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干部南下编写工作纪实（文/本书编辑组）

作为百册《山东革命文化丛书》之一，《山东干部南下》经过八个月的努力，200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如期出版。现将工作过程中的点滴感想整理归纳，以求教于同行。

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往往只是整座冰山的很小部分，其主体大多隐藏水面之下。山东干部南下史料的搜集工作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局面，留存下来的有用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用“立根原在破崖中”来比喻一点都不夸张。

首先，山东干部南下是各地党史部门研究的空白点。山东党史部门曾经立项但没有完成，《山东党史大事记》和《山东地方党史>的相关记载只是几句话，语焉不详。从其他北方省份来看，除河北收集材料多年而没有动笔外，该专题是其他北方省份的空白点。从南方省份来看，该课题也是江南各省党史研究的盲点。在我们之前华北和华东党史界没有人能说清楚究竟南下了多少批次、多少名南下干部，相关资料几乎为零，也就是说该课题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和现成材料可以利用。

其次，山东干部南下几乎没有多少现成档案记载。南下发生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后期，战争环境残酷，人员牺牲众多，纸质档案记录稀少，能顺利保存到今天的更少；同时因为战局瞬息万变，人事调动频繁，档案记载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再次，山东干部南下的口述史料也很难收集。一是在世人员很少，幸存的当事人几乎都因年龄偏大而记忆力减弱。最年轻的也年过七旬，而当时任县团级别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则多数接近90岁。例如浙江一位老省长，如果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谈印象深的片段，内容还算连贯和清晰。但当问到当时他南下时所在大队番号，却都回忆不起来了。二是时间不等人，许多老同志年老体弱，如不抓紧时间很可能失之交臂，我们有时的确是在和死神赛跑。烟台一个南下女干部，第一天下午下班前好不容易找到她在烟台的儿子的电话，等第二天一早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她前一天刚在济南她女儿家去世！还有荆州的一位老同志是在前年腊月里去世的，那时该课题已经启动四个月了，只是行程还没有安排到湖北而已，让人惋惜不已。三是现在健在的当时都是年轻的小鬼，因为不在领导岗位上说不清楚总体情况，只知道自己的班长和中队长，连大队长姓名都不知道。四是建国后工作变动频繁，老同志之间能保持长期联系的不多，相互之间情况都不了解。

面临纷繁复杂、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回忆和记载，我们没有简单地放弃，也不是随便地决定取舍，而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老干部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我们从不放过一个线索，也从来不拘泥于一个模式，而是做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

一是不偷懒，不臆断。不放过任何一条采访线索，查实一部分史实就增加一个章节。在搜寻线索阶段，我们调出了省馆所有与南下、接管有关的档案条目，用遍了雅虎、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翻遍了国家和省、市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在字缝里找线索。当我们翻开一份已发黄变脆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南下干部登记表》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吴宝康”。档案记载的内容很简单，职别资料室主任，性别男，年龄33岁，籍贯浙江湖州，家庭成分自由职业，本人出身练习生，1939年入伍入党，文化程度初中等字样。作为档案专业毕业生，不由得马上就心跳加速了。真的是他吗？那个中国档案学的奠基者、档案教育的先驱，档案界“三元老”之一？于是就有了一个卤莽的查证电话，就有了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也就有了他开“粮店”管两个女儿叫大米、小米的故事，有了他唯一一次撒谎欺骗祖母参加革命的故事，有了他是男‘阿庆嫂’的说法，有了不当“万金油”立志搞档案的故事……

二是不溢美、不遮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于南下干部有些与原配离婚和极个别人当逃兵等情况，如实记录，以真相示人。尽管其中有些材料可能永远不能公开和出版，但会作为第一手资料在档案馆永久保存下去。广大南下干部个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党性原则，讲出了多年来没有讲出的事情。有位西南服务团的老干部曾经受过党内警告处分，对于戎马半辈、革命一生的他来讲是唯一的一次处分，是他最不愿意启齿的事情。但经过彻夜的长谈，他终于敞开了心扉。那是在孟良崮战场上，打扫战场发现俘虏人数和整编七十四师的编制严重不符，所以部队开始仔细搜寻残敌。当到一个三面峭壁的岭下时，当时任连长的他让一个班的战士先行攀爬搜索。战士们连接绑腿成长绳，坠上石块抛到崖头的树干固定后开始攀登。但当9个战士都上去后，却没有任何声息。他预感到不好，急忙命令停止，然后大声呼唤战友的名字。可是什么回答也没有。后来等从其他方向多处攻占该山头后才发现，前期搜索的战士全部被打光了子弹的国民党守军用刺刀给捅死了。战斗结束后，由于个别战士出于义愤处决了俘虏，他主动承担责任，自己背着个处分报名去了大西南。回忆起来，他说既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违反了纪律；不后悔的是给长眠在崮顶的战友报了仇，再过几年还有脸面和他们在地下相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说的是在元稹心目中，他的意中人是天下绝色佳丽，除此之外的美丽女子，都无法出其右。史料的运用当然也应该以典型代替一般，努力做到让读者见滴水知沧海、于一斑窥全豹。山东干部南下涉及战争年代的华北、华东两大战略区，几十万地方干部，要面面俱到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我们而言，只能收集并运用那些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来反映整个南下进程了，通过描写刻画英雄的个体来代表全体南下干部。例如接管城市部分，就写上海，写山东南下的财经干部，因为上海是最大的城市，号称“半壁江山”，掌握当时全国一半的经济命脉，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写接管上海，首先介绍全面情况，接管准备、接管过程和接管意义，用大量数字来准确记述。然后用陈毅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小故事来具体描述实现接管的艰辛。再如剿匪，就重点写匪患最严重、南下干部牺牲最惨烈的福建和江西，重点写渤海区和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的南下干部。具体方法是首先交代两省匪患的严重程度、党委政府的剿匪措施，后写剿匪成绩。然后加上大量生动感人的剿匪故事。一句话，每个章节都选取最典型生动的事例，但同时又兼顾南下干部的各个批次，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顾准。我们通过这个南下财经总队的总队长讴歌了南下干部一一不拿枪的战士是怎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顾准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作为财经奇才，他16岁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19岁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他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原籍江南的他还是一个山东南下干部，他34岁任青州总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在吴敬琏眼中，他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不幸的是，由于生性秉直，1952年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7年开始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相对于他命运多舛的后半生，接管上海的辉煌无疑构成了他事业的颠峰。我们在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倚马可待”之才、“统统都是人精”、不睡马路的战士、演双簧的财政局长、能“来事”的税务局长和红色“魔鬼”为题，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刚直不阿、鲜活的南下知识分子干部形象。

文风要生动，就能不呆板；内容要新颖，就该变换角度。同样的史料和事实从不同角度来记述和描写就能产生别样的震撼性和感染力。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土改反霸部分里，我们用浓重笔墨描写了焦裕禄，这是个耳熟能详且妇孺皆知的名字，是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但我们收集并介绍给读者的，不是影视作品里常见的、带领兰考人民治理沙丘的焦裕禄，而是作为山东南下干部大队一分队二班班长的焦裕禄、是会说快板能唱歌剧的焦裕禄、是会使枪、能打仗的焦裕禄！

再如，对于山东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我们写的是他领导“镇反”运动，而不是研习书法；对于南下前的山东省财政厅长顾准，我们描述的是他在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时表演精彩双簧的情景，而不是站在立信学校讲台上讲授会计学课程；对于南下前的济南特别市公安局长李士英，我们介绍的是他智斗扰乱经济的上海银圆贩子，而不是抓打家劫舍的济南惯匪燕子李三；写曾庆红同志的母亲邓六金筹办保育院而不是她在江西苏区的革命生涯。一句话，所有发生在山东干部身上的这些故事既典型生动，又和南下密切相关。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具体撰写阶段，为了达到省委领导“文笔生动、引人人胜”的要求，增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我们在文字，尤其是标题的推敲上确实下了番工夫。例如介绍各路英豪奉命南下的章节，开始准备用“风萧萧兮易水寒”，虽悲壮但太伤感；后改为“青山处处埋忠骨”，是事实但仅限于烈士；最后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人生何处不青山”，既表达了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乐观，又隐喻了烈士与山水共存的悲壮。再如，对二级标题也是反复斟酌，在“战火中的玫瑰一一红色恋人”篇下各章里，我们连用了几个“新”字，来烘托战场上婚礼的独特气氛，有“架着机枪的新婚照”、“与革命私奔的新娘”（后改为“多磨的婚事”）、“带虱子的新被”、“突然失踪的新郎”和“挂红绸的新房”，真正做到了面向青少年、面向社会大众的出版初衷。

为在十个月内按时完成编写任务，我们先后奔赴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北京、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市，查阅了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上述各省和所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党史研究室所藏资料并咨询了有关专家，调阅了上述各省市老干部局信息资料库数据并进而采访了田纪云、徐运北、林乎加等210名山东南下干部，电话采访250余人；共收集档案6200余页、资料120余册、约1600余万字；录制采访录像带9盘，约600余分钟；录制采访录音带近50盘，约3000分钟；征集历史照片近百张，以及三八式步枪刺刀、解放军胸章、渡江纪念章、军用毛毯、南下日记等实物30余件。除了文物，档案和照片中也不乏珍贵的，如有领导批示意见的南下干部结婚申请书、《城市政策》资料原件；也有架着机枪的结婚照、南下干部的合影。

拓宽思路、打破常规。因为基础差，同样的时间对我们课题组来讲，就显的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花费比别人多几倍、十几倍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不然就没有东西可写！按照学术界的说法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只有在收集到至少80%的材料后才可以拟写出写作大纲。而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等，我们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利用福建采访到的资料，理清了每个批次干部南下的组织程序，认识到南下干部所共同经历的困难，从而短期内确定了写作思路，为以后其他省份资料的收集提供了指导。

千方百计、节约经费。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看到有《南下干部入湘名录》，内容珍贵，但如果复印花钱肯定多，我们就等到了湖南向该书的作者单位省党史办索要。在各级图书馆复印花钱多，我们就办借书证拿出来复印。再如邓六金同志写的《我与曾山》，就很难找，省图没有，出版社没有，国家图书馆有却在特藏，不能外借复印，他们印一页纸要收5元钱。后来我们就另辟蹊径，通过解放军档案馆打听到其前任馆长、曾庆红妹妹曾海生的通讯地址来索取。（刊登于《山东档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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