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革命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文/朱西武）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这首脍炙人口，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小调》，唱出了沂蒙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乐观情怀，也生动诠释了沂蒙山区浓郁的革命文化。著名的沂蒙革命根据地，是山东乃至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在血与火的煅造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形成了感动天地、影响久远的沂蒙革命文化。不仅产生了《沂蒙山小调》这样脍炙人口的歌曲作品，也有以发生在该地区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等为素材拍摄的《红日》、《南征北战》等影视作品、还有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军鞋、沂蒙煎饼、小车支前等众多文化现象，产生了以“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相脉承的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目睹踊跃支前的沂蒙百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同志曾动情的感叹道：“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以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的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极为封闭，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沂蒙山区，为什么会产生了如此先进的革命文化。在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繁荣文化事业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探索其形成的过程以及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一、中国革命的形势需要，选择了沂蒙山区为革命根据地，这是沂蒙革命文化产生的根本 

　　先进的革命文化在沂蒙山区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和沂蒙人民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沂蒙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优先选择。沂蒙山区是指以今临沂市为主的山东东南部山区，临沂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东部连接日照,地近黄海,西接枣庄、济宁、泰安，北靠淄博、潍坊。境内北部蒙山、沂山等山脉纵贯南北，有大小山头7000余座，海拔高度超过千米的有几十座，其中蒙山主峰和沂山主峰分别是山东第二、第三高峰；南部是山东四大平原之一的临郯苍冲击平原，是山东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发源于沂蒙山麓的的沂河、沭河纵贯区境南北，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80%。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类型多样的地貌，既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也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对沂蒙山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做了认真的分析后，决定在这里创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革命根据地，1938年9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南移沂蒙，翌年8月，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主力部队挺进沂蒙，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起来。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政府的前身)在沂南县青驼寺成立，标志着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临沂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并形成了鲁中、滨海、鲁南三大战略区。1942年后，山东省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均驻扎于此，民主根据地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多是在这里先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向全省其他地区推广的。沂蒙革命根据地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小延安”。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进驻临沂，使临沂成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和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在长达10余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徐向前、罗荣桓、陈毅、朱瑞、粟裕、谭震林、张云逸、罗炳辉、许世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临沂战斗工作，他们有的为沂蒙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而呕心沥血，有的为组织九子峰战斗、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郯城战役、三次讨吴(化文)战役、解放临沂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等著名战事而运筹帷幄。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蓬勃发展，为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各种形式的革命文化在这块热土上播散开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山东画报》、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总会主办的《山东文化》和《儿童之友》等报刊的相继在这里创办发行；成立于1930年、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战士剧社， 1939年随一一五师入驻沂蒙革命根据地，抗大一分校文工团 ，鲁中南文工团，滨海军分区宣传队，以及业余剧团沂蒙国剧社等革命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沂蒙大地上。这些革命宣传文化阵地和文化团体的蓬勃发展，使沂蒙根据地在短时间内集结了一大批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优秀文艺工作者。诗人王希坚、燕遇明、那沙、冯毅之、戈振缨(包干夫)、白玉(牛玉华)，小说家刘知侠，知名画家胡考、陈叔亮、那狄、阿老、阿龙、任迁乔、沈柔坚、涂克、黎冰鸿、吕蒙、李厚、王文彬，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吴印咸、邹建东等都相继来到沂蒙革命根据地，他们在长达10余年的沂蒙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创作了大量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作品有于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白刃的《坚持沂蒙山区》、丁九的《南岩保卫战》、朱瑞的《悼陈若克》、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等报告文学、通讯特写，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长篇革命小说，王希坚的《翻身民歌》、燕遇明的《杨清法》、白玉的《忍痛丢开家》、冯毅之的《炮火与怒火》、戈振缨的《初航集》等诗歌集，《跟着共产党走》、《沂蒙山小调》、《毛泽东颂歌》、《中国进行曲》、《英雄万岁》、《解放区是一座铁长城》等革命歌曲，苏静拍摄的《一一五师挺进抗日前线》、郝世保拍摄的《刘少奇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部分领导人罗荣桓、黎玉、肖华在朱樊》、杨玲(女)拍摄的《沂蒙妇女给八路军洗军衣》、康矛召拍摄的《陈老总在临沂》、邹建东拍摄的《革命的母亲》等摄影作品。这些文化作品的产生传播，不仅再现了根据地人民全新的革命生活，影响教育了广大的根据地人民，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也辐射影响了更广泛的地区，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二、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沂蒙文化，是沂蒙革命文化形成的基础

　　任何先进的革命文化在一个地区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沂蒙文化，是沂蒙革命文化得以在沂蒙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思想基础。纵观沂蒙区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沂蒙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宛若一颗璀璨的星斗，照耀着古老的沂蒙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在中华文明史上了留下了浓墨重彩。鉴于沂蒙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影响，山东社会科学界在文化传承问题上已形成如下共识：自春秋战国至今，在山东省内客观地存在着三大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体系，即西部的鲁文化、北部的齐文化和南部的沂蒙文化。由此可以窥见沂蒙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 

　　沂蒙山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已为考古发现所定论。临沂地区历史悠久，远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沂源猿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远古文明。在区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除了骑子鞍山遗址外，还有沂水南洼洞等处。此时代的中、晚期遗址，亦分别在郯城马陵山中段和沂水湖埠西等处发现。在上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其文化承传序列十分清晰，没有其他亚文化区内司空见惯的缺环现象。当人类社会由山林文化过渡到山麓文化后，细石器文化遗址已在沂蒙地区发现了近百处。其遗存造型精巧、细润别致，这在黄河下游地区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在距今7000至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沂蒙地区的先民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可以传唱千古的古文化文明。已发现的该时代的遗址近千处，遍布全区各个县市。在这些遗址中发掘的一批国宝级珍贵文物：一是在陵阳河遗址中发现了刻有图饰文字的陶尊，共有20个复字和10个单字，属汉字的雏形。这一发现说明，沂蒙人是最早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它将我国文字发展史提前了2000年左右。二是在该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灰色陶质滤酒器、高柄杯、觯形酒壶等，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沂蒙地区的酿酒技术就已相当发达。三是在临沂大范庄和湖西崖等地出土了40多个“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陶高柄杯，轮制精密，造型优美，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其出土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四是在陵阳河遗址中出土了10枚石质和玉质的针砭尖头器，说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沂蒙人就已发明了针灸疗法。五是在该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笛柄杯，能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且清脆悦耳，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这一区域性文化逐步形成了以临沂地区为轴心，遍及山东半岛并幅射太平洋沿岸广大地区的东夷文化。以沂蒙地区为腹地的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成体系，相映生辉，经过漫长岁月的交互作用，最终在秦统一中国后，汇成以“龙”(中原文化)、“凤”(东夷文化)为图腾崇拜徽帜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整体。“龙凤呈祥”，既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融合的历史趋势，又显示着东夷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中所处的主体文化地位和重要作用。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沂蒙文化更是光彩照人，书写了更为灿烂的历史画卷。商朝时期，这块土地上就存在过郯、莒、费诸方国。秦后，临沂地域先后是琅琊郡、琅琊国、沂州、莒州、郯郡等治所的所在地。沂蒙人所创造的颇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汉代的钢刀和竹简帛画及其石刻画像，隋、唐的寺庙与摩崖石刻，自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的瓷器与书画等，无不向世人展示着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沂蒙文化的风采与魅力。特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众多有着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更彰显着沂蒙文化的风采。根据已有的资料，在本区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者，就有600余人。他们当中，既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又有对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既有治国兴邦的良臣名相，又有守疆卫土的猛将军魂；既有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吏，又有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既有封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又有下层劳动阶层的能工巧匠。像政治家姜尚、儒学大师曾参、毛笔的发明者蒙恬、农民起义领袖樊崇、珠算发明家刘洪、一代名相诸葛亮、“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王祥、东晋重臣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与王献之、文学家鲍照与鲍令辉、文学评论家刘勰、训古学家颜师古、唐忠烈贤臣颜杲卿与颜真卿、著名文学家萧颖士、女诗人纪映淮、文物收藏家于腾、爱国名将左宝贵、进士出身而倒戈造反的幅军首领刘淑愈、在“五四”新文化舞台上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王思玷与刘一梦、方志编纂家庄陔兰、抗日名将王德林与刘震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如群星璀璨，构成了临沂地区人杰地灵的壮丽画卷。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沂蒙文化，造就了沂蒙人智慧、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性格特点，也为沂蒙山始终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提供了思想基础。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关键时期，沂蒙人再次站在最前沿。临沂是山东最早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建党初期，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就在区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金宣、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漪、刘之言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曾在家乡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党的地方组织。30年代初，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了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等几次较大的武装暴动，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尝试。 

　　三、沂蒙革命文化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在战火洗礼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沂蒙革命文化，把青山绿水中的古老沂蒙山变成了革命的山，染成了红色的山，沂蒙人成为了革命的人。被先进革命文化武装起来的沂蒙人，不仅“以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而且逐渐升华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精神——沂蒙精神。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国革命的宝贵精神，沂蒙人以其“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革命精神，把厚重的沂蒙文化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了沂蒙大地脊梁。这是沂蒙革命文化留给沂蒙大地、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临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并将为实现建设“大临沂、新临沂”的宏伟目标，继续贡献力量。 

　　陈毅元帅“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的感言，是对沂蒙革命文化所作历史贡献的生动深刻评价。被革命文化武装起来的沂蒙人，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向世人展示了他们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革命风貌。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沂蒙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拥军支前。10余年间，先后有20余万名沂蒙优秀儿女参加了人民军队，涌现出许多“一门双英”、“一门三英、四英”、甚至“一门七英”的参军模范家庭。青壮年、妇女、老人、儿童也都有组织地加入了支援人民战争的行列。重大战役期间，支前民工达120余万人，占当时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孟良崮战役期间，蒙阴人民扒掉刚苫上的屋草，割了刚扬花的小麦给华野将士喂马；在支援淮海战役中，郯城父老跳进刺骨的冰水中为部队架桥。“大军连营七百里，村村灯火到天明”，一位记者所描绘的场景，正是沂蒙人民戮力支前的形象写照。为了开辟新区，沂蒙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区级以上地方干部北上南下，为第二故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两战”时期，临沂地区战火纷飞，有十万忠烈先后为国捐躯，血染沂蒙(其中外籍烈士9万多名，本籍烈士16638名)。仅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联碑上就铭刻着62576名烈士的英名(其中团职以上烈士372名)。在革命文化熏陶下，沂蒙人民与党和人民军队建立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和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自觉的投身到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一个个英雄群体成长起来，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沂南县鲁山后、艾山后等5个村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分散掩护了八路军1300余名伤病员；沂水县桃棵子村妇女祖玉兰，将昏迷在该村南大顶子山的八路军战士郭伍士救到家中精心护理、治疗，使身负7处伤的郭伍士伤愈重返部队，后被誉为“红嫂”；沂南县李家林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救活受重伤的八路军战士，后亦被誉为“红嫂”；沂南县东辛庄的王换于大娘，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自办地下托儿所，先后抚养了20多名我党政军首长和烈士的子女，而自己的两个孩子因缺衣少粮而夭折，被誉为“沂蒙母亲”。在支前工作中，蒙阴县野店区烟庄村妇女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树英、姬贞兰、公方莲6人，挑起了全村支前拥军的重任，她们组织妇女在两天内加工5000斤煎饼，送往前线；为部队当向导、运弹药、洗军衣、做军鞋，成为著名的“沂蒙六姐妹”。这些英雄群体形象，是对沂蒙革命文化的生动诠释，也是沂蒙精神的具体体现。文化之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革命文化和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反抗侵略，反抗抗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精神支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又成为沂蒙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与贫穷作战，向富裕进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改变“四塞之崮，舟车不通”的恶劣环境，沂蒙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改变“舟车不通，外货不入”的落后面貌，沂蒙人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再次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乐章，涌现出了众多新时期的典型。50年代，莒南县厉家寨人民为改变恶劣的自然面貌依靠集体力量治水，修筑梯田，他们创造新生活的奋斗精神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誉，被批示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王家坊前勤俭办社的经验和高家柳沟创办农民记工识字班的典型，均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肯定，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沂蒙山区40多万库区农民舍弃了世代经营的田园，先后建起了总库容达30多亿立方米的44座大中型水库。沂蒙山人以自己的巨大牺牲，使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鲁南、苏北地区解除了水患，沂、沭河下游300多万亩土地尽得灌溉，成为稻花飘香的“山东江南”。60年代，临沂地区实行“稻改”，获得粮食大丰收，临沂专区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先进专区。80年代后，罗庄镇沈泉庄农民王廷江，致富不忘众乡亲，将560万元个人财产无偿献给了集体，尔后带领大伙兴办村级企业，几年间，将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建成工农业产值过亿元的沂蒙第一庄。平邑县九间棚村的共产党员带领全体村民在海拔600余米、四面皆悬崖的龙顶山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修公路、架电线，筑“天池”，植果树，创造了被中央领导誉为“九间棚精神”的奇迹，使这个昔日被称为“山顶洞人”的小山村成为新时期艰苦创业的典型。创建、崛起于80年代，发展、繁荣于90年代，年成交额达2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三大批发市场的临沂批发城， 使临沂成为鲁苏豫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临沂因此赢得了华东地区“商城”的美誉。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沂蒙革命文化和沂蒙精神的推动下，书写了新的辉煌：于1995年率先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开发地区中实现了整体脱贫；200 年，历史性的实现了国民总产值过千亿；200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双拥模范城市。 

　　文化之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还有其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的直接影响。先进的沂蒙革命文化是临沂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各项事业的宝贵资源。首先，由沂蒙革命文化升华而来，且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沂蒙精神已经成为临沂地区耀眼的名片，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注视的目光。1992年，江泽民同志来临沂视察工作时，被沂蒙精神深深打动，当场题词“弘扬沂蒙精神，振兴临沂经济”；2005年，“沂蒙精神晋京展”成功举办，再次感动了中国。这些无疑为提升临沂知名度，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和交往提供了便捷的认知渠道。其次，宝贵的沂蒙革命文化遗产，还是临沂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单就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沂蒙山小调》，就是一个永不消失的广告牌。这首根据沂蒙民歌改编而来的革命歌曲，不仅反映了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乐观的革命热情，也把美丽的沂蒙风光向世人展现出来，沂蒙山成了令人向往的地方。随着这首民歌被改编成大型交响乐的成功，其影响将更加深远。同时，这里还遍布了山东省政府成立纪念地、孟良崮战役遗址等众多的革命遗址，是山东省重要的红色旅游线路，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另外，一大批以“红日”、“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等命名的商标，也因其鲜明的革命特色，成为临沂乃至全国驰名的商标。围绕革命文化所开发的工艺品制作、娱乐产品创作以及影视基地建设等文化产业项目，有的已经红红火火开展起来，有的已成为重要的招商引资项目。相信随着对文化经济属性的更深刻认识，沂蒙革命文化必将为临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形成与革命战争年代，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沂蒙革命文化，不仅是临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战略资源，也必将为我们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贡献力量。 

作者：朱西武，1966年11月出生，山东省临沂市社科联《沂蒙社会科学》编辑部

参考文献： 

[1]临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临沂地区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刘英华.沂蒙文化发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