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之五：渤海部队海陆并进（编著/杨明清）
引子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以及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方针。1945年日本的突然投降，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9月中旬，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方针，调动八路军、新四军若干主力部队全力进军东北。
这一战略转变，使山东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战略大棋盘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把山东八路军推向了大转移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调遣下，从1945年9月至12月，6万余山东八路军部队、6000余名干部，或由胶东渡海，或从陆路日夜兼程，潮水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闯关东”，是旧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穷苦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受苦百姓的心目中，“闯关东”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包含了许多血和泪。但此时的“闯关东”，意义已大不相同。
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山东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东八路军部队和干部是挺进东北的主力，对山东解放区来说，这犹如一次“大搬家”。入关部队为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并在波澜壮阔的东北战场上诞生了主要由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后来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以及第四十、第四十一军和由部分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十三军等英雄的部队，涌现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诸如智擒座山雕的杨子荣等英雄人物。
渤海部队海陆并进
组成挺进东北大军的还有渤海区的部队，他们采取了海陆并进的方式。
渤海区是1944年1月由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组成的。军区各部队在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的指挥下，威震鲁北、冀鲁边平原。大反攻开始后，渤海军区编成第七师和警备第六、第七旅，分南、北、中三路同时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的日伪军发起进攻，直逼济南。随后，回师横扫根据地内残存的日伪据点，将伪军残部万余人压缩于商河、无棣城。
正当杨国夫、景晓村部署对商河、无棣发起总攻时，接到山东军区紧急电令：渤海区急编1个团，由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率领开赴东北。杨国夫、景晓村当即决定，派刘其人和刘贤权组织1个团，争取一周内出发。
刘其人，1916年生于山东省荣成泊于镇蒲湾村（今属威海市环翠区），1934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昆嵛山武装暴动。1936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7年5月，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奉命回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45年，决定北上时任渤海军区副政委兼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
刘贤权是江西省吉安县人，大刘其人两岁，15岁时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1938年随肖华来到冀鲁边区，时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刘其人、刘贤权尚未出动，罗荣桓又接到中央军委9月20日电令：着山东军区以不少于3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出动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罗荣桓当即调整出兵计划，令渤海军区抽3个大团，由海上兼程前进，向冀东一带登陆。杨国夫、景晓村决定组织1个独立旅，并将王兆相紧急召到军区，宣布了军区的命令：由渤海军区第一、第三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组成1个团，第四军分区独立团2个营加1个县大队组成1个团，回民支队2个营和1个县大队组成1个团，3个团合编为独立旅。王兆相任旅长，陈德任政委，刘贤权任副旅长。部队就近在黄骅县集结，整编完毕后迅速北开。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随独立旅行动，负全面责任。
王兆相，陕西省神木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团长，不久来山东，时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王兆相接受了任务后，即匆匆赶到黄骅县，与前后赶来的第一军分区政委陈德、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会合。几天后，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部队及回民支队也先后开到集中地点。王兆相等马上对部队进行了整编。10月初，渤海区第一批开赴东北的部队整编完毕。为了保密，军区党委通知当地组织，不开欢送会，也不组织欢送活动。但部队出发时，还是有许多乡亲赶来为子弟兵送行。
在渤海人民的欢送中，10月5日，刘其人、王兆相等率领独立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战斗过的这片土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这支由渤海基干武装组成的部队，出发时5500人，相当于一个师，因此，又称刘其人师。
9月下旬，独立旅尚未出发时，杨国夫又接到山东军区的电报，令其率第七师开赴冀东。第七师刚打下商河城，已连续作战两个月，相当疲劳。杨国夫一面部署部队抓紧休整，一面召开会议，研究部队动员和行动准备等重大事项。此时，美军已在秦皇岛、天津登陆，中央催促的电报一封比一封紧，并不断询问渤海至冀东的海运情况。本来，先前罗荣桓就电令刘其人率部由海上北进冀东，但由于船只筹集困难，集结的船只甚少，迟迟未能成行。现在，第七师又要出动，探明海上情况的任务更为紧急。罗荣桓于9月30日再次电令杨国夫、景晓村：
渤海有风船百余只，应利用全部船只，迅速开动，同时以精干便衣队伸到天津、大沽之间，侦察登陆情况，如海运有所困难，而陆路能于半月至廿天到达冀东，则应海运陆运同时并行，但力争海运，以求半月内全部到达冀东。勿过于顾虑美舰之封锁，各部北运情况，望每日电告。
据此，渤海军区指令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带4个连乘船，从渤海湾插至冀东的乐亭登陆，探明路径，以便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横越渤海。
黄荣海，江西省万安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打起仗来身先士卒，人送绰号“猛子”。1945年，渤海军区将第一、第三分区基干武装扩编为野战第十一团，任命黄荣海为团长。
黄荣海接到命令后，即率第十一团第三营和团部特务连，向黄骅县东南的冯家堡渡口急进。由于时间紧急，部队出发前未作任何动员，开到冯家堡后，战士们面对着海边光秃秃的沙洲和不大的渔村，望着碧蓝的大海，瞅着岸边一溜儿摆开的50来只木船，嘀咕开了：
“这不是冯家堡吗？这里的鬼子、投降派都消灭了，还有仗打吗？”
“抗战胜利了，要俺们上哪去呀？”
听着这些议论，一直在琢磨着怎样进行政治动员的黄荣海忙活开了。他首先把党员集合起来，传达了进军东北的命令，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接着，在沙滩上召开了全体大会。不知道怎么回事的900多人，顿时鸦雀无声，瞪着眼睛望着队伍前讲话的黄荣海。
黄荣海从日本投降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谈起，联系到山东军区和渤海军区交给的具体任务上来。他说：我们是先遣队，担负着侦察海上情况的任务，地方政府征集的船只有限，所以只能带三营和团的直属队，而且由于任务紧急，不能不火速出发。当黄荣海谈到美国兵舰已经开进塘沽、秦皇岛，企图卡住八路军北上的近路，并掩护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抢夺胜利果实的时候，战士们按捺不住了，挥着拳头，一阵愤慨激昂的口号在沙滩上回荡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反对蒋介石篡夺胜利果实！”“一定要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光荣任务！”
一个政治动员和下达命令合而为一的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会后，开始了上船的准备。为了尽可能避免暴露目标，全体指战员一律脱下军装，换上便服；除了每人携带4个手榴弹，每班1支步枪，每连2挺机枪外，其余的武器统统留给地方武装。最后，黄荣海宣布：从现在起到进入东北以前，我们对外的番号是“渤海区海防巡逻大队”。
留下武器时，出了一点麻烦。一个高个子战士掂着他的大盖枪向他的连长申诉：“这是我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以后又用它打死过好几个鬼子。我曾经发过誓：“宁可拼掉我这条命，也不能丢掉我这条枪！”连长说什么，他也不听。黄荣海只好亲自进行动员。那位战士才像临出门的母亲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放进摇篮里一样，用衣袖揩了揩枪栓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船，在船工的吆喝声中慢慢地开动了。战士们站在船头上，深情地望着为之流血斗争了多年的家乡。两年半前来到渤海区的黄荣海，同离开故土的战士一样，心里也是久久不能平静。他坐下来看了看手表，从上衣兜里掏出那本绿面皮的“行军日记”，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1945年10月5日下午2时，由山东渤海区冯家堡乘船北上。”
团直属队和打仗最棒的七连共约200多人，挤在一艘小火轮上。其他3个连，分乘在50来只木船上，扬着白帆，沿海边徐徐前进。航行不多久，黄荣海等乘坐的小火轮便把几十条木船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因上船前已定下集合地点——冀东的涧河庄，所以，小火轮全速向北进发。不一会，大家开始头晕恶心，加之火轮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煤油味，就一个个连饭粒带酸水地哇哇吐开了。
夜里值夜的战士前来报告，船已到大沽、塘沽附近。黄荣海担心发生意外，便支撑着摸到船头上去嘹望，巡视了一圈，没有发现敌情，又回到舱里。谁知刚躺下，就听船后有人喊道：“兵舰，敌人的兵舰追来了！”黄荣海爬起来了，摸到船尾朝远处一看，只见海面上浮现着一片红绿灯光，映出了3只兵舰的轮廓。看样子是奔这个方向驶来的。黄荣海叫舵工把船朝东北方向的深海里开去，同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过了约一餐饭的时间，才发觉兵舰朝西北方向的大沽驶去。
经过这场虚惊后，小火轮加速了前进的速度，第二天拂晓，就抵达了冀东军区十八军分区的涧河庄。上岸后，黄荣海即向山东军区和渤海军区发了电报，汇报海上的情况。很快收到回电，得知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已开始由空中、海上，向大沽、塘沽和秦皇岛集结，并指示黄荣海等木船全部到达后，再继续出发。此时，刘其人等已率独立旅由陆路起程，放弃了海渡的原定方案。黄荣海在涧河庄心神不宁地一等就是好几天，直到9日早上，才接到报告，发现50来只木船队。见到三营营长后，了解到他们这几天遇到了许多风险。出发不久，风就完全息了，船队只得靠近歧口一带抛锚，等了一天，才拔锚起帆。夜晚通过塘沽一带时，两次遇见美国兵舰从船队前面横弋而过。
因为木船要等风，还要补充一些给养，又延宕几日才离开涧河庄继续北上。这天是少有的好天气，初升的太阳在海面上撒下一条耀眼的光。几只海鸥在火轮附近叫着、一起一落地啄食小鱼。战士们经过几天的休息，精神旺盛多了，都满有兴趣地欣赏着美丽的海上景色。忽然，秦皇岛方向的上空，传来一阵嗡嗡声。只见从北边的云层里，钻出了十几架飞机，不一会儿，就像走马灯似的围着小火轮盘旋侦察。船上的人正忙着隐蔽时，伴随着“呜”的一声尖叫，眼见着一架飞机头朝下，对着小火轮的行进方向猛冲下来。还没等船上的人反应过来，只听得“哗”的一声，海水冲起老高，飞机掉到离船头几十米远的海里去了。溅起的海水落下去后，还能见到浮在水面上的飞机翅膀，机身的后半部露出大半个白五星。不一会儿，飞机便慢慢沉下去了。从惊吓中回过神来的战士们，没想到看了这样一场好戏，喊着：一个外国军队到别的国家来横行霸道，真是岂有此理！活该！呸！
船队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冀东乐亭。黄荣海当即将这一段所遇到的情况，再次电告了山东军区和渤海军区首长。根据掌握的全盘情况，杨国夫决定已进至南皮以北的第七师主力，继续绕道旱路北上，只是令师直警卫营从歧口乘船直驶山海关。没有想到，在这个营的渡海中，出了翻船事故。
师直警卫营是由第五军分区抽调部队组成的。由于第七师是在反攻中编成，又连续进行战斗，警卫营在行动前尚未调齐，原定由第五军分区副司令石潇江率领，赶往乐陵归建，但又因路途远、时间紧，来不及随师部行动，只好让其单独开进，从歧口乘帆船渡海北上，到山海关与师部汇合，行动中与师部保持无线电联系。不料船在海上航行中突遇飓风，石潇江的指挥船不幸触礁，石潇江等30余人罹难。其他船只在营长王树棠率领下，经数日漂泊，终于上陆归建。
10月23日清晨，完成海上探路任务的黄荣海，一身轻松地率领一同渡海过来的900余人，穿上当地群众赶制的棉军衣，向山海关迸发。一路上，天天遇到从秦皇岛飞来的美国飞机的袭扰，像苍蝇似的在部队的头上打转转。战士们大骂一通后，继续不停地赶路，几天后，终于到达山海关。守城的冀东第十九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古老的城关里美美地睡了一夜。
10月28日，吃过早饭后，黄荣海带着900多人跨出了山海关。战士们掀起一片欢腾的声浪：“到了关东啦！到了关东啦！”又走了两天，在一个车站上，坐上了从沈阳开来接运部队的火车。坐在火车上，望着掠过的东北大地，战士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新鲜和舒畅，一扫多日徒步行军的疲倦，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坐火车的战士，心也随着火车奔驰起来，车厢里歌声不断。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渤海部队。
由陆路开进的独立旅则没有黄荣海他们那么幸运。从黄骅出发后，刘其人、王兆相率领独立旅经静海、杨柳青、武清到达了冀东的玉田，沿途基本上是顺利的。按照中央军委9月28日的电报指示，部队的任务是进入东北，“背靠海兰泡，以嫩江、龙镇、克山为后方，布置于松花江及哈尔滨至呼伦铁道以北广大地区”。因此，部队在玉田稍作休整后，继续北上，10月22日，行进到在唐山以北的丰润时，接到中央紧急电报，令刘其人率部“立即星夜兼程开古北口、承德之线，其任务为歼灭由北平进攻承德之顽军”，暂不去东北。
古北口、承德是联结华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是从延安等地进军东北、输送干部的重要通道，也是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地。自8月下旬开始，傅作义即调集3个军、4个师由绥远沿平绥线向东推进。为阻止傅作义部，从10月18日起，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中5万余兵力，发起绥远战役。就在绥远战役开始后不几天，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有3个军、8个师集中北平，判断其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兵力重点用于绥远方向，致古北口、承德一线防守力量薄弱，遂令刘其人部由北进转为西开。10月28日，中央军委又电催刘其人：“即取捷径，到达热河承德，任务为配合热河部队粉碎国民党从北平向古北口、承德之进攻”。刘其人、王兆相率部加速西进，11月初，赶到古北口，构筑了工事，做好了打阻击战的准备。
此间，中央作出了保卫承德的部署，并成立冀热辽军区，以肖克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刘其人、王兆相的到来，使肖克、程子华非常高兴，当即将二人召到驻承德的军区司令部。
王兆相早就与肖克相识，但从1938年在晋西北分手后，未再见过面。阔别多年后再次相会，肖克格外亲切地谈了一些抗战初期的往事。之后，他介绍了当前形势并告知，独立旅已被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序列，编为热河纵队第一旅。
告别肖克、程子华后，刘其人、王兆相刚赶回独立旅，就接到杨国夫的电报。此时，他已带领渤海军区第七师抵达山海关。杨国夫在电报中要求独立旅不要滞留热河，应尽快前往东北。这使他们很为难，并将独立旅已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的情况电告了杨国夫。但杨国夫没有复电，而是请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给肖克、程子华发了电报，催促独立旅出发。肖克、程子华只好同意放独立旅开赴东北。
1946年1月初，独立旅正待出发时，国民党军从三个方向进逼承德，一场大战眼看要开打。承德东面的平泉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要方向，此地守军为新组建的第十二、第十四旅，战斗力不强，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只有一旅两团赶到平泉。鉴于形势紧张，肖克、程子华急令独立旅暂不出发，打完这一仗再走。
此时，刘其人和副旅长刘贤权已离开部队前往东北，王兆相和陈德只好请示东北方面：是否可以按冀热辽军区要求，打完这一仗再走？杨国夫立即回了电报，不同意独立旅接受作战任务。他的理由是，独立旅一旦参战，势必会有伤亡，伤员如何处理？冀热辽军区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趋于平缓，独立旅很可能会被长期留在热河，再也到不了东北。
杨国夫的电报使王兆相和陈德陷入两难境地，他们反复斟酌后，认为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热河解放区十分危急的时刻，不能就这么走了。于是，他们接受了参加平泉作战的任务。
平泉一仗打得很艰苦。因为此仗正发生在国共签署的停战令生效的前一天-1946年1月12日，国共双方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已白热化。蒋介石严令向承德进攻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于停战前拿下承德。中共中央则要求冀热辽军区“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杨国夫电报中担心恐怕正是这一点。
平泉一仗激战了一天。进攻的国民党军全是美械装备，仍是小米加步枪的防守部队显然不是对手。打到半夜，双方各占平泉城一半。国民党军阵地上突然挥舞白旗，军官高喊：“停战了，不打了！”
此一战，独立旅受到不少的损失，加之数月间连续奔波，部队状态非常不好。此前东北局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就作了如下的报告：留在热河的刘其人部5000余人，“只剩3500人，生活苦，情绪下降，逃亡严重，上下普遍酝酿与七师会合”。平泉之战后，王兆相即带领部队开赴东北，终于同杨国夫率领的第七师合兵一处。
第七师在刘其人、王兆相起程前，即开始由商河向北移动。该师在反攻作战中编成，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师长龙书金，参谋长阎捷三，政治部主任徐斌洲。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全师约7000人。部队出发前，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周贯五留山东，部队由杨国夫率领北上。
杨国夫是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文化虽然不高，但精明强干，能征善战，参加过长征。1938年，随郭洪涛来山东，不久来到清河区，历任山东纵队三支队司令员、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从此，渤海湾边便有了闻名遐尔的“杨司令”。
1945年10月1日，杨国夫率师主力开抵乐陵城关，一面改换冬服，一面制定行军计划。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动员。为了保持部队稳定，首先对团级干部讲明部队奉命北进的任务，然后，由各团分段动员，逐步讲清形势和任务。
为隐蔽企图，部队于10月8日北开盐山城。10日折而西行。这天，晴空万里，秋阳宜人，当地党政机关为七师远征，组织群众数万人，夹道送行。男女老少手提筐篮，盛满馒头、火烧，沿途塞进出征战士的衣兜，热情惜别子弟兵。别故土、离亲人的离情别绪，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止不住热泪横流。
10日下午，部队抵南皮城郊，而矛头实指泊镇。第二天黄昏，除派一部兵力监视泊镇之敌外，主力则从泊镇以北穿铁路、渡运河、顺子牙河岸，疾速北上，途中向部队宣布向天津进军。是秋大雨成灾，天津西北地区一片汪洋，前进受阻。在当地政府、驻军支援下，部队换乘木船、板筏、笸箩等分批渡水，数日后在黄庄、窝洛沽集结，经丰润抵玉田城郊，休整3天，此时已是10月下旬了。
在玉田休整时，杨国夫前往冀热辽军区会晤了詹才芳政委，得悉国民党开始向秦皇岛海运部队，先头第十三军正向山海关伸进。山海关守军为冀热辽新编第十九旅，兵力弱，正告急求援。中央军委在16日已电示第七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归沙克指挥，参加消灭蒋军之作战，愈快愈好，不可稍延”。
根据情况的变化，杨国夫命令部队立即开山海关、锦州方向，先沿北平至山海关公路走一段，视情绕行出关。10月28日，中央军委又电令：“杨国夫师即到山海关，任务为协同当地我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巩固山海关一带地区，粉碎美蒋从秦皇岛一带对山海关地区的进攻。”部队即直趋山海关。
行经芦龙路上时，忽然飞来两架侦察机，在行进的部队头顶上往返低空巡查，从地面上肉眼可见机上驾驶员，气愤难平的指战员纷纷要求开枪。师长传令：“敌机不扫射，我决不开枪。敌若开火，立即还击。部队切勿激愤，照常行进。”此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部队在飞机干扰下行军。行抵抚宁，离秦皇岛已比较近了，部队改夜间行军，绕行抚宁之石门寨出长城，于11月4日进入山海关。
第七师刚进关，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就急忙赶来会面并报告说，北门外村庄被国民党军占领，情势十分紧迫。杨国夫一听，当即令两个团猛烈出击，将国民党军赶出石河以北地带，然后布防宿营。
望着尚未散尽的硝烟，还没有看清山海雄关英姿的杨国夫，就深感到不可避免的大战气息。
山海关位于燕山山脉东端，东临渤海湾，西亘长城，山高势险，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人称：“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投降后，曾克林部于8月30日进占山海关。10月中旬，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四十六、四十七团和第二十二旅六十四团，3700人，在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率领下，组成山海关防守部队，把守这一进入东北的门户。
起初，国民党方面上下都认为，签订了中苏条约，接收东北问题不大，将希望寄托在苏联遵守条约的协助上。但9月以来，蒋介石不断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秘密进入东北。他坐不住了，命令接收东北的官员先飞去长春，与苏方进行交涉。但没想到谈判进行得非常不顺利，苏军坚决地回绝了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的要求，实际是拒绝蒋军进入东北。
苏方的不合作态度，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幸亏美军抢占了秦皇岛，为国民党在渤海湾建立了一个登陆点。自10月下旬起，载着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陆续在秦皇岛靠岸。首先登陆的是国民党第十三军。该军是蒋介石的嫡系，一色的美式机械化装备。担任军长的石觉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是小有威名。
石觉的十三军在秦皇岛立足刚稳，滇军第五十二军接踵而至。该军由越南海防抢运北上，虽然为半美械装备，但滇籍老兵较多，战斗力不弱于第十三军。
10月26日，几经周折，蒋介石终于选定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黄埔一期毕业，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治军，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算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也很受蒋的赏识。这次，蒋介石又把打开东北大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
10月底，杜聿明奉命亲往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交涉。外交方面十分老练的马林诺夫斯基，满口“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登陆。但11月初，当杜聿明兴致勃勃地乘坐美国军舰，从秦皇岛赶到营口准备登陆时，却发现已无苏军踪迹，在岸上“迎接”他的全是中共的军队。
杜聿明知道上了大当，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没有想到被苏联人“涮”了一回。杜聿明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表情是“尴尬异常，窘态毕露”。他压住怒火说，一定要打出关东，并询问杜聿明的意见。杜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那就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10个军，以美国舰队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蒋介石说，10个军调不出，可用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
国民党军队不断北上秦皇岛的消息早已传至延安。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一场争夺东北的大战已迫在眉睫。10月16日、19日连续电示东北局，迅速集中主力，守住东北的大门，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和进入东北。
几乎在国民党军队抵达秦皇岛的同时，国共双方即接上了火。从10月25日起，国民党小批军队就在美军的带领下，一次次前往山海关前耀武扬威。11月1日，石觉指挥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开始向山海关作试探性进攻，推进到山海关以西的沙河。11月4日拂晓，该部在美军协助下又一次猛攻第十九旅四十六团防守的二郎庙、角山寺等制高点。刚派到第四十六团任职的四五名营、连干部，几乎都牺牲了，二郎庙阵地失守。另有一股国民党军进至山海关北郊，企图夺取临榆县城。正在这时，杨国夫率第七师赶到，将进攻北郊的国民党军击退。第十九旅也重新组织力量，发起反冲击，夺回二郎庙，并追击至10余里之外的回马寨。
第七师的到来，增强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加上第十九旅的2个团和第二十二旅的1个团，达到l万余人。而此时，国民党方面的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已全部到达，加上附近伪军，总兵力约7万人左右。山海关守军明显处于劣势，且冀热辽部队是不久前才扩编的新部队，战斗力弱。在装备上，与火力强大的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相比，山海关守军更是处于绝对劣势。
11月4日当天，第七师与第十九旅调整了部署。第十九旅四十七团负责三道关防线，四十六团作为预备队，并派出部分部队防守老龙头、山海关铁路大桥、桥梁工厂和临榆县城，其他阵地由第七师部队防守，并由第七师统一指挥。
让杨国夫没想到的是，11月5日后，山海关前线突然安静下来，到第二天，还是没动静。石觉在搞什么名堂？原来，遭到当头一棒后，石觉估计山海关共产党军队有5万人，而且得到东北日本人的武器，力量强大，不敢再发起进攻，正精神紧张地构筑工事，挖散兵坑，预防炮火袭击。
杨国夫忍不住了，决定出击一下。11月6日夜里，他派出两个营潜入石觉的八十九师阵地。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深入敌军阵地内部，又扔手榴弹又打枪，缴了l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就趁着黑夜撤回来了。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人，轻重机枪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守在沙河的一个连差不多死光了，一个团自相残杀得伤亡惨重。8日夜，第七师又以两个营兵力再次出击，缴获美式武器一批。
两次告捷，杨国夫高兴地向上级报告说，顽军特点是射击准确、火力强，指挥灵活，每个阵地都有电话。但怕我军冲锋，一冲即溃。
一直牵挂着山海关战局的延安总部，接到捷报大为高兴，当即发出电令，特予嘉奖。11日，令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拨归七师建制。
山海关的消息也惊动了蒋介石。11月7日，他令杜聿明速到秦皇岛，“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第二天，杜聿明来到秦皇岛，部署打出山海关。石觉向杜报告，“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建议加强工事，稳固防守。杜聿明感到惊讶，因为据他所获情报，“共军”武器破烂，战斗力并不强。他不相信石觉的汇报，带领第十三军团以上军官，于11月13日亲临沙河前线阵地视察，并找来6日夜里被“共军”消灭的那个连的连长，指认被炮火摧毁的村庄。经过实地调查，真相大白。杜聿明对军官们说，沙河战斗共军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这个连长谎报军情应该严迈处分。石觉等人狼狈不堪。
查明情况后，杜聿明决定改变攻击方向，除以第十三军主力第四、第八十九师在山海关正面继续对峙外，分兵第五十四师攻打长城要隘九门口，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迂回进攻义院口。杜聿明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严惩不贷，并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对那个连长记处死刑，令其立功赎罪。军令一下，各级军官再也不敢怠慢。
11月15日晨，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指挥第五十四师向九门口发起进攻，用重炮猛轰山头阵地。守卫九门口的第七师二十团和第十九旅的一个营，浴血抗击，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次的集团冲锋，关口要地失而复得数次。
九门口激战时，担任迂回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向义院口发起进攻。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守军尽管全力阻击，也没能拦住国民党军的冲击。很快驻守大茅山口的一个新编连垮了，跑回两个战士和两个炊事员说，他们连被插到背后的国民党军包围了，打了半天，全跑散了。到中午时，九门口被攻占，第七师二十团剩下不到一半人。黄昏时，义院口也丢失。
国民党军攻占九门口、义院口后，又经城子峪、久安堡向山海关侧后迂回，直插绥中、中前所，企图切断山海关与绥中的通路，陷山海关守军于背海面山绝境。此时，杨国夫也得到了国民党军迂回包围的报告。但他不大相信，认为战士把情况搞错了，遂派师参谋长阎捷三去九门口，崔科长去三道关核实。
杨国夫感到形势危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守或撤的问题。大家都十分为难：守，会被切断退路，处于非常不利的绝境，虽可坚持数天，但有人地两失、全军覆没的危险；撤，一无上级命令，二则大门丢失，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杨国夫说：“如果敌军迂回属实，那就非撤出不可！绝不能让抗战中成长起来的部队坐以待毙。若追查责任，由我承担。”
夜里10点钟，阎参谋长和崔科长返回师部，情况证实无误。杨国夫决定撤退，向绥中方向转移。此时的第七师也已经打得弹尽力竭了。他们从山东长途行军到山海关，没有休整就投入战斗。当时幻想到东北能拿到新枪新炮，但到了山海关才发现根本不可能。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
16日拂晓，国民党第十三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重炮轰得震天动地，猛打了一阵后，主攻的第四师，在杜聿明的督促下，发起冲锋，占领了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是杨国夫率领山东第七师挺进东北途中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迟滞了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为新四军第三师和山东第一师的转进争取了时间。但第七师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战，第七师和第十九旅伤亡500余人。
杨国夫决定撤退时，估计国民党军迂回部队拂晓前定会进到牛羊沟一带山村，为迎头打乱敌人，遂令两个连跑步前进，务必在天亮前赶到牛羊沟，阻击国民党军。这一任务交给了第七师的第十九团。部队赶到时，果然发现国民党的先头师已抵牛羊沟。第十九团阻击部队立即展开猛烈冲击，并在此坚持一天，掩护师主力突出包围。炮弹的爆炸声一直向东延伸到前所以北的山地，战斗相当激烈。
杜聿明得知山海关守军已撤退后，即督令各师追击，迅速与迂回部队会师包围消灭“共军”。于是，由山海关至绥中的沿途出现了炮火相连、杨国夫师边打边撤、国民党军尾追不舍的景象。
杨国夫师撤出山海关前，没来得及通报在辽西的李运昌。第二天他才获悉杨师已撤到绥中。延安也是通过新闻广播才知道山海关失利的消息。17日，中央电令李运昌、杨国夫部组织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击，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然而，指示还没来得及执行，杜聿明已经抢在了前面。杨师刚撤至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就催促国民党军紧紧跟上来。杨国夫布置部队再行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不利于再战，杨国夫只得指挥部队继续后撤。国民党军占领绥中。
形势急转直下。刚由沈阳赶到锦州以西的林彪心急火燎，匆匆离开指挥所，前往兴城、锦西一带察看地形，集合部队。在兴城，林彪见到了撤下来的杨国夫部队。林彪致电彭真、罗荣桓说，杨国夫师几天来“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无鞋，赤脚战斗，情绪不高，抵抗力降低”。林彪指示他们撤退休整。
当夜，杨师向虹螺岘山区转移，继而向义县方向转进。国民党军一部继续尾随追赶，经义县时再次抗击。由于当地群众逃走一空，部队无米无菜，忍饥挨饿，缺医少药，伤员也无处安置，一个旅伤员800人，不得不派一个多团抬运伤兵。
经此一路磨难，七师已疲惫不堪。12月4日，林彪向中央军委转发了杨国夫的电报。电报说：我师自渤海登陆行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后又运动防御，每旅皆有战斗伤亡，减员2000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者甚多（仅昨晚即跑28人带枪9支）。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极须整顿补充。
12月下旬，七师由黑山经彰武继续撤退。1946年元旦，七师在法库过节，接电令，在热河的独立旅归还七师建制。全师分向黑龙江肇源、肇州、肇东开进，发展北满基地。这样，师主力由法库东开辽源，北折农安、抚余北上。时值数九寒天，冰封雪盖，早上行军眉目霜雪，坚冰在须，部队忍受着艰难困苦，冰渡松花江，进至三肇地区。部队一到达即迅速投入战斗。一个旅奔袭肇源城，斩获匪骑千余；一个旅解困肇州被土匪和国民党“地下军”包围的哈西军分区刘子奇部，追歼敌于大通镇（现大庆油田城）。2月初，师部驻肇州，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山东第七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