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在岸堤开班（编著/郑玉强）

干校选择岸堤南门里的岸堤小学作为校址，安下了营盘。自诞生以来就与边区省委如影随形的干校在岸堤扎下了根。

此地原叫南庙，1932年成立岸堤小学时，将泥塑木雕的神像拆除，在此办起了完全小学。南庙原来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进庙门是影壁墙，有东殿堂、西殿堂、北大殿。这里驻着干校校部。东院是四合院，北是玉皇阁，东是东廊房，西是西廊房，南面是石钟楼。小学成立后又陆续在东院玉皇阁西北新建三间教室；在西院后面建了两间宿舍和六间教室。院中有一个可供数百人活动的操场。经过修缮整理，干校机关全部人员搬了进去。整个西院和新建房内驻着干校的学员。

1938年8月，干校开始了第二期的招生工作。

由于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广泛影响和干校自身强大的吸引力，也由于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苏鲁豫皖边区的进步青年、小知识分子、青年农民闻讯者莫不欢腾雀跃，纷纷想方设法前往投奔。在发出招生简章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拨又一拨的热血青年陆陆续续地奔到岸堤来，有鲁西、鲁北、胶东、鲁中、鲁南、鲁东南各地的，也有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的。其中有我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也有友军的军官；有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的干部，也有城市工人、流亡学生，还有农民、商人、店员；有农村小脚妇女，也有地主、资本家小姐和归国华侨；有大中小学学生、教员，也有文盲、半文盲；有40多岁的中年，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其中有不少姐妹、兄弟、叔侄、亲友、师生冲破伪顽重重封锁，跋山涉水结伴而来。他们冲破敌人的封锁，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走到一起来了。

这是1938年8月的一天。新泰籍的徐健等一行17人，从中共新泰县委驻地龙廷起程，一路疾行、餐风露宿地赶来了。

8月21日下午，他们到达岸堤。翌日早饭后，他们按照部队的命令，排队赶到东汶河沙滩的柳树林里。这时已有百多名同学先到了。不一会，省委宣传部长兼干校校长孙陶林快步走来。他高兴地向大家问好，接着介绍了学校的筹备情况和正式开学的时间。最后他说，趁现在大队人马还未到齐，我交给同学们一个任务，大家可组成若干宣传小组，分头到岸堤周围各村去宣传发动群众，掀起全民抗战热潮。会后，徐健这一组去了马牧池村。他们先在重要路口和街道两边的土墙壁上刷了几条大字标语；然后分头到各家各户，街头地边，一面帮助群众干活，一面宣传抗日的道理。第三天晚上，他们召开村民大会，动员教育村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坚决不做亡国奴，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几天后，南下滕县的边区省委机关和第四支队二团到达岸堤，干校机关也随之归来。徐健等17位学员，被分编在各队。徐健被编进民运队学习。

蒙阴籍的杨裕进等一行18人，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离开故乡蒙阴城，向沂水岸堤进发。他们穿过周家寨，越过黄草关，一路奔波、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来到岸堤，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大街墙壁上清晰醒目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大字标语。进入干校后，只见迎面墙壁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十分醒目。他们持介绍信来到校部，接待的竟是孙陶林校长。只见校长态度和蔼，言语爽朗，对杨裕进等人来校表示欢迎，之后，问了每个人的名字。杨裕进等人一一作了自我介绍。有趣的是，孙陶林校长似乎发现了什么，亲切地问：“你们是老的名字，还是新改的名字？”杨裕进等说：“有原来的名字，也有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的新名字。”听到这里，孙陶林校长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驱散了新学员们的拘束心情。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来校学习和抗日救国的志愿，孙校长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赞赏。校长接见后，就开始填表注册，还作了简单的口试。老师提问不太难，是抗日志愿和时事常识，一般可以答得出来。

江苏邳县籍、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花如景等一行18人，由张明武带队，傅伯达领路，从邳县抗日青年救国团义勇队驻地铁佛寺出发，路经层山、青驼寺、黄土坡、垛庄等地，翻过孟良崮，蹬过东汶河，一路长途跋涉赶来了。

当时，花如景正在邳县义勇队当战士。一天晚上，队长孙朝旭开会回来告诉他，上级要调一批人到岸堤干校学习。听到这个消息，花如景那颗年轻的心顿时不平静起来：因为家庭一贫如洗，花如景从小断断续续地只读了两年书，字识得不多。参加八路军后，他非常羡慕那些有文化的老同志，懂得那么多的革命道理。一听到有这么个好机会，立即向队长提出他想去干校学习的要求。开始孙队长不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花如景的软缠硬磨，孙队长终于答应下来。报经指挥部批准，花如景如愿以偿，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当天夜里准备好行装，第二天就出发了。经过四五天的长途行军，终于来到了岸堤。当进了南门，看到一座大门旁边挂着“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木牌时，他们心里无比激动，四五天来长途跋涉的劳累，顿时一扫而光。

第二期于1938年9月初开学。由于花如景他们接通知晚了几天，9月20日才到校，所以成了插班生。第二期由学员自愿报名，经考试合格后再入队。花如景一心想到政治队去学习，就怕考试不合格。但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测试，结果没通过。和花如景一起来的张学圣听说后，就劝花如景到民运队，去学习做民运工作。当时，花如景年龄小，还是个孩子，自然不愿去。这时，报名到军事队的4位同志劝他到军事队去，花如景觉得不错，就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花如景成了军事队的一名学员。军事队共有100多人，由于花如景年龄小，个头最矮，站队总是在排尾。调皮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尾巴”。

这是1938年秋季里的一天。日照范家楼村的范干民、范希彭在其父亲范庆淑、范聚东的陪同下，连夜往岸堤赶来了。范希彭当时年仅17岁，正在日照县城中学读书；范干民已从莒县中学毕业，被分派到本区陈家沟村教书。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他俩和范家楼的其他青生学生一起到处寻找共产党、八路军。经过几个月的奔波，范干民、范希彭等找到了从延安刚返回日照的共产党员杨心培。此时，杨心培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跟随黎玉、张经武到山东，肩负着党的重任。他深为两位年轻同乡热切的抗日愿望所感动，向范干民等二人介绍了边区省委在岸堤开办干校的情况，主动介绍他俩去于校学习。范希彭、范干民回家禀告父母，准备前去报名。当时范希彭的父亲作为一位开明士绅，正在村里主持村政。这位富有民族正义感的进步老人，亲眼目睹了日寇入侵后，共产党全面抗战而国民党消极应付节节败退的抗战局势。他清楚地看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领导抗日救国。因此，他非常赞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在他翘首盼望共产党、八路军之时，岸堤干校的招生布告传到他的面前，使他知道了在沂蒙山深处还有这么一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正在这时，范希彭回家来站在他的面前，提出要去岸堤干校学习。范聚东打量着眼前已经长大的儿子，深为儿子的远大志向所感动，更为儿子的正确选择而高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儿子的正义之举岂有横加阻挡之理！范聚东立即找到范干民的父亲范庆淑商量。范干民的父亲是个老教师，自幼饱读诗书，平素深明大义，富有爱国热情；在村里一向与范聚东志同道合。两位老人一拍即合，对儿子的选择非常支持。当即备齐行李和经费，趁夜深人静，连夜将范干民和范希彭送往沂水县岸堤。

范干民、范希彭在于校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结业后，分配到中共鲁东南特委；由特委安排与当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到临时县委工作。他们积极地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在范家楼，他们一方面参加宣传抗日，动员村里青壮年参军抗战，先后动员了范庆服、范庆德二人参加了八路军；一方面认真考察发展党员，很快发展了铁匠范崇学、房振英夫妇和范希信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范崇学为支部书记的范家楼村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12月，中共日照县委成立，以八路军对外办事处的名义在小曲河村公开对外办公。范干民、范希彭参加了县委和办事处的工作；范希彭担任县委青年部长。1939年2月，中共日照县委迁往范家楼村，范干民也随之回到家乡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他们在范家楼村发展了范希迎、范象明等八名党员，壮大了范家楼的党组织，加强了抗日力量。接着范希彭、范干民又到邻村大力发展党组织。在台庄、吉洼、窝疃、高庄、竖旗等村发展了胡润洲、张玉相等6人人党。这些村发展党员后，马上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工作。从而使日照县西部的抗日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40年12月，范于民任抗日民主政府日照第七区区长，在黄墩村办公。这一时期，生活十分艰苦，斗争也十分残酷。范干民以坚强毅力坚持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1941年3月2日晚，范干民同50多人在黄墩开会，敌人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包围逮捕了所有与会人员，并用铁丝拧住范干民的锁子骨。顽匪为防其越狱逃跑，在范干民的小腿上楔人铁钉，并对他进行了百般折磨。范干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8月，27岁的范干民在日照上蔡庄壮烈牺牲。

山东胶南籍的张鲁东、于云光等人，早在1937年冬就和几位同学四处联络，认识了泊里镇一个小士绅牛孔硕和崔家滩小学校长崔任卿。1938年2月，他们率领60多名有志青年在崔任卿的家乡逄家台后村揭竿而起，竖起抗日大旗。这支队伍的抗日行动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并进驻泊里镇。为了培养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游击队选派张鲁东、于云光、牛启昶、郑希南等四人到莒县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去培训学习。张鲁东等到师部后，任该部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钟辉接见了他们。钟辉看了游击队的介绍信后，就推荐张鲁东等四人到干校去学习。张鲁东他们拿着钟辉开的通行证，一路顺风到达岸堤。

到干校后，张鲁东被分配到军事队第七班。班长名叫宋永韬。宋永韬同志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如离队必须请假，有事必须报告，穿衣服必须扣好扣子，保持军人风度。军事队学习确实很苦，张鲁东他们夜间站岗放哨得披上毯子、被单御寒，挨了一个多月的冻才穿上棉衣。生活虽然很苦，但大家精神却非常饱满。

在清河特委驻地长秋通往沂水岸堤的山路上，匆匆忙忙地行进着一支10多人的队伍。这是清河特委选派到干校学习的人员。在这支小小的队伍中，有一位年龄稍长的年轻人，大约二十六七岁，他是这次行军的带队队长，名字叫彭瑞林，山东青州人。

1937年11月，彭瑞林与若干难友从济南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阔别整整6年的家乡。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上，他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联的群众一起，不屈不挠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工作不协调而出现了争议。他遂于1938年8月来到清河特委驻地向特委书记霍士廉反映汇报。尔后，又与去干校学习的人员一路同行，直奔边区省委驻地沂水岸堤。

一路同行的人员，有博兴县的蔡恩圃、张德卿、李铁锋、霍国栋（陈璞如）、王博民；桓台县的张环；长山县的王志浩、孙钢、孙微兵；益都县的王云祥；寿光县的牟景途、张毅；还有特委的警卫员刘道成。他们经过太和、源泉、鲁村、南麻、坦埠、直奔岸堤。步行两天，中间在鲁村住一宿，于8月下旬到达岸堤。

到了岸堤，其他人都去干校报到。彭瑞林住到了设在西围子门顶上的一间更楼房的省委临时招待所里。不久，边区省委领导林浩与景晓村找他谈话，对彭瑞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作了答复，说查实后再定。同时要彭瑞林先到干校学习。于是，彭瑞林转而成为第二期政治队的学员。

此时，第二期已开学。政治队和民运队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耿启明。党支部的工作十分紧张，他们日夜忙于了解学员过去的历史、现在的表现、对抗战的态度和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结合学习内容，分头个别谈话；成熟的就发展为候补党员。在彭瑞林学习的20天里，耿启明就发展候补党员30余人。

1938年8月底，边区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找彭瑞林谈话，说：“你们的争论，许多老同志都清楚并和我谈过了。都是监狱里出来的老同志，算了吧，不必再提了。边区省委已决定调你任省委直属的沂水县县委委员、九区区委书记和动委会主任。该区属边区省委直接领导，详细情况由省委组织部科长宋子成向你具体交待。”彭瑞林在校仅仅学习20天，就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岸堤区动委会主任。

岸堤附近村庄的进步青年，也有不少踊跃报名参加了干校的学习。干校进驻岸堤后，学员们除了上课外，一有空闲便到街上或附近村庄去宣传发动群众，在围墙上用石灰水书写大字标语。他们积极开展街头宣传，开始以演唱抗战歌曲吸引人，等人聚多了就口头演讲。傍晚，分头聚集青少年教唱抗战歌曲，这样慢慢地组织儿童团、青救会，使许多青年人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民运队的辛锐、高波等女学员还经常到岸堤街上刘大娘家，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动员刘大娘的儿女出去参加抗战。这些女学员朴实诚恳，平等待人，非常同情刘大娘年轻就守寡的穷苦身世，像亲女儿一样敬重刘大娘。抗战道理讲得多了，这位刘大娘的思想日渐觉悟。不久，她不仅自己积极参加了力所能及的抗战活动，而且支持女儿刘乃华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参加了抗战工作，同时大力支持15岁的儿子刘乃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刘乃光开始要求参加八路军第四支队二团，因长得矮部队未同意。后适逢干校招生，刘乃光和本村的凌开化、刘乃铨一起到干校报了名。经过简单的考试，刘乃光和刘乃铨被编入二期民运队，凌开化被编人军事队。沂水五区依汶村13岁的袁超，刚刚从岸堤完小毕业。小小年纪的袁超听说驻在岸堤的干校招生，便和国士超、国守祥、刘树勤等十几位同学去报了名。袁超被分配到青年队学习。葛沟二村的共产党员马星阶，1938年8月经党组织介绍也到岸堤干校学习；20多天后，他回村又动员了本村的马殿贵、陈兆坤、刘富同和葛沟大官庄村的薛云鹏四位青年到干校参加了学习培训。

还有依汶五区埠口村的刘建一、安乐庄的刘洪波，当时都是刚刚失学的完小学生，十三四岁，年龄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附近有个道观叫常德观，观里有个刘道士常和他们交谈，说刘建一他们这帮小青年的出路在于去找共产党，但这帮小青年苦于没处去寻。1938年8月的一天，汶河北岸过队伍，刘建中、刘洪波等人听说是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因为他们早就对共产党、八路军十分向往，便跑到河北岸的万松山上去看。大部队过完以后，有几位脚上打了泡的战士坐在树下休息。他们三脚两步地跑过去，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们。一位年过30的军人问他们，你们在这里看什么？刘建一他们说，我们是来欢迎你们的。八路军战士听了这话，一个个笑逐颜开，哈哈大笑起来。交谈中，刘建一、刘洪波等提出要参加八路军。一个八路军战士指着西边的隋家店说，这个村子已经驻下了八路军，你们可以去找他们联系。

隋家店驻的是第四支队二团二营的战士们，营长叫谢辉，住在村民刘一举的家里。刘建一、刘洪波去找刘～举领着找到了营部，提出要参加这支队伍。营部的人说，当八路军很好，非常欢迎。但需要地方上介绍。刘建一他们回去托地方上的老党员朱寿年介绍。朱寿年就写了封信给郭洪涛、孙陶林，介绍刘建一、刘洪波等参加抗日队伍。

这位朱寿年，就是在前文提到的朱家里庄村的那位战前老党员、曾任沂水县委书记、抗战爆发后立即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朱寿年。他之所以能写信推荐青年去当八路军、到岸堤干校受训，原因是这样的：1938年农历六七月间，朱寿年、杨荫田组织的光复军失败不久，边区省委来到岸堤。工作人员在朱家里庄村首先发展了贫苦农民朱学京等数人加入共产党。朱学京经常到岸堤接受交通任务。有一次，朱学经从岸堤回来，口头告诉朱寿年说，郭洪涛请你到岸堤去。朱寿年到岸堤见郭洪涛。郭洪涛告诉他，干校缺学生，请你给介绍一部分学员来；你写个介绍信给我和孙陶林都可以。（《沂南党史资料》第四期）所以，朱寿年一见两位小青年来央求他写介绍信推荐他们参加抗战工作，便欣然从命。结果，刘洪楣、祖洪庆因个头大身体壮，被四支队二团谢辉营招去当了八路军；刘建一、刘洪波年龄太小扛不动枪，被安排到岸堤干校学习。接着，朱寿年又介绍了苏村的贺发堂、朝阳庄的葛腾文等人到干校参加学习。

二期开学典礼于1938年9月初举行。在院内操场上搭了一个简易台子，台子上悬挂着横幅标语。全校教职员工席地而坐。在热烈的掌声中，校长孙陶林宣布干校二期开学。所有学员编为军事队、政治队、民运队、青年队、女生队。

干校原计划在第二期招收400人，但是由于干校影响大，名声传遍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赶来。结果实际报到了600多人。这样，就给初创不久的干校带来了许多困难。学员程度参差不齐，又缺乏足够的教员。在一期学员毕业时，干校已选留了部分学员留校工作，如崔兰亭、韩克辛、胡惠之等留校担任了二期的中队长，赵龙图留校担任了总务处主任，负责后勤供应工作等，但还是感到人手有点儿不足。因此，边区省委一面增派干部到于校工作，加强干校的领导力量，一面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此时，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边区省委决定建立党校，调干校政治处主任潘维周负责筹备。从驻莒县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将任该师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钟辉调回担任干校政治处主任；1938年9月6日从鲁南抗日义勇总队调来副政委李浩然任政治处组织科科长；郑琳同志任宣传科长；负责教育的刘建中业已调出担任了沂水县委书记，即由管戈同志负责教育工作。这时虽然有了固定的校址，但由于边区省委机关、部队、大众日报筹备组等都住在岸堤村，人员多，房屋少，干校人员全部集中在汶河边上的破庙里，吃饭住宿，上课讨论等，实在是拥挤不堪。确实挤不开了，就借住民房。民运队还曾拉到岸堤村北一里路远的一处破庙里住宿上课。第二期开学的时候，边区省委派来著名学者张凌青夫妇作专职教师，但仍以省委领导人上大课为主要形式。孙陶林校长在1939年1月写的《半年来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一文中这样写到：“由于第一期毕业学生，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福音传到了各个地方，于是大批的抗日青年，都拥到这里来了。第二期我们本来准备只收四百个学生，结果却意外的到了六百多人。这就给了我们许多的困难，程度高低不一致，不得不采取分班的办法；然而教员缺乏，又不得不合班上课；给养与经费的困难，又常使我们吃不饱；学生们三个人才能得到一份讲义。虽然由第一期毕业学生中间，留下一部分作学校的职员，然而由于人数的增多，仍需要从学校中提拔一些不脱产学习的同志来担任职务。

第二期的期限是延长了……军事队三个月，其他各队都定一个半月……然而需要干部的迫切，逼得我们仍然不得不在只上四个礼拜（军事队上三个月）的课程后，就把这六百多位英雄好汉送到各个战场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