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从鲁南转移至鲁中（编著/郑玉强）

1．读书声伴枪炮声

开学不久的一天夜里，从东北方向隐隐约约地传来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时而紧密，时而稀疏。学员们都知道这是第四支队二、三团和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部的战斗打响了。与此同时，干校也向学员们作了紧急动员，要求学员们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做好战斗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干校对学员们的学习安排得特别紧，前方在作战，学员们在枪声中学习。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民运队新增加了利用地形地物、行军、宿营等学习内容，并且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练习。几天后，前线传来捷报，第四支队二团、三团歼敌一部，击溃大部，申宪武率余部狼狈逃窜。

申宪武，时任国民党第七游击纵队司令，也是滕县、费县一带的地主武装头子。抗战爆发后，他不打日军，却专与共产党、八路军作对。边区省委率部抵达滕县南塘、刘庄一带与抗日义勇总队会师后，随即作出了立即反击申宪武部的决定。申宪武的司令部设在滕县以东的冯卯村（现属枣庄市）。为了出其制胜，消灭申宪武部，三团团长汪洋率部直插冯卯村申宪武司令部；二团团长钱钧率部直接进攻外围申部主力。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歼灭申宪武部1000余人，其余随申宪武逃窜。参谋长王彬率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一大队一直追到滕县东北30多里的一个村里，狼狈逃窜的申宪武早逃到这里，正停留在村里喘息。抗日义勇总队的战士们进村后，发现申宪武早已仓惶地钻进高粱地里。当时高梁已经开始抽穗了，搜索起来很困难。这样，申宪武才得以逃命。

三团攻下冯卯村以后，冯卯周围几个村子的地主武装大部分投降，只剩下冯卯东边一个村的大地主在负隅顽抗。这个大地主有着很大的家业，肥田千亩，骡马成群；思想非常顽固反动，是申宪武地主武装集团的死硬分子。他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围墙、炮楼与四支队和抗日义勇总队抗拒。当时四支队没有攻坚的重武器，一时难以攻下炮楼。于是，四支队就去找开明士绅李维肃。李维肃是桑村（现属平邑县）有名的大地主，建有一支武装，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日。四支队从他那里弄到20发八二迫击炮弹；仅打了几发，那个负隅顽抗的大地主就吓得屁滚尿流，弃“堡”而走；炮楼上的顽军也随之跑掉了。

经过七昼夜激战，四支队二、三团和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先后攻克了冯卯、高庄、万村等村庄；但未能给申宪武部以沉重打击。四支队二、三团仍继续进行反顽斗争。干校学员在枪炮声中如饥似渴地学习。

7月下旬的一天，干校突然接到边区省委的紧急集合、随省委机关向东部深山转移的命令。原来进攻土顽刘广才盘踞的东江围寨持久未有结果，未能打开他的土围子。再加上有些领导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领会不深，把握不准，在执行统战政策上出现了偏差，认为地主豪绅光开围子、供给给养不行，还必须缴械投降。结果将冯卯村附近的40多户士绅富户抄了家、派了款；并收缴了与八路军、共产党有统战关系的友邻部队的武器，扩大了打击面；再就是四支队二、三团进入鲁南地主土顽的心脏地区，地主土顽受到了很大刺激。于是，滕峄一带的地主豪绅，如邹县的秦启荣、平邑的孙鹤龄、费县的梁继璐等部，纷纷联合起来向四支队二、三团和抗日义勇总队进行围攻。一时间，边区省委和四支队所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

四支队南下滕、峄以后，虽然在山亭、高庄、冯卯等地连续打了十几个胜仗，但没能够牢固地站稳脚跟。好不容易打开一个地方，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到。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当年的鲁南地区村村镇镇都建有高高的围墙，凡大一点儿的村庄都有一个地主当司令，佃户就是他的兵。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四门一关，村民谁也别想出来，共产党、八路军也别想进去。即使要进，也得向村里当道的封建势力打个招呼。若不经过地主武装的允许，那他就要淫威大发。有的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八路军，但内心里都有隐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组织发动群众，就是连接近老百姓都很难，吃饭、住宿也成了问题。四支队和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不得不露天宿营，以生梨充饥。当时，正值炎热酷暑，病号不断增加，部队严重减员；而兵员又不易补充。最后只好将二、三团合编成一个团，约1500人左右，保留二团番号。根据边区省委的意见，部队连同干校一起冒着滂沱大雨行军30多里，开进了滕县东南的西集（现属平邑县）。

西集是一个大村镇。村里有一个世袭的地主司令。他一听说八路军来了，吓得浑身筛糠。四支队没有收缴他的枪支，只是把他的所有枪支封存、派人看管起来。后来，不断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个地主的思想才有点儿变化。四支队在西集驻扎了一个星期，给养完全是由这个地主供给的。

在西集驻扎期间，四支队和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仍然不断受到周围几个村子地主武装的围攻。钱钧担心有被包围的危险，几次提议要打。当时周围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有串通的，他们企图联合起来与四支队对抗。参谋长王彬认为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克制一下是上策。他一面打电话告诉汪洋，千万不要打第一枪，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一面又做那个地主司令的工作，把枪还给了他。这样，四支队才趁夜间撤出了西集。

撤离西集后，边区省委和四支队来到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活动的地区。在此，边区省委召开了会议，郭洪涛等领导同志及时总结了这一阶段领导工作上的经验教训，仔细分析了鲁南滕峄地区的实际情况，深深感到鲁南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在抱犊崮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还不成熟；再加上在掌握、运用政策上有些左右摇摆，伤害了一些中、小地主的利益；在此与顽军对峙于我军不利；省委想在此扎下根来是不容易的，也是不现实的。于是，边区省委和郭洪涛同志决定挥师北上，回鲁中去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此时，已临近八一建军节。为了庆祝建军11周年，干校在雪山寺举办了文娱晚会，组织演出了一些节目。在召开文娱晚会的第二天，干校分配走了一批学员。之后，为了北上方便，把全体学员编成了班、排、连；行军领导是大队长翟明仁。在当天夜里，干校全体人员即紧跟在边区省委机关后面向北转移了。

2．八里沟遭遇伏击

从鲁南到鲁中去，必须经过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之间的集镇白彦。该集镇在滕县东北山区、费县西南，抗战前属费县管辖，现属平邑县。集镇一条街东西狭长，滕、邹两县通往费县、临沂的公路从这条街中穿过，这条街成为鲁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坐落在狭长山川中的小集镇，在鲁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以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只要控制了白彦，就可以控制东西近300公里的公路线，控制南起陇海铁路、北至滋临公路的大片山区和数道河川。因此，白彦成为鲁南地区的战略要冲，被称为鲁南重镇。

该村镇有个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名叫孙鹤龄，此人控制着数千人的民团，盘踞于此称王称霸。他不仅是白彦镇的主要统治者，而且还是方圆近百里的“土皇帝”。从他祖上数代起，在白彦称霸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孙家祖上数代都是清朝朝廷命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孙鹤龄又受到反动军阀的保护；后来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1929年秋，刘黑七匪部逼近白彦，先肃清了白彦的外围据点，进而准备攻打白彦。孙鹤龄获得情报后作了反击部署。在一天夜里匪徒发起攻击，但受到重创。近百名匪兵大部分被击毙，一部被活捉。刘匪遭到了严重挫折匆匆撤回蒙山。在溃退的路上，又被民团前堵后截，人员损失大半。因而国民党山东政府对孙鹤龄传令嘉奖，并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任命孙鹤龄为鲁南剿匪司令。从此，孙鹤龄挂起司令的招牌，称霸鲁南。抗战爆发后，孙鹤龄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不断发展武装力量，成为鲁南地区反动武装集团之一。

七七事变后，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将要踏进白彦的时候，已接受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拥护抗战的鲁南开明士绅万春圃派人与孙氏父子联系，打算利用同孙氏父子的亲戚关系，说服其参加抗日。万春圃给孙氏父子写了一封信，劝其接受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抗日，一致对外，挽救国家危亡。为万春圃送信的人向孙氏父子说明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主张，孙鹤龄听了说：“我是老蒋委任的司令。在没有接到老蒋的命令之前，谁的我都不听。”送信的人再三开导，陈说利害，但孙氏父子的顽固态度终没改变，争取孙氏父子参加抗日的努力未能成功。其手里近千人的武装被国民党当局编为“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孙鹤龄之子孙益庚被任命为支队司令。从此，孙氏父子有了两个司令的招牌，积极发展武装势力，口头说抗日，实则反共，破坏抗日；严令他们所管辖村庄防范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并恫吓老百姓有发现共产党、八路军不报者，以破坏“抗战”论处。

八月初的一个夜晚，边区省委所率回师鲁中的队伍行至白彦村南的八里沟。这条沟位于滕县东北约60多华里处，因通常标沟是八里而得名。但当地的群众讲，这条沟10里有余。可见此沟之长。这条沟不仅长而且深，也很宽；两边是高险且峻峭的大山，呈东西方向，两山夹一沟；最宽的地方有二三百米，有的地方约有一百五、六十米；靠右边是一片10多米宽的沙滩，靠山边有四五米宽的流水，但水很浅；靠左边是百多米宽的沙土地，地里种有花生，行进中馋嘴的骡子突然伸嘴拔出了花生棵子，花生壳中还没有长出花生仁。地里也有很多梨树，树上的梨只有核桃那么大。靠沙滩中间有一条三四米宽的路。干校学员跟随省委机关来时走过这条路。军事队中有些学员原是部队中的基层干部，看了这险要的地形说，打伏击倒是个好地方。可是谁也没料到后来竟在这里被顽固派孙鹤龄打了伏击。

约半夜时分，钱钧率前卫营走在最前头，已走出沟口；负责断后的一个营刚走进沟尾。省委机关、干校和负责警卫的一营正走在八里沟的中段。正是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人困马乏。指挥部传令原地休息。机关的同志和干校学员都累了，一听传令休息，就都在黑暗中摸索着停下来；有的找块石块坐着休息，有的背靠背坐在地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民运队学员崔兰亭等人也靠在一块大石头旁边，迷迷糊糊地似睡未睡，朦朦胧胧。突然，耳边响起了“哗哗哗”的枪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是那样的震耳欲聋。正在休息的队伍都被惊醒了。崔兰亭等人跳起来，发现有人正从南北两侧的高山上向沟内的队伍射击，只见子弹打在石头上嘣得像放火花似的。崔兰亭看见旁边有两位女学员卧在地上，用书包护着头，就赶紧把她俩领到两块大石头中间隐蔽起来。这时，驮骡和马匹惊得挣断了缰绳，在黑暗的山沟里乱叫乱跑。敌人居高临下，三面夹击，队伍一时被打乱了，机关散了，电台也丢了。当时因为弄不清顽军的虚实，也不敢用灯光和号角进行联络。情况十分危急。

突然，在干校学员队伍的前面和后面都响起了冲锋号声。这是四支队二团和干校军事队在钱钧的指挥下，向南、北两面山上的敌人发起了冲锋。经过一阵猛冲猛打，敌人开始向后退缩。省委机关的同志们和干校学员在二营六连的保卫、带领下，迅速跳出包围圈。拂晓时分，在一个山头上休息时又遭到敌人袭击。部队一面战斗一面前进。走出八里沟，学员们手拉手地渡过一条水齐腰深的河流。八月的秋夜已感到寒气袭人；过河弄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大家都冻得有点儿发抖。这时，身后的高梁地里又响起了枪声。这是敌人在继续追击。就在这过河后的行军路上，学员们听说二团九连连长为了掩护省委机关过河，不幸中弹牺牲了。大家都悲痛地流出了眼泪，默默地悼念这位英雄连长。

干校学员们在翻越一座山时，同行的队伍中又多出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穿红军服装、戴八角帽的军人，后面跟随着两位警卫员和一名医生。学员们这时才知道伤员是四支队司令员赵杰同志，是在攻打冯卯时负的伤。听说还有二团一营营长封振武也负了重伤。原来前几天攻打冯卯的战斗一开始，赵杰就受了伤。后来，一营营长封振武也受了重伤。当时，他们在攻打申宪武部的一个碉堡。顽军虽然已经被包围，但不肯投降；仍凭借着有利地形向二团战士们射击。二团没有炸药和攻坚武器。战士们围着炮楼向顽军喊话，劝其投降。炮楼上的顽军头目自称是封振武的同学，提出只有派封振武来谈判，他们才肯投降。封振武得知此情后，就要只身去炮楼。他的确认识这个小头目。王彬劝阻说：“顽军可能要耍花招，你不能去。”封振武见炮楼久攻不下，战友一再伤亡，心里着急，便不顾劝阻，冒着风险去见那个小头目。当他接近碉堡时，他的那个同学竟然言而无信，丧心病狂地命令部下扔下一枚手榴弹，把封振武炸成重伤。二团战士们被顽军小头目的无耻激怒了，一举拿下了这个碉堡，把那个顽军头目杀掉了。

行军途中，大家都自觉地簇拥着赵杰司令员的担架前进。

天渐渐的亮了，顽军封锁了山谷的一切出口。山头沟堑都被孙鹤龄的地主民团所占领。队伍在八里沟被包围了整整一天。整个沟里只有五户人家，根本没有办法供应干校学员们吃饭，甚至连喝的水都没有了。整整一天大家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不断地行军、作战，都显得很疲劳。郭洪涛和王彬把失散的省委机关重新组织起来，把丢掉的电台派部队抢回来，把部队、机关重新集合起来，决定趁夜间突围。先选定了西侧的一个山头作为突破口。天黑后二团八连英勇出击，出其不意地一打，将当面的地主民团击退，部队和机关便全部突围出去了。部队打出八里沟，又回到了郭子化活动的地区。干校学员随边区省委机关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忍受着饥饿和疲劳，走了近一天的时间，来到常城村附近。太阳偏西的时候，队伍前面传来命令，要干校的徐仲林和渠维英跑步前进，郭洪涛同志有机宜面示。他俩赶忙跑到队伍前面，见到郭洪涛同志。郭洪涛伸手往前一指，说：“前面的村庄就是常城村。这里有个士绅名叫李幼肃，比较开明。你们赶快先去村里告诉他，边区省委和四支队要在这里休整几天，烦他帮助给养，安排食宿。”徐仲林和渠维英俩人应声而去。

李幼肃和桑村的开明地主李维肃是同宗，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非常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待八路军很热情。徐仲林、渠维英二人说明来意，他爽快地应承下来。此时，渠维英、徐仲林二人觉得非常疲劳，全身就像散了骨架一样，吃饭时端着饭碗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大部队全部到达时他们才从睡梦中醒来。次日一早，郭洪涛派人叫来渠维英，急促地对他说：“义勇总队处境很危险，你速去传达省委的指示，要他们尽快向抱犊崮山区转移。”渠维英奉命离开常城村，奔走了一天，终于找到了总队队部，向总队长张光中传达了郭洪涛的指示，随后跟随总队东征。1939年渠维英借赴山东纵队驻地岸堤开会之机，曾到干校看望领导和学员们。

干校随边区省委机关来到常城村。此时，学员们已是两天三夜没有吃饭了，裤腰带紧了又紧，只觉得肚内发烧。而这些天来一直爬山越岭，在沟沟壑壑中行进，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走不尽的崇山峻岭，又一连遭到地主民团的三次袭击，疲劳和紧张早已超过了饥饿。一旦停顿下来，浓浓的睡意就袭上来。大家都躺在地上很快地睡着了。直到连长（中队长）喊大家起来吃饭，学员们这才勉强坐起来。

这天的晚饭是由常城村供给的。每人一张煎饼，还有一碗猪肉汤，汤中有五六块手指头大小的猪肉。大家几天没有吃饭了，早已是饥肠辘辘。面前的饭食确是一顿美食。学员们把煎饼泡在猪肉汤里，风卷残云般很快就吃光了，肚子里还是觉着差很多。这时，村里的老百姓又挑来了开水，大家喝了两碗，才似乎消除了疲劳，精神又振作起来。

天黑下来时，军事队部分学员在排长张百川的带领下到北山放哨，尚未吃饭。不多时，炊事班的同志们送来了一桶稀饭。已有好几天没有见饭的面了，现在一见，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啊！每人盛了一缸子，大口吃着，嚼在嘴里又香又甜。大家一边吃一边夸奖：“这绿豆稀饭可真好吃啊！”天亮以后，见桶里的饭不是绿豆稀饭，而是煮熟的高梁米。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天，夜里放哨的同志睡了整整一天。傍晚，张百川又带着军事队的一部分同志去上岗。路过电台住处时，听到里面传出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就像是一支动听的乐曲，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过去，他们也常常见电台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处就紧张地架设电台，有时经过电台住处，也常听到这种声音，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吸引力，也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优美亲切。这大概是因为这电台是他们从敌人手里拼命夺回来的缘故吧。

3．常城村巧遇辛葭舟

在常城村地主家里，郭洪涛、王彬等巧遇了在此躲难的济南市有名的金融资本家、济南商会会长辛葭舟先生。

济南失陷后，辛葭舟带着儿女到这里投奔好友。常城村的大地主凭着老关系收留了他们。但是，过了不久便提出要娶辛葭舟的大女儿做儿媳妇。辛葭舟的大女儿是思想进步的中学生，既聪明又漂亮，不愿嫁给地主家的那个儿子。辛葭舟处在一种非常尴尬而又为难的境地。辛氏一家人，处在寄人篱下、有家难归的困窘时刻，恰在这时边区省委率四支队二团及干校来到了常城村。这期间，郭洪涛、郭子化、赵笃生等经常找辛老先生谈话，向他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目前对日寇的作战方针等。辛葭舟听了很受教育，认为与共产党共事将来必大有希望。与郭洪涛等人的交往，使辛葭舟先生找到了解除困境之策。他决心率子女们参加八路军，一再请求郭洪涛等收留他和三个儿女参加抗日。郭洪涛了解情况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辛老先生的要求。辛葭舟先生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表示对抗战的忠诚，慷慨解囊，把边区省委机关和郭洪涛等领导同志的驻村费用全部包了下来。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居无常所，食无定时。百里行军，日夜兼程，晨昏并餐是常有的事。辛葭舟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使自己的女儿能跟上部队行军的长途跋涉，就买了一头骡子，驮着他们一家四口的行李，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

辛葭舟的两个女儿，同志们习惯称之为大辛小辛，参军后在部队里很有名气，曾主演过《雷雨》，颇受部队战士们的欢迎。这位大辛，便是参加干校第二期学习于先，相继在边区省委机关、省委党校担任秘书等工作于后，1941年3月8日成立山东省妇救会姊妹剧团时担任剧团团长，并于同日与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结为夫妻的辛锐。小辛名字叫辛颖，先是在干校参加第二期学习，后活跃在鲁中宣传大舞台，积极宣传抗战，为人们所熟悉。后与干校二期学员、曾在苏鲁战区青年团体工作的宋诚德结婚。建国后居住大连。辛锐一家随边区省委机关和干校到达岸堤后，时值干校第二期招生。辛锐等奉命进干校学习。辛锐在女生队，辛颖进青年队，辛曙明被分配到政治队。辛锐所在的女生队有谢青和她的妹妹谢林；有赵笃生的两个女儿；还有邹锐、邹健二姐妹。辛锐酷爱学习，严于律己，每天除了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外，休息时间还努力自学，挤时间作画。在当时，听报告都要做记录，记得最清楚、最完整的要数辛锐了。

1939年1月，辛锐奉命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留在党校做秘书工作。在这里，辛锐结识了党校副校长陈明，在工作中产生了纯真的爱情。1940年8月，陈明担任了山东省战工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主任兼秘书长。1941年3月8日，山东省姊妹剧团成立，辛锐被任命为剧团团长。也就在这一天，辛锐和陈明举行了新婚典礼。朱瑞、黎玉、朱瑞夫人陈若克、姊妹剧团指导员甄磊（女）等前往祝贺。二人被誉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1941年11月底，辛锐、陈明在大青山突围战中英勇牺牲。

辛葭舟先生的儿子辛曙明随省委到岸堤后，也参加了干校第二期的学习。因学历较高被分配到政治队。1939年秋，辛曙明结业后分配到南沂蒙先后任县青救会干事、南沂蒙县委青委书记等职。1941年夏天，调到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身边工作。1942年农历十月初五日，在反“扫荡”中牺牲于莱芜县抬头区榆林村。

辛老先生参加抗日工作后，曾在鲁中区担任贸易局局长。1950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山东省交通厅厅长。

4．岸堤村胜利会师

在常城村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郭洪涛和王彬等领导同志重新进行了研究部署，再次向鲁中进发发。

在八里沟被孙鹤龄的民团打了一次埋伏之后，边区省委第二次回鲁中就不那么草率了。郭洪涛先派王见新通过国民党滕县县长郝溪云，以与我八路军有统战关系的临沂专员张里元的名义，给沿途地主民团头目写了不准相扰的信函；曾在济南中学任教的省委统战部的赵笃生也利用其师生关系做了一些工作。这样，白彦镇的地主孙鹤龄才同意借路，但条件是不准八路军队伍经过白彦村里。后经交涉，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只让非武装的干校学员和少数女同志走白彦村里大道，其余的从村外绕行。

白彦的地主民团武装虽然答应借路，但仅仅一天的行军时间，就打了三次枪。他们又不是真的和你打，而且还按预定地点给省委机关的同志和四支队的战士们送饭吃。这百多里路的行军，可把大家累苦了，也把大家气极了。

被允许走白彦村里大道的干校学员也不是十分顺利，还是遇到了麻烦。干校虽然不是武装队，但毕竟还有一点儿武器。军事队的学员们也拥有几支土压五。当他们经过白彦村里的大街时，孙鹤龄发火了。他狂妄地叫嚷：“自古以来还没有人敢带武器进我的村子。你们却带着枪在我的大街上大摇大摆。这是白彦的奇耻大辱。”他放肆地把干校学员大骂了一顿。为了顾全大局，干校的学员谁也不搭理他，继续前进，也就过去了。

这个狂妄至极的孙鹤龄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恶行不改，怙恶不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来到鲁南后，多次派人去白彦镇做工作，以争取孙鹤龄共同抗日；但孙鹤龄却一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继续顽固地同日寇互相勾结，成为创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严重障碍。第一一五师同驻防费县南部的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六六七团取得联系，团长万毅（中共秘密党员）决定诱捕孙氏父子，彻底摧毁白彦地区反动武装的指挥中心，以配合第一一五师顺利进占白彦。1940年正月初三，万毅派一名副官率一个连的士兵去孙氏父子避风的蒋家庄，诱捕了孙氏父子。此时，万毅仍然坚决执行统战政策，规劝其接受抗日主张；但孙氏父子仍坚持反动立场，指责六六七团及万团长违反蒋委员长的命令，表示决不接受万毅的劝说。万毅遂于1940年正月十三日在费县南部的石河村北，将孙氏父子枪决。恶霸地主孙氏父子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过了白彦村，队伍又走了一天，来到费县北部山区。从干部到战士、学员每个人都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是，此地靠近沂蒙山区，同情支持八路军、共产党的人多起来。队伍来到费县地方镇时，街上有数百人列队欢迎；并自动凑给养，捐鞋袜，送茶水。在地方镇，部队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郭洪涛对中共费县县委的工作非常满意；特别指出，刘次恭（中共党员）在地方镇的工作很有成绩，群众发动得好。部队在此驻扎了十多天。边区省委机关率部离开时，地方镇又有数百名群众相送。

这次长途行军，对每一位学员来说是一次艰苦锻炼，也是一次严峻考验。当时大多数学员都是刚刚脱下长衫大褂的学生，只有少部分工农同志，绝大多数都没有打过仗。在八里沟遭到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时，大都感到紧张，有一些学员甚至不辞而别了。民运队二排只剩下了12个人，只好重新编成一个班，由临淄籍学员崔兰亭当班长。边区省委非常信任他们这个班，把电台、机要文件箱，还有一门没有炮弹的迫击炮交给他们管理。干校生活指导部主任刘建中和机要人员随他们同行。九匹骡子驮载着装有文件的箱子、电台和迫击炮，每人牵一匹，一刻也不敢放松。这十几位学员年龄都不大，年龄最大的是冯旭东，24岁；崔兰亭、李铎、刘芳、巴立芳四个人同岁，是22岁；最小的是商景才，年方17岁。虽然都很年轻，但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他们觉得骡背上所载的东西，是与全班学员的生命连在一起的；只要人在，就要绝对保证机要文件和电台也要在，绝不能再有什么闪失。全班的同志都感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和光荣。欣喜的是他们前面和后面不远处有二团的战士在护卫。大家一起警觉地前进。困难的是那九匹驮骡，这些日子因缺草料吃不饱，又过于疲劳，多数走都不愿走。它们的脊背前面都被磨烂了，前几天被雨水一淋，而今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有的骡子铁掌磨没了，休息时卧下就不肯再起来；要几个人把箱子抬起来，骡子才能站起来。行进时只有用力拉或找一根树枝儿抽打几下才能跟上队伍。

行军到达滕县山亭镇休息了两天又北去，途经白彦、梁邱，到费县城休息了一天。到费县城北部薛庄宿营时，民运队的这个班才将电台和机要文件等交给省委机关。大家为圆满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而兴高采烈。这时，大家才感到如释重负后的轻松。

在费县薛庄，第一期学员举行了结业典礼。黑夜，在一个大院子里，仪式比较简单。第二天，除少数学员留校外，大部分分配了工作，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来自第四支队六大队的庄伯方等18位学员被分配到中共鲁东南特委工作。女学员赵建平、徐华等7人在夏学峰的带领下，到驻莒县的二支队政治部工作。在民运队学习的杨雨田、朱献町、朱兆运回到家乡沂水县朱家里庄村（现属沂南县），参加当地的抗战工作。

在薛庄休息了七、八天，又继续北上。此时，边区省委社会部部长刘居英又将鲁*、李**两名犯人交给崔兰亭班押解。1938年8月21日，干校随边区省委机关到达岸堤，与早已约好、并前来迎接的林浩所率部队会师。此时，崔兰亭他们才将犯人交给边区省委社会部。在随边区省委机关东撤又北撤这段时间里，部队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干校学员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的学员年龄很小，刚离开父母不久，也同样和大家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战斗。如崔兰亭那个班的学员商景才，才17岁。别看年纪轻，可他坚决抗战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就是坚定，别看年龄小，可志向就是远大。商景才出生在滕县姜屯镇商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6岁时考入滕文中学。正当他专心致志学习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滕县县城沦陷后，他再也按捺不住参加抗战的急切心情。他听说滕东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就要去参加。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商景才矢志不移，遂私自出走。到滕峄交界的南塘，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第一总队。干校来到善堌后，鲁南抗日义勇第一总队抽调了9名同志到干校培训学习。商景才是其中之一。在返回鲁中途中，一连几天的急行军，加上战斗频繁，商景才同大家一样，没有吃上一顿应时饭，没睡上一个囫囵觉。饿极了，就拔点野菜充饥；困极了，就咬上口辣椒提提精神；鞋磨烂了，脚打出了血泡，他咬牙坚持着。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而悄悄离开了队伍。而他，一个17岁的青年却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当到达岸堤时，与他一起来学习的9人仅剩他一个。干校领导表扬他是“好样的”，还鼓励他继续努力。商景才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在干校里学习、训练、执勤及做群众工作样样都走在前面。这年9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商景才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在枪林弹雨中锻炼成长。1940年9月，商景才调任鲁中区党委秘书。1949年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秘书处副处长，绍兴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绍兴县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8年1月，商景才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1993年，商景才离休。

1939年初，干校校长孙陶林曾写过一篇题为《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文章，对于校第一期的实际状况作了客观的描述。他这样写道：“招生简章发出不久，学生到了二百多名。他们大部分是中等学校以上的青年学生。‘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的前几天，第一期开始上课了。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于是只好随部队行动。因为我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异常困难，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和部队一样，只有每日每人多发二分菜钱，这就算对学生的优待了。可是有时因为行军的关系，他们往往有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饱饭，还要走几十里路，然而他们却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期间内，培养大批能够实际工作的干部。因此，在我们的课程上，就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以下的几样：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抗日游击战争。三、抗日游击战区中的各种基本政策。四、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五、民众运动。六、军事学术科。而学习期限呢，也只有一个月。

因为我们当时不能抽调大批干部来专门办学校，所以只有两个同志负责学校的工作。上至教务处、总务处的主任都是由学生自己来担任。教课的人，也都是负责重要工作同志兼任的，所以在性质上分成了政治、军事、民运三个不同的队；而往往要合班讲授，课程内容还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第一期是创办，而又始终处在战争的环境里，结果，实际上课还不到四个礼拜，就在‘八一三’纪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熔炉就锻炼出了第一批‘铁’。他们通过了异常的危险的地带，回到各个不同的地域与部队，担任他们神圣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