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入浙略述（文/李立军）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局从山东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接收、管理、建设新区政权，为新浙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主要是从山东鲁中南区和渤海区抽调的。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变化。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以便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其中要求华东准备1.5万名干部。

12月，华东局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就华东地区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作了具体分配。《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从山东抽调15000名干部。《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15000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000人。《指示》中要求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属）抽调干部，组建了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集训。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进行集训。

1949年1月后，山东各战略区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鲁中南区党委确定由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张雨帆、魏思文、刘建中、李培南及一地委书记林乎加等组成一套区党委，带队南下。张劲夫为南下区党委书记，张雨帆任行署主任，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刘建中任民运部长，李培南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定千任军区副司令员。渤海区党委经研究决定，抽调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军区副政委周贯五、渤海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5人组成南下区党委，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任南下区党委秘书长。其他的战略区也配备完成了南下班子。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南进”的电令，华东局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并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2月19日，第一期南下干部3000多人与华东局党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车从驻地出发，经张店、周村、济南、泰安，于21日晨到达临城车站。到3月中旬，从渤海、鲁中南等地区抽调的1.2万余名南下干部汇集到临城，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期间，全体南下干部进行了集中整训学习，在军事、政治、行政、生活、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方面都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

整训期间，全体南下干部先后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城市工作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开展新区工作等报告。这次学习的着重点是解决接管新区城乡的方针政策问题。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干部的迫切要求。学习方式主要是上大课，听取华东局和校部领导同志的传达报告，学员自做笔记，小组讨论，以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因为学员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但对江南的城市和新解放区完全陌生，因此对这次集训学习，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颇大，为以后进入城市和新解放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3月下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奉命抽调提前随军南下，筹集粮草。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1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前沿阵地全线崩溃。随军南下的干部紧跟部队，也顺利渡过长江。

渡江后，随军南下干部和野战部队一样，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这为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加速向前推进，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4月26日，根据华东局指示，随军筹粮的南下干部从野战军部队中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除了这支提前随军南下的队伍外，当渡江战役打响后，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人员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从4月30日开始，队伍陆续开过长江。渡过长江后，队伍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领导接到华东局命令，要求队伍开赴丹阳。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当时华东局党政机关驻扎在这里。

为了接管浙江的需要，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就在苏北贾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渡江战役发起后，由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率第七兵团负责接管浙江。同时，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并具体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把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地、市、县成套的班子迅速撒向全省各地。

5月3日上午，谭启龙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华东局指示他：对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照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你们今晚就出发，兼程赶赴杭州。下午，杭州解放的消息传来。谭启龙等立即到纵队驻地去接收被派往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向第八兵团交涉了汽车、火车，把派往浙江的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5月5日晚，谭启龙率一部分南下干部赶到杭州，与已经进驻杭州的谭震林等人汇合。至此，筹委会工作结束。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5月15日，省委召开南下干部各大队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谭震林主持，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做“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杨思一布置了工作任务。随后，南下到浙的干部就分往各地。

到浙江的南下干部，主要有先纵财办的1051名、鲁中南区的4656名和渤海区的2877名，共计8584名。其主要分配如下：（见附录二）先纵财办的干部主要分配在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其中分配到省委62人，分配到杭州市军管会989人。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中，直属队主要分配到省委机关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大队主要分配到二地委即宁波、绍兴地区；二大队主要分配到九地委即临安地区；三大队主要分配到八地委即金华地区；四大队干部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九地委和省直属县工作；五大队干部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省直属县工作；六大队主要分配到六地委即台州地区；七大队干部主要分配到四地委即建德地区；八大队干部主要分配到一地委即湖州、嘉兴地区；由学生组成的青年大队主要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有40人分配到一地委工作。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其中三大队渡江后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一大队分配到一地委154人，分配到二地委289人，分配到三地委即衢州地区632人；二大队干部中有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三地委和九地委工作；四大队主要分配到温州地区，后一部分干部又分配到丽水地区工作。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由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其身份发生了变化，由战斗者变成了浙江的建设者；其工作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革命变成了建设。他们很快熟悉了浙江的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浙江解放初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

浙江解放后，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既有野战军干部，也有南下干部，还有当地坚持的干部，这各路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的团结，“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

为了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会师后的团结问题，华东局于1949年4月1日发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要求南下干部应“以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当地坚持的干部，“切戒自高自大，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不经过游击区的党去直接处理与当地有关的问题”。5月4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的这个指示作出批示，指出这个指示“写的很好，我们完全同意”。

南下干部进驻杭州后，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盛大的会师大会，庆祝南下的同志和坚持浙江斗争的同志胜利的大会师。省委书记谭震林到会讲话，要求来自各方面的干部紧密团结，为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而斗争。省委副书记谭启龙要求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与条件来完成新的建设任务，要在工作中相互学习，交流情况，研究讨论，在精神上、思想上、生活上融合在一起。6月2日、7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先后作出《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关于会师团结问题的再次指示》，要求南下干部和坚持干部不能因对方的某些弱点而互相看不起，双方应该主动的多接近多商讨，互相交换情况，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一致努力，去完成当前党的伟大任务。

在省委的领导下，各路干部包括南下干部和当地坚持的干部的会师，总的说是顺利的。南下干部也顾全大局，自觉注意团结问题，克服重重困难，自觉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如三支队四大队的南下干部原本是安排接管上海的，他们被抽调出来随军支前筹粮，在完成任务后，根据华东局通知到达杭州。但此时杭州干部已有所安排。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这些南下干部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这些南下干部就先乘火车到达金华，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到达温州。而此时温州已经解放，原来在浙南坚持山区革命工作的同志已开始了接管工作。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四大队留一部分人员在温州地区分配工作，一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这样，四大队的部分干部是上海不留到杭州，杭州不留到温州，温州不留到丽水，他们千里跋涉，身体非常疲惫，但他们没有去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而是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折返丽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奋进，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是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南下干部入浙后，即在省委的领导下，与各路干部一起，着手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中共浙江省委先后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建立了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委（杭州市委属省委领导，宁波市委属省委、宁波地委双重领导，温州市委属温州地委领导）、10个地委（即中共浙江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地方委员会）、84个县委（市委）。

同时，开始相继建立人民政府。“至1949年7月29日，全省行政区域设置了除杭州外的宁波、温州两个省辖市；10个专署（即浙江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区专员公署），以及嘉兴、湖州、衢州、金华、兰溪、绍兴6个专署辖市。”在全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的基础上，1949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自1949年5月起，浙江军区以部分南下主力和原来在当地坚持敌后斗争的游击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苏浙皖游击支队）为基础，逐步将全省部队整编为10个军分区、1个警备旅、10个警备团、66个县大队。这些政权“在配备干部时，政治上（尤其是执行政策）、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但领导班子的组成，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重视照顾当地干部，以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

三是接管城市，稳定社会秩序。

这些从山东抽调的南下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和专门从事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工作的，他们经过根据地建设的各种锻炼，各有一定领导工作及本职工作的经验。在渡江之前，他们在华东局党校经过比较系统的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培训，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还专门组织他们“集中学习了有关城市接管的政策和浙江省的省情、社情。通过学习，南下干部们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以及毛泽东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都有了比较好的了解。从而为接管杭州及其他城市做好了充分准备”。

接管初始，由于国民党军整体崩溃，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国民党内部很快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之外，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撤逃，就连国民党浙江省及杭州市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撤逃，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根据这一情况，在接管时，南下干部们执行了省委制定的“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在接管的步骤和方式上，采取了“宁慢勿乱”的方针，边接管边维持生产和经营，对企业原有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企业生产不因接管而停顿和被破坏。到8月中旬，全省基本完成城市接管任务，总计接管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502个，对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组织即令解散。接管工作中，对旧机构人员的处理分三类。第一类，对官僚分子一律清除出各类机构；第二类，关于经济、医学、机械工程、大企业工厂等方面的技术人才、专家及专门管理人才，原则上都留用；第三类，杂务人员、苦力、工人等，原则上留用。总计留用各类职员五万余人，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

在接管城市的同时，南下干部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与各路干部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如解散非法组织、肃清潜伏匪特、收容遣散散兵游勇、开展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登记、取缔金银贩子和地下钱庄、打击盗匪活动、整理户口与建立居民委员会、整顿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消防管理和防空工作、整理公共卫生等等，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整顿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社会局势。

四是进行剿匪反霸。

浙江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亲手布置下大批潜伏特务和股匪，加上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共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西南与闽赣交界处。1949年5月至6月间，出没于浙江的股匪慑于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威力，不敢妄动。7月上半月，入浙野战军大部相继离浙南进，而驻浙野战军下农村的工作队还在组建中，7月下半月匪特就乘隙猖狂反扑。7月底至8月下旬，是全省匪患最严重的时期。匪特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疯狂地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攻。1949年下半年，匪特袭击和破坏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达120余次，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1165人，其中乡以上干部350人。如1949年7月20日，衢州开化县解放还不到两个月，国民党逃散官兵就集合当地土匪300人，围攻开化县马金办事处，在反攻不下的情形下，使用煤油纵火燃烧办事处，致使在办事处的警卫连长高万杰、财粮助理高广来等18人光荣牺牲。此后，土匪还包围攻打开化县城。这起事件在全省都有很大影响。

匪特的罪恶活动，严重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妨碍了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肃清匪特，既是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成为南下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省委的领导下，配合野战部队、公安机关和广大民兵，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6月21日，浙江军区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布署剿匪任务。7月29日，省军区再次下达剿匪计划，把全省划分为四个清剿区：衢州、建德、金华地区为第一清剿区；嘉兴、临安地区为第二清剿区；宁波、绍兴地区为第三清剿区；温州、台州、丽水为第四清剿区。9月17日，省委和浙江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彻底完成浙江地区剿匪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而以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为主的方针，要求全党全军坚决完成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关于“一年左右基本上肃清全省境内一切有组织的武装匪特”的任务。到12月底，全省共歼匪4.7万余人，大股匪特基本消灭。10月至12月，全省的剿匪斗争由全面清剿转入重点驻剿。在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下，对纠集在闽、浙、赣边区，台州沿海地区，会稽山、四明山等地区的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作战750余次，歼匪1.9万余人次，使浙江大陆除台州、丽水外，85％以上的地区股匪被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组织敌后游击根据地”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五是发动群众，开展救灾度荒，完成征粮任务。

浙江解放前每年均要从江西、皖南，福建边境输入1000万担左右的粮食，解放初不仅输入断绝，而且敌人在解放前夕运走了大量粮食，造成粮食空前紧张。藏匿在广大农村的土匪恶霸趁新解放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之际，将粮食控制起来，煽动或恫吓群众，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的抗粮抗税的暴动骚乱事件，造成民食缺乏。7月，入夏以来，浙江连降暴雨，全省出现20年来罕见的水灾。农田受淹，重灾483425亩，轻灾1772523亩，损失稻谷6011267担。灾荒导致粮食减产，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缺口。加之当时还要亟待解决驻军和继续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军粮问题，全省民食、军粮同时告急。

为了救灾度荒，完成征粮任务，根据省委的部署，南下干部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工作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一方面配合部队剿匪工作，一方面开展生产救灾等工作。经过工作队艰苦的工作，到8月底，全省农村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原来那种“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形势已开始改变。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1949年全省征粮8.4亿公斤，基本完成了年度征粮任务，改善了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保证了军粮民食，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干部队伍，全省工作队人数发展到3万人，其中南下干部有7000人。

浙江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异常繁重。广大南下干部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他们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积极投身到新浙江的建设大业中。很多干部在此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浙江人民的尊重。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扎根浙江，把浙江作为第二故乡，为其奉献了青春、和智慧。浙江的发展，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南下干部离休后，仍然在关心、支持浙江的发展，有的依然在为浙江的建设发挥着余热。虽然南下干部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南下精神”，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浙江人民的心中。

（李立军，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