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的一刊一馆一股两工作团（编著/郑德厚）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创建于1938年12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后办学7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2.4万余名干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北渡渤海湾，进军东北，归属总校建制。
一、校刊、图书馆和油印股
1．校刊
校刊《火炬》从创办开始，即成为学校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助手，学校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校刊由校政宣传科长安征夫负责。安征夫参加红军后一直搞宣传工作。他能撰写社论、评论等各类文章，讲话抑扬顿挫，生动明快，富有逻辑性、鼓动性，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的宣传干部。《火炬》在他的领导下，办得很出色，受到全校同志的欢迎，每期下发后，大家争相阅读。
1940年1月，学校挺进山东后，《火炬》改名《战旗报》。这分油印校刊是在战争岁月诞生，在艰难环境中成长的。校刊的每张蜡纸、每盒油墨，都是来之不易的。有的是从敌人据点里缴获来的，有的是通过地下关系从敌占区买来的，因此，大家都非常珍惜。在行军中，负责刻印的金大力抢着背蜡纸和钢版。这位热情乐观、身体健壮的年轻干部，笑哈哈地说：“我叫金大力，力气大，背东西的话，你们别和我抢了。抢也抢不过去，还不如送个人情。”其他几位编辑，分工背着油印机、油墨和够出一期校刊的纸张，还有各自的背包、粮袋和手榴弹。他们在战斗时就到前沿采访，回到住处，在小小的油灯下，以膝盖作桌子，背包当凳子，写新闻、通讯和文章，修改大家送来的稿件，常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保证了校刊以较好的质量及时出刊。在游击战争环境下，虽然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不时还有生命危险，但编辑们不叫苦不叫累，执著地追求，把《战旗报》扎根在读者心中。
《战旗报》作为抗大一分校的校刊，有很强的战斗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指示，学校的中心任务、重要活动等，都能及时报道。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安征夫星夜挥笔疾书，写了《充分准备自己》的文章，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陷害新四军的罪行。文章号召全校师生化悲痛为力量，积极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的挑衅、破坏活动。文章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既要保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一切抗战力量，从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篇文章对全校同志正确认识皖南事变的性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战旗报》在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连续报道当地开明士绅、名流、爱国人士“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座谈会等情况。《战旗报》的战斗精神受到军内外各界的赞扬。1942年学校精简整编，《战旗报》即行停刊。
2．图书馆
学校组建时即建立了图书馆。图书是由组建单位的宣教部门提供的。陕北公学带的最多，有6驮。成立图书馆时，学校任命带这批书的王耕今为馆长。说是图书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也就是牲口驮的几驮子书，但大家把它看作是学校的精神食粮仓库，倍加爱惜。两次东迁，图书馆的几位同志，打包上驮，牵牲口行军，到宿营地还得卸下驮子喂养照看牲口，比一般同志要辛苦得多。
东迁晋东南后，环境比较稳定，学校购买了一些图书。向山东挺进时，图书增加了，轻装吧，舍不得，全部带走，牲口驮子又不够。情况反映给校领导，领导认为办学校离不开图书资料，现在的图书资料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必须设法全部带走。于是发动师生每人带几本。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大约一半以上的书，是全校师生带到山东的。令人感动的是，急行军过封锁线时，曾几次轻装，但轻来轻去，只把个人的用品“轻”掉了，图书却一本未减，一直带到山东交回图书馆收藏。在山东，行军转移更加频繁，如何使图书既方便借阅，又能快速收拢转移，是领导和图书馆人员经常考虑的问题。训练部长袁也烈对这个问题关心备至。1940年4月，他和图书馆的同志，共同研究设计了一种活动书柜，平时展开是书架，行军收拢成书箱。书箱与驮架配套衔接，不但上下十分方便，而且在行进中即可取书放书，使图书资料在流动环境中更好地发挥着作用。
在战争年代，抗大一分校师生爱护图书的事迹是很感人的。许多师生曾经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纸张精心修补图书。个别学员在行军转移时，不慎丢失了借阅的书，事后请假硬是设法把书找了回来。1942年12月，在沂蒙山反“扫荡”快要结束时，学校跳出沂蒙山后，接着又返回沂蒙山。校部住在打谷坪。一天，学校杀了猪，大家正忙着包饺子，饺子刚下锅，就传来了枪声。训练部长袁也烈派人侦察，侦察人员很快返回报告：“敌人很近了，必须立即转移。”袁也烈在组织转移时，有人向他报告：“情况紧急，图书来不及带了，扔下算了。”他坚定地说：“图书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必须设法带走。”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迅速将图书装入活动书柜，全部安全地转移了。
3．油印股
建校初期有一个三四人的油印股。他们的战斗武器是钢板、蜡纸、油印机和纸张，负责学校文件、教材及校刊的刻版印刷工作。编在宣传科，后来人数增至10人。
学校开训后，教材是由油印股刻印的。学校要求教材必须在讲课前发到教员和学员手中，所以油印工作是非常紧张繁忙的，经常夜以继日地连续干。全股同志认识到自己工作与教学关系密切，大家团结协作，紧密配合，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教材和校刊刻印得美观、整洁、清晰，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大家称赞油印股是抗大一分校高效率的“印刷厂”。
油印股经常随学校行军转移。油印股的同志将印刷工具背在身上，一到驻地就迅速展开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941年后，环境更为紧张，频繁地行军转移给教材刻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保证教材按时供应，学校领导让他们穿上便衣，住在较稳定较安全的地区，派专人送取材料，通报消息，在群众掩护下，秘密工作。这样，油印股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
在战争年代，即使在较安全的地区，有时也难免发生意外。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并和地方人员组成联防。一天凌晨，伪军绕过岗哨，摸到了住房外面。这时图书员贺涤尘工作一夜，睡意已过，准备出门遛一圈再睡。门一打开，就发现了敌人，当即开枪阻击。大家惊醒后，立即拿起武器，依托房屋，在校政治部民运干事江枫指挥下，顽强战斗。敌人久攻不下，最后放火烧房子。这次，牺牲了9位同志，是油印股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噩耗传来，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都十分悲痛。油印股用简单的油印工具，担负起战争年代繁重的教材印制任务，他们的高效率不是出自先进的印刷设备，而是靠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二、文艺工作团
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在敌后血与火的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为学校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戏剧运动在农村的普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活跃在太行山
1939年3月，学校根据抗战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文化娱乐工作团。4月，在屯留县故县镇的一个农民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到会并讲话。会上，宣布了临时负责人名单：总负责人汤任庵、曹辰力，音乐指导王承骏，戏剧指导贾尤。文工团主要任务是开展校内及驻地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
经过准备，“五一”节在故县镇向全校进行了首次演出。紫红的幕布上绣着抗大校旗和“文艺轻骑队”5个黄色大字。节目有齐唱、合唱、 《卖梨膏糖》、独幕话剧《和平酒店》、改良京剧《夜摸营》等，短小精干，颇受欢迎。7月，日军对晋东南“扫荡”，文工团随即和校部转移到太行山的长治、壶关和平顺～带。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学校决定将“文化娱乐工作团”改名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这时调整领导力量，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经常演出自己创作的小型话剧《傻子打游击》、《锄奸曲》、《打倒共同敌人》等，也排演“延安鲁艺实验剧团”的独幕剧《一心堂》、《沉冤》，多幕话剧《流寇队长》。这些节目起到了宣传抗战、动员组织群众参战的作用。
7月，在反“扫荡”的隆隆炮声中，文工团在壶关、平顺、长治、陵川一带，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唱着歌曲，穿大街，走小巷，动员群众出来看戏。演出前在台下教群众高唱抗日歌曲。每到一个村庄，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揭露日军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抗日锄奸，大大稳定和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9月，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司令员何长工，带领文工团先后到新五军孙殿英部、四十军庞炳勋部和骑兵十四旅张占奎部做统战工作。文工团为他们演出，教士兵唱歌，一起开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收到了良好效果。
校首长十分关心文工团的学习和成长。每逢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时，都吸收文工团听讲。这些教育，对团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继承与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作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群为抗战而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积极热情，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吃苦耐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成为活跃在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文艺新军。刘伯承师长赞扬说：“抗大就是不同，到处是歌声，部队活跃，军容整齐，士气高涨，面貌清新，把部队搞活了。”
2．成长在沂蒙
1939年11月，文工团随校向山东挺进。在东迁途中，校部女同志和文工团编在一起行动，称为宣传大队。团员背着长枪、短枪、手榴弹和剧本、锣鼓、胡琴，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还要保护女同志平安地通过封锁线，责任真是不轻。为了避免敌人空袭，那些天总是夜里行军，在纵横交错的抗日沟里穿来穿去。
抵鲁后，文工团的任务是配合部队开辟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适应这个新的情况，文工团的人员作了调整，先后增加了谭诲君等18人，建立了舞蹈组。
文工团第一次和山东父老见面，是在张庄集上组织的化装演出。丁铸铁的《拉洋片》，鲁岩和伊洪的大幅宣传抗日的连环画，乃初与沈默予的《卖梨膏糖》，白华、姜坤和苏伟的《放下你的鞭子》，蔡贲化装成私塾先生为群众写革命春联，史屏、陈谱写大标语，还有唱歌、跳舞、打花棍、说“武老二”和大鼓，形式活泼多样。演出中，还揭露了伪费县县长李长胜杀害百姓的真相。正值群众喜迎春节，演出轰动了整个集市。群众红红火火，抗日的情绪鼓动起来了。山东《大众日报》为此发了专稿。
演出的成功，鼓舞了全团同志的信心，同时也引人思考。面对山东的新形势、新情况，节目内容必须反映战斗，形式必须短小精干。1940年3月，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祝捷大会上，文工团演出了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治恐日病》，朗诵了沙洪歌颂孙祖战斗英雄事迹的长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文工团成立一周年时，在沂南县东高庄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一间农民屋子里，布置了展览室，展示了文工团一年的战斗历程和工作成绩。展室四壁挂满了各种图表和有趣的统计数字。如阮若珊一年“上吊自杀多少次”、乃初“挨耳光多少记”、伊洪“被枪毙多少次”等等（都是剧中情节）；还陈列了自己制造的道具、效果、化妆品和简单的布景，用柳条炭做的画眉笔，用猪油调制的化妆油彩，用儿童玩具“竹子鸟”做的鸟叫效果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人徐向前、朱瑞和学校领导周纯全、李培南都赶来祝贺并题词留念，还参加了聚餐，热闹非凡。
从1940年夏到1941年，部队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剧团，先后有170余人来文工团组织的宣教队学习。毕业择优留团的有柳成行、袁超、刘斌等6人。这时，也从毕业学员中调来了一些同志，如王冰、战坚、孙作棠（姚炜）等。文工团始终保持30至40人之间。政治上和业务上越战越坚强了，进入了创作的丰盛时期。“七一”，在抗大一分校党代会上，沙洪、王承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合作写出了后来唱遍全国的名曲《跟着共产党走》。在庆祝垛庄战斗的祝捷大会上，全团创作和演出《垛庄战斗组歌》。阮若珊和李林在反“黄沙会”战斗中创作的《沂蒙小调》，曲调优美，脍炙人口，成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艾力、贾霁合作歌颂战斗英雄的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在部队久唱不衰，并由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传到日本国。当时创作和演出最红火的两出小歌舞剧是《亲家母顶嘴》、《抗属真光荣》。前一出戏是通过一对亲家母的对唱辩论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悠扬的曲调，喜剧的气氛，幽默的语言，跑驴的动作，维妙维肖。后一出戏极为红火热烈，赞美生产丰收的“地瓜大呀么大地瓜”的演唱让群众乐开了怀。此外，小歌舞剧《爱护根据地》，小演唱《反对下关东》、《拥军模范彭大娘》，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喜酒》，都深受群众欢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文工团创作了数十个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有的成为看家的保留剧目，一直演到抗战胜利。这批小节目的创作为战争时期开拓战斗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戏剧艺术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开辟建立根据地，大演小节日的同时，这一群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战斗的空隙，克服困难，于1941年排演了阳翰笙创作的多幕活剧《李秀成之死》，以李秀成英勇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接着又排演了本团根据鲁迅小说改编创作的四幕话剧《阿Q正传》。这两出大戏的排演不仅使文工团受到一次艺术实践的锻炼，对武装了的工农及其干部也是一次较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享受。垛庄战斗后，文工团奉命到一一五师老四团、老六团和各部队慰问演出。有一次刚化好妆，敌人就来了，连妆也顾不上卸就转移了。这以后就动脑筋想办法，使演出更战斗化，更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
1940年深秋，在敌人“扫荡”前，文工团分散到各团、营、连，一方面帮助连队做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也为缩小目标。这次“扫荡”，文工团员石峰身负重伤。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根据地军民无不义愤填膺。文工团赶排独幕话剧《我们没有抗命》，还创作了歌曲、诗歌，在莒县十字路一带演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为开展滨海区戏剧活动，根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倡议，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纵队宣传大队、抗敌自卫军宣传队、教导二旅突进剧社、山东分局姐妹剧团等8个大剧团在渊子崖举行联合公演。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的是《李秀成之死》。这次公演在山东根据地是空前壮举，对提高演出水平、开展农村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41年“八一”建军节，文工团在蛟龙湾一一五师师部演出《阿Q正传》。演出结束后，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接见大家并讲话。罗荣桓指出，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里，这种大型话剧不宜过多演出，应以小型的、战斗化的节目为主。这次讲话，为敌后开展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3．反“扫荡”的考验
1941年冬，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文工团少数同志分散到部队，团部随校部和五大队活动。先是到蒙阴东和新泰地区，于12月初转移到沂蒙山的布袋峪一带。文工团编成两个小分队，分别由刘知侠、李永淮带领，分散到边缘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面监视敌人。
12月6日下午，敌人突袭团部驻地蒙山北麓一个小村，全团随五大队向南山口紧急撤离，途中又与敌遭遇，只得在山区周旋。8日拂晓，在龟蒙顶做饭时，敌人从东山袭来，全团紧急突围后，分散在山腰石洞与怪石间隐蔽。黄昏后趁夜向蒙山进发，在猪尾巴沟与学校取得联系，又到费县一带与敌人展开反抢粮反封锁的斗争。此后就开始了一连串日日夜夜的“包围”与突围、“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反“扫荡”中，团员们白天钻山沟同敌人周旋，晚上回村找吃的。当时只能从老乡的地窑里找点地瓜充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不饱。一些分散躲进山洞的同志，几天几夜缺吃少喝。出发前，每人只发一件羊皮大衣，没有棉裤和棉被，就这样一直在山上坚持了一个冬天。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家更加紧密团结，互敬互爱。为保护女同志、小同志和病号，年轻力壮的男同志分工负责安全。过河时把小同志、病号一个个背过去。遇有敌情，男同志战斗在前，退却在后，互相掩护。战斗空隙，编排节目向群众做宣传鼓动，越是困难，越是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反扫荡胜利后，校部命令文工团撤离沂蒙山区，随校部向滨海区进发。从鲁中到滨海，要通过台（儿庄）潍（县）公路和沭河，那里是敌占区。公路旁挖有很深的封锁沟，河水已经结了薄冰。过河那天，浓雾弥漫，在圣母冢附近，阮若珊摔碎了近视眼镜，夜行军看不清道路，失去联络，在敌占区里转了半夜，天亮时发现还未到沭河。伊洪在一个村子找向导时，推门见鬼子还在炕上睡觉。在危难情况下，刘知侠挺身而出，指挥脱险。于翌年元旦黎明前越过深度逾丈的封锁沟，无一伤亡地冲出敌占区。经过反扫荡，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情绪非常饱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哦呵，你还活着？！”
这次反“扫荡”，“小诗人”石峰、饲养员甘喜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坚受伤，刘俊被歹徒杀害，王杰、刘艺文被俘。后来王杰偷了鬼子的枪，化装回到了根据地。刘艺文在日军转运青岛途中于胶东跳车归队。
1942年2月15日在石门涧欢度春节。文工团在这里总结了沂蒙山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大家意味深长地说：“这次经历的生死考验，终生难忘。”
4．参加临沭“双减”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指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下军装到临沭县搞“减租减息”群众工作。
文工团进入临沭后，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和县区干部一起在大兴镇、北辰、盐店官庄、蛟龙湾等地开展工作。刚到临沭县时，这些从城市来的“洋学生”对同吃、同住、同劳动很不习惯，怕脏怕苦。朱瑞为此批评说：“这个样子，群众是不敢接近你们的。”这话对大家震动很大。男同志很快剃掉了“洋头”，披上蓑衣，女同志也换上了农村姑娘的装束。经过认真磨练才逐步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克服了这些缺点。为启发群众觉悟，串门拉呱（即说家常）、认贫雇农老大妈为干娘（个别女同志在几个月里就有10多个干娘），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端午节前完成了“减租减息”，家家户户吃上了粽子，由此迅速打开了局面，组织了农救会、妇救会、游击小组和儿童团，斗倒了恶霸地主。在8个月中，文工团员与群众打成一片，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沭群众在县委领导下，在冬季反扫荡中，积极与敌人展开斗争，以反扫荡的胜利战果，检验了“双减”群众工作。在这次群众工作中，文工团还根据上级决定，配合学校五大队到滨海根据地边沿接敌地区搞宣传和扩军。一次急行军80多里，黄昏时深入到敌我斗争的三角地区大哨和小哨村。这个村秘密建立了抗日政府和群众组织。文工团演戏的村子与3个敌据点都只隔8、9里地。敌人常来骚扰，群众深受其害，渴望解放。当时，这支文艺轻骑队是全团挑选出来的20几个身强力壮的团员，准备了一套非常短小精干的节目。随身带着幕布、服装、锣鼓，不到半小时就能演出，10分钟就能拆台。群众听说八路军演戏，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民兵主动放Ⅱ肖，台前、台左、台右都挤满了人。文工团演出了动员参军的小调剧《亲家母顶嘴》和群众掩护八路军的话剧《锁着的箱子》、《爱护村》等，群众热情极高，时过午夜仍兴致勃勃。在演出的同时，部分同志随部队进到敌人碉堡跟前喊话。这次飞行演出不仅完成了宣传任务，也完成了扩军任务，在敌人心脏区里开了花。
1942年8月，以马湘符、崔碧云、马瑞珍和马成等20多人组成的半企业性“平剧研究社”来到根据地，组织上派李林、张革非、阮若珊、柳成行及战士剧社的仇戴天，到该团进行京剧改革。社名为“实验京剧团”，李林任团长，马湘符任副团长，阮若珊任政治指导员兼文化教员。
为了发展壮大文艺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决定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离原建制，于1943年春节后，在石门涧与抗敌自卫军宣大合并，改称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面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与农村剧运工作，同时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三、民运工作团
抗大一分校从成立起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在敌后残酷的斗争中，军爱民，民拥军，同根据地人民结下了无比亲密的鱼水情谊。
1．初组晋东南
1939年1月，抗大一分校在晋东南建立了民运工作的各级机构。校政治部设民运科，大队政治处设民运股，党支部设民运委员，学员队设民运工作组。学校把民运工作列入经常性工作，定期布置检查，以创建一个较为安定的办校环境。当年夏天，各队的工作组在驻地一面宣传群众，一面按着党的政策做地主的争取工作。不少村动员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故县镇一次就有10多个青年报名。7月，日军“扫荡”，学校转移时，老乡们从四面八方拿着核桃、枣、酒、狐狸皮、狼皮等礼物送行，赶着几十辆大车帮助运送各种物资。
学校转移到平顺时，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干部科长欧阳平兼任团长，支队政委铁坚兼任副团长；下设队（对外称游击小组），刘惠东、姜达生等任队长。团员有70人左右。工作团归校政治部领导。成立后即分散到学校原驻地及屯留、潞城、壶关、长子、长治、高平、黎城等地区开展工作。战地工作团揭露日军罪行，动员群众锄奸，组织起来抗击敌人，使沉闷的群众情绪，很快活跃起来。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开展战地抗日宣传，组织群众拆桥破路、空舍清野，阻挠敌人“扫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敌人活动猖狂。欧阳平团长带一部分队员在壶关县北社村开展工作时，夜晚接到游击小组报告说：“鬼子来了！”欧阳平率领十几位队员迅速转移，才脱离了危险。途中，女队员易辉摔进深沟里，受了重伤。有一次，李祝三等几个团员渡河时，被敌人发现，连衣服都没顾上穿好，就躲进了青纱帐。敌人只能疯狂地射击，眼望着一片青纱帐无可奈何地走了。姜达生在树漳村边与鬼子遭遇，不幸被俘。在敌人驻地，他做通了伙夫工作，夜间，以解手为名，从后门逃跑脱险归队。当时，交通、通信条件很差，各队之间无法联系，只能队自为战，人自为战，独立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
7月上旬，日军进行“扫荡”，抗大一分校以及国民党的新五军孙殿英部、四十军庞炳勋部、独立骑兵十四旅张占奎部，都相继转移到太行山南部地区。通过高层领导的接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欢迎抗大一分校派工作队前往。9月，学校决定以校文工团和战工团的部分同志组成工作队，协助黄克诚司令员到这些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工作队去后，为友军官兵演出，到连队教士兵唱抗日歌曲，召开座谈会，宣传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积极做好团结友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使友军对我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有了一些认识，政治态度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形成了有得于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这些部队一些领导人的子女被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
2．活跃在齐鲁
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时，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学校为创建一个有利于教学的环境，于1月下旬，抽调了五六十名干部，成立民运工作团。校政治部民运科长罗野岗兼任团长，康彬任参谋长，梁占桂任分支书记。下设3个队，一队队长孔东平，副队长张逸群；二队队长张骏，副队长石峰；三队（妇女队）队长宋兹心。队内设分队，分队长有刘建国、秦思平、李民、张建华、张洪书等。
一队活动在南沂蒙的张庄、刘家店子、东西桃花、左泉一带。二队活动在葛沟、东西安乐、铁山子一带。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开展公平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支援前线，建立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动员参军，扩兵扩枪。
5月，民工团进行了组织调整，撤销团部建制，由校政民运科直接领导各队。一队继续在沂水十区的河阳、葛沟搞合理负担。反“扫荡”中，参加了攻打南薛店伪据点的战斗。后又到垛庄南部配合清抄反动会道门“黄沙会”。二队转移到沂水老五区和老六区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9月奉命去蒙山的水营、团埠、松林等地开展工作。10月，在松林遭投降派袭击，副队长程键光荣牺牲。
三队开展的妇女工作更加艰难。老乡们受敌伪“共产共妻”等欺骗宣传，听说工作队要来，年轻妇女早就躲蔽起来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大娘。于是，工作队进村后，就从个别家访、耐心拉呱做起，才逐渐亲热起来。有的后来还成了工作队员的干娘。一位大娘说：“八路军第一次开过来，我连气都不敢透地藏在草堆里。同志们叫我出来，我心里总是想，这回一定给八路军活埋了。哪知道你们这些同志通通都挺好，顽匪才是坏蛋。”工作成熟的村建立了大娘会。为防止敌人对群众的迫害，不公开选会长，有事就找召集人。
1941年1月，民工团随校部转移到泰（安）泗（水）宁（阳）和滨海地区。一、二队合并，张骏任团长，孑L东平任副团长。下设三个队，一队队长张建华；二队队长王任之；三队（妇女队）队长孙虹。一队活动在十字路以南的书院、猛虎崖、牢子峪一带。二队活动在板泉、渊子崖、三叉口一带。民工团大力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在板泉召开了各界士绅名流座谈会。春节期间，演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在三叉口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2、3月间，工作伸展到大店、下河、团埠子一带，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时值春荒，还广泛进行了生产救灾工作。
7月，民工团转移到蒙山，在牛栏、田家庄地区开展工作。蒙山地区生产落后，群众生活贫困。伪匪刘黑七烧杀残害，又进行反动宣传，群众见生人就纷纷躲逃一空。民工团白天分散活动，夜晚还要站岗防止敌人袭击。其后，日军又集中兵力，对沂水、蒙阴、费县、临沂地区疯狂“扫荡”。在反“扫荡”中，徐茂田、周慕苏壮烈牺牲，马玉福光荣负伤，延毅、李森不幸被俘。12月下旬，民工团又回到滨海地区，学校实行精兵简政，撤销了民工团。1942年5月，抗大一分校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工作队进行减租减息工作。由秦思平、王任之带领原民工团部分团员会同学校政治教员以及部分地方干部到莒县大店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拔地瓜地”“要甜茬”运动（从地主那里租出几亩麦收后的地，种上地瓜，以解决当年佃户的口粮）。用“谁要甜茬跟着走”的口号，动员广大群众，对地主实行“先打后拉”、“先拉后打”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斗争策略，大搞反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运动很快扩大到筵边、陡山、薛兴、鸡山和团林等区。秋初，终于攻开了大店这个顽固的封建堡垒。10月，组织决定王任之任大店区区委书记，姜斌任区长，林克任各救会主任，刘坚做妇女工作。从此他们便离校到地方工作。
3．攻克封建堡垒刘家店子
刘家店子是沂水县十区最大的封建堡垒。周围的村庄——河阳、东河和左泉，几乎全是它的土地。老地主扬言：“出门三五里，走不着别人家的地。我轻轻地跺跺脚，整个店子就得颤一颤！”因此，能否攻开这个封建堡垒，就成为打开十区工作的关键。民工团作了周密研究，决定由张建华带领一队配合地方政权去完成这个任务。受领任务后，全队兵分两路展开工作。大部分团员到各村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同时民工团领导带领少数队员深入到封建堡垒内部进行工作。召开士绅座谈会，宣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道理，宣讲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派林克、张霖等团员与其子女谈心交朋友。民工团用敌伪秋季“扫荡”中的烧、杀、抢、掠的罪行，开展教育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地主内部开始分化了。多数人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团结人民、真正抗日的队伍。有的仍持怀疑态度，还在观望。只有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视共产党如仇敌，继续与顽匪暗中勾结。第一位公开站到抗战队伍中来的是刘佛然先生，他不但主动捐钱出粮，还将护院的枪支拿出来，拉起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参加了山东抗敌自卫军（该军属山东抗敌协会李澄之、梁竹航领导，是一支抗日武装）。在刘佛然先生的带动下，刘家店子的地主营垒里，一些人逐渐转变了态度，拥护我党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刘氏家族中的刘钊、刘坚等年轻人，纷纷冲出家门，随民工团活动，投入到抗战浪潮中来了。之后，又到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有的参军，有的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
攻克刘家店子，对全区震动很大。沂南根据地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4．建立地方新政权
沂水地区是敌、伪、顽活动十分猖獗的地区。著名敌顽头目王洪九，就盘据在临沂北乡汤头镇。他们依仗日伪势力，与我顽抗，不断制造事端，残酷迫害群众。民工团二队进入葛沟地区后，工作极为困难。群众不敢露面，只有几个所谓的“村干部”出来应付差事。开会，敲破了锣，只来几个老弱病残和一群孩子。登门拜访，常吃“闭门羹”。面对这种局面，民工团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用行动感化影响群众。团员们到田间地头，帮助乡亲们劳动，边干活，边啦呱，宣传抗日道理，住在贫雇农家里，挑水、扫院子，抢着干活。访贫问苦，白天找不到人晚上去，人多时不方便个别去，打消顾虑，建立感情。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才慢慢地说出了心里话。东安乐村一位雇农说；“不是不想和你们接近，我们害怕呀！怕敌人化装成八路来行骗。怕村里王洪九的狗腿子暗中监视，怕你们一走，顽匪说我们通八路，那就没命了。”
这时，民工团了解到葛沟乡党组织遭破坏后仍有党员潜伏在地下。经过介绍，民工团与党员马兴楷等接上了关系。共同商议，决定在葛沟乡首先扩兵扩枪，组织武装。5天时间，就在葛沟、榆林一带动员了50多人参军，拉起了一支基于队伍。枪支不断增加，山西造的“撅把子”，换上了马牌手枪。民工团派朱永山任营长（后并入抗大一分校独立团）。有了武装，群众的胆子大了，工作更加活跃了。各村纷纷成立起自卫队。身挂大刀，手握长矛，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有的村还组织了有步枪、土枪、土炮、手榴弹的基干民兵。民工团又在葛沟乡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发动各村群众，改造旧政权。撤掉代表地主、富农利益的村长，通过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的乡政权。
葛沟乡政府成立时，召开了干余人的庆祝大会。群众敲锣打鼓，整齐有序。民兵和自卫队围绕会场巡逻放哨，群众情绪高昂。之后，土山乡政权也相继诞生。新政权的建立，对顽匪王洪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挖掉了他的社会基础，斩断了他伸向北乡的魔爪。敌人不甘心失败，妄图垂死挣扎。1940年春夏之间，顽匪王洪九派出匪徒30余人，偷袭西安乐村。那天拂晓，民工团突然接到情报，便火速转移。民工团沿沂河东岸西撤，出村不远，敌人便尾追过来。枪声不断，情况紧急，于是，民工团分为两组，互相掩护边打边撤，迅速转移到河底。队员们凭借河中巨石抗击顽匪。住在转埠子村的民工团和民兵自卫团，闻枪声纷纷前来支援。顽匪见势不利，仓皇逃窜。经过斗争，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5．改造张贯廷
1940年1月，民工团队长刘建国带领分队在沂水十区左泉、坊南乡一带活动。当时工作最大的障碍是政权掌握在大地主张仁堂及反动武装头子——民团团长张贯廷手里。
张贯廷是临沂专员张里元的营长。张里元逃跑后，他带领200多散兵游勇暗藏民间。这伙人明里是乡丁，实则是土匪，干着打家劫舍、拉牛绑票的勾当。张贯廷则帮人说票，敲诈乡民。他吸大烟，赌博，住着宽房大屋，大小4个老婆，保镖、打手数人，一派地头蛇霸气。老乡在他们的淫威之下，过着焦虑不安的生活。
民工团针对以上情况，觉得要想打开工作局面必须“擒贼擒王”先把张贯廷控制起来。
考虑到张贯廷表面上还是打着抗日旗号的民团团长，决定采取“拉”的办法。拉，就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设法接触张贯廷，与他论交情，摸情况。张也很谨慎，回避谈政治，有时还给民工团点下马威。一次，他从窗棂间伸枪，将院内枣树上的麻雀打下来，而后叫我们去打。我们自知枪法不行，便说：“现在子弹十分宝贵，还是留着打鬼子吧！”
当时，部队向该地区征粮15万斤，群众感到困难。民工团同部队研究后，决定只征5万斤。张贯廷便说：“看来这个民工团是想为当地办事的。”为了表示对民工团的谢意，他叫儿子送来两支德制匣子枪和200发子弹。这在当时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拉牛、绑票的事屡有发生。经查，这类事与张有关系，决定与张挑明。刘建国回避了几天后，去找张。当张热情接待时，刘说：“有件事，我不能瞒着你，你千万别大意。这次我去司令部汇报，看到桌子上有一摞呈子，都是老乡告你老兄指使弟兄们为非作歹、拉牛绑票的。司令部决定派人请你去，当时我向司令员汇报了你这一段帮助部队征粮、送枪支的事，才解了围。我们也算是朋友了。你以后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别办对不起人民的事。如果真的被叫了去，就是放回来，脸上也不好看。”说到这里，他感动得眼含热泪说：“多亏老弟回去了，替我说明了情况，不然我就大祸临头了。有些事我不知道，洗也洗不清啊。”从此他对手下的人管得严了，对八路军也更靠近了。一天他用试探的口气问：“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要不要？”当向他讲明政策后，他又问：“如果将人和枪交出来能当个什么官？”民工团回答：“可以当营长。”后来他交出武装后，叫他当了营长，又根据他提出的建议任命刘建国为教导员。而后，这个营与葛沟的另一个营组成了抗大独立团。
张贯廷当营长后，旧习不改，仍寻欢作乐。为了改造他，决定让他到抗大一分校参训队学习。他不愿同大家一起吃饭，跑到李家寨子当了汉奸团长。上级决定继续做他的工作。
他的儿子几次想抓民工团员，都被群众和侦察员发现，用枪镇住了，只得跪下求饶。让他转告其父：“如再与人民为敌，就清算过去的罪行；如干好事，人民会谅解。”张贯廷得知情况后很受感动，不久又同我方取得了联系。他还让李家寨子的汉奸自动缴械投降，又提供沂水城里的重要情报，协助我军攻打沂水城，抓到一度混入我军的日本、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周锡厚。
当再次见面时，他说：“我差一点成了杀害民工团的罪人（指他儿子的阴谋）。我几进几出八路军的大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真是罪该万死。如今饶了我，我再也不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准备去青岛经商。到青岛后如有用我之处，我一定效劳。
6．战斗在渊子崖
渊子崖地处沭河东岸，是滨海根据地莒县境内的抗日楷模村。1940年10月，抗大一分校民工团来到这里，发动群众，组织自卫武装，发展党员。年底，建立了村民主政权，又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等抗日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扛着“生铁牛”、“五子炮”，威风凛凛。全村到处张贴着抗日标语，人们高唱着抗日的战歌。
1941年冬，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在滨海根据地沭河两岸也设置了10余处据点。敌伪一到，四处抓人修工事，又向各村要粮草。渊子崖村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坚决抗粮、抗捐，拒交一粒粮食、一棵柴草。敌伪要粮不成，便纠集百余日伪军于1941年12月20日围攻村子。全村312名群众和区中队、自卫队怀着满腔的愤怒，在区长冯干三、区委书记文新生、村长林凡义的率领下，手持长矛、大刀，依仗土围子，进行了坚决的抗击。在敌人接近土围子时，暂停射击，向敌人高喊：“不要打了，粮食准备好了，你们来拿吧！”狡猾的敌人将信将疑，慢步爬行。当窥觅到土围子上没有大动静时，便疯狂射击，一拥而上。敌人进至土炮射程以内，霎时数炮齐鸣，一片火光，毙伤多人，残敌狼狈逃窜。全村首战告捷，士气大振。
敌伪恼羞成怒，翌日晨又纠集日伪军千余人，再次向渊子崖村发起进攻。敌人用迫击炮猛烈轰击土围子。这时，全村男女老幼，奋不顾身，一起上阵。敌人每打开一个缺口，群众立即扛来门板等家具，冒着敌人的炮火封堵，自卫队员林端五怒不可遏，抡起铡刀，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砍。经过激烈的拼杀，敌人在蒙受百余人的严重损失后，攻进村内。全村群众热血沸腾，手持各种武器继续与敌人展开巷战。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村子被敌人全部占领。区、村干部大部壮烈牺牲，群众战死百余人。残忍的敌人，在弱、妇、孺的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敌人血洗渊子崖又犯下了一桩滔天罪行。主力部队闻讯赶到时，敌人已仓皇逃窜。
可歌可泣的渊子崖村战斗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村自为战的典范。人们都引以自豪。滨海专署授予该村“抗日楷模村”光荣称号。延安《解放日报》刊登通讯高度颂扬渊子崖的英雄事迹。屹立在村旁，镌刻着“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的烈士塔，将万古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