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南下西进干部（刘庆鹰/贵州日报2010.1.13）
一一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观后的回眸与思考
南下西进干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团队，是一个奋发进取的群体。对于贵州的昨天、今天、明天来说，他们用理想、信念、鲜血、生命、热汗、勤劳、智慧展示了一种精神，一种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任何困难所屈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伟大、不朽的！
近日，观毕由山东菏泽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一南下西进干部纪实》，笔者受到极大的感染。历史的风雨，会冲刷掉许多记忆，亦会使一些记忆更为鲜明突出，使那些值得纪念的事件的价值、意义倍加明晰。60年前，1.5万多南下西进干部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放弃业已到来的和平生活，奔向战火纷飞的异乡，完成挺进贵州、建设贵州的历史使命，正是一个永垂史册的经典事件，一篇催人奋进的灿烂篇章，一项共和国不会忘记的光辉业绩。
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一南下西进干部纪实》，是菏泽电视台的同志历时数月，在采访近百位南下西进干部的基础上精心制作的。该片反映了南下西进干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畏的勇气，出生入死的经历和解放贵州、建设贵州的无私奉献精神。在贵州，他们留下了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奋斗与光荣、欢乐与牺牲，留下了赫赫功绩，留下了子子孙孙，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贵州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南下西进的拓荒者、改革者，就没有欣欣向荣的贵州，他们为建立贵州新政权夯土，为贵州的振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正如纪录片主题歌所唱：“山一程、水一程，风雨南国行。胸怀壮志别双亲，千里赴征程。父一生，子一生，生生黔贵情，两头青丝成白霜，至今无悔声……。”
背井离乡南下西进1948年，山东菏泽，一块英雄的土地，一幅诱人的画卷。冀鲁豫区党委就驻扎在这里。
冀鲁豫区位于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及苏北、皖北的结合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石家庄唐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从冀鲁豫区抽人组成一个省的干部架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10个区委共3362名干部随军南下。
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的徐运北与会。
华北局决定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由徐运北任政委。会议结束，徐运北返回冀鲁豫区党委驻地菏泽途中，走到鄄城县J日城黄河渡口时，正好遇到从淮海前线回来的刘伯承、邓小平，邓小平对徐运北说：全国形势很好，告诉区党委，你们要马上准备南下。
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由各地委组织部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布置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
当时冀鲁豫区的干部90%以上是农民出身，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干部，参加革命早晚不同，但都经历了抗日打老蒋的斗争。刚刚走出青纱帐，钻出地道口，分到了土地，和平的生活才开始，又要离家远行，会有不同程度的个人考虑，是情理之中的。
然而，1949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战争前线捷报频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多年的憧憬，近在眼前，广大干部心潮澎湃，兴奋异常。
会议要求：采取公开动员、自动报名和组织确定相结合的方法，搞好发动工作。会上喊出“一把手南下，二把手看家”的口号。
动员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冀鲁豫区的广大干部显示出了极高的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
纪录片连贯播放这样的镜头：夫妇俩都要南下，把3个孩子（最小的才2岁）寄养在老乡家；有个17岁的干部是一家独女户的上门女婿，他报名南下，岳父母坚决反对，不得已只好办了离婚手续；有两兄弟说好留下1人照顾老人，可最后还是两个都南下了；有个女干部，报名时说好尽快回乡看望老父，但直到1962年其父病逝都没能回家；有个干部待做通了妻子同行的工作，己没有时间辞别父母……
最后超额完成了外调干部的任务。1949年3月26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在菏泽晁八寨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
会上宣布：南下干部、战士列入军队建制，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政治部主任申云浦。
二野五兵团，是由原来战斗在冀鲁豫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七、第十一纵队和豫皖苏军区所属部队组建而成，其成员大多是冀鲁豫区的子弟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与冀鲁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其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与地方干部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成为亲密战友。现在他们又要一道南下，野战军在前面冲锋陷阵，消灭敌军主力，而地方干部随之跟进，在主力部队支持下，全面接管、建立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全力支援大军继续前进，谱写一曲壮丽的大进军乐章。
1949年3月31日，由3960名干部、2027名战士共5987人组成的南下支队，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高唱战歌，浩浩荡荡，从菏泽晁八寨一带整队出发。这些冀鲁豫的优秀儿女，向着自家村庄的方向，一步三回头，望一眼再望一眼，再见了家乡，再见了亲人。不少人手捧家乡的黄土，对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鞠下了深深的一躬。
从纪录片看，南下支队在合肥期间，根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总前委的指示，明确南下支队的任务是：随二野五兵团渡江，负责接管赣东北。
赣东北区党委由徐运北任书记，郭超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
总前委还确定由万里带领四大队干部和支队部的部分干部共620人，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4月11日，经过休整后的南下支队从合肥出发，向赣东北前进。从这里开始，全靠两条腿走路。
1949年5月4日，南下支队到达赣东北重镇一一景德镇。5月13日赣东北区党委进驻上饶市。
至此，全体南下干部在44天的长途跋涉中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20多天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难行；行进途中，缺米少菜，生活艰辛。南下干部发扬艰苦奋进的作风，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豪情，胜利完成了行军任务。
经营赣东北，是冀鲁豫南下干部全面接管新区政权的第一次实践，他们浴血奋战，勤勉工作，开局良好，用事实证明了这批干部是党能够信任的干部，具有新区工作所要求的政治素质、求实作风和牺牲精神。
1949年8月，正值南下干部紧张而又顺利工作的时刻，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移交工作，随二野五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贵州。
消息传来，在冀鲁豫干部的思想中引起不小的波动。
纪录片中，一位老同志回忆说，1949年8月，就接到通知，叫西进贵州。当时顾虑较多，一个是赣东北解放了，我们已熟悉这里的环境，准备在赣东北安家落户，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可这下又要西进，而且是到贵州。那个时候对贵州的印象，就是传说中的三句话：“人无三分银，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所以思想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当时为了扩大干部队伍，赣东北区党委和各地委办了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赣东北军区办了二野军大五分校；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同时动员各类干部学校的学生参加西进。而对贵州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影响这些青年的报名热情。
8月下旬，五兵团政治部宣布原赣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当晚，有的就悄悄脱下军装离开了军营，在稍后的几天里，有的外出不归，有的半夜潜走，队伍再集合时明显少了一块。
9月初，区党委派宣传部长申云浦到上海向刘邓首长汇报干部的思想情况，说到对贵州的种种不好的传闻时，邓小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对申云浦说：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污蔑贵州人的，贵州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贵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需要解放吗？我在这里明确宣布：区以下的同志不去贵州有情可原，如果区以上的干部谁不愿意去贵州，一律开除他的党籍。
申云浦从上海返回后，根据区党委的安排，先后到各个地区向干部进行了传达和动员。紧接着于9月10日晚，在上饶广场召开了冀鲁豫南下干部和其他学生干部、战士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
徐运北郑重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申云浦作了很有感召力的动员报告。
上饶动员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称为“秋夜动员”。多少年后，西进的同志几乎都记得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会后通过小组讨论、个别交谈和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大家都表示以实际行动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克服一切困难到贵州去。
1949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正式组成，包括原南下支队全体成员，赣东北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江西地下党的同志也有49人作为带领江西新干部的骨干，加入了西进的行列。整个西进支队共计9331人。
支队长傅家选，副支队长江乃贵，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参谋长胡超伦，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
9月25日至28日，西进支队从上饶火车站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途。
西进支队途径湘潭期间，由五兵团转业到地方的1524名干部到西进支队报到，二野西南服务团贵州部的106名干部同时到达，此外，在湖北、湖南工作先后由中央派回的贵州籍的同志及从东北、华北派来的干部（他们大多是领导骨干），加入西进支队的行列。还有南京二野军大的875名学员和南京《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南京分社办的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也奉命集结，进军贵州。
上级将这些干部与原来的西进干部交叉配备，组成了九个大队，为接管贵州建立省地县党政军机构，作好了准备。
10月20日，西进支队离开湘潭，开始徒步向贵州进发。这时，第二批从部队抽调的940名干部和军大五分校的1500名学员亦先后加入。至此，西进支队干部总数10719人，加上战士、勤杂人员共1.5万余人。
去贵州必经的雪峰山，南北走向，横亘于湘黔之间，绵延数百里，海拔1930米，山势陡峻，坡高路险，一上一下45里，是西进途中最难翻越的山峰。60年后，回顾往事，西进的老同志几乎都谈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纪录片记载了老同志的深情回忆：11月份下着雪，爬雪峰山，天不亮就起来。爬雪峰山是羊肠小道，最难上的是坎很高、很陡，腿弯过来有的时候就几乎顶到下巴。那个走法说不上来是多少公里，反正翻过雪峰山天就黑了。
大队人马沿小路登上了雪峰山山顶，上级通知原地休息20分钟，话没说完，有的同志就发出了鼾声。
正在这时敌机来了，扔下了几枚炸弹，同行的五兵团有5个战士牺牲了。西进支队的伤病员坐汽车走大路的6名同志，也因汽车翻车全部遇难。
全体同志十分悲痛，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悲壮的唱着“要把反动派消灭干净”的歌曲，继续赶路，终于跨过了天险一一雪峰山。
11月上旬，西进支队进入芷江，来到湘黔边界，在这里明确了各中队具体接管的县区，为入黔作了最后的准备。
随即，西进支队全体干部、战士15000多人，按照上级的部署，以大队为单位，紧随解放大军，分数路向贵州突击行进：六大队到铜仁，七大队到贵阳市，四大队到镇远，九大队到独山，二大队到遵义，八大队到安顺，三大队到毕节，一大队到贵阳。第五大队是学生大队，分别编入其他干部大队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上旬，九个大队全部进入指定地区，他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很快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南下西进支队从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开始，到1949年12月接管贵州止，干部从5000余人发展到15000人，先是南下经营赣东北，后又奉命西进到贵州，历时一年，途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8个省，过长江，越雪峰山，进苗岭，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高山，跋山涉水，行程8000余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他们西进贵州的神圣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但这对他们还只是序曲，更严峻的挑战、繁重的工作正在前面等着。
百废待举一心为民按照预定的具体分工，南下西进干部以最快的速度接管了旧政权，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省会贵阳，城市不大，二三十万人，但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里，就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职业特务900人，散兵惯匪9800多人，而接管干部仅110人。此外，贵阳市有1000多家烟馆、几百家妓院。全市5160家工商业主，倒闭的3000家以上，剩下的也大都没有开业，失业工人有1万多，包括家属、社会闲散人员等近10万。全市没有一条水泥路，全是泥巴路。全省像样的工业为零。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全家人穿一条裤子，在全省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家不管是三口五口，谁出门去，谁往外走有事，谁穿这条裤子。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被子，盖的是秧被。秧被就是把没有出穗的稻草晒干后用棒棒捶，捶软和了缝起来，用来当被子。吃的多是包谷和野菜。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群众没有盐巴吃。盐巴贵到1斤盐巴可以换l头肥猪。可以说，整个贵州，比南下西进干部曾接管的鱼米之乡赣东北条件要差若干倍。
在进贵州前，新成立的贵州省委已经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广大干部作了省情教育。他们把从冀鲁豫老区运来的3万银元全部带上，又在湖南筹集了1万多斤盐，由干部、战士分别背着，作为给贵州人民的见面礼。
贵阳、遵义等城市相继成立军管会，确立了城市接管工作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集中在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在农村则迅速采取一切措施，让农民群众有饭吃、有盐吃、有衣穿。同时多次派出数百辆汽车，武装押运，去四川运盐。并开辟各地至广州的通道，经常都是数百辆车同时出发，重点是把贵州的土特产运出去换粮，及时供应群众。每次都是解放军架着机枪开路，冲破土匪阻碍。
那个时候，南下西进干部每天都在拼命的工作，在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的贵州各地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每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充满生气勃勃的热情，争先恐后地为建设新贵州出力、流汗。特别是党员干部，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崇高的目标中。干部带头一呼百应，全省各地佳音不断。
盐运到贵州后一律降价供应给群众。经过几次降价，到1950年底，5斤大米可以换1斤盐，到1952年后，1斤大米可以换1斤盐，从而结束了老百姓吃盐难的历史。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南下西进干部一方面组织强大力量到外地省区调运棉纱，平价供应群众。另一方面制作成成衣发给贫困群众。这样到了1951年，80%的成人都穿上了衣服。到1952年，半数以上的老人有了棉衣，大多数人家盖上了被子。1953年，贵州基本结束了无衣穿无棉被盖的悲惨历史。
为了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贵阳市政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从外地调集了一大批粮食，以粮代薪，组织失业工人做市政维修工程，整修道路、修建桥梁、植树造林等，既让工人有了工作，又迈开了市政建设的第一步。
当年栽下的10万株幼苗，60年后己郁郁葱葱，伴着共和国的年轮长为参天大树。
职工生活安定下来，接着就安排生产，时间不长，一个季度左右生产就全部恢复了。贵阳烟厂是第一批恢复生产的企业。
1950年春天，贵阳市的领导手持扫帚率领全体接管贵阳的干部及工青妇各部门的青年学生、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开始贵阳城市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卫生大扫除。
一个破破烂烂的贵阳城经过全面清扫，面貌为之一新。
对吸毒者、妓女、流浪汉，政府也采取多种方式安置，使其各得其所，逐步做到了自食其力……全省多个方面持续出现大范围的可喜气象。
若干年后，说到贵州在南下西进干部的努力下，呈现的上述来之不易的变化，徐运北等老同志把它归纳为：一、大家都吃苦在前、事事带头实干，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二、相信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千方百计调动各族民众的积极性。三、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让政策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四、大力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想方设法、打破常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拔尖的少数民族干部，南下西进的同志还把正职的位置让出来，甘当副职。同时，身体力行地宣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动员、组织各民族协力同心，铆足劲建设美好家园。
捍卫政权热血浸染一抹抹曙光正闪现在贵州这片刚解放的土地，突然阴霾四起，被推翻的反动势力妄图翻天，刚刚平静的黔山秀水，风云突变，仿佛有约定似的，以起义部队叛变为信号，各地土匪疯狂发动暴乱，他们不仅袭击我区乡政府，攻打县城，而且公然截击我解放军车队，疯狂至极。
南下西进干部面临着保卫新政权的生与死的考验！
匪患之严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大规模的匪乱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西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剩余的部队都逃到西南，相当部分集中在贵州。另外，在临解放前，国民党就把西南作为反共复国的重要根据地，办的5期干训班贵州就有3期，训练了1500多人。这1500多人是各地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帮会骨干、特务头子，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所以贵州的匪乱是有组织有计划部署的。光电台就有20多部。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军慑于我军声威，未敢妄动。待我军主力入川，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蠢蠢欲动，开始小股试探，逐渐集中成百上千人攻城掠地，妄图实现其建立西南大游击根据地的图谋。
在进军贵州途中，解放军和南下西进干部伤亡84人，但在贵州剿匪过程中伤亡高达2000多人。
1950年三四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了高潮，全省78个县，土匪占了31个，我们控制了47个，我们控制的也只是县城和少数乡镇，广大农村和山区基本上被土匪掌控。
当时很危险的是，南下西进干部到了贵州就分散到县、区、乡接管建政，他们带的武装很少，大批的南下西进干部是自己带着一支枪下到基层开展工作的。这个时候土匪大暴乱，矛头就对准了南下西进干部，喊出了“杀死北方人，杀绝土八路”的反动口号，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为残忍。
原冀鲁豫区菏泽城关区区长王以亮，1949年12月被任命为遵义地区仁怀二区区委书记，上任仅28天，遭土匪袭击牺牲。土匪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乡公所大门上。从冀鲁豫区单县四区区长岗位上南下，来到织金县三塘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的梁尊敬，1950年3月23日遭土匪袭击，中弹受伤，被土匪将其衣服剥光，掷入山洞牺牲。随军南下的被任命为织金五区区长的赵天耀，1950年3月24日被土匪杀害在区政府附近，割腹挖心，暴尸荒野。有一个干部被土匪抓住，土匪拷问他，你投不投降；他说：我不投降！土匪就用刀一刀一刀割，割一块肉问一声投不投降，一共割了几十刀，最后还把舌头割了，舌头割了这个干部还在啊啊啊的骂土匪。最后土匪把他杀后，还将心挖了出来，说我们就要看看共产党是不是钢铁铸成的。选归区乡长王成方，被土匪捉到后活活把人皮剥了，死得非常惨。西进干部李仪，在被土匪包围中英勇抵抗，打尽了最后一粒子弹，被冲上来的敌人砍下头颅，卸成7块，年仅21岁。南下干部孔汉中，土匪先用铁丝把他的琵琶骨穿了再把他杀害。牺牲同志中有一个叫李毅，在安龙被杀害。90年代，他老家的人来找李毅，他爱人在老家等他等了40多年。王富海，原冀鲁豫区六地委委员兼县委书记，南下西进后任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长，1950年4月14日，他为了安抚从匪区撤退下来的同志的情绪，坚持来到黄平县境。走到梨树凹时400土匪己作了埋伏，王部长他们进行三次冲锋，终因寡不敌众，15个人全部牺牲。王富海是南下干部中被土匪杀害的最高职务者。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金沙县委书记李旭华，也都在与土匪战斗中英勇献身。原南京军大教育长刘华清听到此事，沉痛写了悼词。
1950年3月2日凌晨，400多名土匪突然包围了白云区区委所在地白云鸡场，省委工作团团长李英和女干部任守藩等同志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先后牺牲。那时21岁的任守藩己怀孕，子弹打破了她的肚子牺牲的。一年后，任守藩的平安家书和她的烈士证书几乎同时寄到家中，因为路途遥远，她的家人始终没能来贵阳祭奠。她是冀鲁豫干部在贵州牺牲的唯一的女同志。
在仁怀烈士陵园，有10个无名烈士墓，全是南下的山东人。在贵州各地的烈士陵园，几乎都可以找到长眠的南下西进的干部和从冀鲁豫边区走出来的人民子弟兵。
许多从南京和江西来贵州的西进的同志，也同冀鲁豫南下干部一起，把鲜血洒在贵州高原。他们中有一位从南京军区来贵州的安徽人，叫荣先治，在独山下司乡任副乡长，他被土匪俘虏后，忍受百般酷刑，宁死不屈，最后被乱刀刺死在下司场上。一代代贵州人都应该铭记：南下西进干部对贵州的付出。
贵州的匪患惊动了北京。
1950年3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并明确了“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
西南局刘邓首长也发出指示：剿匪己成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
贵州省委迅速成立了以苏振华、杨勇为首的25人的剿匪委员会。
军事上增派了兵力，采取铁壁合围与梳篦战术结合，实行重点重兵清剿。
很快，大股土匪被歼，残余土匪逃进大山。贵州省委及时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南下西进干部们又以赤子之心沉到一线抓落实。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剿匪任务胜利完成，共歼匪27.8万多人，教育处理30余万人，全省秩序稳定，红日又照耀在贵州大地。
黔山作证大爱无声纪录片的镜头凝重地停留在省城贵阳海天园公墓。
在海天园公墓缅怀园里，许多南下西进干部就安息在这里，他们从黄土地、红土地走来，在黔山苗岭奋斗了一生之后，彻底地融入了这片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贵州各项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
菏泽电视台的摄影师带着浓浓深情，拍下了一组生者为他们留下的墓志铭：
带着华北平原泥土的气息，一路风尘，把自己融入青山的怀抱，给后人留下的是不尽的思念。
男儿杖剑出乡关，革命成功仍不还；埋骨何须寻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昔日豫东少年郎，跟党挥戈打东洋；六十春秋战马乏，小憩明月青松岗。为人民打江山，不避枪林弹雨；为黔山秀水不再瘴疠横行，不辞山高路远；斯人远去，留给今生的是无怨无憾，洒在民众心中的是片片深情。
她随他，从北到南，一路坎坷，相濡以沫。他先她而去，她带着儿女的问候，也来到这里永远陪着他。
豫北起，黔中卧，九州风雨经历多，大浪淘尽本色在，来也是我，去也是我，水清水浊一枝荷。
回望历程，南下西进，从黄河到乌蒙，一路征尘，为第二故乡改天换地。淡泊人生，只求奉献，从青春到皓首，两袖清风，踏贵阳大地抒写忠诚。
采访中，菏泽电视台的记者多次询问那些健在的老人如何评价南下西进这段激情燃烧的征程，如何评价自己奋斗的一生，他们这样回答：
给老区人民争气了，老区人民没有白养育我们。
第一我们要相信党，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第二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我们从冀鲁豫平原到贵州山区来了，现在变成贵州人了，都扎根贵州了。看着一年一个样的贵州，我们乐意，我们痛快。
我们虽然坎坎坷坷一生，但是比起那些牺牲的，运动中被错整劳改的，我们还是幸存者是幸运者哩，知足了。
“我咋说呢，一句话概括，南下西进这些干部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尽心尽力，为贵州老百姓办了些好事实事。南下西进干部搞腐败我看还没有一个，最高兴的是这一条，省里这一级没有，地区这一级没有，县里也没有，退下来的也没有。难得呀，给老区争气呀。”95岁的徐运北老人对此深感欣慰。
我们和贵州人民在一起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也成了贵州人的一部分了。
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冀鲁豫的儿子、黄河流域的儿女，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会随着斗争的洪流革命到贵州。那时候的思想呵，经过党的教育后，指向哪里，就奔到哪里，打到哪里。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回顾参加革命以来，起步中原，落脚黔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贵州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生活到老，革命到老，现年80有7。当我进入80岁时，曾赋诗自勉：风雨年华80春，一生奋斗壮志存，白头活到人生老，红心不移作世人。
你说我们活着的人是什么心态呢？我引用原冀鲁豫三分区一位战友写的诗：肝胆明照冀鲁豫，丹心奉献大西南。征程跋涉八千里，披荆斩棘60年。青风两袖为公仆，正气一身擒敌顽。豪手向怀壮年志，老牛尤恋夕阳田。
我现在职称还是中级，待遇还是副区级待遇，但贵州好了，国家好了，我没有怨言。
我们这些南下西进的同志吃了很多很多的苦，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工作，现在贵州发展这么好，我们很舒心。
既感谢冀鲁豫人民，也感谢贵州的遵义、安顺人民，我在遵义30年，在安顺30年。人民对待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家乡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
从他们炽热、朴实的话语中，人们更深地读懂了他们的人生。60年了，无论岁月怎么更迭，他们的政治本色始终不变。他们真真切切地融入了贵州这方热土，他们自豪，他们充实，他们有着难能可贵的经历，他们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仰与忠诚。
冀鲁豫一一赣东北一一贵州一一南下西进。
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这是一种熔铸坚贞与奉献的搏击之旅，这是一条令人无限向往和无尽思念的道路。
八千里路云和月，它将永远铭刻在南下西进干部的心中，它也将永远铭刻在贵州和冀鲁豫、赣东北人民的心中。
的确，黔山作证，大爱无声。南下西进干部和新中国成立至今不同时期从省外来黔工作的外地干部与当地各民族干部一起走过的岁月，是与党和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岁月，是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的岁月，是心底无私、成就卓著的岁月，是弘扬传统、启迪来者的岁月。
穿越60年峥嵘岁月的南下西进干部，其精神动力再一次挺立于历史的新起点！
作者注：笔落到这里，不由得要提到一位南下老同志。他参与了这部电视纪录片的策划，并且从始至终投入拍摄工作，而且以他84岁高龄，冒着炎热、酷暑，陪同电视台摄制组重走南下西进路，翻越天险雪峰山，为这部片子流了许多汗，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使这部片子在山东电视台和贵州电视台播出，他就是该片党史顾问之一的侯存明同志。侯老动情地说，大家做这件事，是对牺牲战友的一种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