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上层决策差异（文/林莉）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兵力少于敌人而歼敌最多的一次战略性决战。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本文试从比较双方决策、指挥上的差异入手，来分析导致双方胜败的原因。

 一、我军决策果断，临机处置；蒋介石独断专行，朝令夕改

在战役期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为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曾几次赋予战场指挥员“机断专行、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的权利。而在战役重要环节，总前委及各纵首长也及时果断决策、坚定指挥，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做好了11月8日前攻打新安镇的准备，就在我军全线展开、等待攻击命令的时候，华野九纵侦察营探知黄百韬兵团已开始西撤，立即上报，由于华野首长有临机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利，追击命令很快便下达到部队。我军昼夜兼程，至11日，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圩地区。

    第一阶段结束以后，军委曾设想下一步主要作战方向是歼灭北线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而总前委刘、陈、邓首长根据战况分析，电呈军委阐述理由，建议“歼击黄维为上策”。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军委的同意，并电示：“（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战役中，中央军委在重大决策上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将领的建议，这就使我军的作战计划更加符合战场实际，争取了战机。这是淮海战役我军取得最后全胜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战役第二阶段，黄维兵团突破涡河后，刘、陈、邓首长又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略“临机处置”，主动放弃南坪集，在浍河以北设置了一个囊性阵地，诱敌深入，尔后扎紧口袋。敌人以为我军是被迫撤退，强渡浍河，如入无人之境，待觉察到事情不妙，急令后撤时，我军快速出击，将其压缩在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

    12月1日，当华野首长得知徐州杜聿明集团弃城南逃，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果断命令部队实施追击，为合围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地区赢得了时间。

    在战役中，我军指挥员临机处置，坚定指挥，对于我军捕捉战机，赢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党军方面，最高决策权集中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独断专行，决策变更频繁，反复无常，朝令夕改。

    在1948年9月底杜聿明拟定了一份“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这一计划尚未实施，蒋介石又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但到了11月5日晚由于错误判断我军的作战意图，于是再次改变了作战命令。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几次变更了作战计划。

    黄百韬兵团被奸后，蒋介石曾决策南北对进，打通津浦线徐蚌段，然而各部均遭到我军的坚决阻击。于是蒋介石又决定放弃徐州。当黄维兵团被围时，杜聿明集团尚有邱、李、孙三个兵团猬集徐州，不易分割，而且徐州附近的预设工事、粮弹储备等都尚可使其据守苟延。所以杜聿明当时也向蒋提出，如果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如果要打，就不能放弃徐州。蒋即表示同意撤出不打。而就在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正向永城进发时，蒋又改变命令，空投一封亲笔信，令其停止前进，转向濉溪口方向去解黄维之围。杜聿明明明对蒋的命令感到绝望，甚至想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慑于蒋的淫威，不愿承担风险、责任，而不能坚持己见，盲目服从蒋的命令，导致失败。

    二、我军顾全大局、密切协同；蒋军各怀鬼胎，互相掣肘

    在战役中，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都能顾全大局，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在重型武器缺乏，而又急需炮火支援的情况下，陈毅司令员当即从华野调来了十几门大炮进行火力支援，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蒋即电令徐州“剿总”以主力增援黄百韬兵团，但刘峙等人不仅没有执行该命令，而且作出以主力巩固徐州，仅以一部兵力策应黄百韬兵团的决策，而增援部队又因相互矛盾及保全自己，不愿轻易增援。在蒋介石再三严令督促下，增援部队也是行动迟缓，不尽全力，稍遇阻击，便急忙后缩。

    由此可见，淮海战役国民党之所以失败，除了其政治上的腐败及人力、物力补给上的枯竭等诸多因素之外，上层指挥机构的决策指挥失误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