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之一：大决策的制定（编著/杨明清）

引子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以及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方针。1945年日本的突然投降，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9月中旬，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方针，调动八路军、新四军若干主力部队全力进军东北。

这一战略转变，使山东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战略大棋盘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把山东八路军推向了大转移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调遣下，从1945年9月至12月，6万余山东八路军部队、6000余名干部，或由胶东渡海，或从陆路日夜兼程，潮水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闯关东”，是旧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穷苦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受苦百姓的心目中，“闯关东”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包含了许多血和泪。但此时的“闯关东”，意义已大不相同。

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山东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东八路军部队和干部是挺进东北的主力，对山东解放区来说，这犹如一次“大搬家”。入关部队为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并在波澜壮阔的东北战场上诞生了主要由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后来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以及第四十、第四十一军和由部分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十三军等英雄的部队，涌现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诸如智擒座山雕的杨子荣等英雄人物。

大决策

1945年8月9日凌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线，万炮齐吼，苏联红军150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先后发起攻击，突破日军防线，长驱直人。骄横的日本关东军，在苏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

同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继广岛之后的第二枚原子弹。

10日，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和瑞典的大使馆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大公报》发了慷慨激昂的社论，欢呼“大时代展开了！”“打倒这最后一个帝国主义，人类就应该进入建设和平幸福的时代了！”这是对胜利的庆祝，也是对和平的期盼。形势急转直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电报、指示，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瓜果等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小礼堂摆了一圈长条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就到“办公桌”上取了就吃。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忙得不可开交。

接到日本乞降消息的当晚，中共中央立即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对日大反攻和接管受降的命令。命令和日本投降的消息，随着电波传到各个解放区。

8月10日深夜，莒南大店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驻地。机要员敲响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住处的门，送来一份加急电报。罗荣桓迅速看了一遍电文，高兴地对妻子林月琴说：“好消息！”林月琴转过身来，看着丈夫。罗荣桓克制激动的心情，说道：“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清晨，整个驻地沸腾起来，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的负责人，纷纷相互祝贺。人们喜气洋洋，都忘记了吃早饭的时间。

11日这一天，罗荣桓和山东党政军领导人过得很高兴，也很紧张。延安的命令和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罗荣桓主持的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发出一系列命令、指示和布告；当晚，又召开了分局、军区和山东行政委员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迅速布置了部队编组、夺取城市、消灭日伪军等工作，规定了各部队的作战方向，决定将山东第一线部队编成8个野战师、12个警备旅、1个滨海支队及1个海军支队。每师辖3个甲种团，充实到2500人以上，担任机动作战、夺取城市的任务。每个警备旅辖2个团，担任次要方向的作战任务。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准备进军东北。

山东部队的整编为大反攻作好了准备，也为随后的进军东北作好了准备。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行动，急坏了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发出自相矛盾的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各战区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日伪军“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三是命令八路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蒋介石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内战暗流已开始在胜利的欢乐中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命令，怒不可遏。8月13日，他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回电蒋介石：“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蒋介石一招不灵，又来一招。他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而且一封比一封 “热烈”。

这一招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要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毛泽东毅然决定，亲自去赴蒋介石的“鸿门宴”。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

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真想要谈判，要和平，他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心思一直都没有变。只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尚需时间。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他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一来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二来争得调兵的时间。他还十分自信地判定，毛泽东决不会来重庆，这样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嫁祸于中共。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搞这些动作的目的，就是要抢摘抗战胜利的“桃子”。他盯着的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是共产党浴血奋战打拼出来的华北，一个是东北。

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在全国经济方面处于极优越的地位。谁能控制东北，谁就可利用其物力、财力，处于主动地位。

东北背靠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邻朝鲜，南与冀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对中共来说，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状态。

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非常清楚。 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多次说：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我们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东北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天平上，都是举足轻重的。谁都想把它放在自己这一边。因此，苏联出兵后，东北便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这是战略部署的争夺，时间的比赛，看谁调度得快，开动得快。

1945年8月11日8时，苏联出兵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出第二号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延安挑选的部队，多数是起义的原东北军。这些部队到东北去，就等于回到老家，这是他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夙愿。

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集中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

尽管作了这样的安排，但如何到东北去，延安仍然没有底。苏军进入东北时，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没有透露过任何消息。中共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和苏方的态度都不甚明了。

国民党倒是先出手了。根据雅尔塔协定，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开始与苏联政府谈判，并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条约保证了苏联进入中国消灭了日军后，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包括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政府共管，旅顺军港租予苏联，经过外蒙古公民投票后，国民党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承诺于战胜日本后3个月，从东北撤退全部苏军，管理公务之全权交给国民党。国民党此举在于试图利用外交手段，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

从条文上理解，《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共很不利。中共中央对东北的行动，因中苏条约平添了些许顾虑。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对于争取东北的决心仍然没有变。一方面执行此前确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一方面继续组织动员准备去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同时指示山东军区等对东北进行战略侦察。

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进行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如果红军能允许山东八路军部队进入满洲（先去交涉）肃清散敌与汉奸，则应从山东抽调部队用东北义勇军名义进入满洲。同日，电示晋察冀中央局以同样办法迅速争取热河、察哈尔两省。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东北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有可能不能去。

26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仔细研究后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据此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

28日上午，毛泽东飞赴重庆。送别毛泽东的当天下午，刘少奇、朱德赶往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刘少奇说：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

朱德强调，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即使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要派5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

第二天，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至此，延安进军东北的决心已定，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东北工作的部署，但对苏军进入东北以后的具体情况仍不十分清楚。9月7日，刘少奇电告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去东北部队原定延安两个团及万毅部与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均已起身经冀东前去。因情况不明，暂时不决定派更多部队去。”因此，进一步探明东北的情况成为急迫的任务。

在中央忙于以上部署的同时，各地对东北的战略侦察也紧张地行动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行动，一是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的陆路出关，一是山东的跨海探情。冀热辽军区接到朱德进军东北的命令后，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即抽调主力8个团共1.3万余人，于8月中旬分三路向东北挺进。30日，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的冀热辽东路部队在苏军配合下打下了山海关，尔后率2000余人乘火车于9月5日抵达沈阳。当他们准备下车时，遇到了麻烦。不明实情的荷枪实弹的苏军堵住了车门。后经与驻沈阳苏军司令部再三交涉，终于在沈阳站住了脚。他们在苏军的默许下，成立了以曾克林为司令、唐凯为政委的沈阳卫戍司令部，又在原东北抗联人员的配合下，建立了以共产党人白希清为市长的沈阳市政府。但当时中央对沈阳的情况并不清楚，攻克山海关的消息是一周后才出现在延安的报纸上。曾克林所带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山东方面也行动起来。8月24日，山东分局致电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分局指定由你们派出于克同志（或其他更适当的人选）以东北义勇军名义，穿便衣在旅顺、大连与红军接洽，如得其同意，即由你们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赴东北执行上述任务。望从速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山东分局把东北侦察任务交给胶东区，不仅是因为由胶东渡海去辽东甚便，还因为胶东区党组织早就派人在大连建立了胶东区党委大连支部，1944年又多次派人进入安东（今丹东）地区活动，建立了中共辽东支部等组织。苏联出兵后，这些党组织已迅速行动起来，在大连组成了两支工人武装，在安东组成了3个支队。

接到山东分局的电报后，胶东区党委即紧急部署渡海侦察，从不同渠道先后派出多批干部和武装队伍。其中对中央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由吕其恩、邹大鹏、柳运光和于克率领的先遣支队的侦察。

于克是山东分局点了名的。他是吉林省长春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按照党组织安排，参加东北军，任地下党的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39年6月到山东分局工作，先后任分局社会部组织科科长、胶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和区公安局长等职。接到山东分局电示后，胶东区党委就安排于克和区党委联络部部长邹大鹏等准备渡海侦察。此时，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原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长吕其恩、统战部长柳运光，奉中央指示回到胶东，执行经海路去辽宁的任务。于是，胶东区党委即令邹、于与吕、柳一起，迅速组建一支跨海进军东北的小部队，其成员主要由区党委的联络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军区所属的有关部门选调。调配的干部有陈云涛、李光、王德真、段品三、韩彬、张先文、李进国、隋从新、邓东等，以及电台机要人员，配备最能打仗、战斗经验丰富的东海独立团二连的2个排约80人，组成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吕其恩为司令员，于克为副司令员，邹大鹏为政委，柳运光为政治部主任。

先遣支队于8月25日正式集结，9月5日傍晚，分乘两艘汽轮由烟台港出发，向庄河王家岛的航向前进。两船曲折行进了24小时，于6日傍晚抵达王家岛。

吕其恩是王家岛人，登陆时大声召唤说：“我是吕其恩，乡亲们不要怕，我回来了！”部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问候。

登上岛子后，支队在群众引导下，突袭伪警察分所，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警长，摧毁了岛上的伪政权。9月7日，支队又擒获由庄河伪县长派来王家岛的伪警察姜泽新等人和一艘汽艇。支队领导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姜泽新智取庄河县城。第二天晚上，支队带着姜泽新等人驶向庄河海岸，9日晨顺利进入庄河城，摧毁了伪政权和伪武装。12日，成立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任命吕其恩为县长。

解放庄河城后，支队向延安总部、山东分局和胶东区党委电告了行动情况和继续开展工作的设想。随后，展开扩军工作，部队由80人发展到1000多人。9月上旬，胶东区党委大连支部组织的两支工人武装，转到庄河与先遣支队会合。根据延安总部的电示，陈云涛负责在庄河沿海搜集船只，派回胶东接运部队。

此时，率一个排去大连侦察的吕赛，已返回胶东。10日，胶东区党委向山东分局和中央电告了与苏军非正式接头的情况及先遣支队的情况，决定“另调两个营及百余干部随即前去，并决心继续大批抽调”。电报还建议万毅可率部队从胶东前往东北，中央、分局如有干部请尽速派来，以争取先机，抢占与开展东北工作。

中央收到山东来电，非常高兴，于11日发出指示，决定加大派兵进入东北，并致电重庆代表团：胶东区党委派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登陆略一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延安向北发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这其中，胶东的跨海探情是起了作用的。

正当中央谨慎地安排秘密进军东北的行动时，曾克林一行乘坐的飞机从天而降。原来，这期间进入沈阳的曾克林部，已开始放手大干起来，收集武器，扩充人马，从苏军交给他们看守的一个军火仓库搬出3万支步枪，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炮。由于动作过大，引起苏军的不安，怕刺激蒋介石和美国人，于是决定派人与延安取得联系。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同机飞抵延安。东北来人更使中央领导人喜出望外。朱德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苏军代表。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报告了进入沈阳的经过后，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

这些情况与山东的报告基本相同。接连而来的好消息，给中央领导人以极大的振奋。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两项决定：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

在会议上，刘少奇强调说：“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并指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

9月17日，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第二天，住进了当年张作霖在沈阳的大帅府，东北局正式开始运转。彭真和陈云当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书记。中央将他们一起派往东北，可见对争取东北的重视。送走彭真一行，刘少奇立即起草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向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东北的新情况，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并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调华东新四军10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接到毛泽东电示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当夜，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和战略区的指示电：

 （一）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现有力量，坚决打击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的进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二）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先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

 （三）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四）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五）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  内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至此，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大决策，完全改变了抗战后期向南发展的方针，也拉开了山东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大幕。“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是特殊背景下的一场战略大角逐，犹如刘少奇起草的“向北发展、向一盘大棋，对中共中央来说，各个战略区都是摆在这一大棋盘上的棋子。山东是其中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

山东南连华中，北接河北，隔海与东北相望，由陆路北出冀东和由海路进入辽东，均十分便利，有利于争取时间。山东主力北进后，华中、苏北的新四军即可迅速北移山东，担负向南防御的任务，不会留下战略空白。此外，东北人口中由山东迁移过去的比例大，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容易同当地人民打一片。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是除冀东外的其他战略区无法比拟的。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致电在山东指导工作的刘少奇，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指出了山东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战略地位：“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山东地位举足轻重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结束时，山东八路军达27万余人，约占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1/5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

以此为基础，山东便成为进军东北和防御国民党向北推进、抢占华北和东北的战略阵地。中共中央赋予山东根据地两大任务：向北，以山东为主要兵源和出发基地，抽调山东主力和干部抢占东北；向南，迎接华中局和新四军部队北移，把沿津浦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部队阻滞于山东地区。

中共中央对山东军区出人出枪进入东北，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和托付。在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部署指示的第二天，刘少奇又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开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

中央的意图是要山东的部队来担当东北武装力量的主力。因此，这次战略调整，对山东而言，可谓“大搬家”，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此步棋走得好坏，可直接影响争夺东北的结局。（摘录中国党史出版社2005《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