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县干部南下综述（文/泰山岱岳党史）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作出了组织5.3万名干部南下，接管江南新解放区的决定。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区领导在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53000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从山东抽调15000名干部。《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15000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000人。《指示》并就抽调15000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给鲁中南区下达的任务是配备l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第一部。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1月，鲁中南区党委召开各地委组织部长会议，专题研究外调和培养提拔干部等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按照“顾全大局，服从分配、选强留弱”的要求，下达了《动员与集中外调干部的决定》。鲁中南区党委确定由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张雨帆、魏思文、刘建中、李培南及一地委书记林乎加等组成一套区党委，带队南下。各地、市委也各组成一套地委班子南下（南下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名单由区党委研究确定，并报华东局，具体实施时个别有所变动）。南下区党委配备为：张劲夫为南下区党委书记，张雨帆任行署主任，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刘建中任民运部长，李培南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定千任军区副司令员。

南下外调干部工作，由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傅秋涛、高克亭负责。2月1日，区党委专门发出指示，将南下干部名额具体分配到各地委。各地干部在实际调动中有些增加和调整，最终南下干部均超过了分配数。全区原计划给新解放区配备40套县区级领导班子，实际配备了50套；原计划南下干部3680人，实际达5000余人。这次抽调干部是鲁中南区外调干部最多的一次。

1949年2月17日，泰安县委（为不断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泰安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1945年10月，泰南地委撤销，泰安县徂徕山以南地区划归泰宁县。泰历县撤销，将长城岭以南地区划归泰安县。徂徕山工委撤销，恢复泰安县委，隶属泰山地委领导。1949年6月，泰西县撤销，原泰安县津浦铁路以西，不含九、十两区，划归泰安县，即现泰山区、岱岳区的前身，隶属鲁中南区泰山地委）按照泰山地委指示，组织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杨仲起，指导员刘刚，并组成中队支部委员会，刘刚任书记。2月17日到县委报到，集中学习5天。22日在岱庙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23日到地委所在地莱芜县寨里集合。28日，泰山地委南下全体同志在大队长王醒、政委苏展带领下，按中队顺序向泰城进发。当天下午四时许到达泰城，夜宿岱庙。3月1日，泰山地委在泰安火车站召开欢送大会，早6时许，全城民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云集在从泰安城到火车站的大关街、车站街的两旁，夹道欢送南下干部。当南下干部背着简单的行装，身佩短枪，精神抖擞，面带笑容，一边同两边群众招手致意一边向车站行进，欢送的群众打起“热烈欢送南下干部到新区立功”、“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敲锣打鼓，高呼口号。8时许，队伍集结在火车站广场，又一次举行了欢送大会。泰安县委书记刘众前代表泰安县党政军民机关干部和群众，向南下干部致词欢送。大队长王醒代表南下大队致词，全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口号声。9时许，南下干部大队告别了战友和群众，按中队顺序登上列车，南下干部和站台上送行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招手示意，依依惜别。

列车载着南下干部大队向南急驰，各个车厢里有说有笑，歌声此起彼伏。下午2时，列车到达兖州过夜。次日，因铁路路基被破袭后尚未修复，即以中队为单位转步行到临城(薛城)，大队住在临城以北陶家庄一带农村休整学习。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泰山区为一大队，下分6个中队，55个班(组)。全大队干部战士及政工、后勤、通信联络、炊事人员等共计720余人。第三中队是由泰安县干部组建的，全队共有干部战士110余人，编为9个班。杨仲起任中队长（原泰安县粮食局长），到新区任县长。刘刚任指导员（原泰安县委组织部长），到新区任县委书记。程中行队委（原泰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新区任县委组织部长，乔中均队委（原地委宣传部科长），到新区任县委宣传部长。李青龙队委（原泰安县赵庄区委书记），到新区任县委民运部长。戴子彬队委（原泰山区公安局干部），到新区任县大队长。亓子伟队委（原专署公安局干部），到新区任县公安局长。正副班长有：王少云、于华杰、李瑞三、李祝三、赵平伦、尚恒坤、谷秀峰、赵平富、康旭东、张圣海、徐振、赵永建、宋其茂、郑传杰、王喜臣、何勇等。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每人两套（一套粗布的，一套细布的，男女都一样）、一顶帽子、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南下干部的家属都享受军属待遇。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集合于临城沙沟火车站，乘火车沿津浦线向南开去，在夜幕笼罩下到达徐州车站。第二天，火车到达蚌埠，转由淮南铁路进抵合肥。队伍在合肥住了三五天的时间，经各干部大队与华东局支前指挥部联系，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各干部大队分散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队伍从合肥开始了长距离的步行，途经肥东一带行进到巢县境内，在巢县县城文庙大院里召开了备战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各大队及各中队加强纪律性，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并宣布了各随军渡江筹粮干部大队的具体分配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各大队紧急通知所属中队按既定分编方案赴部队报到，各中队、小队分别离开原来的建制，由部队负责联系的同志带路出发，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按兵团司令部及各干部大队党委事前的计划，凡随军南下干部一律随二、三梯队渡江，战役发起后，因各中队、小队已分编于各自的师、团、营、连中，所以只能跟其所在单位一起出发，因此各中队、小队随军渡江时间各不相同。渡江后，根据原来的部署，随军南下干部的任务是在长江南岸修筑工事，建立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但由于战斗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时，南京国民党军队害怕被围歼纷纷向南逃窜，妄图由广德地区沿着苏杭国道经湖州逃到杭州，然后从那里转移到浙赣铁路沿线。为了截击歼灭敌人，正当大家稍事休息并准备修筑工事的时候，却接到命令立即开拔，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经繁昌、宣城直奔广德。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干部，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不久，队伍到达位于宝应与高邮之间的界首地区。从4月30日开始，陆续开过长江。渡过长江后，队伍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接到华东局命令，要求队伍开赴丹阳。

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5月初，谭启龙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华东局领导指示他：接管浙江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你们今晚就出发，兼程赶赴杭州。当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刚刚在丹阳附近驻扎两三天，还有一部分正在赶往丹阳的途中。杭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后，谭启龙等立即到纵队驻地去接收被派往浙江的干部，向第八兵团交涉了汽车、火车，把派往浙江的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约两天后，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此时，浙江南部地区尚未解放，因此大部分南下干部在杭州拱宸桥又等了三四天，然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由于各个接收地区有大有小，解放也有早有迟，所以在南下途中和到达杭州后，中共浙江省委在分配各大队负责接收地方政权时，各大队之间又有调整，但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大队接收一个地委的原来建制。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渤海区）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了浙江各地，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到浙江工作的南下干部总计8000余人。其中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浙江，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其中一大队接收宁波地区，二大队接收临安地区，三大队（其中有从二、六两个大队各抽调来的一个中队）接收金华地区，四大队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一个中队到二大队去接收临安地区的于潜县），五大队也分配去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绍兴和萧山县），六大队接收台州地区，七大队接收建德地区，八大队接收嘉兴地区。因嘉兴地区是浙江最大的一个地区，共12个县市，所以又从七大队抽调一个中队负责接收海宁县，从渤海一大队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嘉善县和武康县。另外，鲁中南支队还有一个由华东大学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大队，南下到浙江后分配到省直机关100多人，其余被分配到各个地区。泰安县干部组建的第三中队由刘刚带张春魁接管镇海县，刘刚任书记。中队长杨仲起和谷秀峰、张建文、主兴伦、张晋卿、国如忠等同志组建宁波军管会交通管理处。杨仲起任处长兼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招商局勤奉汽车公司的军代表，队委程中行、乔中均、李青龙和其他同志分配到宁波地专机关和军管会各职能部门。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在当时浙江的11个地区中，有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他们克服语言、饮食等种种困难，很快熟悉了南方的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支前、土改，为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浙江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

6月11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决定抽调3.8万名干部接管粤桂滇黔川宁青等省，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华东局分配给鲁中南区抽调干部的任务是：地区级干部6名，县级干部42名，分区级干部60名。鲁中南区积极抽调干部，按时完成了任务。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在全国解放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南下干部”随各路野战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军，投入到“新”的战场，接收并管理、建设刚刚解放的南方大中城市，巩固新生政权。“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共泰山区委党史办  中共岱岳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