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铁山起义（下篇）文/凡石

十、参加起义有多少人？是有人所说的就六十几人？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立即召开长山中学在校师生开紧急动员大会”，“大会结束后，根据师生年龄、体力及家庭等方面的情况，我们确定······”，“经过挑选，六十多名师生自愿跟随学校行动。”“就在这长山城东南方的黑铁山山麓，一支只有三支步枪，八把大刀的抗日游击队建立起来了。”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上竖红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这时，长山陷落了。我们领着全校留下来的一百多名师生，怀着丧家辱国的仇恨，离开县城，转移到黑铁山。”

周次温在《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原县大队改为一、二中队（不到二百人），长中学生为三中队（四五十人）。”

从以上所说，当时从长山中学转移黑铁山的人数无法得出一个准确地数字，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同一人先后说法也不一样。

另外，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这样写到：“不久我们便以办‘民众夜校’作掩护，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很快训练出六十多名骨干。他们回到长山、桓台、邹平等县的各个村子以后，抗日的火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点燃起来了。”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两周的游击训练班顺利地办完了，暗中约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守则，学员们在摩拳擦掌中各归本土。”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在学校里面办了一个训练班，有农村小学教员，这个训练班叫“抗日游击训练班”

1983年7月10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敌机炸长山城后，长中部分师生先拉到长山九区卫固村一带。”

由此可知，1937年12月24日长山县城遭日机轰炸后，从长山中学转移长山九区黑铁山一带的人员，并非长山中学参与起义的全部师生，只是其中“部分师生”。前期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的骨干，因分散各地，并没有同时转移到长山九区的黑铁山。如只算到场的人员为起义人员，其它前期参与了起义准备的人员不算，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

长山中学起义师生选择的行动时机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据知，1937年12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第二军攻占国民党第三路军的总部、山东省会济南，其它各地日军协同作战，同时，韩复榘为了私利定下了退逃计划。1937年12月23日，日军进攻济南的战斗打响，日军分几路同时攻占山东各地，韩复榘率部全线后撤。12月24日长山县城遭日机轰炸，长山中学起义师生行动起来转移长山九区，巧合的是中共胶东特委在同一天举行了天福山起义。

十一、除转移到黑铁山一带的人员外，其它参加过抗日游击训练班的各地人员、因事未到黑铁山的其余长中师生，以及马晓云、马天民、马函三和马进先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还有邹平乡农学校的准备参加抗日起义的部分学生，这些是否都应算作抗日起义人员？

本文前面已经讲过，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从“七七”事变后，就全力以赴的展开了。首先，他携手自己的两个胞弟马晓云、马天民，各自分头发动组织人员。马耀南组织的人员以长山中学进步师生（包括在校的或已毕业的）、各区乡村小学教师、邹平乡农学校的部分学生，以及各区现有民团组织为主；马晓云组织的人员以长山县南部各区，以及淄川县北部各地人员为主；马天民组织的人员以长山各区以及邹平县的部分人员为主。

这些在有关人员的文章中、访谈中对此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讲述、

林一山的《我的长山之行》一文中：“几天后，他告诉我，他掌握了近2000条枪，这我是相信的。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又是中学校长，他的学生遍布附近好几个县。这一带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区，梁漱溟办的乡农学校都有枪支，而相当一部分乡农学校是听马耀南的话的。后来，马耀南还带我下乡去看过枪支。”

在林一山《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他表示有可能拿到手的武器一千支枪，这些枪支都是乡农学校的，附近各县的乡农学校校长不少是他的学生或者受他的影响较深的。”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有联络各阶层抗日人士的能力，正是因为他能真心地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办事，能平等待人，尊重信任热心抗日的各阶层人员，所以，六区区长韩子衡同志及八区区长、一区、还有二区，就有二百多人的武装，都愿听从马耀南校长的领导。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自从1937年9月份，马涵三和我与马校长取得联系后，我们组织并带领长山八区人民和区队武装，在马校长的指挥下开展活动，耀南、天民等同志来八区活动次数较多，队伍发展很快。”

1983年3月5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孙玉书、朱庆云、李兰村、槐焕文、韩静波、李子久等人，都是37年前马天民的好朋友。“七七”事变前，他们常到一起谈论时局，也有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常去马天民店内做客，多数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马天民很有主见，思想敏捷，尤其他有高尚的品德，为人大方乐观。他常去长中图书馆借书看，长中的师生们和他都很熟悉。他最大特点，很幽默，性格开朗爽快，我们这些同学都愿和他交朋友。”

“如李子久、槐焕文、朱庆云、孙玉书、王仲衡等都对马天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有些年青人以他为偶像。周家庄王克仁弟兄三个，还有高立业都和马天民很好，都是长中学生。长山八区的马函三、马进先兄弟三人、刘云卿、杨延祥、尹德村、毕茂林等人都与马天民关系较好，这些知识青年热血男儿，都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杨信是东芽庄人，“七七”事变前是长山城小商，王文成也是城东关小商，他们的货源都是从马天民那店进的，他们很熟，也都跟着参加了马天民的部队，在一支队当过兵。”

“马天民从1937年夏天，就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顶烈日，冬天冒寒风，奔波长山各区、乡联系动员，说服亲朋和热血男儿参加抗日活动。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组织了四五个中队的人枪，起来打鬼子。后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他那一帮人员都很愿意听从他的，他有一帮骨干。马天民这个人很随和，讲民主，领导方法讲艺术，又很讲原则，又不怕吃苦受累，四处跑着向人们讲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因此，他很快就组建成了一支队，他任支队长。”

一个事件不能孤立的看待，应从全局整体上看待，才更客观、正确。正如景晓村在1991年12月5日《关于马耀南参加黑铁山起义的谈话》中所说：“参加不参加起义，不是以宣布起义的那一天是否在场而定。如徂徕山起义，只是省委机关参加了起义宣誓，不能说各路来的武装不算。”

十二、“黑铁山起义”后，首先打出的是“抗日游击队”的称号，没有一下打出中共山东省委确定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

抗日武装起义后，是否即可打出了既定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号？

在邹平县长山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山镇志》中：“12月27日，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带领部分长中师生在黑铁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长山县抗日游击队。”

廖容标的《黑铁山下的抗日烽火》中写到：“在黑铁山正式成立了游击队，大家推我为队长，队伍就住在山下的卫固、太平庄一带。”

在其《黑铁山起义》中也写到：“就在这长山城东南方的黑铁山山麓，一支只有三支步枪，八把大刀的抗日游击队建立起来了。”

周次温的《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我在卫固住了两天，廖容标、姚仲明等率领长中的学生也随即赶来。当晚，开会酝酿争取长山县大队、成立长山抗日游击大队的事情。”“12月27日，我们到了铁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太平庄。在那里宣布成立长山抗日游击大队。”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部队有三四百人了，我们就研究打什么样的抗日旗号。省委指示我们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当时我们觉得人太少，叫军不太像话。我们研究说：“先叫第一旅吧!”马耀南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廖容标任副司令，我当政治部主任。”

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我虽说没到那边去，但记得当时五军的称号并没有向同志们宣布，那时就是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中队’。”

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说抗日队伍起义后，即刻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号，而是先打出了“抗日游击队”的称号。因为不单只是“人少”，应是因为还有众多的参与抗日武装起义的人员尚未统一组建起来，编制无法落实。

十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帜是什么时候正式打出来的？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和明新同志在这边。这边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人员较多。我记得当时五军的称号并没有向同志们公布，就是称游击中队。是1938年2月份才决定称五军。部队驻在东峪村研究的使用新番号。耀南派我去找周村辛街路南“文华斋”一位姓周的师傅，周师傅是陈家桥子村。请他刻的关防。关防长方形，二寸宽，三寸长。文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那时因为时局很乱，周师傅从周村搬到我村于张庄来，住在我家东屋里。他爱人是这里人，我找他很方便。”

“我还在西董村找人做的红旗子，曾在西董庄挂过，王若杰同志在场，我印象很深刻。那是第一次挂大红旗。司令部的旗子整两块红布，写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旗上绣的“青天白日”，没有斧头镰刀。而后，部队袖章白底子蓝边，上边是“八路”两字。给养是批条子向各村要。”

在1989年1月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1938年春天，(我)从铁路南的四支队调到三支队(就是第五军)。部队后方驻在长(山)八区董家庄，部队都在长白山上与翟毓蔚打仗。”

在1989年1月18日，对李曼村的访谈时说：“我是在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加入的”，“ 我是1938年3月编入五军的，是二十一中队的中队长。”

1958年5月1日，在对原“五军”老战士李子久访谈时说：“37年底发动武装起义拉起游击队，转过年于1938年春天，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马天民任一支队队长（当时也称司令）。他有四个中队，还有两个特务中队。”

孟昭进的《青年志士 抗日先锋》一文中提到，1938年两军联合攻打邹平县城的情景：“2月28日，马耀南司令带部队包围邹平东关和东北方面，我带部队到城西北占据苇家、前城、后城及黛溪河西岸。午时，信号一起，同时由东北和西北方面发起进攻，汉奸队抵抗一阵，一看火力很猛，又听说有马耀南部队，赶紧撤退，向周村方面逃跑。”

以上几文可相互印证，证实如马进先所说：“是1938年2月份才决定称五军。部队驻在东峪村研究的使用新番号。”

十四、正式成立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谁任司令员？

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明确写道：“长中党组织当即决定去黑铁山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斗争，并由马耀南和廖容标担任正副司令。”

在廖容标的《黑铁山起义》一文中（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步，宣布武装起义，马耀南和我为正、副司令员，开展抗日斗争。”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省委指示我们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当时我们觉得人太少，叫军不太像话。我们研究说：‘先叫第一旅吧!’马耀南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廖容标任副司令，我当政治部主任。”

周次温的《黑铁山上红旗飘》一文中：“后来，这支队伍改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马耀南、廖容标分别任正、副司令，姚仲明任政委。”

在1989年1月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当时五军的政委是姚仲明，司令员是马耀南，政治部主任是赵明新，我是组织处长，等后来五军改编成了三支队变成组织科，我还干科长。”

林青在《怀念马耀南司令》中写到：“我是黑铁山起义后第三天参加抗日队伍的。那是1937年的12月30日。”“马耀南同志同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等同志率领师生百余人在黑铁山以西的母猪湾树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独立团”的大旗，由马耀南任司令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1982年3月3日，在对景晓村访谈时说：“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让当地人，在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尤其是德高望重的正派人来任正职，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有号召力。马耀南组织领导抗日是最佳领导人，也是经过省委研究后决定任命的。”

1991年3月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时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说：“黑铁山起义，马耀南是主要成员。部队整编要任命干部，我记得让马耀南还当司令，因为他过去是司令员。我的印象是升调廖容标为四支队司令，因为廖过去是副司令。”“马耀南是一面旗帜，在地方上影响很大，不能忽视他的功绩。黑铁山起义马耀南是重要成员，他最有号召力，所以整编时还叫他当司令。”

1990年10月9日，在对时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兼清河特委书记的霍士廉访谈时说：“马耀南是司令，党员是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我去把五军改编为三支队。三支队时，我是政委。”

1991年5月30日，再次对其访谈时说：“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支部队刚组织起来时，不叫司令、政委。以后马耀南叫司令。马耀南是长山中学校长，在当地很有威望。这支部队是在马耀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他是这支部队的头。中心是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是组织派去的，没有马耀南组织不起这支部队。”“我在哪个文章上看到说马耀南是参谋长，马耀南没对我说过他是参谋长。廖容标不是司令。”

这些足以证明，马耀南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司令员。由此也知道了，“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支部队刚组织起来时（称游击队），不叫司令、政委。（在）以后马耀南（正式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时）叫司令”。

十五、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发展壮大，是因为马耀南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黑铁山起义”从组织发动之初，就与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有所不同。同受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主要依靠的是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界层，党员多，群众少。而“黑铁山起义”不同，它是党员少，群众多。不光有长山中学的进步师生，还包括各阶层的众多进步人士，以及如长山八区马函三领导的区中队，长山六区韩子衡领导的区中队，潘建军领导的、反正的长山县维持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正是马耀南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把这些进步人士、进步团体组织起来，使当地的抗日氛围空前的高涨，取得了积极地作用广泛的影响力，抗日起义部队得到了各阶层的大力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在1989年1月19日，对王若杰的访谈时说：“黑铁山起义是1937年12月27日，那时人很少，只有几十人，等打下长山城后部队就发展了，每天都有来参加部队的人，这时已有了上千人。”“1938年春天，(我)从铁路南的四支队调到三支队(就是第五军)。部队后方驻在长(山)八区董家庄，部队都在长白山上与翟毓蔚打仗。后来，我与马耀南、赵明新、马晓云见了面，”——这几句话，结合本文前面讲到的有关情况反映出的信息是这样：王若杰，于1938年春来到“五军”，见到了马耀南、赵明新、马晓云，因为姚仲明、廖容标已转移南部山区，没有见到他们。此时，起义部队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和明新同志在这边。这边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人员较多。

在1989年1月18日，对李曼村的访谈时说：“1938年2月份，廖（容标）司令和姚（仲明）政委带一部分部队南下淄博一带，马（耀南）司令和政治部主任赵明新留在路北。”“我是1938年3月编入五军的，是二十一中队的中队长。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四个中队。一支队司令是马天民，七支队司令是马晓云，还有二、三、四、五支队。我们县的二十一和二十三中队原准备编为六支队，但因部队少未能成立支队部，直属五军司令部。”

林青在《怀念马耀南司令》中写到：“由于更广泛的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这支部队在长白山地区(现邹平西董一带)迅速壮大。”“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给周村、邹平、长山的敌人以很大威胁。他们派遣特务进行造谣破坏，并向我们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马司令派人捕捉了汉奸、“青帮”头子刁在林，并处以极刑，将其脑袋悬挂在邹平东关示众，并张贴布告宣布刁的罪行。这次警告使邹平城里的汉奸胆战心惊，城门关了3天。”“1938年春，趁日寇调集部队进攻徐州之际，第一次光复了邹平城。”孟昭进的《青年志士 抗日先锋》一文中提到，1938年两军（马、孟两军）联合攻打邹平县城的时间是2月28日。

1991年3月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时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说：“马耀南是一面旗帜，在地方上影响很大，不能忽视他的功绩。”

1989年1月27日，在对时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兼清河特委书记的霍士廉访谈时说：“三支队大部分是他（马耀南）发展起来的。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当时群众还不很认识共产党，谁也不知道共产党，所以很多人参加起义、参加部队都是看马耀南来的。如果没有马耀南，是发动不了这么多人的。”“没有他们我就搞不起队伍来，当然他们没有我也不行，只有我们合作才行。”

1990年10月9日，对霍士廉的访谈时说：“当时部队很复杂。没有他，部队是维持不了的。”“他很有威信，好多人是跟着他，望名而来的，如果他不当司令，好多人就要散了。”

1991年5月30日，再次对霍士廉的访谈时说：“这支部队是在马耀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他是这支部队的头。中心是马耀南，姚仲明、廖容标是组织派去的，没有马耀南组织不起这支部队。”“马耀南这人道德品质很好。还有马晓云、马天民，他们三兄弟抗战都是坚决的。”“山东当时几支部队整编时，三支队人数最多，党员最少。”

1991年3月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霍士廉说：“你们的剧本写得不错，有些重要问题你们还不明确。最重要的问题是“五军”的发展、巩固，马耀南是起决定作用的。五军的发展和巩固，马耀南是头功。部队发展到几千人，他们都是投马耀南来的。

那时，大多数人不认识共产党，我当政委期间，很多工作都是通过马耀南去做的，因为这时部队并不巩固。

你们剧本最不够的地方，是写马耀南对这部队的作用写得不够。”

这些都足以说明，正是马耀南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使抗日起义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十六、对姚仲明在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提到的：“我去长山中学三项任务：一是争取马耀南，二是阻止长中南下，三是组织武装起义。”的不同意见

对“争取马耀南”一说，只有姚仲明主动找马耀南才能叫“争取”，而事实恰恰相反，是马耀南在林一山走后，久等不见来人情况下，主动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要来姚仲明的，并以新聘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进入长山中学，何谈“争取”。正因为地下党员的到来，才在长山中学内引发了一次次与国民党当局的冲突与斗争。是马耀南利用自己的校长身份全力掩护了姚仲明及其他几名地下共产党员。这样的事实能叫“争取”？换句话说，我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保护着你，让你来“争取”我。有这样的事吗？

假如说是“争取”，姚仲明当时用了什么方法，改变了马耀南什么，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他的文章中从无提及，很难叫人想象。

与此相反，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提到的是马耀南如何为几名地下党员，进行了掩护，进行了保护，如何同他们一起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如何为抗日部队解决实际困难的。许多文章中体现出了马耀南是怎样着眼大局，怎样努力确保抗日起义任务的顺利进行。

1991年3月1日，在对剧本《平原烈马》征求意见时姚仲明说：“他是校长，他有权，他不同意，我们行不通。如：建议数理化课不上，上游击战术课，只有他下命令；上街头去宣传，我作为教员也不行。就是我让搞，县教育局来了，我抵挡不住。”“县长来视察，查我们有共产党活动，他都应付过去。”“抗日游击训练班开始、结业，马校长都去作报告。”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马耀南“信任党组织，胸襟坦白”“放眼抗日，顾全大局。抗战救国是他多年来的追求，任何干扰都不能动摇其意志。实现远大理想，必须跟共产党走，是他多年探索得来的结论，任何捣乱都是扭转不了的。”“当廖容标和我带领一部分队伍在胶济路南活动时，路南部队的生活条件不如路北，他几乎每次写信都提到如何支援路南部队的生活问题。”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我们决定行动起来。但把起义人员拉到哪里，意见并不一样。耀南主张去长山八区，因为那里有山；我们的意见是到九区，因为那里有群众。”“不到一个礼拜，耀南就到长山九区和我们汇合了。他从家带来了三五百块钱，那时候三五百块钱是很不少的。还拿来三支手枪，给我和廖容标各一支。”

对于这个问题，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李曼村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明确表示：是“中共山东省委接受了马耀南的请求”，共同组织抗日武装的。这时候，马耀南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的任务都已明确，再谈“争取”毫无意义，也脱离了实际情况。

对“阻止长中南下”一说，据众多资料记载山东省教育厅在1937年秋季开学之初，就已命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南迁。姚仲明是10中旬到的长山中学，此时，全省范围内已全面展开中等以上学校南迁行动。这些在姚仲明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在回济南的火车上全是准备内迁的学生”。再说，姚仲明以一个初到长山中学应聘的年轻教员的身份，人生地不熟，怎样在教职员工众多、成分复杂的长山中学，用什么办法“阻止长中南下”?姚仲明对此没有任何说明。反倒是，姚仲明在其文章中明确表明，阻止南迁是依靠马耀南来完成的。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对此是这样写的：“学校南迁问题，对马耀南校长也步步紧逼而来。按照国民党的逃跑政策，山东省教育厅早已命令所有中学一律南迁。他坚决拒绝了南迁的命令。他的决心很大，并以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实行全面抗战’为依据，驳斥了国民党的自相矛盾，驱逐了煽动闹事的国民党及托派分子。”“这是马耀南同志在武装抗日的准备阶段走出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的高棋！”——此事已无需多论述，不言自明。

对“组织武装起义”一说：本文中对此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综合本文所述，姚仲明来长山中学是协助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以他为首的党小组发挥的是党的领导作用，片面突出党小组长的作用与历史事实不符，党小组长不是万能的。

十七、对关于贬低马耀南历史功绩和歪曲历史事实言论的意见

讲到“黑铁山起义”这段历史，现在就不得不提到有关贬低歪曲马耀南的言论。如：姚仲明讲述、商秀坤、邹积善整理的《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一马三司令’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邹平文艺》杂志1980年笫1期笫6至13页）；姚仲明的《黑铁山上红旗飘扬》一文中：“马校长也来到了黑铁山，他自愿担任起参谋长的职务”（《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笫1版，334至358页。）

对“‘一马三司令’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一说的意见。“一马三司令”一说，已经传颂了近80年了，无论报刊杂志、文史资料，还是民间口口相传，对马氏三兄弟都是用这样的称呼。马氏三兄弟生前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他们曾经的部下，无论在文中还是口述，也都是沿用这样的称呼，无一人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为此有关文史部门还专门写了论述。唯独姚仲明一人否认“一马三司令”一说，说“其实他们兄弟三人都不是司令”。现在的疑问，已不是马氏三兄弟是不是“司令”的说法，而是姚仲明为什么要否认这种说法？

对马耀南“任参谋长”一说的意见。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杂志《邹平文艺》1980年第一期姚仲明讲述、商秀坤、邹积善整理的《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文中是这样说的：“马耀南同志开始也不是司令，是参谋长”。在姚仲明的《黑铁山上红旗飘扬》一文中这样写到：“马校长也来到了黑铁山，他自愿担任起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对此不禁要问：参谋长还有自愿担任吗？在抗日起义部队里是想担任什么职务就可以担任什么职务吗？一个组织就如此重大问题的决定竟如此轻率吗？事实果真如此吗？

结合本文前面所述，看到所有经历过此时期的老同志无一人讲过马耀南曾担任过“参谋长”一职，反倒是异口同声称马耀南为“五军”的司令员。马耀南担任“参谋长”一说只出自姚仲明之口，就连廖容标也未曾说过马耀南曾任过“参谋长”一职，最多是在廖容标去世后，于1981年2月出版的由廖容标讲述、叶道理整理、廖容标夫人汪瑜撰写后记的《铁山烽火》一书中，把马耀南的职务由司令员降为了副司令员。

更为可笑的是，在《红旗插上黑铁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前后，我们拥有五六千人，······山东省委宣布这支队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第三支队’，廖容标任司令员，我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任参谋长。也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命令廖容标带两个团去省委，司令员的职务由杨国夫接替，我另有任务，政委的职务由霍士廉接替。”要说对“五军”的职务任命有争执，还有的一说，因为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只给了起义的番号，没有具体职务任命。但到“三支队”时，职务是由中共山东省委任命的，是有史料可查的。“三支队”从命名之初，就是马耀南的司令员，副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姚仲明根本就没有在“三支队”任过职务，建“三支队”时，他们早已调往“四支队”。廖容标接替因病去世的原“四支队”司令洪涛，任司令，姚仲明此时由原来的支队政委降为团政委，任“四支队”四团政委。其美其名曰“我另有任务”。

许多老同志对马耀南任“参谋长”的说法“很不理解”，为此专门写信、写证明材料给有关党史部门反映马耀南没有任过“参谋长”。如：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维滋；南京军区原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李平凡；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李丕功；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长，王文成；国家建材总局人工晶体研究所原所长，王焜。

为什么姚仲明说马耀南任“参谋长” ？为此，马耀南的女儿马醒华曾当面问过姚仲明。在马醒华写的《对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碑文的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曾当面问姚老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没有这么说，是别人记录的问题。我说，既然如此，请姚老予以纠正。然而，此说法始终没有得到纠正。”

原国防大学副政委李曼村也就此事当面问过姚仲明，在李平凡、李丕功向山东省委党史委写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李曼村同志说，他曾亲自问过姚仲明同志。李问：‘马耀南同志当五军参谋长问题，怎么五军的一些老同志都不知道？’姚答：‘当时我想让他当参谋长。’李又问：‘对马耀南同志谈过没有？’姚答：‘没有。’李又问：‘向大家宣布过没有？’姚答：‘也没有。’由此可见，马耀南同志当五军参谋长，是姚仲明同志当时的想法，还不是事实。”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李维民，在《马耀南烈士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一文中这样写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一股贬低和歪曲马耀南烈士的歪风。例如，否认马耀南是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不承认马耀南是山东抗日救国军笫五军的主要领导人。”文中引用领导全国党史征集工作的冯文彬的话说：“有一种情况要注意，就是在写回忆录中，过分突出自已。有个别的人甚至是‘张冠己戴’，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文中继续写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强调党的领导为名，突出个人的作用。马耀南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并且直接去山东省委要求派干部来，这些都体现了党的领导。长山中学的党小组，既负有协助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任务，又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片面地突出党小组长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黑铁山起义”，是马耀南作为“民先”的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的特殊身份，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依靠长中进步师生、各阶层进步人士，以长山中学为抗日基地，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耀南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1938年12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领导班子不变。

马耀南司令员，领导抗日部队在最艰苦的岁月，依靠自我发展，在没有主力部队配合作战，所有物资依靠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斗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坚决执行了最初中共山东省委确定的鲁北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坚持了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在鲁中一带、鲁北广大地区开创了良好地抗日局面，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为后来创建渤海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地基础。

这支抗日部队在不断自我发展，巩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鲁中抗日根据地、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兄弟部队的建设和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贡献。它为山东抗日战争、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