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公安编史修志乐其中（文/陈关福）
一次令人难忘的老同志春节茶话会
1984年1月21日，距今20多年过去了，可这一天我看到的感人肺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天下午，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举行老同志春节茶话会。这样的茶话会，在上海市公安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天上午还下着鹅毛大雪，下午突然雪停，灿烂的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60多位老同志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应邀前来赴会，他们都是1949年5月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市公安局成立时的局长、处长、科长和分局长，最年轻的当时也已年近花甲，年长的已年逾古稀，其中有老局长扬帆，杨光池，人事处长钟望阳，刑警处长马乃松，治安行政处长刘少傥，消防处长张克生，等等。这些老前辈虽都在上海工作、生活，但见面机会不多，许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特别是扬帆蒙冤25年，中央为他复查平反，恢复名誉，回到上海以后，和这么多的老部下、老战友见面，还是第一次。说到扬帆，现在年轻一代公安民警对他就比较陌生了。扬帆，原名石蕴华，生于1912年，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1935年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被敌人追捕，他逃到南京，后到上海，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革命活动，193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率领一批进步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6月任局长。1954年12月31日，突然被押送北京审查。1955年4月12日，以“反革命”罪对扬帆宣布逮捕。11年后的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处扬帆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严厉审问和折磨。1975年8月被遣送到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所谓“养老”。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经公安部复查，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2点多钟，扬帆在其夫人李琼和我们办公室同志搀扶下进入会场，老同志纷纷上前握手问候，端详扬帆体貌，大家看到30多年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扬帆，如今被折磨得双目失明，患有心因性精神病，行动迟缓，一阵酸楚袭上人们心头。会议开始后，前任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市委书记的杨堤特地赶来，看望老同志，简短致词，向老同志拜了早年后，匆匆赶去市委开会。市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汉滋，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石祝三也赶来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志祝贺新春快乐，健康长寿。林道生主持会议，宣读了公安部对扬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复查结论。赵文卿代表领导小组向老同志汇报了市局开展征集研究公安史工作情况，希望老同志予以指导和支持。与会老同志真是感慨万千，在他们革命生涯中都有一段坎坷人生，35年后，市公安局领导能创造条件，让大家劫后重逢，相聚一堂，心情无比激动。有的同志联系公安局的历史和本人的遭遇揭露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历史上“左”的影响，认为应该好好总结上海公安历史，有的同志赋诗作词，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示要积极支持编写公安史工作，会议气氛异常热烈。扬帆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也要讲话，他稍停了一下，语气平缓地说：“关于我的问题刚才已经读了公安部的复查结论，中央已经为我复查平反，非常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有责任写好上海的公安史。”接着他微笑着说，“我现在眼睛已经看不见，写是不行了，但我可以讲，希望大家能写的要写，能讲的要讲，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写好上海的公安史。”话不多，讲得多好，在为我们做老同志思想工作。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为什么要开这次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为什么令人难忘这次会议，这还得从头说起。
太平盛世，编史修志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在全国统一部署编纂中共党史和地方志的庞大工程。1983年我当时借调在市委运动办公室工作。一天，刚从市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局长林道生把我找去，对我说：根据市委、公安部布置，市局党组讨论决定市局成立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杨堤任组长，赵文卿和我任副组长，党组要我协助党组多管一下公安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易名市局公安史志研究室），党组讨论决定你去主持办公室工作。对组织上这个安排，我毫无思想准备，原来打算待清查工作结束后，还是去做我熟悉的侦察工作，从心底里是不想接从未接触逑的这项工作，但经过党几十年教育，老局长亲自谈话，没有勇气说个不字，只能无条件服从。这样我就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岗位，与办公室同志一起，天天与档案、资料和老干部打交道，广泛征集史料，熟悉研究起公安局历史。十几年很快过去了，1995年办了退休手续，以后组织上又留我干了10年。这20多年来，苦中有乐，有幸熟识了一大批德高望重、从枪林弹雨或白色恐怖中斗争过来的革命老前辈，在他们满腔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下，经全局公安史志工作干部的共同努力，公安史志工作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编纂出版了110万字的《上海公安志》，内部编印了1949年-1999年《上海公安大事记》和《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史资料》及《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斗争史料》，与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省公安厅合作编印了1本《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历史资料》，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江苏省公安厅合作编印出版了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政法老战士李士英》一书。在市局编委会领导下，自1988年- 2005年编辑出版了18本《上海公安年鉴》。回顾往事，公安史工作起步时的艰辛还记忆犹新。那时工作条件与现在没法相比，十几个人挤在两个小房间内，终年不见太阳，既无空调也无取暖器，夏战高温，冬战严寒，上班以后，拿起电话都是忙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真是急人，但这些困难忍一下也就过去了。真正困难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研究，它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在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都设有历史研究所和历史系，而调到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原来都是在基层从事公安保卫业务工作，均不是科班出身，对解放前警察局内的地下斗争和解放后公安局历史都不甚了解。也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边干边学，从查档案、访问当事人人手。而解放前地下斗争没有什么档案可查，解放初期形成的档案也很少，重点只能放在访问老同志方面。
为了尽快熟悉情况，经市局党组同意，特地聘请刚从领导岗位上离休的老同志李蒲军来帮助我们工作。李蒲军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49年他随接管大军从山东解放区到苏北淮阴、苏南丹阳、直到上海，亲身经历了上海解放，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过程，公安局成立后他担任《人民警察》杂志的主编，以后一直在市局工作，情况了解，人头熟悉。根据当时政策，他为了解决儿子顶替就业，无奈从领导岗位上办理退休，以后改为离休。他的记忆力特强，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他不计名利，不计报酬，每天挤公交车到福州路办公大楼上班，给我们介绍接管准备工作，讲上海解放经过，讲公安局成立以后肃清特务、打击盗匪、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的情况。带领我们访问老同志，帮我们修改形成的历史资料，把好文字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比较快地对公安局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对公安局的老同志过去接触不多，对他们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这次一经接触了解，公安局的老同志真是多灾多难，令人感慨万千。首先是解放前警察系统中共地下斗争，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营救被捕党员，中央特科和江苏省委就在帝国主义巡捕房通过打进去、拉出来，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通过斗争不断发展壮大，至上海解放前夕，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各分局中建立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下辖一个总支、20个支部，共有地下党员470多人，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接管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在向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报告中称：“完整顺利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主要原因是警务系统1.6万人中有近500名共产党员起了重大作用。”市公安局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对原地下党员均作了安排。市局各处、室和31个分局，正职由南下干部担任，副职由原地下党员任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做好各项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革命秩序，这与发挥南下干部和原地下党员两个积极性是分不开的。可是以后随着“左”的错误指导下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原地下党员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不少人被怀疑是“叛徒”、“特务”、“内奸”，成了被审查对象，有的受到错误处理，有的不被信任重用或调离公安部门，伤害了—批地下党的老同志。“潘扬冤案”发生以后，又株连了一批扬帆部下，有的被投入牢房，有的被监督劳动，或被调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狂风恶浪下，把已经审查处理过的地下党同志和受扬帆冤案株连的老同志又翻出来重新审查迫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经过复查为当事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向许多老同志汇报上级指示和市局进行公安史工作意见进行访问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但触及历史创伤，有的老同志心绪难平，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深恶痛绝，对公安局某些人在历史上执行“左”的错误也很有意见，有的对我们态度冷淡，或婉言谢绝，或直言拒谈，有的情绪激昂，对公安局提了不少意见，也有的对我们研究公安史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
对我们工作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和困难，林道生同志心知肚明，他一再告诫我们对公安局历史上的复杂情况，要谨慎从事，要分析研究，要不厌其烦请教老同志，积级地做统一思想、消除分歧、促进团结工作。他亲自带领我们去访问扬帆。1983年，第一任市公安局局长、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士英从北京出差来沪，他出面邀请当年自己分管部门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向他们汇报市局开展公安史工作情况，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凡是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他总抽空参加。受到他身体力行、帮助我们做工作的精神的启发，我们将档案资料中查到的资料或其他同志提供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去请教有关老同志帮我们甄别核实，取得了老同志的信任和支持。解放前地下党“警委”副书记刘峰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警委”书记邵健在10年浩劫中已被迫害致死，对“警委”党史只有刘峰了解情况最多了。他离开公安局已经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又将他揪回来迫害，折磨得现在重病缠身，对公安局也很有意见。我们一次次地上门向他请教，取得了他的支持。一天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开始我对你们很不热情，现在我信任你们，也感谢你们，现在市公安局领导的一些做法，很得人心，以后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随时可以来找我。”市公安局成立时社会处二室主任田云樵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1946年受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派遣到上海，联系上海地下党，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下，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军伞兵三团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刘昌义，为上海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以后，组织上决定他到市公安局工作，先后任社会处二室主任，交通处处长。扬帆被押送北京审查以后，他即受到株连，“左”的政治运动来了，又没完没了受到审查，后被调离公安局。我们第一次去访问他时，他言辞激烈地对我们说：“解放前我在中共中央策反委员会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组织上决定我到公安局工作，在社会处没日没夜在肃特第一线战斗，破了一大批潜伏特务和潜伏电台案件，捕获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可是扬帆含冤被逮捕以后，诬陷我是扬帆‘黑班底’，参与扬帆包庇放纵特务，反革命，真是天大的笑话。”经过多次接触以后，他很诚挚地对我们说：“你们第一次来，我向你们发了脾气，我不是对你们的，你们不要放在心上。现在公安局新党组成立后，把已经离开公安局多年的老同志请回来，把一度疏远了的感情又重新融合起来，这是深得人心的。公安局的历史是应该好好记录下来，这是留给子孙后代很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的老同志向我们建议说，我参加革命后就做公安保卫工作，对公安工作是有感情的，当年一脚把我们踢出去，以后也不闻不问，这是很伤感情的。在适当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大家请到一起，聚聚谈谈是很有必要的。领导小组接纳了老同志建议，决定在春节前夕，把老同志请回来，欢聚一堂，进一步做思想发动工作。为了开好这次茶话会，我们作了精心准备，开会地点特地挑选放在解放后公安局接收敌产作为俱乐部的岳阳路145号（现市老干部局）召开，请扬帆到时要讲话，帮助我们做工作。茶话会的成功召开，为我们广泛深入征集史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会议的成功召开，使我们受到了深刻教育和启迪。研究历史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在征集工作中，一方面要发动依靠老同志，同时也要对广大公安干警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决定，1984年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35周年这一天，隆重举行17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7月1日又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原“警委”地下党老同志大型座谈会。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嗣后，老局长扬帆用8个半天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的革命一生和公安局历史，留下了10余盘珍贵的录音带。原市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王征明对解放初期反特斗争作了全面回顾叙述，并将他保存的几十本当年笔记本供我们研究参阅。钟望阳同志将他珍藏了几十年的一套创刊时期的《人民警察》杂志赠送给我们办公室。马乃松同志将他撰写的《解放初期码头反霸斗争》等一批史料供给我们，使我们掌握积累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以后研究编纂公安史资料和公安志打下了基础。
作者简介：陈关福，男，1955年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1951年10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五处侦察员，政保二处侦察员、副科长，市局办公室副主任，市局公安史志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5年1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