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以及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方针。1945年日本的突然投降,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9月中旬,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方针,调动八路军、新四军若干主力部队全力进军东北。
这战略转变,使山东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战略大棋盘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把山东八路军推向了大转移的中心。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调遣下,从1945年9月至12月,6万余山东八路军部队、6000余名干部,或由胶东渡海,或从陆路日夜兼程,潮水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闯关东”,是旧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穷苦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受苦百姓的心目中,“闯关东”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包含了许多血和泪。但此时的“闯关东”,意义已大不相同。
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山东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东八路军部队和干部是挺进东北的主力,对山东解放区来说,这犹如一次“大搬家”。入关部队为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并在波澜壮阔的东北战场上诞生了主要由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后来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以及第四十、第四十一军和由部分山东部队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十三军等英雄的部队,涌现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诸如智擒座山雕的杨子荣等英雄人物。
罗荣桓要求山东部队在东北讲团结
山东挺进东北的部队是主力,无形之中也是个大“山头”,所作所为会对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罗荣桓一进入东北就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一再叮咛山东到东北的部队一定要“讲团结”。
他的妻子林月琴回忆罗荣桓刚到东北时的情形时,讲了这样几件事:
对于统一步调、增强团结,罗荣桓是身体力行的。当组织上决定林彪到前线指挥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构交给林彪带走。他对于黄克诚一到东北就向他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下令,让部队绝对服从东北局和总部指挥,曾赞不绝口。对于原山东部队的许多干部,他都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
一天,他又因肾病发烧,卧床休息。这时山东第一师的副师长李梓斌来看他。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仍然要见。李梓斌汇报了部队情况,并谈了他们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等问题。
罗荣桓卧在床上认真听取了李梓斌的汇报后说:“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发扬老传统,做出好样子。要加强同兄弟部队的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前总,要听从前总指挥,主动搞好团结,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仗打好了,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写封信。”
说着,他就撑起身体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和一个文件夹,写了起来。李梓斌看到他病重,写起字来颤颤抖抖,便劝他不要写了,说:“我一定把你的指示传达给师长和政委。”
“不,我还是写几个字好。”
罗荣桓并不是不相信李梓斌,而是要使下级有个准确的文字依据。写几行字,签上个名,与仅仅叫人口头传话相比,是大不相同的。罗荣桓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梁必业当通信员,一次给罗荣桓送信,罗荣桓收下信,梁必业非要他打一个亲笔签名的收条不可。他手头没有纸,只好叫梁必业伸出手,在手心上签了个名才算完事。他这次亲笔写信,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引起他们对在当前情况下搞好团结这个大问题的高度重视。结果罗荣桓写了满满三大张纸。写完后,他问李梓斌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梓斌说经费不足。罗荣桓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带来一点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这样说了,事后,他还是给管后勤工作的叶季壮打了电话,反映了山东一师的情况。叶季壮批给了他们l万元当时还在流通的伪满币。
总部转移到本溪以后,山东第三师师长罗舜初去找罗荣桓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又反复强调:“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调来的,要特别注意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山头主义。以后,汇报请示,不要老是找我,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罗荣桓的强调非常重要。当时东北的情况很复杂。由于东北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了解,由各根据地进入东北的部队,一度处于无群众组织支持,无政权,无经费的困难境地,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后进入东北的部队,装备未得到补充,出现了“老兵老枪、新兵新枪”的情况。因此,新老部队不团结现象时有发生。罗荣桓的叮咛对于发挥山东部队作为主力的作用,稳定东北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撑起辽东一片天,转战白山黑水间
由于山东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多是走海路,因此,辽东地区首先成为山东部队“安营扎寨”的地方。当时这一地区被称为南满,指的是中长路以东的辽宁东南部和吉林南部地区。这一带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铁路公路多,有深水海港,是连接关内到东北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首先进入这一地区的山东部队,是1945年9月初由吕其恩、邹大鹏等率领的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智取庄河后,吕、邹决定兵分三路,分头挺进:吕其恩率领一路,挺进安东;于克率领一路,挺进岫岩;李光率领一路,挺进城子坦、貔子窝。先遣支队先后攻占了岫岩、城子坦、貔子窝、瓦房店等地,打通了由胶东向东北输送部队的通道。吕其恩率部进入安东市,任安东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安东市市长。
10月上旬,肖华率山东军区司、政、后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余人进驻安东地区;吴克华率胶东主力部队到达辽东,10月下旬进驻海城、营口地区。
为统一指挥到达辽东的山东部队,建立辽东根据地,10月12日,东北局决定以肖华率领的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为基础,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吴瑞林任参谋处长,吕麟任后勤部长。
按照东北局的指示,肖华随即离开沈阳,在凤凰城(今凤城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并决定:以一部兵力控制营口至安东一线沿海海岸,阻止国民党军登陆;以部分部队分散到农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线,放手发动群众,消灭日伪残余、土匪,建立政权。
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又调整了对东北的方针。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部分兵力置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住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以全部力量加强辽宁、安东两省的工作。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各支武装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令肖华领导和指挥安东至营口一线,并在东满临时指挥部基础上,在安东成立东满人民自治军司令部。肖华率部由凤凰城进驻安东,组成东满司令部,整编部队,以胶东第五、第六师和部分基干团为骨干,编成第二、第三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辖7个团,驻营口、大石桥、海城地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欧阳文,辖4个团,驻大东沟、大孤山、庄河地区;另有5个直属支队、1个保安旅、1个保安团、1个基干团、1个独立团。这样,进入东北的山东军区机关和部队便担负起建立和发展辽东的重任。
司令部组成后,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难题是武器问题。部队渡海时,大批武器留在山东,有的几乎是赤手空拳进入东北的。日本人留下的军用仓库,都被苏军接管。为解决这个问题,肖华采取了两个法子。
一个是派后勤部长吕麟组织工作人员走城镇、钻深山收集日伪军溃退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军械物资和医药品,在深山里寻找日伪的地下仓库。
另一个办法是与苏军搞好关系,利用各种方式搬运他们仓库里的武器弹药。肖华亲自与苏军驻安东司令员谈判,派人去大连、去朝鲜平壤与苏军联系。苏联碍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不便公开地干。为弄到武器,不得不动点“歪招”。十月革命节那天,后勤部派了一些大卡车,载着好酒好菜和香烟水果,到各仓库与看守的苏军联欢,他们打开仓库的大门,让卡车开进去,装满武器弹药和被服。卡车开离仓库时,苏军故意打一阵枪,以示仓库被“抢劫”。
通过这些方法,很快收集了大批武器装备、医药品、被服和兵工机器,除了充实部队外,还拿出一批运往北满和山东等地。
抢占“地盘”是肖华的另一重要任务。司令部组成后,肖华果断地将与他一同来东北的干部撤了出去:派原滨海一分区政委刘西元带部分部队去抢占通化,
组建了中共通化地委、通化军分区,组成一个支队,后改为杨靖宇支队,刘西元任支队长;
派原一一五师老六团副团长侯士奎带几个干部去辽南腹地岫岩、海城开辟工作、扩大武装部队,接管该地区;将宋光等人留凤凰城组成县委、县政府,接管凤凰城;派吴瑞林和李毅、肖剑飞、岳天培、王新兰、刘军等到安东,扬起旗帜,挂起东满司令部的牌子,和安东市长吕其恩会合,在安东市组建总兵站,迎接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还接管了安东市的日伪兵工厂、纺织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制烟厂以及制帽厂等,组织生产,解决部队的衣食和防寒用品。
人手紧张时,肖华甚至把从山东带来的几个警卫员也派了出去。
此时,南满的局势十分复杂。日本投降后,苏军只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大部分农村和县城都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这里是日伪残余的主要集中地。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与日伪残余势力相勾结,组织所谓“地下军”、“先遣军”、“铁血团”、“挺进军”等各种武装集团。此外,还有数量甚多的土匪和日伪残余盘踞在小城镇或崇山峻岭,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这些由汉奸、日军、土匪组成的武装,暗杀中共工作人员,组织暴动,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极其猖狂。肖华说,一次他坐车从安东市里经过,伪警从楼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就朝他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石头穿透布篷砸坏车箱,离他的头部仅差几厘米的距离。
不铲除这些祸患,就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权,也无法在东北站稳脚跟。于是,东满司令部决定,集中力量,进行剿匪作战。
剿匪第一仗在凤凰城打响。这里是安(东)沈(阳)铁路线上的一个交通要点,土匪活动十分嚣张。司令部派直属支队第一团一营营长李兆亭率领全营从安东乘火车到东汤镇一带去端匪军的老巢。这伙匪军的消息非常灵通。部队向东汤进军时,他们即闻讯钻人深山。崇山峻岭,重峦叠嶂,一个营进去,像大海捞针。李兆亭等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来个将计就计,大张旗鼓地集合部队,扬言这次走漏了消息,扑了空,下次找准机会再来。部队大摇大摆坐上火车开回。匪军看到部队远去,连夜回镇,狂吃滥赌了半宿。拂晓,当匪徒们还在梦中的时候,突然镇两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300多名匪徒很快被一窝端了。原来,那天第一营并没有真正返回,他们在火车驶过山后即迅速下车隐蔽,等匪军回到镇子后,就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些打惯了游击战的老八路,对付土匪是有绝招的。
开了一个好头,后面的仗越打越顺。10月下旬,吴瑞林指挥司令部直属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冰天雪地里,连续作战,剿灭了盘踞在安东市的日伪第十五路军,生俘安东伪省长曹承宗等人,肃清了安东周围的日伪匪特3000多人。第二、第三纵队,十六军分区第二十一旅等部协同作战,扫荡了抚松、潆江、安图、海龙、磐石、东丰一带日伪残余6000余人。
11月下旬,剿匪的矛头指向临江、大栗子地区。临江、大栗子是伪满洲国“宫廷”残余的巢穴,伪满势力十分庞大,他们带着伪满皇室的国宝,妄图依托长白山天险,伺机暴乱、反扑。
进行这次作战的是驻宽甸一带的司令部直属第一支队和杨靖宇支队。从宽甸到临江,要翻几座大山,沿途群山起伏,峭壁林立。时值雪季,雪团纷飞,难辨东西。战士们踏着没膝的积雪赶路,不时有人落人冰河,陷进雪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部队于12月7日赶到临江以西的帽儿山下。此山形似半月,环抱临江。月牙缺口处两山对垒,号称珍珠门,日伪一个营的兵力扼守两边山头工事,易守难攻。部队在山前反复研究作战方案。突然,一阵大风刮来,积雪飞舞,形成一片雪雾。带队的团长郭家洛灵机一动,指挥部队飞快地冲了上去,守敌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冲散了。自治军乘胜追击,一部包围了临江城,一部直插大栗子,并于当夜发起攻击,突人工事坚固的临江城,歼灭日伪600余人。大栗子的伪满“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等也全部束手就擒。
临江之战后,肖华又指挥部队乘胜出击,在千山、岫岩等地围歼匪徒6000余人,在抚顺地区歼灭匪徒2000余人。
两个多月的剿匪,共歼灭日伪残余2万余人,并粉碎了日伪在通化、安东等地的武装暴动,打开了南满的局面。
1945年12月上旬,罗舜初率山东第三师和警备第三旅到达沈阳、鞍山地区,隶属于东满人民自治军司令部,这样,辽东地区就集中了来自胶东和鲁中的主力部队和山东军区的大批干部。
同月底,根据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东北局决定,辽东和安东两工委合并组建中共辽东省委,肖华为书记,江华为第二书记;以东满人民自治军为基础,成立辽东军区,以肖华为司令员兼政委,江华为第二政委。此后,在中共辽东省委和辽东军区的领导下,以山东部队为骨干初步开辟辽东根据地。
对于肖华在辽东地区的工作,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就是对开展大连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对建立大连公安队伍的支持。
当时大连为苏军驻守和控制,不允许国民党和中共部队进入。国民党为染指大连,通过派遣党务专员,与大连治安维持会的头面人物沆瀣一气,大肆扩张势力,甚至组织了国民党党政军筹委会,准备欢迎国民党接收大连。
这种局面对中共在东北的立足和发展相当不利。为开辟大连工作,利用大连的特殊地位,支援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10月初,东北局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到大连“抢形势”、“搭架子”,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由肖华和伍修权负责,从第一批到东北的干部中,特别是山东来的干部中,尽先调一批到大连去。肖华随即于10月间派滨海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杰和原胶东区党委情报科科长陈云涛,分别带部分干部到大连工作。韩光回忆说,赵杰、陈云涛来后,他们就商量组建市委、市政府和公安总局。开始几天就是他们3个人工作。至11月初,先后把市委、市政府、公安总局等机构组建起来。陈云涛任大连市副市长,赵杰任大连市公安总局局长。公安总局名义上隶属大连市政府,实际上是中共大连市委和辽东军区直接领导的一支穿警服的人民军队,中层以上干部由辽东军区任命,军事方面也归辽东军区指挥。
韩光说,开始筹划建立公安总局时,东北局、辽东军区除派了赵杰等领导干部外,还陆续成批地送来了大量的部队干部来搞公安工作。半年多就输送100多人。当时公安领导干部几乎都是由辽东军区派来的,也就是由八路军部队“改行”做公安工作的。到1946年底,这支队伍发展到近万人。
肖华领导辽东斗争的同时,其他山东部队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最早进入东北的万毅纵队,于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一支队为右路,由万毅、彭景文率领,从抚顺出发,继沿沈吉线奔吉林方向;二支队为左路,由王振乾和管松涛率领,从沈阳出发,沿中长路向长春方向挺进。
10月6日,第一支队向清原前进,途中消灭国民党地下军300余人。10月底从清原向吉林方向前进,途经海龙县山城镇时,欢迎的人群把一里多长的街道都挤满了。一支队多是原东北军一一一师的,回到离开10多年的东北,受到老乡的热烈欢迎,喜悦倍增。11月2日,应当地民众的要求,一支队从山城镇乘火车,奔袭梅河口,一举歼灭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赵小胡子匪部。11月4日,刘西元支队在通化遭国民党地下军围攻,一支队奉命驰援,歼敌一部,接着分兵清剿残匪,歼敌300余人。12日,部队返回梅河口,先后占领海龙、盘石、东丰、柳河等县,派出县长,建立政权。11月下旬,主力开到桦甸剿匪,接管了夹皮沟金矿。接着挥师北上吉林,控制城郊与交通线。
第二支队,首先智取铁岭,不费一枪一弹,将国民党地下军300多人全部缴械,继之,应苏军要求进行了法库作战。法库是沈阳的外围重镇和“战局之要冲”。驻守该地的为汉奸、国民党地下先遣第三军军长张志学部,约千余人。苏军曾派一个排前去,被打伤了几个人,遂找到支队部,要求协助他们去打法库。二支队派第一、第三大队于10月16日拂晓,由南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全歼守敌,击毙张志学。原鲁中军区有名的战斗英雄赵永江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9岁。10月17日,部队返回铁岭,受到驻铁岭附近苏军的欢迎,并赠送50挺92式重机枪。
在第一、三大队打法库时,第二大队乘火车开至长春。中共长春地下市委要求二支队派人到市内乔扮警察,控制长春局势。二支队派第二大队换上事先预备好的警察服,神不知鬼不觉地缴了伪警察150余人的武器,在长春市内,青一色换上了八路“警察”。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就露了马脚。一天,国民党接收大员在门口与警卫争吵起来。原来站岗的都是东北人,说东北话,这回都是山东口音。他们判断这些人是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不是当地的警察,于是,向苏军提出“抗议”。因有中苏条约的约束,长春地下市委只好让二大队撤出长春。
1945年12月上旬,东北挺进纵队进行了改编。第一支队合编为第一、第二团;第二支队合编为第四、第五团。全纵队发展到8000余人。部队改编后,继续分兵剿匪,转战于吉林、辽宁北部地区。
1946年1月中旬,东北挺进纵队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一支队编为第十九旅,第二支队编为第二十旅,各辖3个团。全纵队达到1.4万余人。
改编后,万毅奉命率第十九旅和第二十旅五十八团南移辽阳、抚顺一带,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梁兴初率领的第一师和罗华生率领的第二师也开至这一地区。山东一师进入东北后,一直是由林彪直接指挥的两支主力之一。秀水河子歼灭战后,随林彪移至法库地区休整,为阻止国民党军由沈阳北进,进至四平以南地区。山东二师进入东北后,即奉命由辽东西进,11月上旬进到黑山、北镇一带,先后两次与国民党军作战,之后,移至东满地区剿匪和创建根据地,3月间南进至四平以南地区。山东三支部队汇合到一起,互相配合,在四平以南实施运动防御作战,并参加了历时31天的四平保卫战。4月,杨国夫率领的第七师也由北满南下,作为主力进行了夺取长春作战。
在转战东北的战斗中,山东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并以其为骨干组建起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等叱咤于东北战场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