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和南下（文/岳宗福）

1948年9月后，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估计：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

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 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左右，500个县则需干部3.75万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干部60人左右。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共需干部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区党委（相当于省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干部80人左右，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共需干部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4个中央局，每个中央局至少需干部300人左右，共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7000人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因此《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丌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并就1.5万名干部的落实作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

《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同时，华东局决定并通知各区党委，要求各级党委于1948年12月选送3000党员干部为第一期南下干部，先到华东局党校集结学习。

第一期南下干部在益都王岗集结，组成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的任务。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 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一地委随即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翌年1月，渤海区第一大队全体南下干部由行署驻地出发，最后在益都县华东局党校所在地大陈家王岗村一带住下来。与此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也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一带。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第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二部由华东局机关干部组成：第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第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

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及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鲁中南区党委确定由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张雨帆、魏思文、刘建中、李培南及一地委书记林乎加等组成一套区党委，带队南下。各地、市委也各组成一套地委班子南下（南下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名单由区党委研究确定，并报华东局，具体实施时个别有所变动）。南下区党委配备为：张劲夫为南下区党委书记，张雨帆任行署主任，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刘建中任民运部长，李培南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定千任军区副司令员。渤海区党委经研究决定，抽调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军区副政委周贯五、渤海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5人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任南下区党委秘书长。胶东区党委确定由赵明新、曹漫之、宫维桢、梁歧山等组成南下区党委，赵明新任党委书记，曹漫之任行署主任，宫维桢任宣传部长，梁歧山任组织部长。济南特别市委、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也分别配备了l套区党委的班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南下干部在临城集训，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擘划的战略决策。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有在南京、上海一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铁路一线布防的两种可能，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电令，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随即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并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

2月19日，第一期南下干部3000多人与华东局党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车从驻地出发，经张店、周村、济南、泰安，于21日晨到达临城车站。

从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奉命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政部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出发，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临城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第一批南下干部汇合。至此，南下干部队伍己达1.5万多名。各战略区的干部集中在一起，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不久，南下干部都领到了新军装，每人两套，一套粗布的，一套细布的，男女都一样：每人一顶帽子，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穿上新军装，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感到莫大的光荣。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领导还宣布南下干部的家属都享受军属待遇。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随军筹粮，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集合于临城沙沟火车站，乘火车沿津浦线向南开去，在夜幕笼罩下到达徐州车站。第二天，火车到达蚌埠，转由淮南铁路进抵合肥。

队伍在合肥住了三五天的时间，经各干部大队与华东局支前指挥部联系，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各干部大队分散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

队伍从合肥开始了长距离的步行，途经肥东一带行进到巢县境内，在巢县县城文庙大院里召开了备战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各大队及各中队加强纪律性，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并宣布了各随军渡江筹粮干部大队的具体分配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大队紧急通知所属中队按既定分编方案赴部队报到，各中队、小队分别离开原来的建制，由部队负责联系的同志带路出发，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  起待命。随军T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己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按兵团司令部及各干部大队党委事前的计划，凡随军南下干部一律随二、三梯队渡江，战役发起后，因各中队、小队己分编于各自的师、团、营、连中，所以只能跟其所在单位一起出发，因此各中队、小队随军渡江时间各不相同。

渡江后，根据原来的部署，随军南下干部的任务是在长江南岸修筑工事，建立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但由于战斗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时，南京国民党军队害怕被围歼纷纷向南逃窜，妄图由广德地区沿着苏杭国道经湖州逃到杭州，然后从那里转移到浙赣铁路沿线。为了截击歼灭敌人，正当大家稍事休息并准备修筑工事的时候，却接到命令立即开拔，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经繁昌、宣城直奔广德。

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T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浙江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领，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不久，队伍到达位于宝应与高邮之间的界首地区。从4月30日开始、陆续开过长江。

渡过长江后，队伍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领导接到华东局命令，要求队伍开赴丹阳。

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华东局党政机关、华东局党校都驻扎在这里，渡江战役总前委也曾驻扎在这里。华东局党校除打前站者己赶到外，还有许多干部仍在南下途中。许多一同南下的干部，经过两三个月的长途行军和艰苦跋涉，在这里又见面了。他们相互叙谈着各自的南下历程，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华东局领导指示他：接管浙江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你们今晚就出发，兼程赶赴杭州。当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刚刚在丹阳附近驻扎两三天，还有一部分正在赶往丹阳的途中。杭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后，谭启龙等立即到纵队驻地去接收被派往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向第八兵团交涉了汽车、火车，把派往浙江的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

约两天后，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此时，浙江南部地区尚未解放，因此大部分南下干部在杭州拱宸桥又等了三四天，然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由于各个接收地区有大有小，解放也有早有迟，所以在南下途中和到达杭州后，中共浙江省委在分配各大队

负责接收地方政权时，各大队之间又有调整，但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大队接收一个地委的原来建制。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浙江，其中一大队接收宁波地区，二大队接收临安地区，三大队（其中有从二、六两个大队各抽调来的  个中队）接收金华地区，四大队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一个中队到二大队去接收临安地区的于潜县），五大队也分配去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绍兴和萧山县），六大队接收台州地区，七大队接收建德地区，八大队接收嘉兴地区。因嘉兴地区是浙江最大的一个地区，共12个县市，所以又从七大队抽调一个中队负责接收海宁县，从渤海一大队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收嘉善县和武康县。另外，鲁中南支队还有一个由华东大学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大队，南下到浙江后分配到省直机关100多人，其余被分配到各个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一大队共有13个中队，渡江后路过湖州时抽出两个中队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到达杭州后又调出4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沿津浦路南下经合肥到达长江北岸，各中队都分配到第九兵团的二十五军和二十七军各师、团，随军一起渡江并一直打到皖南广德一带，完成支前任务后再转向苏南地区南下，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全部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上海，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上海当时拥有500万人口，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

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

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即渤海区南下干部）的分配情况比较复杂，基本上是一分为三：大部分(-、二、四大队)去浙江接管政权；一部分（三大队）参加了上海的政权接管；第三大队高青县全部，齐东、益寿县部分干部在开往上海后，被编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不管部”，负责对一些一时弄不清归属部门的经济单位进行接管，待弄清后即移交有关部门。这部分干部后来又被编入在上海成立的华东随军服务团（即南下服务团），进一步随军南下到福建省永安等地，参加当地的政权接管和建设；渤海支队直属机关及部分下属干部参与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筹建。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刘格平曾回忆说：我们到了华东局组织部，组织部长张鼎丞同志当面告诉我说：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任命舒同为校长，你为副校长，但学校工作主要是你负责，舒同他时间比较少，大事情你可找他商议。”’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由于当时前线紧张，接管工作又相当繁忙，将各部干部稍加调整后，组成了学校领导班子，除正、副校长外，还有秘书长，另设有教务、组织、秘书、行政、卫生5个处。干部总数1275人，其中原华东局党校干部82人，山东渤海区南下干部1019人，济南华东大学毕业南下的学员(毕业后转为干部) 169人，有上海地下党调来干部5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被分配到苏南地区建设新政权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外，大多数是属于民族资本。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这支干部队伍由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中共华中工委、华中办事处、苏北党政军机关部分干部和苏中公学部分学员：二是由赵明新、宫维桢、辛少波、刘烈人、张彦等率领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三是坚持苏南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于3月底4月初集中（苏南干部只一部分来受训），组成苏南区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然后以地区为单位编组，分两批分别在扬州和南通地区进行了近1个月培训。第一批3100人，第二批3000人，初步确定了接管苏南各城市的方案。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镇江是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的省会，又是长江下游的交通转运口岸。4月23日，镇江解放，镇江市军管会成立，中共镇江地委、专署和市委、市政府丌始办公。曾涛、刘烈人、何冰皓、王培英等率领的第四支队西海、北海地委干部参加了镇江的接管工作。曾涛任镇江地委副书记，刘烈人任镇江地委专员兼镇江市市长，何冰皓、王培英为副专员。5月初，镇江地委公布所属8县（市）委领导班子名单，其中第四支队南下干部主要有：镇江市委委员刘汉清，丹徒县委书记孙振华、副书记余山，句容县委副书记迟明堂，江宁县委书记胡宏，溧水县委书记苏进程，高淳县委副书记刘荣光等。

常州与镇江同日解放。这里东濒太湖，北临长江，扼沪宁铁路中枢，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称。1949年初，华东局就决定由陆平东、辛少波、梁歧山等率领第四支队南海地委干部和华中一分区、六分区抽调的干部组建‘南下渡江干部机动总队”，负责接管常州地区（包括武进、金坛、溧阳、宜兴、无锡、江阴6个县)。常州解放后，“南下渡江干部机动总队”随即进入常州地区。4月28日，常州市军管会，中共常州地委、市委和专署、市政府同时成立。陆平东任常州地委专员，辛少波任常州地委副书记兼常州市委书记，梁歧山任地委副书记兼武进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刘梦溪、公安局长林希昭、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张一樵，以及金坛县委书记吴善堂、溧阳县委书记崔涛等也是第四支队南下干部。

苏州地区当时包括苏州市和吴县、常熟、昆山、吴江、太仓等5县，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达。1949年3月间，中共华中工委从淮阴、淮安、盐阜抽调干部与宫维桢、孙加诺、张维兹等率领的第四支队东海地委南下

干部组成接管苏州的班子，确定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为接管苏州作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4月27日。苏州解放。三天后，苏州市军管会，中共苏州地委、市委和专署、市政府同时成立。宫维桢任苏州地委书记，孙加诺任地委副书记，张维兹任地委副专员。随着苏州地委所属各县的解放，各县委、县政府也相继建立。吴江县委书记鲁琦、常熟县委书记李凌、昆山县委副书记李聚茂、昆山县长刘同温等均是第四支队南下干部。

5月13日，松江解放，随后嘉定、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上海、宝山等县也相继解放。渡江前，根据华东局和华中工委安排，由张彦、廖昌金、俞增林、颜光等率领的第四支队部分南下干部（主要是胶东滨北地委干部）和华中九地委抽调的部分干部在南通组成中共松江地委（当时称工委）和9个县1个市的干部班子(当时称中队），同时组成松江军分区和各县总队部，为南下接管各县区党政军机关作好了组织准备。松江解放的次日，松江军管会、中共松江地委和松江专署在松江城宣告成立，张彦任松江军管会副主任兼松江地委书记：廖昌金任松江军分区司令员，张彦任政委，俞增林任副司令员，颜光任政治部主任。松江地委所属各县解放后，各县委、县政府也陆续建立。松江县委书记范梅圃，嘉定县委书记王雨洛、县长王元昌，宝山县委书记兼县长盛德君，川沙县委书记邵晋藩、县长牟益能，奉贤县委书记李楚，金山县委书记王瑞云，青浦县委书记李昌文等都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的干干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在此特向提供过帮助的中央和有关省市的档案、党史部门以及当年参加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老同志表示谢忱。因事隔多年，文中记述难免有错讹疏漏之处，恳请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