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县干部南下综述（文/东平党史）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大反攻的战略方针。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军队防线逐渐由华北退至华中，直至华南，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的解放，更多的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恢复甚至经济的发展。对于一直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战场”。为了在这一全新的战场上同样奏起凯歌，党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认为，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其中华东1.5万人（基本上全是山东人）。根据部署，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此次抽调与以往抽调南下干部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山东解放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1947年至1949年，先后有八个批次，近十万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军，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

中共东平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在1948年秋即结合实际工作注重培养、使用和提拔干部，并按两套班子的编制配备了县、区两级干部，做好了南下支援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根据第七地委、专署指示，东平县抽调了73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第七中队（专署统一安排），县长张铎任中队指导员，刘永芳任中队长。并为新区配备了一个县（包括区级）的领导班子，张铎任县委书记，刘永芳任县长，杜美印任组织部长，郑玉汉任宣传部长，崔杰民任民运部长，田耕任公安局长。22日，中共东平县委举行欢送大会后，南下全体干部即步行到宁阳县刘家村集合，然后乘运煤的火车南下徐州东转，到运河与陇海铁路交汇处向南步行至扬州，约三个月左右至长江边，暂停休整，整顿队伍准备渡江。在活捉蒋介石的口号的鼓舞下，我南下干部乘轮渡到达江南镇江后，冒着倾盆大雨向苏州方向疾行，后到达杭州郊区暂时休息后，就奔向新区接管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及各区具体情况，先安定人心，接管政权，进行剿匪、反霸、土地改革。

一、接管新区，开辟新的工作

我泰西区原配备地委、专署和6个县的近650名人员负责接收四专区。四专区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5月19日，泰西地委组织部长（新区地委书记)崔健宣布了地委、专署和6个县的党政机构的建立。东平县南下干部中队70余人负责接收淳安县（此时，县城已被我军军管），组成新的中共淳安县委员会和淳安县人民政府。张铎任县委书记，梁玉茹任县长，杜美印任县委组织部长，郑毓汉任宣传部长，崔杰民任民运部长，高笑山任秘书、张立刚任民政科长、杨秀善任财粮科长、郑树兰任建设科长、李渔舟任人民银行行长、田耕任公安局长。淳安县分五个区，县委分别对五个区的书记进行了配备，其中：张瑞华任城关区区委书记，程建伦任港口区区委书记，牛俊山任茶园区区委书记，玄绪杰任桥西区区书记，朱彦三任威坪区区委书记书，分别开展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宣传部长郑毓汉负责举办知识青年训练班，以尽快培养一批新干部。

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共招收了学员约30名。首先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作报告，讲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党和政府的各项有关政策。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发现了比较积极的青年教师周润贤、柯森、邵锦生，让他们分别担任了小分队的队长。学员学习20天后分到各区做群众工作，成为南下干部的得力助手和贯彻政策、发动群众的桥梁。但是，这批新干部在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一部分保留下来，一部分因种种原因掉队了，只有个别人得到提拔。

二、抵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疯狂反扑

解放军驻淳安部队军管期间社会安定，我南下干部顺利完成了接管工作。但是有一时期我军部队调防，新部队还未到达，社会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国民党撤逃时遗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埋伏下的伪县长方租亮、贯匪头子徐震东等残渣余孽相互勾结，开始起来兴风作浪，到处抢劫杀人，进行恐怖活动。首先起祸的是桥西区政府，区队内部出了叛徒，将我组织委员、南下干部侯延滋同志杀害。区长张秀文率全体区干部奋勇抵抗，直到敌人撤走。之后，我区干部转移到附近进贤乡，积极开展工作。

建德地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杜美印和郑毓汉两位同志一同参加，途经茶园区时，区政府派区队一个武装班护送到白沙镇。武装班从水路坐船回茶园到铜关地段时被土匪截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武装班全班同志牺牲，损失机枪一挺，步枪八支。

威坪区政府也被土匪包围，区委书记朱彦三率全体干部突围，在附近山区打游击。台湾国民党获悉后大肆宣传说他们的武装（指土匪）“光复”了威坪，气焰十分嚣张。

根据以上恶劣的形势，县委决定对委员们进行分工，书记和县长负责城区，并负责全面工作，杜美印到茶园区，崔杰民到桥西区，郑毓汉到港口负责各项工作。

港口是淳安县重镇之一，民情温顺、商业发达，是新安江沿岸货物集散地，当地人称为“小香港”，又是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当时区干部有区委书记程建伦、区长马存岭、委员有张中亭、石荣西、王广茂、李平田，区政府助理员吴整（当地坚持干部），加上通信员三人、炊事员一人，包括在港口负责的郑毓汉在内共12人。部队留守一个武装班共8人（有特殊任务）。为加强保卫工作，这12名干部分为两组，夜间轮换，在郊区巡逻，以防敌人偷袭。但对敌人的疯狂报复，我方也是防不胜防。一天凌晨四点多钟，炊事员老王到井上挑水，蒙胧中看到一个黑影。他急转身奔回，身后突然响了一枪，子弹从头顶上空飞过。他迅速跑回将院门关上。我方人员听到枪声在院集合，分工把守要口，并急忙通过电话向县政府报告敌情。此时，枪声越来越急，敌人从苞萝地里向区公所进攻。曾经当过机枪手的曹班长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在前面的两个土匪应声倒地，敌人见势不敢进攻了。双方一直僵持到上午九点多钟。此时忽然听到西山头上有炮弹爆炸的声音，远远看到敌人在四散奔逃，枪声也停止了。约十点钟左右，程建伦开了院门，跑到邮电局见到一位解放军干部，二人接谈后才知是解放军12军驻安徽的一个连向上海押送粮食，路过港口镇时听到镇里响起了枪声，知有敌情，于是赶来支援。在解放军密集火力打击下，土匪很快溃退，保卫了港口的老百姓和商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港口镇又恢复了宁静。此后，淳安县就全面转入了开展剿匪反霸等各项正常工作。

三、进行剿匪反霸、镇反、土改运动

剿灭土匪反对恶霸、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土地改革等项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要任务是先消灭土匪和武装特务，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各项工作。为此，上级新调来解放军某部一个团，团司令部驻扎威坪，一个营部住在威坪附近的蜀口乡，一位营教导员任蜀口乡长，并负责该乡的群众工作。其他部队分别进入边远山区的王阜乡和临岐乡，对土匪昼夜围剿。部队很快发现了土匪头子徐震东的行踪，在夜间遭遇中被我击毙，百姓们抬着徐的尸体游街示众，民心大快。伪县长方租亮很快被活捉镇压，其他匪徒四散逃窜，有的自首悔过不予追究，全县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随后，根据地委布置，我南下干部组织全县人民进行土改。为接受革命老区的经验教训，他们先搞试点，逐步推广。县委决定先以城区的东溪口乡和港口区的合洋乡为县里试点乡。港口仍以程建伦和郑毓汉负责指导，以新干部周润贤为工作队长，实行先调查情况制定工作计划，然后有步骤地进行。至1950年下半年，试点工作基本结束。县委紧接着又调周润贤带领一部分区村干部赴新建的唐村区（原属威坪的一个乡）开展土改工作。

根据工作实际，我南下县委对干部队伍进行了调整，朱彦三任唐村区区委书记，郑树兰任威坪区委书记，郑毓汉分工负责协助两个区的工作，淳安县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

总之，东平县在浙江省淳安县的南下干部很快熟悉了南方的环境，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支前、土改、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浙江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人因南下有过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剿匪反特，他们在异乡奋力挥洒着血色青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他们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在60多年的风雨征程中，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东平县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