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山起义,有人又称为长山中学起义或长白山起义,距今已78年了,与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并称为山东的三大著名抗日武装起义。这个起义对当时山东鲁中鲁北的各派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和促进作用,在这一地区产生了深远地影响,创建了长白山抗日根据地,清河抗日根据地,以及渤海抗日根据地,为山东的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众所周知,徂徕山起义是中共山东省委直接组织发动的,1938年1月1日举行起义。天福山起义是由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的,1937年12月24日举行起义。这两个起义都直接打出了共产党旗号,明确表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而黑铁山起义?是如徂徕山起义、天福山起义一样,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对外公开明确是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组织起义的?显然不是。它受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但鉴于当时长山中学的特殊状况,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并未对外公开,实际主要是依靠马耀南在当地的声望来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再一点,中共山东省委在没有和马耀南接触前,马耀南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抗日武装组织工作。马耀南随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主动寻找并接受共产党领导,鉴于此,中共山东省委才把马耀南任校长的长山中学确定为鲁中、鲁北一带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中心点,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也可以说,黑铁山起义是中共山东省委在山东各地分区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与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不谋而合,并接受马耀南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日队伍的请求,先后派地下党员到长山中学,在马耀南已组织的抗日武装基础上,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
对于这个著名的抗日武装起义,当年是如何组织发动起来的,多年来存有不少争议,众说不一。有人说这个起义是由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在“马耀南校长的支持下”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有人说这个起义是马耀南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甚至,还有人说“马耀南没有参加这个起义”,是举行起义几天后马耀南自己来到抗日队伍的。
那么,这个抗日武装起义当年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为什么人们对此过程众口不一?至今没有较全面的、令人信服的统一说法。现许多文章中主要采用了少数几人的说法,未免有以偏概全的现象,许多人对这样的说法也并不认同。
如今,起义涉及的主要领导人,已不在人世。马氏三兄弟更是早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对于如何组织这个抗日起义没能留下记录。起义的其它参与者,也或已牺牲,或已去世。现在,我们后人不妨带着这些疑问,依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对此再进行研究,一探究竟。
一、 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背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发动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当时的“蒋委员长”也特别强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在此背景下,山东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或组织,声援抗日部队,或者拿起武器成立抗日队伍。9月,中共山东省委为了更好地领导民众抗日,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10月上旬,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二 、组织抗日武装开始的时间
依据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讲的,在1937年9月林一山到长山中学以前,马耀南当时组织的抗日武装已初具规模,并形成广泛地影响力,连远在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都知道了长山县马耀南要组织抗日武装的消息。
林一山到长山中学的时间是1937年9月间,他们一见如故,就如何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文中讲到:“亲热得就像一家人,我们俩人在一起什么都谈。”“他说韩复榘准备派个叫李耀亭的来给他当司令。” “他告诉我,他掌握了近2000条枪,这我是相信的。”“后来,马耀南还带我下乡去看过枪支。”“他当时已经把许多知识分子,组成了几个学习班。我听了他讲的情况后感到要组织一个大的武装起义队伍很有希望。”“他看出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就亲自领我出城去农村看了看他办的训练班。”
从马耀南此时期两篇日记中也可看出其武装抗日的决心。“七七”事变后,上海“8、13”淞沪抗战第三天,他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间。”8月20日又写道:“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好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
马耀南组织武装抗日的决心由来已久,在林一山《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当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时,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国人知道。他办公室内订有两份英文报纸,他经常阅读,从外国的英文报上不仅知道这一消息,而且报纸上还刊登日本军队开进天津的照片。他对这一卖国行为极大愤慨。此后,我经常听到他在夜间高声朗读史可法的《复多尔滚书》,他朗读的情绪是悲愤的。从此后,每天早晨拂晓前常常看到他身着马裤在体育场攀杠子,跳木马锻炼身体。他锻炼身体的目的是准备抗战,我有意识的注意他这些表现。”由此,可以知道马耀南在1935年时,就有了要组织武装抗日的打算。
三、马耀南是如何与中共山东省委联系的
要想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去中国,取得抗日胜利,是个长期坚苦卓绝的过程,不是某个人、某个小团体所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有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马耀南深深懂得这一点。
1937年9月初,长山八区的乡长马进先、区中队长马函三就如何进行抗日问题找到马耀南商讨。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和涵三提出:“要抗战得找靠山。”耀南说:“我原来是国民党员,亲眼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不能领导抗战。”又说:“靠山要找,得慢慢找,我想一定能够找到的。”我们三人还谈了共产党反“围剿”的情况,共产党的抗日宣言书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为这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基本点。······都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质朴爱国热情,都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三个都表示:“先要国,后要家。”有了国,才能有自己的家啊。”
马耀南与中共山东省委之间的牵线人是林一山。其实,在林一山与马耀南接触之前,马耀南就曾主动联系过共产党。
当得知中共中央派红军干部张经武来到山东做统战工作时,马耀南曾去济南找过张经武,但一时没能联系上。在1957年1月对赵明新的访谈时提到过此事:“这时八路军在山东济南有一个代表叫张经武,耀南就找人联络,要找八路军的代表张经武。”此说坊间更是早有传颂。
那么,林一山为什么向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推荐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林一山在文中讲到:“我跟马耀南相处半年,了解他的为人。他品质好、有爱国心。如今国难当头,我认为争取他出来抗日还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品行端正,思想纯朴,为人耿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好的团结对象。”
按照林一山在其《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中说法:“我与马耀南校长相识是从1935年2月开始的。1935年2月至7月,我在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员。”“我在济南高中读书时,高中的训育主任是李映元,李与马耀南是老同学。1935年2月,李推荐我到长山中学附属小学任教。”“省委开始按中央指示考虑布置敌后游击战了,改派我去胶东开展工作。行前,黎玉同志又找到我,他说发动敌后游击战,鲁北还没有中心点。问我能不能找一个。我说可以到长山县去找找马耀南。”“9月里,我到了长山中学。”
林一山的“长山之行”是否顺利?文中讲:“当山东省委要我去鲁北建立一个工作基地时,我才考虑去长山中学探索一下他的情况。使我出乎意料的是,情况的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我决心在这里耽搁二十天的时间,把去胶东组织武装起义的紧急任务延迟了将近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综合林一山在其回忆文章中所述,他的长山之行圆满完成了黎玉同志交代的任务。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应视作中共山东省委在鲁北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最合适人选”,以此中共山东省委确定长山中学为在鲁北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抗日基地。
此阶段也可以说,林一山只是完成了“推荐任务”,中共山东省委并未即可派人去长山中学,是马耀南后来亲自找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要人”。也就如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所说:“省委接受耀南同志的(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日队伍的)请求”。
四、以长山中学为基地组织的抗日武装,是如何组织发动起来的
本文前面已经有过讲述,马耀南从1935年就开始为组织抗日武装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全力进入组织发动阶段。他一方面设法阻止山东省教育厅在八月就已下达的“山东省中等以上中学一律南迁”的命令,一方面带领学校师生深入城镇乡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同时携手自己的两个弟弟马晓云、马天民,广泛联络各阶层的有志青年、有识之士着手组建抗日武装队伍。
樊语乡在1943年发表的《马司令传略》一文中写到:“记得最重要的,一个是组织全县抗敌后援会,进行募款劳军,以区为单位,派学生下乡宣传,出演抗战话剧,鼓动抗日情绪。二个是办理全县乡村小学教师训练班,指给了全县乡村教师以明确的抗日前途,安定了人心,并藉以组成各村情报网。三个是加强了全县民团(夏防大队,常备队,及各区区中队)的政治教育,鼓动他们的抗日情绪,定下了抗日的约会。四个是开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训练出了一批军事干部,分布各区。五个是中学推行战时教育,去掉旧课程,换上新内容(计有中日问题,国际形势,游击战术,农民问题),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以上这些工作,是后来发动部队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在当时真是谈何容易!确实费了笔难尽述的挣扎,当时某些分子出面阻挠,称长中为“赤区”,停发经费,造谣攻击,然而真理永存,这些阴谋终被耀南同志粉碎了。”
1972年8月10日,对“五军”老战士高立业的访谈时说:“马校长每周给全校师生讲一次国际国内时局,给学生增加了许多历史讲座,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讲近代史,讲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及“九一八”事变的详细历史,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启发了师生爱国情绪。
从1937年夏天开始,马耀南校长派长中师生及民先组织作为骨干力量,联合当地各阶层进步青年组织武装。那时,局势很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若没有这个核心人物,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1、马校长给师生们带来生机,他大搞教育改革,开展文体活动,增加新课程,尤其是军事知识;带领全校师生大唱革命歌曲《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五月的鲜花》、《大刀歌》等。
2、校长亲自带领师生走出校门,向民众大讲当前形势,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组织宣传队,联系各小学校,到农村、集市、城镇进行宣传,演小节目。
3、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动员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参加抗日队伍,日本鬼子来了和他打游击战,团结起来打击侵略者。
4、马校长在长中开办几期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亲自带领师生进山区熟悉地形,搞野炊,指导绘地图,防空演习。”
1982年3月6日,在对长山中学十级学生宋叶艮、林经农、王玉文的访谈时,宋叶艮说:“全校每周有一次时局讲座,都是由马耀南校长给大家讲,内容广而深刻,博得全体教职员工的敬重。当时我们都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校长而感到自豪。”
林经农说:“林经农:1935年—37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接连不断在报纸上发表《北上抗日宣言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紧急动员令》等,它对中国影响很大。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知识青年、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情和决心。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救亡工作团、队等组织,主要是依靠学生为主力军。后来流亡师生及学界在全国各地都联合起来进行宣讲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当时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形势的主流。那时长山中学,马耀南校长处在繁忙而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之中。”“说服学生、动员家长,把自家看家护院的枪支、弹药捐献出来,为组织起一支人民的军队打鬼子。只有人民自己有了武装,才能有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只有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才能打败小鬼子。”
1983年3月5日,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马天民从1937年夏天,就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顶烈日,冬天冒寒风,奔波长山各区、乡联系动员,说服亲朋和热血男儿参加抗日活动。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组织了四五个中队的人枪,起来打鬼子。后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他那一帮人员都很愿意听从他的,他有一帮骨干。”
1989年5月5日,对参加了起义的“五军”老战士,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王文成访谈时说:“1937年夏天,天津的流亡师生到长山城来,就住在长山中学校内,他们有书信联系。马耀南校长带领长中师生和他们共同去城乡进行宣传抗日活动,召开群众大会,还大唱《流亡三部曲》,马耀南校长领导师生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人们也学会了唱《流亡三部曲》,当时的确对当地人影响很大。”
在马进先口述、王京建整理的《马耀南组织抗日队伍亲历记》一文中:“耀南向我们指出:当前最急需的是赶快动员组织民众,让人民尽早觉悟,让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无辜杀害我良民的罪行。要大讲我东三省和朝鲜被侵略后,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苦难。只有人民都觉醒,认识到我国大难临头,才能使民众树立起同敌人斗争的决心。还得赶快向人民大讲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民众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必须大力宣传,大造声势。”
“马涵三和我向耀南说:‘长山八区民众基础好,有山、有枪、也有人。若一动员,很快就能发动起来。’”
“耀南校长说:‘在长山八区组织发动武装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长白山可作为我们组织发动武装的基地,至于靠山,我尽快去找。’”
“从那以后,马耀南常来信,并叫其弟马天民来与我们联系,传达他的指示,了解动员民众的情况。叫我们以区中队为基础,以长白山为基地,组织抗日队伍。若日本人来了,就在这里打游击。”
“马校长还派他得力的助手樊语乡同志带领长山中学学生到长山八区西董集市上进行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记得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警号》、《小放牛》等节目,都是新词、新内容,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在林经农的《马耀南校长办教育》一文中写到:“自此,马校长走上了以教育为阵地,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卢沟桥事变之后,马校长即号召我们积极锻炼,准备参加战争。随即在学校办起了一份《抗敌情报》,由专人负责办报,从《大公报》上摘录各地新闻,向全县人民发公开信,宣传抗日,告诫人们注意预防敌人空袭。并以师生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分赴各村进行抗日宣传。这些活动,都为以后的抗日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综上所述,以长山中学为基地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是长山县及周边各县民众长期接受马耀南的抗日宣传教育,在马耀南的号召、鼓舞下组织起来的。
五、当时长山中学的状况
自1933年以来,山东的中共党组织相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遭受严重破坏,1937年时各级党组织尚在逐步恢复重建中。当时,长山、邹平、桓台等地在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以前,据史料记载尚没有共产党组织。长山中学距离国民党长山县政府近在咫尺,长山中学校内有托派分子李班庭、CC分子陆寒波、中统分子徐剑飞等人。当时,尽管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防共”意识丝毫未减,要想大张旗鼓地宣扬共产党政策是不允许的,更别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组建共产党的武装队伍,真实情况十分险恶。许多经历者对此都有相同的认识。
在1982年3月3日,对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景晓村访谈时说:“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能出头露面,又不能在公开场合大张旗鼓地说什么。尤其是长山中学校,跟长山县政府、县党部又是近邻,若有一点点风声,国民党县党部内的特务分子都很活跃,什么事情难以瞒过特务们。否则,一不注意,共产党的组织就难以保存下来,更谈不到开展什么工作。那时的天下,是人家的,而不是共产党的。张经武不是说了吗:‘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非马耀南任职莫属。’除了他,谁都难以维持那种局面,外来人员更是没有根基。”
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长山中学的抗日活动,吓坏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他们叫喊‘长山中学赤化了’,对学校明施压力,暗遗特务,妄图压垮学校,破坏抗日力量。国民党早已指令:全省中学以上学校一律南迁。耀南校长坚决顶住不迁。”“他(马耀南)对姚仲明、廖容标同志说:‘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来找麻烦,由我顶着,你们就放手干吧。’”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他(马耀南)坚决拒绝了南迁的命令”“驱逐了煽动闹事的国民党及托派分子”。 在对剧本《平原烈马》的意见中也说:“夜校分工,马校长应付外面,对付国民党政府。”“县长来视察,查我们有共产党活动,他都应付过去。”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我们的活动开始时县政府没有注意,以后活动多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开始注意我们这几个教员了。廖容标同志是红军干部,我和姚仲明是刚刚出狱的。因为耀南在邹平和长山一带有着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给我们掩护了。”
1983年7月10日,在对原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长山中学八级学生,参加了起义的张维滋访谈时说:“王建安于1939年9月来三支队,在部队集中于池上村开大会学习时,他明确地说:‘马耀南是德高望重、忠厚可信的知名的领导人。’所以民众都拥护他、信任他、赞扬他,都愿听从他的领导。在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各种势力都有,若没有他,谁也没数,外来人谁也难以统帅。当时一片混乱形势,外地人在当地无根基,共产党员那时还不能公开露面,只能靠马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开展工作。”
这一切正如樊语乡在1943年发表的《马司令传略》一文中所说:“在当时真是谈何容易!确实费了笔难尽述的挣扎,当时某些分子出面阻挠,称长中为‘赤区’,停发经费,造谣攻击,然而真理永存,这些阴谋终被耀南同志粉碎了。”
六、地下党员姚仲明是怎样进入长山中学的?
许多资料已证实,当时的长山县没有共产党组织。那么,地下党员姚仲明是如何进入长山中学的?
在姚仲明《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在济南,平津流亡学生会负责人孙传文(孙陶林)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与他会面,并答应了马耀南的要求。省委随即决定派我前去,并安排我在济南青年会与马耀南会面。”
林一山在其《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等文中写到:“后来,听说马耀南在我走后亲自到济南找“民先”要人。他与孙陶林、姚仲明见了面。姚仲明同志去长山中学。”“在我回济南后的几天内,马耀南同志也到了济南,他通过民先关系与省委取得了联系。他是去要干部的,这证明他在行动上是很积极的。”
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省委接受耀南同志的请求,于1937年10月中旬派姚仲明同志以马耀南聘请的国文教员的身份去长山中学领导抗日工作。”
姚仲明在对剧本《平原烈马》的意见中是这样说的:“马耀南去济南与孙传文和我接头。这时,孙通知他是“民先”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马耀南问起义的事,我说,只争朝夕。”
由以上可知,姚仲明是在中共山东省委接受了马耀南请求“要人”的情况下,受省委委派前去长山中学的,并被马耀南以新聘教员的名义为掩护进入长山中学的。也因此知道马耀南是“民先”的“特别队员”,“受党委领导”。在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党委”就是“中共山东省委”。
七、廖容标、赵明新又是什么时候进入长山中学的?为什么没和姚仲明一起到长中,而晚于姚仲明一个多月?
在1983年5月、1984年5、6月对马进先等人访谈时,马进先说:“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刚出狱的姚仲明同志被派来长山中学任国文老师,加强这里的领导工作。虽然如此,但最主要的还是不能满足军事的急需人才,故十一月又派来红军干部廖之秀(容标)同志任体育教师,同时还有赵明新同志。”
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后来省委又派去了从延安来的红军团长廖容标、鲁北党负责人赵明新。”
在张友渔、林一山、霍士廉、景晓村联名写的《忆爱国知识分子马耀南烈士》一文中写到:“11月山东省委又派来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共产党员赵明新同志,在长山中学建立了党的小组(姚仲明同志任组长)。”
赵明新在1957年1月对其访谈时说:“11月中旬,我也被派去。”
1972年8月10日,对“五军”老战士高立业的访谈时说:“我们都跟随马耀南校长参加了抗日活动,宣传组织群众,后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从1937年夏天开始,马耀南校长派长中师生及民先组织作为骨干力量,联合当地各阶层进步青年组织武装。”“马校长在长中开办几期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亲自带领师生进山区熟悉地形,搞野炊,指导绘地图,防空演习。”
综合多篇文章可知,最初中共山东省委只是派姚仲明一人来长山中学协助马耀南开展抗日工作。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来指导军事方面的训练等工作,在此情况下,马耀南再次向中共山东省委要人,才有了廖容标、赵明新在1937年11月中旬先后来到长山中学,并组成了三人地下党小组。
八、马耀南是否知道自己在和“谁”组织抗日武装
由于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林一山及后来的几名地下党员,没有向马耀南透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表面都是以“民先”的名义进行工作。那么,马耀南是否知道林一山及其它几名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换句话说,马耀南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和“谁”一起组织抗日武装?
“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党组织对外开展工作,有利于发展革命的后备力量,“民先”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那么,马耀南对此是否了解?早在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之初,为了便于有计划、分区域、分步骤在各地开展好抗日工作,他就已经从各方招贤纳士。原长山中学学生、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樊语乡就是其中的一位。樊语乡是马耀南在校内开展抗日工作的得力助手,他是“民先”队员。
在林一山《我的长山之行》《回忆马耀南烈士》及1989年1月17日的访谈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已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所以我就把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系统讲了很多,······我所讲的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报告,结合我对“七·七”抗战时平津前线战争情况的分析。”“我就征求他的意见,想不想在百忙中读几本书?他很同意,我就向他介绍了象《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和倍倍尔所著的《夫人与社会》等进步著作。” “我又介绍他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倍倍尔的《富人与社会》等进步书籍。他看过后,说这些书写得很好。”“又通过介绍给他读了几本马列、毛泽东的书。”——马耀南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读了这样的书,进行了这样的谈论,以大于林一山9年的丰富政治生活阅历,还看不出林一山所持有的观点、代表的组织?
林一山在文中写到:“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去胶东,在长山住了20几天,我就想走。马耀南听说我要走,坚决不同意。他说:‘咳,你这个人。咱们是干什么的?谁还不知道谁!我也干过秘密工作,你的身份我看出来了。’”
林一山在1989年1月他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又说:“我在马校长那里住了20多天,由于另有任务,不能久留。马耀南一再挽留,他说:‘你不要瞒我,咱们都是干秘密工作的,我知道。’这时,由于工作需要,我不能明确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那时他是‘民先’,只能心照不宣。”——林一山的意思已经很明确,用“民先”以不能敷衍马耀南,这只是个面上的称呼而已,这时的“心照不宣”就是最真实地状态。
林一山在《回忆马耀南烈士》一文中写到:“根据后来我同姚仲明同志谈话中,了解一些他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概况。”在1989年其家中采访时也说到:“姚去教国文,廖教体育,后廖出了许多笑话。当马耀南知道廖容标是红军团长后,很是尊敬。”马耀南与廖容标在一起组织抗日武装,都知道他是红军团长了,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或者说,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人?
姚仲明在《追求真理 典范永存》一文中写到:“当廖容标、赵明新到达长山中学后,他内心里认定我们三人都是共产党人”,“鉴于此,我们同他商定:四个人一起进行业务学习,先研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由廖容标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讲解游击战术。”
这些都足以说明,马耀南当时是知道在和“谁”组织抗日武装,几名地下党员就是不表明共产党员的身份,马耀南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组织派来的。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彼此间心照不宣,但都心知肚明,是符合实际的。今天,我们再讲述这段历史时,再遮遮掩掩,说成马耀南连和谁在组织抗日武装都不知道,未免太幼稚了,也说不过这个道理去。
九、马耀南为什么迟迟不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而要等到国民党军撤退时?
在当时组织抗日武装是合法的,不只是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也是响应国民党当局的抗日号召, “蒋委员长”曾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不受国民党政府限制的,并且各地以抗日的名义组织的起义数不胜数。当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知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后,派人捎信给马耀南,等他拉起抗日队伍要给他派一个叫李耀亭的人来当司令。但马耀南却要小心谨慎,迟迟按兵不动,等到国民党军撤退时才宣布抗日武装起义,个中缘由不言自明,他赞同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的是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名义“合作”实际时时处处防范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长山县当局更是时时警惕严加防范,不允许在长山县有共产党组织存在。校内校外还有许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所以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抗日起义行动要时时小心提防。马耀南知道,只要接受国民党的邀请,起义部队的所有经费、武器装备、弹药、军饷、服装等一切都解决了,不需要自己操心这繁重的后勤保障,又有名又有利。他当时还可以有理由有“更好地”选择,顾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以一校之长的身份,顺应时势,遵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通知随校南迁,即可保证自身的安全、又可保证家人的安宁。但他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惑,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干扰和破坏抗日起义的计划,才巧妙的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相关链接:论黑铁山起义(下篇)文/凡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