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诞生于莱芜（编著/郑玉强）

（一）缘抗战而创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长驱直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犹如火山爆发，锐不可当。同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境内，山东人民积压的抗日怒火立即燃烧起来。中共山东党组织毅然承担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派遣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并于1938年1月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各地党组织也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支人民抗日武装和各种救亡组织。在抗日救亡这个大目标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境内迅速形成，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各地的抗日武装建立后，皆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缺乏军事干部；兵员大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战斗经验不足；政治素质也亟待提高；等等。因此，山东省委在1938年2月召开的刘杜会议上决定，由黎玉去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同时请求中央派干部和八路军主力到山东以加强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1938年3月27日，黎玉启程去延安。不久，毛泽东在给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长江局的电报中指出，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重要，那边民枪极多；发展扩大游击战争，主要是派干部去；一两个营去做骨干更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干部被分期分批派往山东。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段君毅、霍士廉、钱钧、吴瑞林、潘维周、吴坤、周赤萍、王子文、罗绩伟、陈宏、刘建中、苏杰、白炎波、杨国夫、史秀云、鲍辉、王彬、杨士敬等50余名干部，携两部电台到山东工作。

郭洪涛等于1938年5月20日到达泰安县南上庄山东省委驻地。21日，省委召开干部会议，郭洪涛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按照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了山东省委，暂定郭洪涛、林浩为常委；郭洪涛任书记兼军事部长。5月下旬，徐州失守。中共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八路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敌后挺进的战略部署，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仍任省委书记。

6月30日，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即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在鲁中，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鲁东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7月4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这一计划。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时期，边区省委工作开展得比较得心应手。但随着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和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日益扩大，缺乏干部又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在抗日武装起义之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曾给山东省委派来10名红军干部和一批知识分子，但还是远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早在1938年初，当时的山东省委为了培养干部，初步成立了一个有30多人的干部训练班；由杨纯、徐仲林等负责。为尽快培养大批干部，边区省委便决定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成立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于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便应运而生。

在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开办半年后，也就是1939年的1-2月份，边区省委宣传部长兼干校校长孙陶林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发表在1939年1月刚创刊的《大众日报》上；1939年6月21日至26日的胶东《大众报》曾转载。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在去年徐州失守，山东全部沦为敌人后方，当时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山东各地游击战争广泛的发展，而游击队却无人领导。行政开始恢复，民众抗日情绪开始高涨，要求组织武装与领导，却无人负责；另一方面是千百万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愿意为民族而牺牲一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怀着满腔的热诚，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领导游击战争，为保卫祖国而流最后一滴血，然而他们却缺少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以及动员民众所必要的常识。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前线的战争，牵制敌人，阻止敌人前进；动员组织与武装千百万的民众，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支持长期抗战。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是有赖于动员与吸收广大的抗日青年，给他们以各种政治军事民运的方针与方法，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部队、各地区，为实行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与目的，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动机和目的。”

孙陶林的这段文字，把创办干校的动机和目的表述得最明确不过了。

（二）于莱芜诞生

1938年5月底，在郭洪涛同志的提议和领导下，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在莱芜县一小山村里诞生了。起初称之为干部训练班，也叫随营学校；后来到了岸堤，改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岸堤干校。

学校直属边区省委领导。1938年12月山东纵队指挥部成立后，也属于山东纵队领导。由边区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随郭洪涛一起来山东的干部刘建中、潘维周分别担任干校生活指导部主任和政治部主任，负责干校的具体日常事务。

孙陶林校长与刘建中、潘维周等认真研究了办学事宜，拟定了招生简章，抄写成文，以孙陶林校长的名义在各根据地和各支队驻地广为散发和张贴；并以边区省委的名义给各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各抗日游击队下发通知，要求各特委及所属各县、各支队都要动员保送一批进步爱国青年和选送一批优秀干部和战士到干校接受培训。而对干校的任务，孙陶林等干校领导亦已非常明确，那就是把所选送来的先进可造青年，培养成为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发展抗日武装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和民运干部；从而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提高民众的觉悟。

此事一经广而告之，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前往边区省委驻地报名。有的是各根据地党组织动员保送的；有的是父母亲自送往学校的；也有的是各支队选派的。

在费县，中共费县工委接到了省委调党员去干部训练班学习的通知。5月10日前后，去参加学习的同志集合到地方村，与地方村的几个党员一起到贾庄，汇合了李伯瑾等人，然后经过仲村，向北行进；在新泰县母猪台村找到省委。费县这一批到干校学习的学员，有王力生、赵光、王开忠、杨诚、王依群、王敬明、李伯瑾、王正德、郭华、商向前、陈子未、崔晓东、鲍天仇、刘砥石、唐军等十几个人；隔了十几天，仲村又去了几个，其中有两个女青年是崔晓东等在师范讲习所的同学，一个叫唐瑞芳，一个叫唐家英。这二人当时还不是党员。她们分别被分到了政治队和民运队。崔晓东还担任了政治队党支部组织委员。

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六大队当时驻在沂水县城南的袁家城子村。大约在五月底，第六大队接到了边区省委的通知，要他们选派一批优秀基层干部和战士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六大队就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最佳人选。一天，六大队政委杨昆、副政委邵德孚、政治部主任李仲林召集所选派人员开会，杨昆作动员讲话，再三强调到干校培训学习的重要意义。被选送的24名同志一致表示决心：到干校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这24名同志现在知道名字的有：临沂三乡师学生、于1932年11月由中共沂水南乡区委书记王赞堂（王光伟）介绍入党的张百川；七七事变后即在沂水西北乡组织成立抗日救亡协会并担任协会主任的共产党员袁子扬；临沂三乡师学生、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第四支队六大队的段锦洲；还有耿启明、徐华（女）、庄伯方、李松舟、牛瑞符、杨雨田、朱献町、朱兆运等。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其中庄伯方还是刚入伍一个月的新兵。一天，政治部的人员找庄伯方谈话，说要派他去岸堤干校学习。庄伯方一听，喜出望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们第二天就整队出发了。

在这24位同志里面，有三位是地方上的同志，年纪都很小。他们就是沂水五区朱家里庄村的杨雨田、朱献町、朱兆运三位青年。其中杨雨田18岁，朱兆运16岁。他们三人能和六大队的战士一起去干校受训，是六大队副政委邵德孚推荐的。

邵德孚作为六大队的一名负责人，怎么去推荐素不相识的三位农村青年去干校学习呢？这里面是有着一些历史渊源的。

起因在青年学生杨雨田身上。

杨雨田出生于沂水县依汶区朱家里庄村（今属沂南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1937年夏天考入临沂省立第五中学。这年深冬，日军大举进犯山东，临沂五中和临沂师范皆被迫停课。杨雨田回到故乡朱家里庄。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朱家里庄的战前党员朱寿年、杨荫田在沂水五区、十区（现属沂南县）乡农学校代理校长朱义皆、朱遂初的支持下，在村东崖子崮上的回龙寺拉起几十个人的抗日游击队。为了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杨雨田毅然决然地要求参加游击队。朱寿年、杨荫田对他说：“参加抗战非常欢迎，但你的个子太矮，年龄又小。等以后有机会，再参加抗日工作，怎么样？”杨雨田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游击队负责人杨荫田，是杨雨田一奶同胞的兄长。另一位负责人朱寿年，于1925年5月在沂水经同学张希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本地建立与发展党组织的主要人物。1928年12月中共沂水第一届县委成立，他担任县委书记。1929年5月朱寿年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个月，从此沂水县党组织与上级党领导机关暂时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朱寿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杨荫田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军阀韩复榘逮捕。1936年春出狱回到家乡以教书为名仍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并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房产分给佃户。外人称其为“杨大癫”。1938年2月，杨荫田找到省委派回沂水、莒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邵德孚及李仲林，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根据他们的指示很快拉起了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编入第四支队六大队。

不久，传来边区省委干校招生的消息。于是，经过杨荫田与第四支队六大队党代表邵德孚联系，商定由邵德孚推荐杨雨田等三人一起到干校参加学习。

但是，杨雨田对此却有些担心。因为大哥杨荫田已带领游击队参加了六大队；二哥杨芸田也正在酝酿组织抗日队伍；自己再去干校学习，父亲会不会同意？他担心父亲会从中作梗，于是便向父亲杨次章再三解释。他对父亲说：“青年学生不能当亡国奴啊！听说日军来了先杀受过教育的青年；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去参加八路军找出路。”其父听了这番话，微笑着对杨雨田说：“你别哄我了。七七事变以后，来咱家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还少吗？他们都向我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主张。我听了很佩服。你想去干校受训，去就是了。这走的是正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去吧孩子，我不拦挡你。”

杨次章的欣然同意，出乎杨雨田的意料之外。

其实，杨次章如此深明大义，是有其思想基础和客观原因的。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爱国文化的熏陶；一生老成持重，深明大义；对如何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位老人有着鲜明坚定的立场。1933年，其长子杨荫田在济南身陷囹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五次亲赴省城去营救儿子，花费掉大半家产。因之家道中落，成为破落地主。从这件事上，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从而对反动军阀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936年春天，其长子出狱后回到家乡，以教学为名仍然一如既往地参加革命活动，并主动把自己的土地和家产分给本地饥寒交迫的佃户。杨次章对此毫无异议，而且还非常支持儿子的举动。抗战开始后，杨荫田等人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杨次章全力支持长子的爱国之举动。游击队成立之初，经费给养都没有着落，面临窘境。杨次章毁家纾难，大义凛然，又一次伸出救援之手，从自己家里拿钱拿粮，供应这支武装。杨次章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最后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石多小麦供应部队。因为杨荫田、杨芸田的关系，曾有不少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多次去他家。杨次章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并很快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从而思想更加进步，抗日救亡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所以，在杨雨田提出要去干校学习的时候，他慨然应允，没加任何阻拦。

于是，杨雨田等三人于1938年5月底来到驻扎在袁家城子的六大队与另外20余人会合，6月上旬由战前党员袁子扬（沂水县小诸葛村人）率领，依照六大队领导安排的行动路线直奔蒙阴。

当时正值小麦成熟季节，一望无垠的田野里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山坡上，牛羊在逐草追食。田埂地沿上，长满绿油油的青草，草丛中点缀着一些高高矮矮的叫不上名来的野花，有黄色的，有蓝色的。一路上，美丽的景象触目皆是。但是，在国难当头、战乱来临之际，他们毫无心情观赏，只是急匆匆地行军赶路，想着快一点儿到达干校驻地。

这天傍晚，袁子扬一行24人赶到了沂水县夏家庄。经村长安排，他们住在村头一家小店里。店主人是夫妻俩，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二十几位年轻人，丝毫不显忙乱，安排得有条不紊：先是端来热水让他们洗脸烫脚；接着又给泡上茶说是喝了止渴解乏；最后，端来的竟是热腾腾的白馒头和熟猪肉。这丰盛的晚餐，使这24位年轻人既纳闷又惊讶激动。纳闷的是这对夫妻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热情好客？惊讶的是这夫妻俩竟弄出如此丰盛的饭食招待他们。这些战士当中，有的自从离开家乡参加六大队以来，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的饭呢！

吃罢晚饭，一位叫段锦洲的战士和店主坐在院里边乘凉边聊天。交谈中，才知道店主叫张致祥，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小店主要由其妻子张大嫂经营。夫妻俩以开店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每当有自己的同志从此经过，夫妻俩亲热有加，待之如同亲人一般。杨雨田、段锦洲他们在小店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拂晓，便又启程向西奔去。

第二天，他们抵达蒙阴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进城后，他们就直奔国民党蒙阴县政府交涉食宿。说来顺利，他们被安排在一家客栈里。晚饭后，还到城南杨树林里看了一场莱芜梆子戏。第二天，问明白八路军第四支队的对外称号和驻地后，便匆忙启程赶路。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终于抵达目的地……在蒙阴城南的肖家峪村，找到了边区省委机关。

袁子扬等一行受到了热情接待，省委机关派人送他们到干校驻地大庄村去报到，第二天就编入了学员队列。张百川被编人军事队；杨雨田、朱兆运等被编人民运队；袁子扬被编人政治队。不久，袁子扬又被调到油印室，与两位女学员赵建平、宋铮负责学习资料的刻印工作。说是干校，其实和连队里差不多，一切军事化。因学员未到齐，尚未举行开学典礼，暂由潘维周、刘建中等讲课。主要课程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一般是上午讲课，下午进行军事训练和教唱抗战歌曲。学校生活较为活跃。

在博山县，县委书记张敬焘亲自介绍了于诚、于刚、翟翕武、李东鲁等四人去干校学习。此时干校已从莱芜经新泰、蒙阴越过九女关来到费县的仲村（现属平邑县）驻扎。翟翕武等四人在后面紧紧追赶。经过几天的辗转奔波，一路上餐风露宿，风尘仆仆，终于在仲村找到了省委机关和干校。到达干校住处报到时，翟翕武等四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第二天，刘建中等同志分别找翟翕武等四人谈话。刘建中找到于诚，详细地询问了于诚的家庭情况。之后，又问于诚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于诚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名热血青年，不能眼看着日本人侵略咱中国而不管。我参加八路军就是为了打鬼子。”刘建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向于诚介绍了抗战形势和干校状况，认真地讲解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当一名革命战士就必须自觉遵守服从。接着，又找其他三位同志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在干校第一期学员中，还有山东肥城的王照华，山东莱芜县的张伯祥（原名张肇瑞）、杨维屏、李铎、林萍，山东临淄的崔兰亭、冯旭东，山东邹平县的张实杰（又名赵浩然），山东寿光县的郭萍、韩克辛等。

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建立后一直随省委机关行动。在转移途中，在新泰南鲍庄、蒙阴大庄、肖家峪，费县仲村等地驻扎时，每天都有青年前来报到，从6月初在新泰县南鲍庄村开始集中，至月底陆陆续续到了200余人，大部分是中学、初小程度的青年学生。分别编为政治、军事、民运三个中队。全校为一个大队，大队长为翟明仁。

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学校。缺乏教员，边区省委负责同志郭洪涛、孙陶林、史秀云、王彬等亲自授课；没有书籍，学员袁子扬、赵建平（女）、宋铮（女）就刻钢板印刷讲义。干校里有一部油印机，建校后就成立了油印室，由学员自己刻板，自己印刷；仅有的一点儿学习资料就是从这里刻印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油印室，也是流动的，只不过是村里老百姓的一间草房，干校随省委机关转移到哪借用到哪。有的房子连窗户也没有，有的窗户很小，光线不足。白天，袁子扬他们就把桌子靠近门口放着刻钢板；晚上，就在一盏小豆油灯下继续工作。那时的蜡纸、油墨、纸张等都很紧缺，弄到一点儿很不容易。因此，刻钢板时就得十分认真仔细，刻好一块，要互相校对一遍；偶尔刻坏一张蜡纸，心疼得了不得。印刷时，也努力做到印刷一张成功一张；实在有个别字句模糊不清，就用钢笔重描出来。那时的蜡纸、油墨质量不太好，加上天气热，蜡纸容易溶化，油墨也常常调不均匀；刻成一板，有时印几十张就印不清楚了。为此，他们很着急。怎么办呢？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办法。白天天气热，他们就改在夜里印刷；印上几张，就朝蜡纸上吹吹冷风。油墨也是调了再调，尽量调到浓淡适宜。对如何使用油墨磙子，也摸出点儿规律，那就是轻按快推。这样，一张蜡纸由原来只能印刷七八十张，增加到印100余张。他们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次油印讲义的任务。

干校的每一位领导对油印室都非常关心。生活指导部主任刘建中经常来指导工作。他高高的个子，操一口陕北腔，比如“群众”二字，在他的口音里就变成了“穷种”。所以，袁子扬他们经常和刘建中开玩笑，见面就喊“穷种”。徐仲林同志是分管教务工作的，也经常来检查讲稿印刷情况。他个头很高，胶东口音很重，也很平易近人；袁子扬、赵建平经常请他帮助辨认稿子上的生字。还有潘维周也经常来，他是做组织工作的，要求入党的学员都愿意找他谈话。

这个时期，山东的党组织，还没有自己的民主政权，不能够下令向群众征收粮草。没有给养，吃不上饭，学员赵龙图等人就外出募集。炊事员少，学员就轮流干。在跟随省委机关不断转移中，于校学员边行军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