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之六：一师陆路兼程（编著/杨明清）
引子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以及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方针。1945年日本的突然投降，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9月中旬，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方针，调动八路军、新四军若干主力部队全力进军东北。
这战略转变，使山东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战略大棋盘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把山东八路军推向了大转移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调遣下，从1945年9月至12月，6万余山东八路军部队、6000余名干部，或由胶东渡海，或从陆路日夜兼程，潮水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闯关东”，是旧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穷苦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受苦百姓的心目中，“闯关东”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包含了许多血和泪。但此时的“闯关东”，意义已大不相同。
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山东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东八路军部队和干部是挺进东北的主力，对山东解放区来说，这犹如一次“大搬家”。入关部队为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并在波澜壮阔的东北战场上诞生了主要由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后来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以及第四十、第四十一军和由部分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十三军等英雄的部队，涌现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诸如智擒座山雕的杨子荣等英雄人物。
一师陆路兼程
第一师由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机关及军区部队编成。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西元。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这是一支有着中国工农红军光荣传统的部队。其第一团，由滨海第六团改称，原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与冀鲁边第七团合编的教导第二旅第六团；第二团，由滨海第十三团改称，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的教导第五旅第十三、十四团。三四三旅是以红一军团为骨干组建的，六八六团更是承继了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军的“血脉”。第三团，由滨海独立第三团改称，原为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六团，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兵。
第一师成立后，与滨海支队配合，连克胶县城、诸城，席卷诸胶平原。滨海支队北上后，一师包围了泊儿镇的伪滨海警备军李永平部。正当部队准备攻城时，接到了山东军区急电，令一师停止向泊儿镇总攻，立即向诸城东北的铺上（今胶州市铺集）地区集结，准备挺进东北。
梁兴初、梁必业看完电报后，即令各团首长到师部开会。梁兴初宣读了军区的电报，大家听后十分高兴，但又舍不得泊儿镇这块到嘴的“肥肉”。所以，当师长征求大家意见时，会场竞沉闷起来。憋了一阵，还是三团团长开了腔：
“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但……”他说了半截又停住了。
“但什么，刘善福同志？”梁必业笑着问道。
刘团长看了看大伙，大概是从他们的眼神里得到支持，便说道：“泊儿镇伪军坏透了，我们把它消灭了再走不行吗？再说挺进东北，只要在路上加一把油，一二天的路程容易抢回来。哪有到嘴的肥肉不吃的！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错误。”
话音刚落，其他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信件，都是各营连的求战书。
梁必业看了看大家说道：“我们对大家的心情是理解的。部队打下胶县，攻克诸城后，战斗情绪很高，形势确实很好。但目前的大局是挺进东北，到那里建立根据地。能早到一天，就是早一天的胜利，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不能有任何犹豫，必须坚决执行。至于泊儿镇守敌，迟早是要消灭掉的，我们不打，兄弟部队也要打的。这一点我们不必担心。必须马上到铺上集结，要做的工作很多，从组织上、思想上、装备配备上都需要做工作，而且还要求快。至于挺进东北的命令，暂不向下传达，到铺上集结后再做工作。”
梁兴初接着说：“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争取时间。今晚8时秘密从泊儿镇阵地撤出，9时撤出完毕。在撤出前，可组织少数兵力，佯攻它一下。在部队撤离泊儿镇的要道上，如敌人出来骚乱，可组织后卫狠狠打击它。各团行进路线和到铺上集结配备，按司令部的配置图执行，大家立即回去行动。”
山东军区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9月19日、20日的命令，决定抽调滨海第一师开赴东北的。按电令，一师的行进路线是经由渤海渡海向冀东山海关一带登陆，周内出发，带半数武装。棉衣、武器供给事项由东北局与冀东准备。
一师集结于铺上后，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为保证部队能够顺利出动，师首长和各团团长细致研究了各个方面的问题，一致认为，部队是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的，让到哪里就能坚决到哪里，但思想工作一定要赶上去。现在抗战胜利了，又连续打了几个大仗，部队战斗情绪高涨，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如：有的干部、战士考虑起婚姻问题；有的想回家种田、做工，过和平的日子，不想长途跋涉去东北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师党委采取了分级动员的方法，首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由梁兴初、梁必业亲自动员，统一认识。接着，各团各营各连又分别召开干部会，进行动员，然后才将中央命令传达到全师。
这个师的指挥员多数是山东人或苏北人，要远离故土去东北，很多人担心思想工作不好做。但在向全师作了动员之后，部队的思想是相当稳定的。大家纷纷向党支部和各级首长表示决心，要求在这一战略挺进中考验自己。
按命令，此次行动，每人只带一支枪，每个连带两挺机枪，每营带两挺重机枪，团带4门迫击炮。其他多余的武器保证完好无损地移交给滨海军区，装备二线兵团。这项规定对视武器如生命的战士来说，执行起来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虽然进行了反复的说服动员，仍有许多战士恋恋不舍。有的把武器擦了又擦，抱在怀里，挨到最后才交；有的把枪的号码记在小本子上，留作纪念；有的机枪手边擦边说：“好伙计，我们在战斗中把你从敌人手中缴获过来，你发挥了作用，消灭了不少敌人，今天，我要把你梳洗打扮得干干净净，希望你在兄弟部队手里同样地发挥作用，狠狠地打击敌人。”有的交了武器还要再三抚摸，把枪贴在自己的脸上，久久不肯离开。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人都几乎掉了泪。
说到这里，不能不讲讲一师的两位主帅——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
这是两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同年参加红军，一直在同一支部队，山东一师成立后，开始成为搭档，解放战争后期，分任第三十八军的军长、政委，1955年同时被授中将军衔，更巧的是，他俩同是江西省吉安人。梁兴初，1913年出生在吉安城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他是长子，父母望子成龙，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梁兴初少年时顽皮，常常惹事生非。他9岁时进了学堂念书，却极不安分。一天，他在上课前悄悄地把坐在前座的一位女学生的辫子拴在凳子上，当老师进课堂全体同学起立时，前座的女学生因头发被拴突然跌倒，引起哄堂大笑。还有一次，和一群学生在玩荡秋千，他突然使劲用力一推，把秋千上的学生掷到空中，幸亏下落时摔在一片草地上，否则非出人命不可。这样的顽童学校不愿调教，梁兴初只得辍学回家了。
书念不成了，父亲又送梁兴初去学裁缝，结果还是让父母亲失望。他剪裁出来的衣服不是长度不够，就是宽度不够。父亲又送他去理发店学剃头，结果不到半年又被解雇了。因为有一天他把一位常常欠钱的顾客的头剃一半留一半。
梁兴初14岁那年，父亲送他去一家铁匠铺当学徒，没想到学打铁把他练成人了。他在铁匠铺里规规矩矩，一千就是3年。1930年，红四军进了吉安城。17岁的梁兴初参加了红军。“梁兴初！”“到！”
“什么出身？”“打铁的。”这是梁兴初刚加入红军队伍时的答话。也是从那天
起，梁兴初有了一个伴随终身的绰号——“打铁的”。
梁兴初的相貌颇具特点：大个子，长脸，大嘴巴，大牙，眼睛本来不算大，眼珠子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于是，他又多了一个称呼：“梁大牙”。
铁匠出身的梁兴初天生带着一身“虎气”。他一参军就赶上反“围剿”作战。那一年张辉瓒率国民党“铁军师”进攻根据地，骄横冒进，进入了红军设下的口袋阵。战斗打响后，梁兴初手提一把大砍刀，眼珠子瞪得老大，从山岗上猛冲下来。国民党军吓得扭头就跑，梁兴初在后头猛追猛砍。突然，一串子弹扫来，梁兴初跌坐在地，他的腿部中弹了。看战士们喊叫着冲杀过去，梁兴初硬是一咬牙，又站了起来，一步一瘸地朝前冲去。
红军长征中，路过云南，猪场一仗，薛岳坐阵指挥，以机枪督战，凶猛扑来，已担任营长的梁兴初手臂一挥，领着部队用刺刀把国民党军挑下山去，为中央纵队开辟了通路。
直罗镇战役中，担任团长的梁兴初带领3个连粉碎国民党军多次进攻，俘虏800多人。部队下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激动地为他们鼓掌。
少年顽皮的梁兴初，经过战火的锤炼，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他在红军队伍中8年，从战士干到团长，负了7次伤。
梁兴初最为自豪的还是一场不费一枪一弹的“战斗”。那是1935年9月中旬，红军长征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担任侦察连长的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受命前往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草。当时毛泽东正在红二团，他交代：“别忘了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搞几份来。”受领任务后，梁兴初肩扛国民党军中校军衔，带着一小队“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闯进哈达铺镇。国民党的镇长和保安队长闻讯后，匆匆赶来迎接。一个路过此地的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少校副官也跑来拜访。梁兴初趁机带领侦察连占领了哈达铺镇。当天下午，梁兴初派人将那个国民党少校副官和他所携带的书报押往军团部。军团政委聂荣臻，见通信员送来一大捆报纸，就一张一张地翻看起来。当他看到国民党办的《山西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后，不由眼睛一亮。这条消息写道：“阎锡山部队进攻陕北刘志丹部。”消息里，还透露了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情况，并配有陕北红军根据地的示意图。
他急忙朝军团长林彪喊：“快来看，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在那里！”
林彪闻声跑过来，看过报纸后，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通信员，快！快把报纸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看过报纸后，兴奋地一挥手说：“我们就去陕北，和刘志丹会师！”
就这样，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改为陕甘支队，朝着陕北前进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梁兴初先后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01938年12月，彭明治、梁兴初奉命率六八五团挺进至微山湖西地区，与湖西武装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自此，梁兴初开始了转战鲁苏的征程，历任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梁兴初奉命率教五旅南下支援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他率部于苏北钱家集、丁集连打两个胜仗，随后横扫涟水，大战程道口。陈毅连声夸奖：“虎将啊！虎将啊！”1942年冬，教五旅重新回到山东抗日根据地。
与梁兴初的“轰轰烈烈”相比，擅长政治工作的梁必业要沉稳得多。
梁必业，1916年出生于吉安县陂头市陂村（现文陂乡陂头村）。6岁时，祠堂给学龄儿童每人分一箩谷当学费，他有幸人本村国民小学。1927年下半年，由于社会动荡，加之无力支付学费，梁必业读完初小就失学了。陂村是南昌通往赣南、广东的交通要地。1929年，红四军自井冈山转赴赣西南时，开进陂头，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13岁的梁必业参加了儿童团并任乡团长，不久又担任区儿童团副团长。1930年3月，梁必业加入共青团，后担任团支部书记。10月，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城，赣西南特委号召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梁必业和父亲梁兴教，分别向所在的党、团支部报了名。名单公布后，梁必业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临走前，母亲把家人都召集到一起，为他们父子饯行。梁必业父子同时参加红军，在家乡传为美谈。
红军时期的梁必业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梁必业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长，后改任红一军团直属政治处俱乐部主任、总支部书记。1937年2月，任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梁必业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长，随政治部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底，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梁必业随师部由晋西进入山东。1939年2月调任师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940年1月后的几年里，梁必业一直担任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长。1943年9月，调任山东军区教导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1945年8月，山东军区将分散的主力团和地方基干团队统一整编。梁必业参加了对部队的编组和干部调配工作。整编后，梁必业被任命为山东第一师政治委员，成为梁兴初的搭档。两人一文一武，可谓是天作之合，也是罗荣桓慧眼识人。
罗荣桓不仅是慧眼识人，对于梁兴初来说，还有救命之“恩”。
那是发生在1939年的事情。当时梁兴初正带领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活动于湖西地区。制造灾难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和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等人，他们打的旗号是“肃托”。
“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遭到杀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便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当时，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其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王凤呜的支持下，刑讯逼供，诱供，不到两个月，关押党员和干部数百人，约300人被无辜杀害。他们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他们抓起来。杨得志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王凤鸣不但不听，反而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第四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出来。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要抓彭明治。彭明治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电报后，感到事情严重，立即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行程几百里，穿过津浦路和几道封锁线，赶到湖西，制止了王凤鸣等人的行动，释放了被滥抓的人，也救了梁兴初的命。
对于此事，梁兴初一直记忆犹新。后来，他写了《“罗政委刀下留人”》的回忆。他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39年，罗荣桓同志纠正湖西‘肃托’事件，把我从错误政策的刀口下救了出来。”关于事情的经过，梁兴初写道：
10月中，王凤鸣设诡计突然把我抓了起来，说有人供出我勾结徐州日本人，还发过电报。这时，王凤鸣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根本不找我问明情况，也不听我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与此同时，他把四大队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也抓了起来。搞得湖西地区非常紧张，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多星期就跑了六七百。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告诉我，王凤鸣很快就要对我下毒手了，情况非常严重。我一再要求见王凤鸣和向上级写报告，都遭到了拒绝。那真是“老牛掉到水井里”，有什么劲也使不上了，只能白白等死。……可是紧张了几天之后，没见动静，空气稍有缓和。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机会，悄悄告诉我，“罗政委来了。”我听了之后，顿时百感交集…
第二天一早，特派员把我带到罗政委住处。一见到罗政委，心情太激动了，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不由得就要给罗政委跪下了。罗政委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讲嘛！”我也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抽泣了十来分钟，才平静下来。
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你怎样被抓起来的？说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将情况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说明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凤鸣控制，我怎么能发电报呢？罗政委了解了各种情况后，肯定地说：“我清楚了，你没问题，回去好好休息，还准备带兵去打仗。”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却像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临走时，本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怎奈心情激动，嗓子发咽，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每每想起，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罗政委处理问题果断，我早就成为王凤呜刀下之鬼了。
这次事件后，梁兴初的第四大队被调到鲁南地区，不久，扩编为东进支队。梁兴初重新驰骋在抗日战场上，并成为山东一师的主帅。
梁兴初和梁必业带领部队在铺上进行了一周的紧张准备，士气十分高涨。9月30日，罗荣桓、黎玉电令一师：主力两个团，即由诸城出发，限10月10日前到达蓬莱附近，第三团暂在诸城待罗华生师一个团到后，即北上。这样，一师的行进路线便改由胶东渡海北上了。10月5日，全师迈出了向东北挺进的第一步。本来规定早晨4点半起床，5点出发。但还不到4点半，各部队都起床了，送门板的，扫院子的，给群众挑水的，来来往往忙个不停。
铺上的群众也与部队一样，不到4点半就起床了，在主要街道路口集合起秧歌队、高跷队、乐队。部队向集会地集中时，他们与部队分成二路纵队并肩前进。由喇叭、锣鼓、笙和笛子组成的乐队吹打着民间喜庆曲调开路；紧接着是由数十个妇女组成的披红戴绿载歌载舞的秧歌队；随后是各种不同高度的高跷队；再后是两条滚滚向前的青白龙灯……气氛非常热烈。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全师8000人整装出发了。大家心情喜悦，但又难分难离地挥着手告别。部队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地向龙口方向走去。
第一天，部队向北走了70华里。由于当地政府的安排，沿途各村都设有茶水站、服务组，一到宿营地，群众已把炕扫得干干净净，烧得热乎乎的。有的老大娘还烧了热水。部队需要的粮、油、盐、马料，随时可以领取和购买。大家感动地说：“乡亲们想的真周到，到了宿营地比到了自己家还温暖。”
行军第三天，到达宿营地，架好电台，收到军区转来的总部急电，指示，平汉路、津浦路方向形势紧张，令一师改向渤海区方向加速前进，向商河、德平集结，准备先阻击顽军北上，再转冀东作战。
师首长针对部队改为更加艰难的陆路徒步行军的情况，作了简短研究，作出决定：部队立即转向商河方向前进，每日行走80至90华里；一面走一面动员，要深入细致地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各级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认真做好组织工作，体质强的帮弱的，年轻的要帮年长的；雇大车组织收容队，每天必须要赶上部队的宿营地。
部队从10月8日开始，急速西进，边开进，边动员，经昌邑、寿光，于10日晚到达商河地区。宿营后，又收到上级电报，令一师就地待命，迅速领发棉衣，尔后行动另定。师部决定，部队以天齐庙为中心进行调整部署。10月11日，师部召集各团团长、政委开会。会上，除了对前段行军作了总结外，主要研究了做棉衣问题。原来，渤海军区做好的棉衣，已发给第一线的部队，现在正在紧张筹备第二批棉衣。一师的冬服暂时尚无着落。
正在发愁时，渤海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山东军区也紧急电令渤海军区采取特别措施，把准备发给二线兵团的棉衣拨给一师。但渤海军区的被服厂离津浦路距离很远，而且棉衣还没有做齐，为保证一师及时换上冬服，渤海军区党委和行署只好连夜组织大车，将做好的半成品及布匹、棉花等送到一师的驻地，动员所有能做针线活的妇女突击支援。于是，军民齐动手，6天时间就把棉衣做齐了，每人的被子里还絮上了两斤棉花。
10月中旬，师部接到上级电报，告知东北形势紧张，令一师立即迅速北上。10月20日，一师由天齐庙出发，陆行北进，经南皮、文安、霸县，直插香河、玉田。行至香河地区时，每天都能看到美造的国民党运输机向东北方向飞去。10月28日，部队进到玉田地区，作短暂休整。由延安去东北的李富春等人也到达了这里。梁兴初、梁必业被召去汇报部队情况时，借机邀请他们给部队干部讲了一次话。
两天后，部队继续向北行进。此时已是深秋初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变得短多了，早晨出发天还很黑，到宿营地时已伸手不见五指。走到迁安附近，村庄也比在香河、玉田地区疏少，宿营地的配置不得不拉大距离。很多战士只好睡在地上，有的住在牛棚或苞米楼里。
11月4日，部队终于由冷口跨出长城，踏进东北大地的门槛。接着向建昌、杨杖子方向前进。这一地区由于政权尚未建立，群众也没有组织起来，宿营、筹办粮草等，全靠部队自己设法解决，困难重重，还不时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打冷枪，制造混乱。这一段路，部队走得更苦。11月21日，部队进至兴城以西地区，结束了挺进东北的长途跋涉。
一师在梁兴初、梁必业的率领下，从诸城铺上出发，数次更改行程，越津浦，走平津，跨长城，徒步行军40多天，行程2500余华里。一师是挺进东北的山东部队中行程最艰苦的，到东北时全师实有7500人。
与山东一师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
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到达辽西时，形势已变得异常严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战火弥漫的景象，逼迫他们一到东北就必须拖着长途行军的疲惫投入战斗。实际上，东北的战争气息，两支部队在行军途中，就已从一封封催促的电报中，深深感觉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开始打这两支部队的“主意”了。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16日就调整了东北战略部署。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把林彪由冀东派到东北，并令组织兵力坚决阻止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19日，再次指示东北局，放弃分散方针，将兵力集中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29日，林彪马不停蹄赶到沈阳时，山海关一线已经打起来了。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治军。11月1日，令林彪、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阻滞蒋军。
毛泽东已决心在辽西打一仗了，并不断催令梁兴初师、黄克诚师即速北上。11月l4日，毛泽东致电黄克诚，令其与山东梁师分路平行前进，限24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彭真说，应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补充枪弹，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东北局接到指示后，决定林彪立即赴前线指挥。此时的林彪连起码的指挥班子都没有。罗荣桓便把从山东来的苏静、李作鹏等主要机关工作人员交林彪带走。
然而，毛泽东和东北局都没有料到局势变化那么快。林彪赶到辽西前线时，国民党军已占领绥中，并向兴城、锦西、葫芦岛推进。辽西陷入一片混乱。夜里，驻锦州江家屯的林彪指挥所周围枪声不断，土匪到处打冷枪，一直闹到天亮、此时，梁兴初师几乎与国民党军平行开进。21日，还没有和林彪接上头，即在兴城旧门附近与第五十二军接上了火，激战3小时，毙伤其200人，俘41人。
旧门一战后，梁兴初终于在兴城与林彪联系上了，但此时的一师已疲劳不堪。林彪同时视察了其他部队的情况，检查了各部队的联络指挥系统，不禁浓眉紧皱，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连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于是，11月21日，林彪向中央军委及彭真和罗荣桓，提出了对当前作战方针的意见：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各个击破，应避免仓惶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2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r这一建议，但表示黄、粱两部应力求存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二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争取时问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林彪因电台无法与各部队接通联络，他请军委将电报转达给各部队，自己带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会合，决定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一一次歼灭战。可是，黄克诚尚未到达，杜聿明却气势汹汹地扑来了。Il月22日，国民党军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25日猛攻锦州。26日拂晓，锦州被国民党军占领。
此前一天，即l 1月25日，黄克诚带领新四军三师3.2万人到达锦州附近，但未能与林彪取得联系。按黄克诚的设想，部队应马上休整，补充枪支弹药、棉衣棉裤。谁知到这边一看，并非中央于9月l5日转发曾克林的报告中所说的，情况比预想的要糟得多。11月26日，他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讲了“七无”等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战场极坏。黄克诚所讲的是当时进入辽西地区部队的基本情况，山东一师也是如此。
为了执行东北局的作战命令，黄克诚仍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联系。这时，黄克诚才得知，林彪的司令部离自己的驻地大约只有二三十华里。黄克诚立即同李天佑去见林彪，向林彪陈述了自己的建议。他说，“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林彪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
撤退之前，林彪以陆续集结于锦州西南大小虹螺山地区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一部，于27日突然向高桥附近的国民党军进行侧击，给锦州之敌造成威胁。一师一度攻占了高桥，俘敌30名，缴获重机枪3挺。
此后，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沿北宁路西侧与国民党军并行，继续寻找战机。12月1日，林彪获悉国民党第十三军八十九师进至锦州以北的上下齐台地区，当即集中新四军第七旅、山东一师发动攻击，将第八十九师击溃。此举曾令第十三军连连向杜聿明告急。杜也出了一身冷汗，忙调部队增援。
194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建立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军区。山东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归总部直属，由林彪直接指挥。其他部队归各军区指挥。
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七旅，都是一一五师的老班底。改编后，山东一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所属3个团番号不变，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七旅，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
同年1月，两支部队由海州、阜新开赴彰武、法库地区整训，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梁必业对一师北开辽西整训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部队踏着厚厚的白雪，在辽阔的原野上行进，极目望去，天地连接成白茫茫一片，透骨的北风翻扬着大雪，发出尖利的吼叫。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战士们虽然穿着薄薄的棉衣，有的还穿着夹鞋，但是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形成一股巨大的暖流，沁入每个战士的心，产生了抗寒冷的无穷力量，鼓舞着战士前进。
梁兴初师长是一位很能接近战士的指挥员。行军中，不是在部队前面，就是在部队中间，大声地问战士们：“同志们，冷不冷？”
那些斗志昂扬的战士们高声回答说：“不冷！”“只要能打上仗，再冷也不怕！”
接近彰武的时候，一个山东籍战士吃力地从深雪里拔出一只脚，迎着大风，高声对梁必业说：“政委，不用愁我们没有棉鞋穿，你看，老天爷发给我们白毛皮靴了！”他的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话，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江河冻不透，天冷人心暖！部队在这样一种热烈、高昂的气氛中，到达了目的地。
几天后，在秀水河子一个小学的教室里，林彪为一师和七旅的营以上干部作了一次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之后，师的几名领导都分散下到各团的部队中，同干部战士一起搞教育，练战术，访群众。
梁必业在去第二团的路上，看到战士们用疏散的、快速的、跃进的队形和动作，十分熟练地向着一个用雪堆成的碉堡前进。“雪碉堡”是战士们在雪厚地硬，挖不动的情况下的一种发明。
走进部队住的村子，梁必业感到r寒冬里暖气洋洋的气氛：大街小巷贴满j，标语和战士们自己画的宣传画：各连开饭的场院上，歌声四起，口号声不断。晚饭后，战士们有的帮老乡挑水，有的打扫院子，有的爬到屋顶上为老乡的房子压草。那些顽皮的孩子们尾追着战士们跑来跑去，高兴得像过年似的。
这动人的情景，与部队刚到这个地区时，老乡们因不了解，不让战士进屋子，不借给东西，战士们只能睡在草棚里、草垛旁的景象，已是天壤之别。战士们不但“进了院”，“上了炕”，而且成了群众的好朋友，最亲近的人。
为了训练夜间作战，第二团在团长江拥辉的带领下，还进行了野外夜战和巷战演习。冬季的夜晚，北风的吼声特别刺耳。大片的雪花，直向脖子里钻来，不等抖掉就化为冰水。但战士们的演习仍一丝不苟。“缴枪不杀，宽待俘虏！”“枪是蒋介石的，命是自己的！”“共产党员们，前进！”等雄壮的呼喊声，震得大地发抖。
卓有成效的整训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在秀水河子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
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秀水河子，位于彰武到法库的公路上，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秀水河子从镇边淌过，小镇因此得名。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但国民党在东北发展顺利，不愿就此罢手，便单方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1946年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分兵蔓路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第十三军八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孤军深入，进占了秀水河子，并向民主联军总部驻地法库出击。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连日来，不少老乡逃出来，向民主联军控诉国民党军的罪行，要求去解救他们的亲人。
林彪决定，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第一师、第七旅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7个团的兵力，歼灭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
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是美械装备的4个营和1个山炮连、1个运输连，火力很强。2月13日，林彪从法库到达秀水河子，作了部署：由七旅十九团和一师二团，担任主攻；七旅二十一团和一师一团辅助攻击，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战斗由彭明治和梁兴初统一指挥。
是日黄昏，外围战斗打响。梁兴初指挥一师炮兵向秀水河子北山之敌作压制射击后，第一、第二团迅速发起攻击，先后进至秀水河子西北高地和北山高地。战斗英雄、二团八连连长张文祥，率先登上北山，只身一人用双手夺下了打红了的机枪。师部当即通令嘉奖。
外围肃清后，部队全部进入攻击地域。总攻的时间定在22时。
这天出奇的冷，呵气成霜，滴水成冰。嘴里呼出的热气如云雾般，不一会儿帽子全白了，鞋底也冻僵了。国民党军不断打出照明弹，大炮和机枪也响个不停。
总攻之前的短暂时刻，各团进行了战前最后一次动员。
一些官兵表示：“一定要发扬孤胆精神，迅速、果断、勇敢地进入街心，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发挥我们刺刀的作用。”
干部都在指定自己的代理人。“我如果牺牲了，副排长是我的代理人，大家一定要听指挥。”一些排长反复多次强调。
各连都有一批年轻的战士，要求在战斗中接受党的考验。一团“何万祥连”有一个战士，在战前动员会上，一手握着枪、一手拿着一个红纸包，用激动的声音对指导员说：“指导员，我现在还不是党员，我请求党在这次战斗中考验我。这是我的入党决心书和第一次党费，如果我牺牲了，请党批准我成为一个党员！”他说完了，好像还是不放心，又紧接着补充道： “指导员，一定……啊！”
22时整，总攻的信号弹升起，战场上顿时活跃起来，激烈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大地震颤，照明弹把战场照得如同白昼。国民党军的炮火十分猛烈。
炮隆隆地响着，枪不停地叫着。总攻开始10分钟了，但七旅方向没有一点动静。指挥所里，梁兴初和梁必业互相看着，疑惑不解。15分钟过去了，七旅仍旧没有动静。第一师几乎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梁兴初的大眼珠子几乎要鼓裂开，既然已经较上劲了，就一定要压倒敌人。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七旅方向突然枪炮声大作。其实，这是林彪安排的，他故意让七旅晚20分钟发起进攻，以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投注到一师方向，以达到攻击的突然性和可靠性。这一招尽管给一师带来极大的压力，但对整个战斗胜利起到了出奇的作用。国民党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整个防御乱了。
趁国民党军火力转移之际，一师第二团首先从北面突破，迅速打开一个大缺口，直插街心。从西面攻击的第一团，也突人敌阵。
战斗进入巷战，更加激烈。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从来还没有碰到过像一师这样坚强的部队。也可以说，自从进入东北以来，他们还没有吃过败仗。尽管大势已去，但仍在挣扎。战士们逐院逐屋地展开争夺，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追得那些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士兵没命地乱跑。
天将破晓，国民党军从西边突围的企图被一师三团彻底粉碎。一师和七旅激战一昼夜，全歼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团，满街都是印着USA的弹药箱、汽油桶、十轮大卡车、火炮等。有的战士站在大卡车上高声喊着：“请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武器交到这里！”那威风的样儿，又可爱又可敬。
在这场战斗中，战斗英雄、二团八连连长张文祥和带领两个战士夺取敌人炮兵阵地的二团五连指导员张福和牺牲，二团团长江拥辉负伤。
一个被抓的国民党军团副，满脸污垢，长长的头发上沾满了鸡毛和乱草，上身穿一件美式皮夹克，脚下穿一双日本大皮靴，腿上却登着一条老百姓的黑棉裤，看样子是化装逃跑未逞，作了俘虏，样子也够狼狈的。秀水河子一仗，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关后的第一个歼灭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
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秀水河子战斗是蒋军在东北第一个整团被解放军歼灭的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表面上装着镇静，内心却非常丧气，感到蒋军想两个军接收东北，势不可能。我乃连夜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申述意见，略谓接收东北领土主权，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来看，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兵不可。”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却十分兴奋，毛泽东给林彪发电报说：在秀水河子歼灭敌5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得不承认我在东北的地位。
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正赶上元宵节。一师用胜利欢度了从山东来到东北战场的第一个元宵节，迎来了1946年的春天，真正在东北站住了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