为,抗战爆发后,山东党组织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山东分局没有完成党中央在1939 年提出的“争取优势”的任务。在山东敌、顽、我三方力量对比中,日军最具优势,顽军占第二位,而我方则处在最后一位。但是他同时指出,“我们不要中途夭折了。无饭吃,吃草也要吃两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都是破晓前的黑暗,不久就要天光。”刘少奇还通过我党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激励大家,让大家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随后,刘少奇又召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山东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配备、山东地方部队同115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会议决定:(1)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委员黎玉搬到115 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2)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八路军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与山东分局合署办公,三个机关由1万人减到三千五百余人,干部统一配备使用。通过精简,既克服了党政军机关庞大笨重、效率低下的问题,又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不协调、不团结现象。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明显加强。(3)建立统一的军事领导指挥中心。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115师建制,其余各旅拨归地方军区。
2、抓住发动群众这个 “牛鼻子”,开展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刘少奇对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工作中能够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在来山东的路上,刘少奇边行军边沿途考察。通过调研,他认识到,群众运动是山东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为了提高山东各级干部对群众运动的认识,刘少奇在4月底召开的山东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从理论依据和实践层面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报告中形象地将群众比喻为党的母亲,将党比喻为群众的儿子。他对个别领导同志缺乏群众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为什么可以作国际形势的报告,自由婚姻的报告,而不去作减租减息的报告呢?在刘少奇的启发和帮助下,大家认识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山东分局立说立行,在5月4日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从此,减租减息运动在山东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刘少奇在山东期间,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不顾身体劳累,连续作了《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等一系列报告,对如何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建设根据地作了高屋建瓴的精辟论述,使山东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系统的、深刻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推动党员和干部改造思想和改进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充满了信心。萧华曾形象的称“实际上办了一次很好的党校”。
3、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的任务》。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后,山东分局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负责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主动对山东分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朱瑞代表山东分局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充分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党组织取得的巨大成绩;第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第三,认真分析了造成困难和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第四,深入分析了山东抗战形势的特点,明确了今后的总方针。1942年10月1日,山东分局就朱瑞代表分局所作的报告作出决议,指出:“山东分局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刘少奇同志直接参加与领导之下,开始总结过去四年山东我党工作并讨论今后的任务,分局委员会除一致同意这一总结精神及关于今后任务的决定外,并决议将朱瑞同志传达总结的报告发布全党深入讨论和执行。”随即向山东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普遍深入的传达。
《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的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历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深刻地总结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地指出了以后的斗争方向,统一了党员干部的认识,对山东工作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
4、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协商解决“抗协”问题。当时,山东分局还有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需要刘少奇帮助处理,就是“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山东文化教育界一部分比较进步的国民党人士来到根据地,组建了“国民抗敌协会”。1940年9月,“国民抗敌协会”改组成半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名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抗协”还收集了部分枪支,组织了“抗敌自卫队”。然而,“抗协”的一些基层组织却被坏人利用,经常同我党搞摩擦,闹对立。日军来“扫荡”的时候,有的甚至就打起了白旗,严重妨碍了抗战工作的开展。刘少奇到山东后,许多干部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认为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他明确指出:“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依据这一原则,4月间,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十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经过耐心的工作,7月13日,“抗协”组织解散。“抗协”各级干部和大部分会员参加了各级政权的实际工作,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7月下旬,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毛泽东委派给他的任务,离开滨海区,经鲁南、湖西穿越平汉铁路,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
三、 刘少奇山东之行的历史贡献
刘少奇此次短短4个多月的山东之行,指导、帮助山东分局正确总结了抗战四年来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山东各级党组织对形势和当前工作的认识,正确地处理了“抗协”问题,端正了锄奸工作中的政策,确立了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中心任务,对于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度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山东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党组织正确总结了抗战四年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各级干部对形势和工作总方针的认识,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此基础上,山东分局委员深刻反思自己在团结共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达到了空前的团结。5月4日,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专门汇报了在刘少奇指导下这方面的收获和进步: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总结了我党我军在山东四年工作并布置了今后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彼此一致的精神下促成了分局委员会各同志间空前的团结与进步。
二是推动了山东党政军统一领导的进程。刘少奇到达山东后,通过一系列组织和干部调整,改变了山东政治、军事领导不统一的局面,建立起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随后,在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归115师指挥。在第二年的3月,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9月,罗荣桓又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从而完全实现了山东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大大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战斗力。经过1943年的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仅胜利地渡过了1941和1942年最为艰苦困难的阶段,而且开始走向恢复和新的发展。
三是实现了山东群众工作的根本性转变。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地区的“双减”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中感到了共产党同他们生活的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群众组织和民兵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为根据地渡过难关和新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同时,通过刘少奇在山东的一系列工作,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崇高无私的精神境界、宽广坦荡的政治胸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时刻心系群众的高尚情怀以及为革命呕心沥血的忘我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学习的。后来,曾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深有感触的说,少奇同志那次路过山东,对山东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作用,实践证明他的指示是正确的。刘少奇1942年的山东之行,是他伟大革命生涯中光辉的一页,也是山东抗战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章。
本文作者左进峰来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