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我党新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党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己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己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二、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筛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利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干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决议》并指示:五万三千干部中,华北局担任一万七千名干部的组织训练工作,华东局负责调动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则承担抽调干部的任务一万五千干部等等的具体筹划。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惰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
为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区建设,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紧急动员,组织、集训地方党政干部,组建惰下干部”纵队。在钉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各支侑下干部”纵队随各路野战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军,投入到晰”的战场,接收并管理、建设一些刚刚解放的南方大中城市,巩固新生政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适时组建了。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略区领导于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中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干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的中央决议将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一万五千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三千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一万两千人。指示》并就抽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
鲁中南区配备l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这些抽调干部即是后来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渤海区组建了华东局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三干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发出了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于是,华东局部署下的各战略区的一万五千名南下干部队伍陆续集中到临城今山东薛城一带,并按照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全体南下干部到达临城后,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集中进行了整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等文件和决议。通过临城的学习集训,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顺利接管好南方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由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是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整套抽调,因此,为统一管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在组织上完善了管理工作。之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开赴南方各解放区支援政权巩固与建设工作。
四、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贡献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三支队南下浙江,负责接管工作;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了上海,并筹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则被分配到苏南地区开展建设新政权的工作。但无论是在随军筹粮、支前土改,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发展经济等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无疑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南下干部纵队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他们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南下干部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仅在湖南,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一万五千名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先后从北方各解放区南下进入湖南。从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转数千里,历经艰辛,或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后, 南下干部又面临语言不通,环境且差异的诸多不便。然而,南下干部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入湘之初,南下干部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三湘尤其是湘西,情况复杂,土匪如毛,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南下干部迅速展开筹粮支前,土地改革,培训干部、恢复生产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群体智慧的心血,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南下干部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