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的教学和管理（编著/郑玉强）

4．教学方法与内容

干校坚持了毛泽东亲手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抗大的校歌就是干校的校歌。抗大在其组织条令中明确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英勇斗争，完成革命任务”。干校的学习内容和基本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结合本校实际安排的。

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都体现了战争需要。最初为巩固和发展队伍和发动群众的需要，在学员组织管理上，按专业分设军事、政治、民运几个队。来到岸堤后，增设了妇女、青年、地方武装等队；由于部队的壮大和地方干部的增加，家业大了，需要理财，增设了财经队；鉴于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开展的需要，又增设了教育队。在课程设置上，增添了新的学习内容。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抗日游击区中的各项基本政策、军事常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为共同课程外，又按专业设置了部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教育概论、会计学等。安排的教学计划中，以军事教育为主，生活军事化，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统一。通常情况下是上大课，共同课程全体学员一起听讲。专业课程各队分别讲授，如《民众动员》、《中国青年运动》及《学生运动》等，重点由民运队和青年队学习。在教学方法上，主要由专职军事教员、政治教员讲课；以中队为单位或几个中队在一起，带着背包枪支弹药，列队坐在场地上听讲。然后分班讨论，每天晚上2至3个小时的学习讨论会是雷打不动的；讨论时教员及队干部一起参加，以便及时进行辅导。授课形式灵活多样，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注入式、填鸭式。有的课程印发少量讲义；有的仅有讲课提纲，讲解后组织学员讨论，教员再进行辅导；有时靠学员自己记笔记，尽量启发学员自己思考问题。边区省委的领导同志也常来做专题报告。徐元泉、贾丰、徐仲林等讲课都很有水平，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元泉讲课讲到高兴时，双手卡腰，不紧不慢；联系实际，讲得头头是道，很受学员欢迎。徐仲林个子较高，身材瘦削，身子有点儿前探；讲起课来总是一手卡腰，一手打手势；讲得清楚明白，很富有感情；学员们都认为他很有水平，很崇拜他。讲民运工作的管戈，身穿一件长衫，留着分头，很像一位中学教师。他不光讲民运工作，还负责指导民运队和女生队的学习。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平时遇到他，总是笑嘻嘻的；辅导学习时也总是带着和谐的笑容。他讲课爱打手势，与学员们亲密无间。

政治教育包括形势教育、政治思想工作教育等。每期政治教育的计划要求都制定得比较高而且严格。形势教育多由省委领导同志来校作专题报告。主要内容不外乎几个方面：党中央、毛泽东对山东抗战工作的指示；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第二期开始，上大课的时候，都是集中在于校操场上或西门外的那一大片树林中，学员们听得聚精会神。讲课的领导有时举一两个生动风趣的事例，还会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有时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大家觉得才听了很短一会儿。第一期开学后，郭洪涛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并结合在滕峄地区和土顽斗争的事例，来说明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使学员们从思想上明确了没有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不可能生存、发展、壮大；而要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学习，苦练杀敌本领，用革命武装、用枪杆子，建立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结合实际教育，使学员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许多。来到岸堤后，郭洪涛来干校讲辩证法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当讲到从量变到质变时，他用鸡蛋孵出小鸡、妇女从怀孕到婴儿出生来形象地说明这一原理，使大家都听得明白，理解深刻。这个时期，书籍和材料也多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已出版发下来，成为主要教材。孙陶林、徐元泉都曾给作过《论持久战》的学习辅导报告。后来从延安来的干部又带来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学员们都抢着看，争着学。依据边区省委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所印成的小册子以及《大众日报》也不断发来。学习内容是愈来愈丰富。

干校十分注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用以转变学员的思想，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武装学员头脑。来求学的的青年人虽然都满怀救国热忱，有着高涨的抗日热情；但由于出身、成分、年龄、生活经历、文化程度、思想觉悟的不同，所以在他们身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旧的社会影响和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1日的东西随着学员的到来自然而然地带进学校里来。因此，尽管学校安排的学习时间很短，课程安排得很紧，但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还是尽最大努力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干校一方面努力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端正思想作风；一方面号召先进帮助落后，后进赶先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各种专业课上，教员们授课时也尽可能地讲授如何促使世界观转变；讲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和怎样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而奋斗；随时随地地向学员们灌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学员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徐仲林讲的政治常识课，既生动又深刻；他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们讲述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员印象很深。通过教学，学员们掌握了革命真理，初步弄懂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前途、对象、动力等，懂得了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重大意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能以之正确分析客观世界；也初步懂得了民族矛盾上升之后，抗日救国成为主要任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全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过去许多同学弄不清社会上为什么有穷富贵贱之分，为什么穷人受气，为什么列强敢欺侮我们。经过学习，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等等，思想豁然开朗。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后，学员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阶级斗争，对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基本观点有了初步认识，激发了他们追求真理、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仅现在要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而且还要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觉悟提高了，学员们大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在干校各个队里，学习好的积极帮助学习差的，后进的主动向先进的学习；生活上也互相体贴；被褥多的与少的共用，衣服多的与少的同穿。老师与学员在课堂上是师生，下课后如兄弟，一起打球、唱歌、演戏、谈心。同学们之间有了矛盾或思想认识上有了分歧，大家都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员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学校里出现了团结友爱、你追我赶、互帮互学的热潮。校内校外到处是气壮山河的歌声。只要踏进学校大门，无论是谁都会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政治、学习气氛。大门内墙壁上写的“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随时准备牺牲自已的一切”几个大字，既是学员们的心声态度的表现，也是学校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艰苦紧张的环境，成了锻炼革命意志的乐园。毕业分配时，同学们填写的志愿书上，都表示“服从分配”，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工作、去锻炼。

军事教育，从单个基本教练开始，到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从步枪手榴弹的使用，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为主要训练科目；并结合进行紧急集合、军事演习等，以培养学员的军事常识和作战本领。干校的生活和学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每天早晨起床跑步，然后进行操场训练。军事队学员在提高军事理论的同时，注重军事操作；除练习各种步伐外，还要学习射击、投弹、劈刺、修筑工事等。每周都有野外训练，如挖个人掩体、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演习。野外训练对学员来说是接近实战的训练。刚入校时，主要是练习刺杀和投手榴弹。开始训练时确实吃不消，学员们胳膊都累肿了，还是咬紧牙关继续坚持。半个多月后，才逐渐适应。当时，干校强调全体人员生活要军事化，突出抓了军事化、战斗化教育，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学员们也时时处处以革命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譬如吃饭，这本来是人人皆会的事情，但要求在五分钟内吃完，并且不浪费一滴水、一点儿菜、一片煎饼渣渣，这就不容易做到了。从鲁南地区来的同学还好，从胶东、鲁北以及其他地区来的学员，过去没有吃过煎饼，就很难办到。不仅弄得遍地是煎饼渣，还说“连饭都吃不到肚子里去。”所以，在开头一段时间里练习吃饭就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开始他们脱下军帽，把煎饼放到军帽里吃，又改为把煎饼泡在茶缸子里吃，煎饼和水合二为一。这样才加快了吃饭的速度，把既于又脆的煎饼吃到肚子里去。

夜间紧急集合也是学员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干校每月最少有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按照要求，司号员吹紧急集合号后，各队都要打好背包，扎好绑带，带好枪支弹药，服装整齐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始是15分钟，以后是10分钟）到指定的地点列队站好；然后各队中队长、指导员，集合各分队长，检查每个人的服装是否整齐，背包打好了没有，枪支子弹带全了没有；最后再去宿舍内检查，看哪些应带的东西没带，再进行讲评。这比吃饭就更难了。第一次紧急集合时，除军事队稍好些外（该队大多数是连排干部），其他队大都丢三落四；多数学员都认为真的发生了敌情，有的学员只穿上衣服就跑出来集合，其他什么东西也不要了。最难的是打背包和绑裹腿，怎么也打不好、绑不好。开始有不少学员，背包打得东歪西扭，裹腿拖拉在地上，闹出了不少笑话。后来，有些同志就不脱衣服、不解裹腿睡觉。领导知道后，提出了批评。大家就利用空闲时间，练习打背包打裹腿；打完后互相检查，最后终于达到了标准。以后大家有了思想准备，司号员吹紧急集合号后，各队就很有秩序地迅速地带好枪支弹药，背上背包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当时干部学员积极性都很高，总怕落在别人后面当“乌龟”，受批评。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学员们精神振奋，服装整齐，行动迅速利索，真不亚于那些标准的革命军人，学员们个个也都成了合格的革命军人了。到岸堤后，又结合当地环境制定了一个爬山比赛的项目。第二期学员一到校，这个项目就开始执行了。东汶河南岸，有一座山叫艾山。这里成了干校学员们的训练场地。大队部经常在早晨组织师生集合，出岸堤南门，涉过汶河，来到艾山脚下。待大家穿好鞋袜、各队排好横队之后，大队长一声哨响，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向艾山顶冲刺。看哪个干部和学员爬得最快，看哪个队爬得最快。在艾山顶讲评后，再列队回校。过汶河时，在河边洗脸、刷牙、漱口；然后回校吃早饭。

除此之外，干校还经常组织军事演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检验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好形式。有时一个中队自己演习，班排进攻和防御；有时一个中队演习进攻，另一个中队演习防御。干校曾举行过两次较大的演习：一次是由大队长崔兰亭率领军事队，急行军到黄草关进行实战防御，准备打敌人的埋伏。黄草关在岸堤村西约15华里处，是两山中间的一条通道。这时日寇正在黄草关以西20多公里的地方“扫荡”。军事队的任务是：如日寇向我方前进，即进行左右夹击；大量杀伤敌人后，迅速撤退。伏击敌人的枪声，就是向干校领导报告日军已到的信号，干校全体人员就立即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再根据前方的报告确定转移与否。军事队在黄草关埋伏了十多个小时。日寇转而向西奔新泰县方向去了。军事队这才从黄草关撤回。另一次较大的演习是徐元泉亲自领导、由大队长崔兰亭带领军事一队、二队进行的。从驻地岸堤出发，途中先是快速行军，后又演习伏击、进攻、防御、退却；接着又假设日军飞机空袭，各队以班为单位快速隐蔽，并组织班、分队对空射击等。行程30多华里，到达垛庄镇宿营。晚上又进行了紧急集合的夜间演习。翌日，担任演习向导的沂水九区大队长刘醒吾和崔兰亭到顽军驻地侦察，回来的路上将顽九旅的一名团长和四名护兵人枪并获。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徐主任亲自和这位团长谈话，谈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由徐主任请他们吃了饭，并把他们的枪支、子弹和马匹一并送还。这位团长十分敬佩和感激，并声言今后一定做到团结抗战、不打内战。临走时，徐主任等人还把这位团长送至垛庄东门外。午饭后，学员们休息了三个多小时，继而以急行军的速度回到驻地岸堤村。第三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检查、总结；及时表扬了演习中表现积极勇敢的干部和学员，同时严肃批评教育了个别表现不好的学员。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理论的教学方法，对教育训练干部和学员是卓有成效的。

干校在众多内容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授课内容而进行的必要步骤，是每天晚上都要进行的二至三个小时的学习讨论会。每当听完一堂课或一个报告，各中队的学员们都以班为单位，充分利用这二至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复习当天所讲授的功课，来讨论当天所听的领导报告。每位学员都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对所学课程展开讨论，谈认识，讲体会。实际上，在开始阶段，大部分学员对这种小组讨论的方式是不习惯的，也运用不来。经过一星期的锻炼之后，就逐渐地热烈起来。二期军事队学员花如景，入校时年仅十五六岁，在家时仅读过两年书，阅历浅，社会经验也少，到军事队后，除每天参加正规操练、实地演习外，还经常上大课学习政治常识、军事战略战术等；每天晚上还要参加班务会，讨论学习心得体会。由于年龄小，开始他很害怕在班务会上发言，总拖到最后讲，讲也是几乎全部重复别人讲过的内容。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诀窍，既然大家的发言大同小异，还是主动先讲为好。从此，每逢开班务会，他就争着发言，争取了主动，还受到了班长的表扬。有时候，学员们之间还会因认识不同而产生争论，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直到来到教师面前，经过分析指导，弄明白后方才罢休。经过讨论，确实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对许多问题明确了认识。大部分学员经过短期学习，都明确了阶级观点，提高了政治觉悟。第四期政治队里有一位50多岁的老学员，淄博人。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他热泪盈眶地说：“我追求了一辈子，直到现在才找到了真理，实在不容易呀！过去有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觉得干校三个月，胜学一辈子。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我可以说随时随地地准备牺牲，死而无憾了。”

在干校还有一个每周必不可少的政治学习活动，叫生活检讨会，类似于今天党内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每周以各班为单位召开一次，雷打不动，已形成制度。在这个生活检讨会上，每位学员都回顾自己一周的学习收获、遵守纪律、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将自己的优、缺点一一摆出来；然后大家既严肃又诚恳地提出批评意见。那时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很浓。学员们都能直爽而毫不拐弯抹角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学员对别人提出的意见，都能虚心地接受并改正。在第二期青年队里，曾发生了这么～件事。当时在干校，有少数学员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比较而言平时确实有些娇气，纪律有点儿散漫。违犯纪律的事虽然不多，但也时常发生。二期开学不久，青年队里有几位青年学员因吃不惯带皮的高粱煎饼和窝窝头，就利用饭后空暇时间跑到校外，或用隔墙传递的方法，购买烧饼、油条、豆浆吃。这件事被中队领导知道后，提出了严肃批评；并责成班长组织生活检讨会，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活检讨会上，班长作了检讨，教师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明事先没有和同学们讲清楚。这样一讲，同学们反而不好意思起来，齐声说：“教师没有错，是我们违犯了纪律。”老师接着又说：“我知道，同学们刚刚脱离了温暖的家庭，不习惯这种艰苦生活。买点东西吃，也情有可原。但我们是军政干校的学员，是党所培养的革命干部；而干部就要严格地遵守纪律，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意志，而不是去贪图享受和安逸。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表现，也说明几位经不起艰苦生活的磨炼。”说到这里，老师又向学员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的故事，用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进行教育，使全班学员深受启发，几位当事人也有很大触动，认识到了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不足；一致表示，以后要服从纪律，自觉地磨炼自己。从此，青年队里再也没有发生违犯纪律的事。

在生活检讨会上，学员们还可以提出对学校的改善意见和批评教员讲课内容、方法上的不足。谁讲得太快，作笔记跟不上趟；谁讲得很好很深刻，听得明白；等等。学员们都可以提出来，专职教员们也虚心接受。学员们相互之间有了矛盾，认识上有了分歧，也拿到生活检讨会上解决。大家都严于律己，检讨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团结等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对别人有意见，也以开诚布公、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推心置腹地面对面地提出来。在当时，学员们对别人有意见如果不提出来，就觉着良心上过不去；自己有缺点不当众检讨，也觉得心里不安；惟恐给革命队伍带来什么影响，贻误抗战大局。在岸堤干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蔚然成风。

5．艰苦的衣食住行

在岸堤举办的这几期，学习环境虽然好了一些，但生活仍然相当艰苦。

干校初创阶段，边区省委立足未稳，尚未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干校也和部队一样到处转移流动，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只有驻扎下来以后才能见缝插针的学习。学习的环境是恶劣的。在生活上实行的也是战时供给制。后勤部门募捐多了吃多，募捐少了吃少；所以学员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到了岸堤后，虽然生活、学习环境比较安定了，但由于开始阶段地方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无法从地方上征集给养，所以学校的经济仍然十分因难。干校除了供给学员最低的伙食和学习材料外，别的物品如衣服被褥等全都是从各人家中或原部队里带来的，长袍短袄什么样式的都有。宿舍里是清一色的地铺，薄薄的铺草上面铺一张席子，学员就睡在凉席上；每人一床薄被子，有的两人合盖一床被子。有的同学有床毯子铺下来，两边的同学也就沾了光，这在当时也算是“有产者”了。天冷，大家相互紧靠着取暖，大衣被子都搭在上面。这样简陋的条件，还是挤得很紧。有时半夜站岗回来，自己睡的地方已被别人挤上；只好硬往人空里一躺，硬挤进去。天气实在太冷了，总务处才发给一些烤火用的木柴。南门外不远处就是东汶河，这条河是学员们洗脸刷牙洗衣服的地方；冬天结冰封冻，就把冰砸开照样洗刷。夏天没有蚊帐，有的学员被蚊子咬的满脸是红疙瘩子；星期天一些同学到山上或墓地里割艾蒿，拧成股股绳索晒干，晚上点燃起来，以烟雾驱赶蚊虫。到晚上，以班为单位围坐在一盏豆油灯下，讨论学习、谈论当天的军事、政治课或在野外演习的体会。小豆油灯是供记录用的，但却经常没有油。在没有油的情况下，学员们就在月光下或黑暗中继续讨论，直到熄灯号响大家才去睡觉。而吃饭也是靠社会募捐些地瓜于和带皮的高梁煎饼；有时就是连这样的饭食也募集不到，这时候学员就要饿肚子。二期学员中，有一位沂南籍的民运队学员叫徐佩孚，到校不久就被分配到总务处供给科专门做募集工作，因为共产党没有建立地方政权，干校供给处就只好依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说服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批一张文书下发到区、乡政府；然后，后勤部门再派人到乡里、村里说服动员，三番五次催促才有效果。为此，总务处指示供给科要挑选几位能说会道的学员专做募集工作；组成小分队到各个村庄去宣传募捐，筹集给养。这个小分队当时叫做募集队。

这样的募集队在干校哪一期都有。在四期政治队学员中，有两位从鲁南朱道南领导的五旅政治部一起来的学员名叫刘开、曹杰。刘开是枣庄市人，曹杰是峄县人。入校后刘开有一段时间不大见老乡曹杰了，后来又碰面时刘开问曹杰，这些天你到哪里去了？曹杰笑了笑反问刘开，你现在吃饱了吧？刘开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就顺口答应说吃饱了，怎么着？曹杰从军装的上衣袋里一边掏出一个布做的胸章，一边用另一只手指着上面用毛笔写的“募捐员”三个字说，你吃饱了知道是哪里来的给养吧？这些天，我就去干这个了。

在当时干校的三大处中，有一负责后勤供应的总务处，处长名叫赵龙图，是一期学员毕业留校的。他不愧是一位管家能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领导组织了较强的募集队在岸堤周围的村庄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捐献；然后把所募集到的高梁煎饼煮好的地瓜每日送往供给处。山区村庄的群众都很穷，沂水九区驻地岸堤附近的村庄大都已经去募集过，有的甚至去过多次。这时候赵龙图就组织募集队到其他区里去募集供养。这样才能勉强维持学员们的生活。这种办法虽然不能满足每人之所需，但很少断粮。一日三餐，菜是萝卜或白菜汤，主食多是带皮磨的高梁煎饼、高梁窝窝头和煮熟的地瓜。周末改善生活时，也吃一次猪肉、锅饼或馒头；但是定量供应，平时经常是每人每天十二两（十六两一斤）有时却只有四两；一些肚量大一点儿的学员根本吃不饱，有的男同学，如果女生队里有他的同学或同乡，那他吃完饭后肯定要往女生队跑，去向饭量小的女同学要走吃剩下的一个或半个窝窝头；还有的到青年队来“揩油”，因为青年队里的学员年龄都比较小，有时候可能还有点儿剩余。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桌凳，一个班十几个人围着一盆少油多汤的菜，蹲在地上便是一桌；人人狼吞虎咽起来，每顿饭都是菜盆底朝天，汤水不剩。还要求十分钟吃完。吃饭时缺筷子，就用树枝或高梁秸梃代用。有时候，募集队收上来的是生粮，供给处就找群众加工成熟食，还要给加工户一定的报酬。有时候也募集一些地瓜干和花生饼，无法加工；供给处就组织学员忙里偷闲推磨压碾，磨碎后做成窝窝头，分到各队里用餐。有一次募集来1000多斤高梁、玉米煎饼，放两天就长了绿毛。给同学们吃吧，既酸又干还不卫生；不吃吧，又太可惜。在那吃粮紧张的岁月里，谁也舍不得扔掉。最后，供给科想出了点子，把这些长毛的煎饼加上点油盐，放在大锅里烘干后发到各队里。同学们吃着这又脆又香的干粮，高兴地说：“供给科真有办法，添了新花样，这煎饼满能顶上薄脆香甜的点心。”

对于当时在沂蒙山区没有抓紧建立地方政权、导致经济补给受卡、造成生活困难这段往事，1982年4月中共沂南县委党史委的同志去北京采访曾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秘书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的景晓村同志时，景晓村有一段谈话曾涉及到这个问题。景晓村同志说：“从总结历史看，这段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也有些缺点。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1)对建立政权特别开始阶段是抓得不太紧的。相反，蒋介石、国民党却抓得很紧。1938年7月份，沈鸿烈任山东主席。沈到了东里店，而我们也正在坦埠、王庄、岸堤一带。国共两方摆了两个大本营。沈来之后就立即恢复组织国民党的专区、县、区级政权；我们动手晚了。这时，我们感到再放县长，就和他们有些磨擦。如果提前几个月，在三，四月份里放县长，那才正是天下无主的大好时机。直到1939年夏天日寇‘六一’扫荡时，国民党政权被日军扫垮，咱们才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组织政权。所以说，咱们的根据地政权是1939年的下半年才真正开展起来，实际比国民党整整晚了一年。八路军没有政权，就没有经济补给，经济上我们受卡很厉害。没办法我们曾搞过‘供给队’、‘募集队’。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八路军真怪，既有‘公鸡队’，又有‘母鸡队’。因而闹出了一些笑话。”

后来随着工作的深入，边区省委在岸堤成立了九区区委，派二期学员彭瑞林担任区委书记兼动委会主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开明士绅马月如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加强了沂水九区的领导力量；又指定干校政治处主任徐元泉做马月如的工作。马月如利用自己在九区的地位和多年来形成的声望和威信，热情帮助干校解决了给养等方面的困难，使干校摆脱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

当时干校从领导到学员，每人每天菜金三分钱。干校领导还规定每个星期天必须改善一次生活，保证大家吃上一次肉；逢年过节也尽量改善生活。这要求并不高，但做起来还真不容易。总务处和供给科的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到乡下菜园子里去购青菜，到油坊里去买批发价的油；从各方面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从而使每人每周吃到半斤猪肉。第二期开学不久，就是传统的中秋节日。按习俗，在节日里每家每户、或穷或富都要改善生活。干校也不例外。中秋节这天下午，司务长通知饭不限量；菜也比平时多了，还有萝卜、大白菜熬猪肉。大家平时也太缺油水了，都敞开肚皮饱餐一顿。在军事队和“小尾巴”花如景同班有个叫庄武的学员，这顿饭竟吃了12个大馒头，还拍着肚皮说：“刚刚吃饱”。供给处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调剂学员们的生活想了不少点子；大家为此都很高兴，不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学员都经常表扬供给处。

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面对如此艰苦的现实生活条件，学员们仍能保持高涨的学习热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在当时令一些人感到不解，不知道办学中的干校领导是如何稳定学员们的情绪，如何调动学员们的积极性，以使他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诀窍可言，也无什么捷径可走。别无他法，良策还是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拿手好戏，那就是思想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于校十分重视对学员的艰苦奋斗教育，重视学员的艰苦朴素工作作风的培养。这一切教育，不仅贯彻落实在教学工作上，而且也贯彻落实在实际生活中。

常言说，人多嘴杂；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对于干校的艰苦生活，如果说没有人厌恶嫌弃那是不现实的。有人发一点儿牢骚、说一句半句的怪话，按说也不足为奇。生活艰苦是客观存在嘛！但是，对于个别学员的那些满腹牢骚、连篇怪话，干校领导并不当成耳旁风听而不闻或敷衍塞责过去，而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在第四期政治中队里有这么一位学员，来到干校后，一看现实与自己所想象的大相径庭；对于顿顿饭吃高粱煎饼地瓜干、有时甚至连这些粗饭也吃不上的生活，实在是过不惯。于是，他就牢骚满腹，经常说一些怪话，诸如“吃高粱煎饼拉不出屎来”，“吃油太少睁不开眼”，“打开冰用凉水洗脸，以后脸皮比树皮还厚”，还说“早知道这样，我可不来受这个罪”。对此，政治队的领导曾多次耐心教育，但他一如既往，不思悔改。为了教育这位学员端正态度，也为了教育大家，政治队召开了一次大会，让学员们讨论：艰苦奋斗的具体体现是什么？不愿吃煎饼算不算艰苦奋斗？我们是什么人的队伍？生活应该向那些人看齐？同时作了部署，要求学员们抽时间到岸堤村贫苦农民家里去调查了解情况，看看他们吃什么。开会那天，虽然下着小雪，天气有点儿冷，但会议开得却非常热烈。大部分学员的发言犀利中肯，恰如其分；也有少数学员过于激愤，言语不当，说这位同学说的话是“汉奸论调”，“投降派的立场”。政治队负责人在总结发言时，把他的错误归结为由于娇生惯养而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指出这种劣根性如不彻底根除，就不能抗战到底，甚至有妥协投降的危险。在领导和学员们的帮助下，这位学员很快就认识了错误，作了检讨。后来的调查表明，驻地村有80%的农户以吃带皮的高梁煎饼为主；有的连如此饭菜也吃不上。这次教育活动，及时地给学员上了一堂阶级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课。学员们的觉悟大有提高，艰苦奋斗的思想也更加坚定了。

后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里，政治队拉到村外一大片麦田里上课。冬季里的麦苗不怕踩踏，地里踏实了来年必定丰收。俗话说，麦收战场，就是这个意思。讲课中，教员又想起了队里曾出现过的某些言论，就指着周围的大片麦田说：“人人都想吃的白馍馍就在这里边。当小麦成熟了收获的时候就会有白馍馍吃的。可是即使小麦熟了，还得不怕烈日晒背、不怕麦秸扎手，不怕流血流汗去收获，去加工。这样付出一系列的代价，白馍馍才能到口。等是等不来的。假如没有当初的耕耘播种，没有付出的艰苦努力，老百姓还有这收获吗？是没有的。所以就得去创造、去奋斗。努力奋斗就有了盼头。”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说：“大概还有这么一段距离。今天吃煎饼就是为了明天吃馍！”最后他语气很重地说，“不过我们吃白馍馍的时候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吃呀！”他这次寓意很深的风趣讲话，告诉学员们：革命胜利就像小麦成熟一样，必然到来。今天大家艰苦奋斗是为了明日胜利。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定会和群众一道过上幸福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