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来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重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起,按预定部署发起了震撼中外的渡江作战。24日凌晨,解放军将红旗牢牢插在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门楼上。之后,第三野战军解放杭州和浙江大陆,解放上海。为了支援第三野战军渡江南下作战,山东解放区组织子弟兵团和民工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这些远征的山东子弟才陆续返回家乡。
为了支援大军南下,泗水县于1949年1月组建南下支前队,共组织担架600副,小车800辆,挑夫300人;筹集军粮150万斤;动员妇女做“过江鞋”18万双。这支支前队,在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随部队远征。他们勇于吃苦耐劳,在看押俘虏、运送军需、火线抢救伤员、帮助新区清剿匪特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胜利完成支前后,大部分回到泗水,但也有少部分人留在新区,为开辟新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扩充兵员,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泗水县大队于1949年2月改编为泗水县独立营。县武装部长张树梓任营长,县委副书记赵选辰兼任政委,陈广聚任副营长,丁奇任副政委。
1949年1月,中共华东局决定鲁中南区抽调1套区党委、10套地委、50套县委、400套分区委领导班子共3680名干部随军南下。鲁中南区把组织外调干部支援新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列为党委义乌事日程,立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下达了《动员与集中外调干部的决定》,按照“顾全大局,服从分配,选强留弱”的原则,抽调精干力量,准备南下。并于2月1日将南下干部任务分配到各地委。第四地委抽调地、县、区三级干部500余人,汪星任书记,刘剑任专员,南下浙江。泗水县委、县政府组建了南下和留本地工作的两套领导班子。南下班子为:县委书记李健,县长张一彭(后为田克荣),组织部长王明章,宣传部长张瑞。留本地班子为:县委副书记赵选辰(主持工作),组织部副部长张继朴,宣传部长杨光宇,民运部长陈照峰,武装部长张树梓,县长杨福林。为了搞好南下工作,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作了动员。广大干部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报名南下,经县委研究确定了96人。2月17日,泗水南下干部在滕县参加了地委召开的欢送大会后,乘火车到达沙沟,在此进行了1个月的学习,明确了到新区工作的任务与要求。学习期间,泗水、兖州两县的人员合编为南下干部纵队第四大队第五中队。田克荣任中队长,李健任指导员。4月初奉命南进,5月7日抵浙江省杭州,开始了接管工作。
南下干部服从分配,所到之处都自觉地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带领群众为开辟新区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南下干部开辟新区,当时形势比较复杂,还存在不少散兵土匪等,有的同志为开辟新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姚全岱烈士就是这样的典范。姚全岱,1922年生于泗水县泗水镇南临泗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194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担任城关区财政助理员,后任粮库主任。报名南下时,他父母年迈体弱,弟弟尚未成年,小女儿才1岁多,年轻的妻子又有身孕,但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告别了家乡。南下后于1949年7月主动要求组织上派他到环境恶劣、形势复杂、条件艰苦的浙江省绍兴三界茶厂开展工作。9月5日,匪军头子钱金法、裘洪初率60余人由伪乡长作向导,突然包围了茶场。姚全岱立即组织职工疏散,自己留下掩护。因寡不敌众,他与8名职工一起被俘。为使职工免遭折磨,他承认自己是茶场负责人,包揽了全部责任。敌人为获取机密,对他软硬兼施,高官厚禄诱惑,皮鞭抽、烟头烧、老虎凳压,但他坚强如刚,威武不屈,毫不动摇。敌人一无所获,无计可施,于6日将他残忍杀害。年仅27岁的共产党员姚全岱为革命光荣牺牲,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泗水人民心中。(中共泗水县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