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文/丁龙嘉）

“南下”，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使用的一个战略术语，其特定含义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下”的历史上限为1948年9月，历史下限为1952年12月。其进程为决策与筹划、渡江解放宁沪杭、进军东南与中南、挺进大西南。其意义为实现了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中共工作重点由乡村向城市的三大转变。在“南下”中形成的“南下干部”群体，既有来自不同区域、出自不同行业和层级、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相异点，亦有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北地区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同点。“南下”与“南下干部”是新中国奠基史之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的三大问题，呼唤着对新中国奠基史的三大实践的研究。若能站在更高一些的层次上，观察、思考问题，则对“南下”与“南下干部”的研究定会现显出重要的价值。

不论是从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当代社会需求的视角看，“南下”与“南下干部”的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实情况是，学界较少对这一重大课题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笔者拟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以及当代价值发表一点浅见。

一、“南下”的历史含义、历史时限、基本进程及历史意义

翻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几乎同时出现了“南进”和“南下”两个词语。较早使用“南进”的是毛泽东。他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这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源头。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之后的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均使用了“南进”一词。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使用了“南下”一词。这是较早出现“南下”一词的历史文献。4月11日朱德在《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多次使用了“南下”一词。194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对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的批示》中，同时使用了“南进”和“南下”两词。

从“南进”和“南下”的词意上讲，“进”即“向前移动”的意思，“南进”就是向南前进移动；“下”即“去”的意思，“南下”就是向南去。

然而，“南进”和“南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词语，而是中共使用的一个含有特定意义的术语，其与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相伴随。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当时评价说“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会议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当然包括歼灭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军队。不久后的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在1949年秋季渡江作战的构想。然而，战争实际进程比中央的预定计划快得多，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使中央修改了原定的战略任务。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原定的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这时淮海战役已于11月6日展开。当激战正酣的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并要求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刘伯承、陈毅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渡江作战初步方案。这样，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时间由“五年左右”修改为“再有一年左右”，渡江作战的时间由“1949年秋季”修改为“1949年5月或6月”。

在1948年岁末和1949年岁初之际，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发出了声音。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声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发表了和谈声明，妄图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争取时间，调整部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显然，人民军队是否渡江南进，关系到中共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是否成为南北朝的重大问题。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指示》。之后，渡江作战时间一再推迟，最终确定为4月20日。

1949年4月20日20时，渡江作战开始。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一部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

由上所述，我们说，“南进”或“南下”，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确切含意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随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历史，“南进”和“南下”这两个词语出现的频率愈来愈低。1961至1963年间，毛泽东在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王力谈论山东解放区和罗荣桓的历史功绩时评价说：“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毛泽东在这里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概括为“南下长江”，且使用了“南下”一词。此后，“南进”一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听觉，到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就鲜有出现了，而“南下”成为“打过长法去，解放全中国”的代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的书籍和文章将“南下”泛化了。凡熟悉全国解放战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从1945年9月至1947年6月，由于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人民军队呈现出向北运动的态势，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以北地区进行。从1947年6月之后，人民军队由于转入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呈现出向南运动的态势。第一次向南的战略跃进，是1947年8月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目的是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地区。这个战略跃进取得了伟大胜利，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相互配合，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的局面。1948年1至2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陈毅、粟裕为领导人的东南野战军，遂行第二次战略跃进，目的是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地区。7月，由于战局的变化，中央军委改变了原定在年内渡江南进的计划，没有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历史事实表明，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鏖战中原，不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南下”。将这第一次战略跃进泛化为“南下”，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现在，有的人将“南下”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如其说“南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如说“南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更为准确。这一历史阶级的上限应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会议勾画出了全国解放战争进展的时间表，不久又提出了于1949年秋季渡江作战的构想。这一历史阶段的下限应为1952年底。因为“南下”结束的标志不只是建立了新政权，还应是新政权站稳了脚跟。而在西南地区，到1952年5月土地改革才结束，到1952年秋10人以上的股匪才被消灭，新生政权方站稳脚跟。这里有一个问题需探讨，即和平进军西藏是否属于“南下”。我认为，和平进军西藏是“南下”的组成部分，而和平进军西藏的解放军部队于1952年l2月20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由此可以说将“南下”的下限定为1952年底是适宜的。

“南下”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四段：渡江南下的决策及筹划；强渡长江，解放并接管宁沪杭；进军东南、中南，解放并接管闽鄂湘赣粤桂及沿海岛屿；进军西南，解放并接管川黔滇康藏。

上述关于“南下”的历史含义、历史上下限、历史基本进程三个问题，是开展“南下”学术研究中不可不弄明白的问题，否则，学术研究就有脱轨的可能。

“南下”的意义是重大的。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方面看，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方面看，全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的变化方面看，实现了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二、“南下干部”的形成、构成、特点及历史贡献

历史自身表明，构成“南下”群体的是三部分人员，一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是担负战争勤务工作的民工，三是接收新解放城市和乡村的干部。因为后二者是随前者行进的，所以称随军南下民工、随军南下干部。

在当时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进军的形势下，可以说歼灭国民党军队同接收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成功接收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正由如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随军南下干部问题。

当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中央就于10月28日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根据战争的进程，认为自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期间，共需要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这5.3万人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0.3万人，中原0.3万人。这些干部的工作性质，包括军事、党务、机要、政府、民众团体、经济、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学校教育等类。《决议》认为，“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大约需中央局一级一百六十人，区党委一级二百五十五人，地委一级一千人，县级三千五百人。”《决议》规定，“此项干部，必须在各地区所抽调的干部内按比例分别列入。即华东、东北两区，在每区所抽调的一万五千个干部中，必须包括担负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的干部，中央局一级四十八人，区党委一级七十五人，地委一级三百人，县级一千零五十人。华北局抽调干部的总数，比华东或东北多二千人，其所应准备抽调担负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的干部的比例亦应增加。西北、中原两地，在每区抽调的三千个干部中，必须包括担负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的干部，中央局一级八人，区党委一级十五人，地委一级五十人，县级二百人。”为了解决各级干部缺乏的困难，《决议》要求各区各级党委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通过开办、加强、扩大党校，增设五级党委副职，开办、加强、扩大军政学校，创办中等学校，开办正规大学，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人才；通过创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在已解放的城市中，使用、训练、改造除反动分子以外的原企业人员及公教职员；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及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培训，之后，派往各岗位去工作。随着1948年9、10两个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预计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这样，原计划为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准备使用的5.3万名干部就发生了变化。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1949年的任务，首当其冲的两条就是：“1949年夏、秋、冬三季，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甲)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乙)华北局所担任的一万七千干部，亦应于月底集中八千人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丙)豫皖苏分局所属及皖西区党委所属干部，应准备分出接收芜湖及皖南地区所需要的干部。豫皖苏分局的其他大部分干部则准备使用于武汉方向。(丁)东北局应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因华东局的干部无接收上海的能力。此项干部目前尚不实行抽调，但须准备抽调，其数目及质量以后商定。(戊)东北局除一部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八千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四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但目前应让他们在现在岗位上工作，取得经验，不要向他们说抽调的话，引起他们不安心工作。”。

实际情况是，这5.3万名干部远满足不了需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怎么办?毛泽东指出：“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所以，毛泽东要求各野战军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要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

1949年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开始实施渡江。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5月上旬占领杭州、截断浙赣线；5月中旬解放武汉；5月下旬占领上海、南昌；同时解放了太原和西安。

大片城乡的迅速解放，急需大批干部前去接收。为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6月11日发出了《关于布置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今年内除实现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九省外，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中央据此估计，“总共所需筹派干部约计三万八千人”。

中央就三万八千名干部的筹派作出具体部署：

（一）西北宁、青两省及甘肃部分地区，大约需要准备五千个干部。原来决定派往西南的三千老干部，除抽出一千(县级以上的干部约二百人)给四川外，其余两千留西北本身调用。另从华北局抽调三千个经过初步训练的大中学生给西北。

（二）川、黔两省大约需要一万六千个干部，主要由华东局负责照下述办法解决：(甲)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三千老干部全部交二野。(乙)二野用在南京市的三千个干部可抽出一部去川、黔，具体数目由华东局商定。(丙)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抽出一部分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连同(乙)项共应调足二千人(县级以上干部约三百人)。(丁)从京、沪一带招收六千个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成分的新干部。

其次，由各中央局负责解决一部分：山东分局抽调二百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一千个新干部；华北局(包括中直)抽调五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四百人)，一千个新干部；东北局抽调一百个县级以上老干部；西北局将现在中原的川干队三百余人抽回四川，其余不足之数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

（三）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人，由以下几方面负责筹派：(甲)原派华中之李楚离队两千九百人(两千二百老的和七百新的)，现在不要分散，应全部用于上述三省；另由华中各省抽调七百老干部；武汉训练三千新干部；再从南下工作团的一万及华北局补充武光队的两千学生中抽调四千人。(乙)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丙)由东北局调派四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二百人)。华北局调派三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一百人)。(丁)其余不足之数由四野部队干部中(包括两广纵队)抽调。

因为从老解放区已抽调了5.3万名干部，这次抽调的3.8万名干部中的大多数来自老解放区，所以老解放区已不可能再次大量抽调干部，为此中央指示要求：

“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大量召集训练培养并团结本地干部，以便逐渐推广占领区。”

据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共中央关于筹派“南下干部”的决策性文件，主要就是上述的1948年10月决议、1949年2月指示、1949年6月指示。这三个文件是研究“南下干部”的重要历史文献。

从文献中可知，中共中央筹派的“南下干部”，第一次是5.3万人中的5.1万人，第二次是3.8万人中的大部分。从文献中又可知，各野战军抽调了相当数量的人员参与开辟江南新区，他们也是“南下干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接触到准确的数字。上述两部分人共同构成了“南下干部”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人员，来自于长江以北的不同解放区，有的来自华北、华东、东北，也有的来自西北、中原。这个群体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层级，有中央局、区党委、地委级别的，亦有县委、区委级别的。这个群体的人员，出自不同的领域和行业，包括军事、党务、政府、群团和经济、财政、银行、贸易不同行业，以及教育、文化方面。关于这个群体人员的文化水平，在当时看是比较高的，而且层级越高，文化水平亦越高。

这个群体的人员，在呈现出诸多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北地区来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地区。这个共同点，亦即是特点，在这个群体人员后来的执政过程中愈益显得突出。如何面对新的情况?如何运用老解放区的经验?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因为毛泽东讲过“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所以在谈到“南下干部”时，常常会遇到人们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山东南下干部在这个群体中占多大比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以给予准确的回答。

因为“山东”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指当时的山东解放区?还是指现在的山东省?二者所辖区域是不同的。1949年春、夏时的山东解放区，所辖区域为山东省内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地区和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和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既不等同于当时的山东省，亦不等同于今天的山东省。当时中央分配给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的数量是，第一次为近1.5万名，即中央分配给华东局的1.5万名“南下干部”，华东局除由机关承担了一小部分名额外，其余全部分配给了山东解放区；第二次为1200名。实际情况是，山东解放区(包括华东局机关)第一次抽调“南下干部”为22968名，超额7968名，第二次抽调“南下干部”为350名，这两次共抽调“南下干部”23318名。这里应该提及的是，1948年7月去中原局的约4000名山东解放区干部。人们都知道，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军实施的第一次战略跃进；1948年1、2月间，中央军委提出组成陈粟东南野战军，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渡江南进，并没有付诸实施。中央在计划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时，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约4000名干部准备随军渡江南下，但因决策变化，这约4000名干部转调到长江以北的中原局，分散在陕南、桐柏、江汉、豫西地区展开工作。到1949年渡江南下之前，这约4000名干部中的大多数作为中原局的干部随军渡江南下。这约4000名干部中，有多少人属于“南下干部”这一群体，笔者没有掌握到确凿的数字，而留在中原局的，就不属于“南下干部”群体。综上看来，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数要超过23318名这个数字许多。

“南下干部”的贡献是历史性的。这个群体在实现上述三大转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奋斗，就没有三大转变的实现。他们的贡献，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铲除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建立、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二是开展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恢复、初步发展了国民经济；三是开展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此相适应，加强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三、“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的当代价值

不论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南下”，还是在江南广大城乡建立新中国的“南下干部”，都是重大研究课题。这是因为，作为新中国奠基史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与“南下干部”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借鉴和启示作用；而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重大问题的解决，亟须从新中国奠基史中去寻找渊源、汲取营养。在这项重大研究课题中，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

自1988年于光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革命论和社会论两部分内容，之后由他著述、韩钢铨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出版以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除为数不多的学者否认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形态外，多数学者对于光远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更多的是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形态，较少有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形态。

而“南下干部”同本地干部一起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为研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资料。之所以说其最具典型意义，是因为自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便在长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里开展起来，但这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受到战争的制约；大陆解放后，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虽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但是在已有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相比之下，在江南广大地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革和建设，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于研究中国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就更有价值了。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对今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即：由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等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53年就放弃了呢?毛泽东在1953年6月和“文革”中都批判过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那么，毛泽东、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的异同之处在哪里?在60年后的今天看，哪些思想和实践更接近于真理?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与1978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对今天深化改革有哪些启示?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呼唤着我们下气力去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

其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城市管理、建设和城乡关系。

1949年3月13日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这一段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二是如何管理、建设好城市，三是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

以城市工作为重心，管理、建设好城市，这对于中共，对于“南下干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尤其是对于“南下干部”，甚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南下干部”面对的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经济、文化，是比自己过去熟悉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文化，要发达得多，想套用有限的经验来处理新的情况，显然是不行的。这是必须承认的。另外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南下干部”的平均文化水平是不够高的。据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1950年6月7日讲话，当时在地方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文化程度占3.02％，大学以上又化程度仅占0.32％。虽然我们没有掌握“南下干部”的文化程度的统计数字，但据这项统计数字，可以断定作为地方干部中一部分的“南下干部”的文化程度不会比这项统计数字高出很多。不够高的文化程度，必然限制了“南下干部”的眼界、知识、能力。如此，要管理、建设好“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世界性的城市”。上海等城市，对“南下干部”确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由如此，上海解放不几天，中共中央就指示要聘请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

处理好城乡关系，这对于中共，对于“南下干部”，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的观点是“城乡必须兼顾”，至于如何兼顾，没有论述。刘少奇对此论述得多一些。他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他的“城乡一体观”的内涵，是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充分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对乡村建设的引领作用，在国家实现工业化、重工业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农业机械时，再以城市帮助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的“城乡必须兼顾”没能形成较系统的政策，也没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而刘少奇的“城乡一体观”被否定了。但是1949年4月至1952年12月长江以南地区的城乡关系仍然十分值得研究。因为中国当时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武汉、广州等与乡村的关系具有典型性，而之后演变为城乡二元结构同样具有典型性。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实现城市化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呼唤着我们下气力去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管理、建设城市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

再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执政党建设。

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所肩负的任务的变化，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的转变，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共自身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南下干部”，在南下以前所处的环境，是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中的自然经济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南下以后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在上海、江(苏)浙(江)地区所处的环境，是当时中国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南下干部”在新的环境中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中央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于1950年下半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又从1951年下半年起开展了为期3年的整党运动。在整党运动中的1952年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就是反对“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就是反对掌握权力者利用手中权力进行的犯罪行为。“三反”运动不久，中央又决定开展“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就是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就是反对掌握资本者利用手中的资本进行的不法行为。说到底，“三反”和“五反”运动，就是反对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这一系列的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确实是加强了党执政后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使党经受住了初期执政的考验。人们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党的清廉作风，但也在反思依靠运动来加强执政党建设而不注重在法治基础上的制度建设的教训，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的问题及其派生的贪腐问题，呼唤着我们下气力去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执政中经受住商品——市场经济考验的实践。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大现实问题，即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实现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问题，防止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执政党建设问题，呼唤着我们切实地、深入地、科学地去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江南初期的三大执政实践，即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管理、建设城市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建设执政党的实践。对“南下”与“南下干部”的研究，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要同中共“南下”的势如破竹和国民党的一触即溃相结合；要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相结合；要同新中国初期执政党的建设相结合。进而，要同放弃经过十年以上的经济建设、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实际上仅经过两年多的经济恢复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相结合；要同放弃用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实现“一化三改”、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实际上仅经过三年多即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相结合；要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相结合。如果能从这样的视角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那么，对“南下”和“南下干部”的研究，就会更加显现出重大价值。

丁龙嘉：山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南下》一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