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到山东后的教学和管理（编著/郑德厚）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创建于1938年12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后办学7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2.4万余名干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北渡渤海湾，进军东北，归属总校建制。

一、挺进山东敌后办学

（一）挺进山东

1．做好长途行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培养干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一分校，到山东敌后办学，就地培养山东部队的军政干部。命令学校留一部分人员，由何长工负责，做好迎接总校迁址晋东南的各项工作。同时对抗大一分校的领导作了新的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学校立即进行了组织调整。

以四大队为基础，将因病因故不宜长途行军的同志，和第二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赖光勋任大队长、铁坚任政治委员，在何长工领导下，留守原地迎接总校。其他教职员工和两个工人学员队，以及分配给新四军的毕业学员共1370余人，编为3个行军大队。全校女干部、女学员，同文工团编为宣传大队随校部行动。

学校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在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的率领下，准备向山东进发。

这次挺进山东，与第一次挺进晋东南一样，都是在严寒的冬季。所以，学校在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还在后勤物资方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供给部门把裁好的衣料和棉花，干粮袋和袜子布料，以及棉被料发给大家，要求自己动手缝制。棉被、干粮袋、袜子等，做起来还较容易，唯有做棉衣把男同志难坏了，有的人把两条裤腿缝成了一条，像条畸形口袋；有的上反了袖子，根本没法穿。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工作量，都去求房东大娘也不好办。这时女生队发挥了作用。她们中的能工巧匠，给男同志做示范讲解，然后再到各班帮助指导。一时间，到处都是缝制棉衣的人，经过几天的紧张劳动，棉衣总算缝制完毕了。

供给部门还抓紧准备鞋子。这是长途行军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东迁任务一传达，供给部门和民运工作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募捐了许多布鞋，自己动手又打了不少草鞋。募捐的鞋下发后，大家一看可乐坏了，原来大多是些花鞋。鞋子的质量很好，底子厚厚的，鞋帮上用五颜六色的花线绣成各种花草鱼虫，鞋面上还绣有黑色云头（鞋头上的一种装饰花纹），很像戏剧演员穿的鞋。这种花鞋当地老乡穿得也不多，据说是老辈人结婚才得一穿的吉祥鞋。群众把吉祥鞋送给部队，足见对子弟兵的深情厚爱。这些鞋大小不一，经调换、改制，成了经久耐磨的上等好鞋。大家就是穿着这样的鞋走出太行山的。

2．在西井镇听取朱德总司令的指示

1939年11月15日，抗大一分校东进队伍从太南驻地神郊地区出发。出发时受到留守同志们的热情欢送，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勉励。队伍向西井镇迸发，准备在那里接受总部的指示。

行军第一天，就遇上鹅毛大雪。天气寒冷，呼出的气凝挂在脸上、帽沿上，一个个变成了白雪老人。行进中风大、路陡、坡滑，一不小心，人马就有滚落山谷的危险。行军设有收容组，掉队同志晚上都能赶到宿营地。当日行军到达“虹梯关”，从下仰望，一条蜿蜓曲折的山间小道直通山顶，关口好像挂在天上。大家一边攀登一边议论关名，有的说虹梯关顾名思义，就是用彩虹搭成的梯子直上云霄，名字美极了；有的说虹梯关就是京剧里的虹霓关……大家说说笑笑，把风大、路陡和坡滑带来的困难，忘到了一边，一鼓作气登上关口。站在关口，极目环视，豁然开朗。群山连绵，一望无际，天连山，山连天，既险又美，令人心旷神怡，行军的疲劳一下消除了不少。

经过4天行军，到达群山环抱的西井镇，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当天，周纯全等领导前往王家峪，向总部首长汇报请示工作。朱总司令听取抗大一分校关于东迁的情况汇报，询问了有关问题。他明确指出：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总部，对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是寄予厚望的，要把东迁山东的重大意义向大家说清楚。总司令详细分析了山东敌伪顽之间，以及与八路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强调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联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南可威逼沪宁，北可进逼平津，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他还把山东抗日根据地，形象地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天下大雨（指国民党搞反共、投降、分裂等），大家都可以到大树下躲躲。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回旋余地大，但缺干部，缺子弹，这次你们每人给一一五师和山东地方部队带100发子弹，作为见面礼，他们会很高兴的。希望抗大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批又一批，孵出千万个坚强的抗日干部。最后，朱总司令还语重心长地指出，抗大一分校从领导起一定要谦虚谨慎，尊重山东党政军领导，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队之间的团结。这样你们就一定能为建设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西井镇还接见了抗大一分校的全体干部。

总部决定李培南任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此前，校领导派人先期到一二九师，请示行军路线及掩护等问题。李达参谋长听取了汇报，具体研究制定了行军路线，明确了掩护中的有关事项。

3．向峻极关迸发

在西井镇休整期间，学校领导向大家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再一次进行了思想动员。强调指出，这次东迁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路途艰险。要带干部、带子弹、带钱财（作为学校经费的金条、银元等），要通过星罗棋布的敌人据点和封锁线，随时可能与敌遭遇。要求全校同志，必须严守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也指出了这次东迁的有利条件：有第一次东迁的经验，思想工作比较充分；领导力量强，又经过军政训练和反扫荡的锻炼，有一定的行军、作战经验；特别是护送部队的战斗力强，对沿途敌情、地理环境熟悉，与交通配合密切，消息灵通，有护送经验等。经过教育动员，全校同志既看到东迁的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又看到有利因素，增强了胜利信心。

11月25日，学校离开西井镇，向峻极关迸发。“峻极关”也称“三界首”，是河南、山西、河北3省的分界处，是东出太行山的关口，也是通向冀南平原的重要通道之一。部队出发后，一直在蜿蜓曲折的山间小道上行进。山间居民很少，走几个小时也看不到几户人家。居民点，大多在河谷梢的平坝上，依山傍水择地而建。盖房用石头垒墙，用石板当瓦，是名副其实的石头房屋。这里的农民非常穷困，但十分勤劳。山高地薄，土地零星分散，大小数十块合起来才两三亩地。每年种一季谷子或玉米，收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有一半口粮靠“柿糠炒面”（一种用晒干的柿子皮，掺合谷糠、玉米面等磨细炒熟的食品）。柿子树生命力强，在青石山上也能长得干高叶茂。每年秋季，人们收摘大量的柿子制成柿饼，换取盐、油等物。

这一带是抗日根据地，每逢队伍路经或住宿时，群众都出来欢迎，村干部跑前跑后，为部队筹粮。也真难为他们，哪里有粮食呢？学校到达时，他们挑来了几筐软柿子，说：“柿子好吃，尽管多吃，能补肚子。”柿子吃起来又凉又甜，但不顶饥。接着，村干部送来了“柿糠炒面”。这种食品味酸甜，但吃后难以消化，肚子发胀，大便干结。群众告诉大家：“学会吃糠，胳膊上加钢。吃柿糠炒面，先喝水，大便就不会干结了。”群众清贫的生活，使同志们有了亲身的体验，感受很深，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革命斗志，决心为解放劳苦大众而献身革命事业。

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到了峻极关。座座山峰层峦叠嶂，绵延数十里，高低错落个个像宝塔一样，式样别致，景色壮观，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极目远望，只见华北大平原迷迷蒙蒙，一望无际。同志们豪情满怀地高呼：这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此美丽富饶的国土，怎能让侵略者铁蹄践踏！

在关口向阳崖壁上刻有“李公道”3个大字。从关口下去，是一条绵延数里的石阶小道，相传是古时一位李公为方便大山两边行人往来而捐银修建的。循此而下，快到山脚时，太阳即将落山，余辉映照，山势更显得雄伟壮观。傍晚到达山麓，地势逐渐平坦，村庄人烟多起来了。这是武安县境，’学校在山下几个村庄宿营，准备过封锁线。

4．跨越平汉铁路

日军把平汉线视为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铁路两侧筑有沟、墙和炮楼，妄图既保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又隔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封锁分割之目的。学校到达武安县后，立即进行过铁路封锁线的各项准备工作。

学校宿营地，距铁路有50多里路。一住下，立即加强警戒，封锁消息，补充干粮，检查行装，进行夜间行军的组织教育工作。规定夜间联络信号，要求鞋要跟脚，跑步时身上不出声响，不准有火光，等等。平原地带敌人行动快，要提高警惕，不能疏忽大意。进一步轻装，不必要的东西要减掉。还向大家宣布，万一被敌人冲散，如被阻隔在铁路以西，要尽快返回太行山总部；如越过铁路线要迅速到曲周找冀南行署联系。出发当日，令大家白天睡觉，傍晚开饭，黄昏急行军。11月30日，在两个连的掩护下，向邢台南沙河行进。快到铁路时，正值夜静更深，行军队伍迅速地由四路纵队变成多路纵队。跑步快速地通过铁路，整整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得大家一身大汗，腿脚发软，终于安全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拂晓，到达宿营地时，各村政府和民兵已把住宿的房子铺好铺草，大家很快就休息了。

5．行进在华北平原上

12月3日，来到曲周冀南抗日根据地，受到冀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召开了欢迎大会。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宋任穷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队伍在冀南休整了几天，补充了干粮、鞋袜等物，接着折向东南，开始了华北平原上的行军。在这里看到了闻名已久的“抗日沟”。纵横交错的抗日沟，是平原地带抗日军民的伟大创造。平原地带地形平坦，便于敌人机动及武器装备之优势的发挥，抗日军民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弱敌之优势，在广阔的平原上开挖了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抗日沟”。沟又宽又深，沟口筑有土垒、转盘，可以阻挡敌人的视线和射击，既能打击消灭敌人，又能隐蔽转移自己。这种改造地形的创举，使师生们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有的同志说，这比诸葛亮的八阵图高明多了。

通过敌人碉堡区及铁路封锁线，都采取夜行军、急行军，这对全体同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行军中涌现的勇挑重担、团结友爱的事迹使人永生难忘。在邢台与沙河之间穿越平汉铁路封锁线时，校政治部锄奸干事李达孔，被分配到炊事班帮助工作。他在急行军中，抢着背大铜锅。他是红军干部，经过长征，身上负过伤。他的行为对大家是无声的激励。图书馆、文工团的同志，负责图书教具的护送。100多斤的驮鞍抬上抬下，十分费力，但他们不叫苦不叫累，争着抢着干。一次，驮马惊跑，鞍子掉下，文工团的史屏硬是把100多斤重的驮鞍背了10多里地。大家称他“史驮子”，赞扬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学校领导的乘骑，行军中总是让给病号或体弱的女同志、小同志骑，而他们却迈开双脚和大家一起行军，还不时地穿行在队伍中做指挥、鼓动工作。每到宿营地，他们还得听汇报、安排各项工作，比一般同志要劳累辛苦得多。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人民军队中的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对学校的师生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就在这次过封锁线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个浑名叫“铁锤”的小鬼，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就问指导员：“谁是封锁县（线的谐音）的县长？过他这个县怎么费那么大的劲，找到他俺要一锤敲死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把疲劳困倦都驱散了。

走了几天，到了卫运河。这里河水丰沛，富有舟楫、渔业之利，渔民多在船上养鱼鹰捕鱼。为隐蔽企图，学校夜间急行军赶到大名东南龙王庙渡过运河，很快便进至冀鲁边境的馆陶、冠县、朝城一带。此地无敌情，学校开始白天行军，夜晚宿营，比较平安。在朝城附近，遇到穿灰色军装的范筑先部队，态度友好，学校顺利地通过了他们的防区。

过了鲁西，学校从平阴以南走过黄河故道。这里残留着一堆堆沙丘和水堰。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在中牟县花园口炸毁河堤。河水一泻千里，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们看到的尽是满目荒凉的景象。黄河故道的前方是东平湖，因黄河改道，失去源头，早已变成了沼泽地。队伍从小道通过东平湖，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6．跨越津浦铁路

12月29日夜，学校来到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驻地——泰肥（泰安、肥城）山区南上任村，前方不远就是津浦铁路封锁线了。当时正值敌人“扫荡”，第六支队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学校与其一时联络不上，遂决定加强警戒，派出尖兵，月光下继续向东挺进。晚10时左右，侧翼警戒向校领导报告，发现前方一支百余人伪军“扫荡”队伍。校长周纯全下令停止前进，卧倒隐蔽，如敌不开枪，我也不开枪；如敌开枪则立即还击。当敌人发现行军队伍拥有骡马辎重，人数众多，便遛回了据点，学校继续东进。

12月30日，队伍很快与第六支队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受到热情欢迎。他们为学校介绍敌情，补充给养，派出两个连掩护通过津浦线。在这里，大家吃到了山东人民的主食——煎饼（一种很薄的，用玉米、高粱米、糁子、地瓜等磨成糊烙制而成的食品）。多数人是第一次吃，颇感新鲜。

津浦铁路是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线。日军为确保运输畅通，在铁路东侧挖了深、宽各4米的“隔断沟”，重要地段修了封锁墙，交通要道处还筑有岗楼，对经过路段构成交叉火网。铁路上行驶着手摇轧路车，装甲列车往来巡逻。此外，日军在铁路两边几十里的村庄建立了伪政权，设伪村长和情报员，日伪还逼迫铁路附近村庄成立所谓爱护村，让老百姓站岗放哨，有情况随时报告，否则以私通“八路”问罪。显然，通过津浦线要比过平汉线困难得多。且学校行军时日已久，行踪意图难免不被敌人察觉。校领导认为，一定要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提高警惕，深入动员，严密组织，确保安全通过封锁线。12月31日，学校在离铁路尚有90里的驻地周围，派出了便衣岗哨，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不让人离村。与此同时，举行临战动员和准备，校长周纯全提出：“敌人过年，我们过路，胜利通过封锁线，迎接1940年。”动员后，安排大家白天睡觉，以便乘敌假日疏忽夜晚通过封锁线。

敌人的封锁线再严密，也有薄弱环节和空隙。学校选择大汶口南面的南驿车站附近的一座铁路桥洞作为通过点。此处受地形限制，敌人无法挖沟筑墙。在交通人员的引导下，经过急行军，午夜3点多钟队伍到达桥边。掩护部队进入警戒位置，队伍在寂静紧张的气氛中，快速通过了津浦铁路。过了桥洞，又急行一程，黎明时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威胁。一气行进130多里，迎来了1940年，虽劳累疲惫，但士气高昂，精神振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7．胜利到达沂南县孙祖乡

过了封锁线，继续向东南进发，要经过国民党杂牌部队盘踞的地区。这些军队大多拥兵自重，鱼肉百姓，以自身的存亡为标准行事。1月1日下午，学校向前行进时，遭到国民党鲍峄山部袭扰。他们有几十个人在山头上射击，企图阻止学校前进。这时，校长周纯全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他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命令通信排：“去把这些混账东西赶走！”战士们低下身子冲了上去，对方看势头不妙遛下山去。通信排控制了山头，队伍继续前进。当时，一位国民党部队军官求见。自称是鲍峄山部的参谋长，表示愿意保护我军顺利通过。司令员周纯全会见了他，指出：刚才开枪射击是错误的。他连称“误会，误会”，他们之所以未采取礼让为先的态度是担心被吃掉。

1月5日，学校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在地方党和秘密交通员的有力配合下，全体同志团结战斗，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迁，胜利到达山东沂南县孙祖乡。

1．“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敌后教育原则的提出

1940年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召开大会，热烈欢迎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指出：山东是一块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也是一支新发展起来的部队。因此，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都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相信抗大一分校的到来，一定能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并指出：一方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基本停止了正面进攻，把主要兵力转入进攻敌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妄图蚕食和消灭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共浪潮，从而使山东本来困难的斗争局面，变得更加尖锐复杂了。显然，这种局面必然会增加办学的困难，但我们相信有着抗大优良传统的抗大一分校，是能够战胜困难，完成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的。他们的讲话，对刚刚来到山东的全校师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1940年春节过后，山东各部队选送的学员陆续报到。

这是学校在敌后招收的第三期，也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的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670名。

3月初，举行了开学典礼。徐向前司令员到会并讲话。他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不久，斗争相当尖锐复杂，战斗将是频繁的，环境也是很艰苦的，你们全校师生一定要学会“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才能适应客观的斗争环境。办学的实践证明，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十分正确。

第三期学员入学前，为适应分散流动情况下的教学，学校对训练编队作了调整，学校直接领导大队。．大队为建制训练单位，有健全的训练组织，担负主要教学任务。大队分工是：第二和第五大队培训军政干部，女生队隶属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负责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专业技术干部，并负责由参谋和营团干部组成的参训队的训练工作。第三期学员经过5个多月的训练，分别于1940年8至12月毕业离校，分配到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政府工作。

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长韦国清任山东纵队陇海支队政治委员，调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袁也烈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撤销第一纵队随营学校，编为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抗大一分校以一大队为基础，配备百余名干部，由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率领赴胶东，在掖县桑园与胶东于校合并，成立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原干校校长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贾若瑜任副校长。任命训练部军教科长闫捷三为训练部副部长兼军教科长。任命校政组织科长刘浩天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这期间，学校还调出数百名干部到山东纵队和地方工作。

1940年2月，又决定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鲁西军政干校划归抗大一分校兼管，分别改称第一支校、第二支校。同时，胶东支校改称第三支校。不久，鲁西划归冀鲁豫地区，由一二九师领导，第二支校亦改变了隶属关系。

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稳定办学环境，学校决定组建民运工作团（简称民工团）。

1941年2月，抗大总校派遣一个由45名干部组成的山东大队，充实加强学校的工作。该大队由聂凤智、张英勃带队。聂、张分别担任抗大一分校直属机关校务处处长和政治处副主任；后又调任胶东支校校长、政治处主任。至此，学校的组织机构更加健全，教学力量大为加强。

学校所属支校，主要担负一般军政干部的训练任务。由于被敌阻隔，相距较远，难于联系，支校由所在战区领导。

2．建国大队的开办

1940年12月，‘第四期学员陆续入学，共2524名。山东分局决定，将培养县、区、乡三级政权干部的任务，交由抗大一分校担任。学校随即将第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承担此项任务。

集中培训地方干部，对抗大一分校来说还是第一次。学校领导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专门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培养地方干部是关系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必须从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和他们的工作需要出发，精心安排训练科目。在行政管理、起居作息、生活秩序等方面建国大队完全执行军队干部的训练标准。学员每人发灰色军服、棉被、裹腿、背包、瓷缸、毛巾以及布鞋等；最使学员感兴趣的是三人一支步枪、几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学员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心情格外高兴。大队长王泮清动员说，在物资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发这么多东西，目的是要大家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适应将来斗争的需要。学员在讨论时，联系实际斗争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严格的管理，努力学好本领。建国大队的军事课主要学《论持久战》，重点又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门课由大队长王泮清任教。他系统地讲授了游击战的基本条件、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打法、目的，等等。由于他讲课生动实际，语言风趣，条理清晰，声音宏亮，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课是从培养地方干部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的，有社会发展史、土地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政治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一般理论原则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采取讲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很受学员欢迎。普遍反映，对指导今后工作帮助很大。

建国大队每4个月一期，第一期经过4个月的学习，于1941年4月上旬毕业，学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该大队共办了4期，每期学员500余名。1942年3月，抗大一分校撤销建国大队建制，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教员，与地方的财经学校合并，组建山东省建国学校，负责培养地方干部。

第四期其他队的学员先后于1941年8、9月毕业。这期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学员通过学习，对我党提出的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的策略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受到较深的教育。

3．战争环境的教育训练

抗大一分校进入山东后，教学对象已变为主要训练部队基层在职干部和地方政权干部，军事教育更加强调实战教育、典型战例教育、小部队分散战斗教育等内容。这是山东部队建设的需要，也是抗大一分校自身建设的需要。面对复杂的军事斗争，“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斗争实际，因此，成为敌后教育的重要原则。各大队在组织教学时，必须是一面警戒敌人，一面进行教学。拂晓起床，打好背包行装，吃完早饭，把学员拉到村外，如无敌情就在场院或树林里上课操练；如有敌情则区别不同情况灵活处置；或派部队警戒敌伪的流窜袭扰，掩护各队照常上课，或设法转移。学校以教学为主，且武器很少，学员又多是排连级战斗骨干，无特殊任务，一般不主动作战。但是，在敌伪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学校警卫力量又很少，因此必须把全体人员组织起来，保卫学习。自卫性的小型战斗时有发生。学校还参加了军区统一指挥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以及开辟、巩固根据地的战斗。学校遵循这一重要原则，重视总结、研究教学的经验教训，重视用现实的、典型的战例补充教学内容。从进入山东到1941年12月，学校参加的主要战斗有：防御型的垛庄战斗（1940年8月）、河阳战斗（1941年3月），遭遇型的摩天岭战斗（1941年10月），进攻型的铜井战斗（1940年6月），攻坚型的侍郎宅战斗（1940年10月），袭扰型的猪尾巴沟战斗（1941年11月），等等。学校对参加过的各种类型的战斗加以总结，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使学员倍感亲切，印象深刻，收到了战教一致、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

在军事教育中，特别重视行军机动教育。行军——机动——战斗（学习），再行军——再机动——再战斗（学习），是这一时期教学的一大特点。学校把行军的侦察、警戒、宿营、通信联络、紧急集合、方位判定、地形地物利用，甚至烧水、洗脚、挑泡（行军时脚上磨的泡）等等，结合实际，有目的地纳入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学员普遍反映教得活，学得深，用得上。军事教育更加重视军事技能的训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和爆破是当时对敌作战必须掌握的技能。正课时间主要讲解构造、原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使用技能的掌握与运用是通过早晚课余时间反复练习获得的。军事技术教学，也非常重视结合实战进行。在配合部队进行的侍郎宅战斗中，工兵教员赵志坚指导学员用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一举攻破了土围子。这个经验不但在校内进行教学，而且很快向部队推广，成为炸碉堡、攻据点的新战法。

4．流动分散条件下的教学活动

流动性大、战斗频繁的环境，给教育训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完成以教学为中心的培训干部的任务，学校克服种种困难，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求大家明确树立：抗大是革命熔炉，每个成员都必须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抗大又是革命的学校，每个成员既是学员，又是战斗员和工作队员，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又要参加战斗，做群众工作；抗大是在敌后开办的，学习、战斗交织在日常生活之中，全体师生必须有高度的敌情观念，随时准备用战斗保卫学习，保卫根据地，在战斗间隙还要努力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强调教员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为培育军中桃李不懈努力。当时，学员驻地分散，且经常机动转移，一堂课往往要跑几个地方讲授，还要给警戒、执勤的学员补课。这些都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和教员的工作量。全校教员和工作人员满腔热情，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以教学、战斗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其次，行政管理、教学组织、干部配备等项工作也要适应分散、流动条件的要求。在行政管理上，把机关人员连队化，按班、排、连编成。全校人员都实行轻装，并经常进行紧急集合演练，做到一声号令，快速集中或分散。在教学组织上实行教员驻队，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军政教员兼任队干部。配发武器的学员，上课是全副武装，枪支、子弹、手榴弹等随身携带，做到学习、战斗、生活一体化。在配备干部上，各级主要领导，特别是大队、中队干部既能组织领导教学，讲授部分课程，又能组织指挥战斗。这种优势，保证了战斗和训练的顺利进行。

再次，总结和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分散、流动环境的施教办法。这套办法的主要特征是灵活善变，见缝插针。教员驻队，队干部又能任教，教员、队干部就能随时随地把握时机，灵活地实施教学。教学有几套方案。能长能短，能多能少，可一次实施也可几次实施。时间长多讲，时间短少讲；集中时讲课，分散时组织复习讨论。集结待命，行军大休息等，都是见缝插针进行教学的好时机。1940年5-7月间，三大队大流动5次，小流动24次，作战5次，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仍然完成了教学任务。

最后，在教学制度、教学设备上，要服从和适应战斗、分散环境的需要。当时学校曾明确规定。每天20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完成课程讲授任务；60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组织复习、讨论或军事技能课的操练。在教学设备上，把黑板做成能组装的，拆开便于行军携带，拼起来能书写上课。还制作了活动的图书资料柜，平时放开是书架，人们随时可以借阅；一有情况马上合成书箱，置于驮鞍上行军转移。当时，教材和校刊的刻印设备，也都是从平时便于工作，战时便于携带来设计制作的。

5．文化教育

学校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先后在14个学员队开设。课程以语文教学为主，兼及必要的数学、史地和自然科学常识，占总课时的15%。通过教育，学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不仅有效地辅助了军事、政治学习，也培养了自学能力，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全校只有赵立苍、郭绍仪和路唐克3位文化教员。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师生积极设法创造必要条件，决心攻下文化关。教员以门板作黑板，木炭代粉笔露天上课，遇有敌情又需随时转移。学员自调墨水，用旧纸作练习，用树枝划沙练字。露天上课，背包是坐凳，大腿即是书桌。在行军中，走在前面的，背包挂上生字板，后面就可以练习认字。就这样在驻军和行军中，师生千方百计地创造识字环境和条件，一字一词地学，一笔一画地写。教员不足，提倡识字多的帮助识字少的，会讲解的帮助不会的，互教互学，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习气氛。

文化教员郭绍仪为激励大家的学习热情，填写了坠子曲词，并示范演唱，其中的“鸭绿江边洗个澡，长白山上会个餐”，一时被传为佳句。教师以身作则，师生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也体现了革命战友的深厚友谊。

学员多数是文盲，会说不会写。从启蒙识字人手是语文教学的首要内容和步骤。教员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底本，筛选出千余常用字，编写了识字课本，并力求结合实际反复练习，达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的要求。政治课《社会发展史》为配合语文教学，编写了深入浅出、通俗易读的教材。有的队开数学课，也自行编印了课本，佐以必要的图示和数字手写体样式，文图并茂，加深直观效果。地理课教员把一本旧的中国地图册，放大绘制成30多幅中国山岳河川分省地图。学校委托《大众日报》印刷厂，用简陋的石板印刷技术套色印制。语文教学必须结合战斗任务、战备训练和军事学习进行。很多军事上的常用词语要靠语文教学作辅助。如：战争、战役、战斗、战术、进攻、防御、强攻、坚守、奇袭、遭遇、游击战、运动战，以及破坏扰乱、包围迂回、佯攻牵制、围城打援、利用有利地形、抢占制高点、消耗战与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等等。这些词语都有丰富的含义。为达到全面理解和恰当地使用，教学中有时还要运用战例加以说明。还要认真联系生动的思想和政治生活。1942年，为配合整风，在文化课中学习了整风文件，通过正确理解整风词语的含义，大大加深了对整风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教员有时还引导学员联系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修养，努力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得到双丰收。学员们盛赞语文教学联系实际的方法好。

6．首届党代会的召开

1940年7月1日，抗大一分校在沂南县东高庄召开了首次党代会，与会代表300人左右。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莅临会议，作了《从国际到山东》的报告。报告对国际形势，抗日战争形势，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作了科学分析，使大家既看到困难的一面，又看到有利的一面，使与会代表和全校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

会上，李培南作了《关于抗大一分校成立以来党的工作总结和发扬优良作风的报告》，周纯全作了《关于行政教育工作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大会号召全校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全校同志完成党交给的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为迎接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校文工团副主任王久鸣和宣传干事沙洪合作，创作了一首献礼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曲词优美，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从抗日战争唱到解放战争，唱到全国解放，唱遍了全国，成为优秀保留歌曲。斗争实践使学校认识到，优良作风是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山东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要求学校必须进一步加强优良作风的培养。大会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培养优良作风的成功经验。

学校重视加强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优良作风的培养。新学员入校后的第一课，就是认真地向他们讲解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要求师生共同努力，在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身体力行、认真贯彻。学唱《国际歌》、《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抗大校歌》，通过革命歌曲的陶冶，使大家逐步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自觉地养成遵守纪律，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好传统、好作风。

干部以身作则，是培养优良作风的一条重要经验。学校的各级干部，都懂得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处处起模范表率作用。干部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在小组会上作批评与自我批评。行军中，领导干部的乘骑、干粮、水壶等，总是让给伤病体弱的同志用，干部替学员背背包、扛枪，被视为非常平常的事。作战时，校领导经常到前沿组织指挥，各级干部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最危险就在哪里战斗。在物质待遇上，从校领导到学员，差别很小。这些方方面面的表率行为，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优良的传统作风，使之成为团结奋进，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抗大一分校精简整编

（一）精简整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1942年年初，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学校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学校的第一次精简，组织机构变动不大，对原来的3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4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一大队政委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这次精兵简政还根据中央军委2月发出的《关于交流干部的建议》精神，调出数百名干部，分配到山东分局、各部队和战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这一措施，加强了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作和锻炼干部，起到一定的作用。

抗大一分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是在1942年的8月份。8月初，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将训练部原属的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只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学校的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政委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训练部长袁也烈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教导二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1943年，学校大队机构缩编为营。这次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由上级统一分配工作，和部队干部进行了交流。

1943年3月16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

1943年7至8月间，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率工作组全面检查学校工作。肖华主任在总结中肯定了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校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学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后，组织机构和人员又作了调整。校（团）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校长（团长）、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仍分别由周纯全、张雄、袁仲贤担任。教育长闫捷三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教育长由孙继先（原山纵二旅旅长）接任。第一、二、三营和上干队的编制未动，各营领导成员也基本未变，只有第三营营长姚世峰调上干队任队长，其营长职务由陈士法接任。1943年7月，校长周纯全奉命调山东滨海行署工作，9月，山东军区任命袁仲贤接替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梁必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为副团长兼教育长。张雄调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

1944年6月，抗大一分校奉命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又有较大变动。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职务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其教育长职务由李梓斌接任，关静寰为副教育长。3个处的机构未动。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千队、城市青年队（为山东分局城工部代训）外，还编有4个队：第一、第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文化队的学员，大部分是领导机关的公务员、勤务员，以及领导的警卫人员。这些同志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这次专门开办了文化队。

（二）开展生产与助民劳动

1942年到达滨海区后，环境相对稳定一些，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即对农副业生产作出规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菜金、杂费自给。

学校的生产股和各基层单位的生产组，具体组织落实生产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除要求各伙食单位种菜、养猪以外，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海边运盐，办豆腐房、粮食加工厂、被服厂、服务社等。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水平，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培养和增强了劳动观念，使大家对毛主席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亲身感受。毛主席为解决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抗大一分校从上到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农副业等各项生产活动，生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同时，学校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建设。学校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和实行军民一致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大家认识部队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部队的建设与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1942年，学校驻莒县十字路一带。这里是老驻地，军民具有深厚的情谊。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学校召开军民座谈会肯定成绩，检讨工作。还以文工团为骨干，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歌舞队、京剧组等，春节一清早，各单位领导带队，到各村给军烈属和广大群众拜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晚间，各单位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热烈的“双拥”和军民共庆新春佳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过后，学校又大力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全校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天一亮就上地，摸黑才收工。尤其对军烈属，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包下来了。帮助驻地群众的日常劳动，如担水、扫地、修场院、清扫猪圈等，都有计划地安排专人负责，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有时学校转移了驻地，还在庄稼成熟时，派人回去帮助收割、打场。群众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把群众的事，时时挂在心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出公差，抬担架，支援军队多打胜仗。”

（三）抗大一分校整风与教育训练

1．第二届党代会的召开

1942年6月1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上届党代会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与会代表审查通过了李培南的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和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共Il人，书记为李培南。

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罗荣桓同志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学校认真学习罗荣桓的讲话，根据教学力量，决定在办好校内训练的同时，抽出力量走出校门开办各类训练班，以加快干部的培养。

第六期教学时间最长，经过一年半的军政训练和整风学习，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肖华为该期毕业学员题词：“打通思想，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高技能，准备反攻。”

2．开展整风运动

为在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到1945年2月的三年时间里，抗大一分校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直把整风运动放在重要工作日程。这期间，学校领导对整风运动抓得很紧，并针对在职干部和学员的不同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在职干部中，一般分3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强调学好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整顿作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步进行对照检查，即在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在这两个环节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学习文件安排的时间不够充裕，对文化低、理解阅读能力弱的同志，没有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照检查中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的效果。对这些偏差，一经发现，都作了较为及时的纠正。例如，把文化低、理解能力弱的在职干部编到学员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同学员一起听整风文件的讲课；对乱戴帽子等现象，主要是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联系个人思想检查得人情人理的同志作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启发，从而使整风检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普遍反映检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心情比较舒畅。第三步是审干。由于前两步在进行中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审干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对教育训练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学员的整风教育，利用政治教育时间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没有放松。营、团上干队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减少了军事技术教育时间，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问题几项规定》精神，学校召开了民主检查报告会。会上，政委梁必业传达了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在军区直属队民主检查总结会上的讲话。罗荣桓的讲话，对山东党政军开展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及今后的工作任务。接着，梁必业作了本校的民主检查总结，他说，三年来的整风学习，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的最实际的教育，使全校师生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改进领导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他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3．到部队开办训练班

1942年以后，伪顽力量逐渐有所削弱，与日军直接交战增多，鉴于我军兵器、火力较弱，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要求进一步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以便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夺取胜利。据此，学校不仅在学员中开展了刺杀训练，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多期刺杀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刺杀教员。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千方百计制作了几十套刺杀训练护具。有了护具，学员苦练近似实战的对刺，提高了刺杀训练的战斗性。刺杀教员郑绍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茂德是原东北军军官，受过刺杀专业训练，还有一位是参加过反战同盟的日军军官。他们技艺精湛，要求严格，教学得法，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1943年以后，学校还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开办刺杀训练班。刺杀训练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近战的士气和白刃格斗的能力，在战斗中，特别是对日军作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除抓刺杀外，还加强了爆破、近迫作业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近战能力。

此时，我军从敌伪顽手中缴获的轻重机枪、追击炮、掷弹筒等武器逐渐增多。但由于部队指战员对这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不够熟悉，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这些武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器，调到学校训练有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强兵器性能和射击技能的训练外，还多次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训练重点是故障排除和射击技能。当时我军弹药不足，不掌握一般故障排除和“点射”技术，不仅浪费子弹，而且很难发挥武器的战斗性能。经过培训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但节约了子弹，而且提高了射击命中率，特别受到部队的欢迎。徐行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于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对提高部队射击技术起到了一定作用。罗荣桓接见了徐行、赵志坚，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抗大一分校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作贡献的鼓励和表彰。

4．掀起练兵热潮

1943年7月7日，全校举行军事体育比赛大会。项目有单杠、木马、越障碍和刺杀，各项都评出前3名。炮兵连当时获单杠、木马连队比赛第一名。这些比赛项目使用的器材，都是教员和学员用木头、土坯、石头、泥土、旧棉花等代用品制作的。条件虽差，练兵热情却很高，技术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学校的炮兵连是以红一方面军炮兵连为基础组建的连队，是技术性较强的基层单位。军区和校（团）领导都很重视炮兵技术，经常给连队以具体指导。学校政委张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鼓励干部战士学好炮兵技术，准备大反攻。营、连干部，团结一致，组织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政治指导员赵培桐，把“九二”步兵炮的零件，绘成立体图形，既方便学习，又保护了武器，受到大家的欢迎。红军名炮手、连长李玉章和战士们称赞说：“这是一个创造。”炮兵战士的体力最为重要，尤其在山地作战，骡马行动不便的时候，要靠人力把炮抬上去。装炮弹也要靠臂力。为此，炮兵连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在石沟崖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取得了良好的战绩。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后来许多人担任了我军炮兵的重要职务，为发展、壮大人民炮兵作出了一定贡献。5．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1943年冬至翌年春，学校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等论述，政委梁必业就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去实践。他组织大家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

为了改进政治工作，学校很注意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2月，政委梁必业率学员一、二队副政指廖习仗和赵广恩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听取了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政委黎玉的《会议总结报告》和主任肖华的《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仅向全校干部进行了传达，还结合学校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把部队经验贯穿到教学中去。2月5日，又派政指赵培桐等人参加了滨海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主任刘兴元主持，政委唐亮作报告。吴岱在会上作了政工经验介绍。

为倡导尊老敬贤风尚，1944年春节期间，学校给50岁以上的老同志祝寿。这些同志多数是长期分散搞生产或做炊事工作的老红军。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政委梁必业热情致词，颂扬老同志的业绩，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