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紧张而活泼的校风（编著/郑玉强）

生动活泼的校风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的校风，也是于校学员的座右铭。这一光荣传统像纽带一样把干校的千百青年联结成一支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觉悟的抗日队伍。当时没有电影、戏剧、文艺书籍，但文艺生活并不枯燥。干校校部有一个俱乐部，每队设有救亡室，在救亡室的领导下开展体育、文化、娱乐等各种课外活动。救亡室的负责人全是学员自已选举出来的。晚饭后的两个小时是课外自由活动的时间，在救亡室领导下的各种活动项目就在这段时间里广泛开展起来。

救亡室里设有墙报组，定期出版墙报。墙报的内容丰富健康，形式生动活泼。学员们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去发挥创作。有的是政论散文，有的是快板诗歌，还有漫画。当时德国法西斯希特勒侵吞了捷克。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岸堤干校各中队出了一期专栏墙报。二期青年队有一位学员，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一幅漫画，是一张老虎头张着血盆大口，把捷克画成一块猪腿形的肥肉，正好被老虎咬在嘴里。这幅漫画令学员们拍手叫好，也受到干校领导的好评。

各队还有娱乐组，经常编演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学唱抗日歌曲。当时，在干校大唱革命歌曲蔚然成风。除经常组织歌咏比赛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几乎是歌曲不离口。起床后唱歌，饭前唱歌，上课开会前也唱歌；整个校园中终日歌声悠扬，生机勃勃。主要培养民众运动工作者的民运队在上课时间也学唱抗战歌曲。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娱乐，而实际上是在学习运用组织群众的手段。许多简练的歌词，像动人的诗句一样，具有很大的魅力，能感动和召唤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9月，干校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曾组织宣传小组广泛宣传。民运队的刘乃光等人参加了一个宣传小组，主要是演唱《流亡三部曲》。但因时间短歌词长，日夜突击学唱也没练好。可是后来在岸堤集上演唱时，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歌词描述的凄惨情景恰如当时的形势，句句扣人心弦；全场鸦雀无声，赶集的老百姓都抑制着悲愤的情绪。突然，人群里迸发出“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群情振奋；当场就有数人要求参加八路军报国杀敌。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召开一次文娱晚会。各队救亡室的娱乐组也有了用武之地，所准备的节目也得以登台亮相。在各队或全校的文娱晚会上，学员们演奏者自编自演的节目，有话剧、歌剧、快板、京剧清唱、乐器独奏、合奏、说笑话、讲故事等，妙趣横生。这里许多人能写会画，能歌善舞；许多人擅长写作，说理抒情，能诗能文；不少人擅长讲故事，就像街市上说大鼓书的一样，生动形象，扣人心弦；有的人擅长说笑话，滑稽幽默，令人捧腹；还有人擅长表演、造型、演说、鼓动；更有人擅长指挥唱歌，当啦啦队长；只要他们一到，会场就顿时活跃起来。你喊我队唱，我喊你队唱；歌声一阵接～阵飘向四面八方。啦啦队也喊个人表演。女生队的高文同志，会唱京剧青衣。联欢时和开会前，啦啦队总要向她“进攻”。这时，高文唱一段《苏三起解》或是《霸王别姬》才能“过关”。

与此同时，各队还经常开展业余创作活动。四期政治二大队有一位名叫张凯的学员，天津人，高中毕业后来到干校学习。他文化程度较高，喜欢搞点儿文艺创作，就与～位叫张开的学员，写了一段名日《于校速写》的三字快板。这段快板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干校的生活。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天不明，响军号；忙爬起，去上操；迎北风，喊口号。汶河畔，把冰敲；洗手脸，水里撩；手出火，脸发烧；回室内，共研讨；救国计，热情高。大院里，开饭了；北风吹，雪花飘；红煎饼，沾辣椒；汗津津，头上冒。戏台下，听报告；明真理，站得高；斗志坚，不动摇。晚饭后，学新歌，看指挥，练音调。抗大歌，传干校；《延安颂》，徐忻教，《三部曲》、《开花炮》、《打汉奸》、《陕北调》、《马赛曲》、《黄河谣》……开晚会，更热闹；讲故事，演活报，说快板，莲花落；说笑话，全场笑；赛唱歌，更活跃；你一套，我一套；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个，要不要？”这段简短的文字虽粗略，但却反映了当时干校的客观实际，读来也是比较有趣的。

1938年初冬，为支持峄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国民党进步人士孙伯龙在运河地区扩建抗日武装，鲁南党员朱道南带领孙伯龙及其随行卫队来到岸堤。当朱道南向干校领导介绍了孙伯龙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地位之后，干校不仅设宴热情款待，而且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晚会。晚会开始前，徐元泉首先致欢迎词，他代表干校全体师生向劳苦功高的鲁南抗战领袖孙伯龙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接着，孙伯龙、朱道南都讲了话。孙伯龙在讲话中，感谢干校师生的欢迎，表示坚决依靠共产党，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晚会开始后，第一个节目就是表扬鲁南军民坚持抗战的快板。这段快板把刚才讲话人的名字和事迹都点到了。此节目是晚饭后才临时策划新编的，时间比较仓促，有些词句临上场前还未念熟，但演出时演员却表演得非常熟练流利。节目虽然不长，却使宾主双方都受到了很大鼓舞。孙伯龙看完节目后，兴高采烈，高兴地伸着大拇指说：“八路军的人才真是了不起！”

1938年11月6日，黎玉和张经武带领200多人的干部队伍从延安回到山东根据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岸堤，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列队欢迎的干校学员们面前穿过。那严整的军容、铿锵的步伐和嘹亮的歌声给干校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晚上，在干校西南角的操场上，边区省委隆重召开了欢迎大会。大家看到从延安来了这么多的干部，都非常高兴和兴奋。会场上歌声笑语及啦啦队互相拉拉唱歌的声音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学员们当中有的会唱《延安颂》这首歌，便是在这天晚上听会的。在郭洪涛、张经武讲话后，大家鼓掌高呼：“欢迎井冈山来的夫妇（江华、吴仲廉两同志）唱歌。”年轻的江华同志和夫人吴仲廉同志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唱了一首歌。接着，由抗大来的靳怀刚等演出了话剧《流寇队长》和《牧羊快板》；17岁的杜前演出了《放羊孩子》；都演得很好，博得了阵阵掌声。这些节目都是他们在两个月的行军路上挤时间排演出来的，一经演出，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欢迎会开到深夜方散。学员们回到宿舍还在谈笑着议论着，久久不能人睡。

不久，1939年元旦来临。干校与沂水九区自卫团、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以及八路军第四支队九连和沂蒙独立团，在干校操场上举行了庆祝新年联欢大会。徐元泉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抗战的当前形势，提出了在新的一年里第一个突出任务是帮助九区建立抗日武装。马月如等对干校的友好支持表示感谢。跟随黎玉、张经武来山东不久的原北京大学学生、抗大毕业生、刚到干校任职的林元超就此联欢会盛况以《新年在岸堤》为题，写一短文发表在1939年1月7日的《大众日报》第四版上。短文如下：

新年在岸堤

当中日战争开始转入新阶段，敌人将要采取战略防御，积极进行“扫荡”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们迎来了1939年。突破阴云的阳光，温暖地光明地照耀着大地；元旦的早春，象征了新年的希望。

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广场上，集合了两千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军事、民运、妇女等学员大队，和三、四千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同胞们——九区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还有久经沙场战斗的八路军四支队第九连和独立团等武装同志一千多人；歌咏欢笑，热闹地庆祝着。

时钟敲了十下，司仪员宣布开会。徐主任上台作了长篇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的形势以后，提出了1939年的任务。第一个号召就是要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和杂务人员集中力量，用突击的精神，帮助第九区普遍的组织抗日自卫队，并且要超过计划中的预定数量。全校一致响应，齐声地高呼。九区区长马月如和九区动委会的代表田建初先生，接着表示欢迎，并愿意尽他们的力量协同动作。“英勇向前，把射击队的技术熟练，担当起自卫队的主力骨干……”到会的自卫队——就是曾经配合八路军吓退蒙阴城里鬼子兵的光荣的九区自卫队，唱出了这响亮的歌声，显示了他们大无畏的模范精神。他们有过相当时期的训练，操作很整齐；有很好的枪支，年纪轻轻的，再加上去年配合军队作战的经验，也的确可以做基干的自卫队，并没有丝毫的夸大。

九区的同胞，有了这样的榜样，所谓“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将来对于自卫队的发展，必然会起着大的核心作用。并且九区的突击队员们，正准备这充分的力量来帮助和推进新队员的组织，争取沂水县自卫队的模范，是有无限的希望！

起来！沂水九区的人民！起来！鲁南的人民！

迎接新的年华到来，给抗战以更强大的力量！

1939年春，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两个军到鲁中地区。干校学员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在岸堤围墙上、大街上刷写了许多“欢迎于总司令人鲁领导抗战”的巨幅标语，并与当地群众团体联合召开了欢迎大会。隆重的组织欢迎，使于学忠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抗日根据地的兴旺景象，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一定作用。于学忠为此还专门拨了三千元慰劳费，用以改善于校的生活。

在开始接近春耕的时候，干校还组织学员到垛庄一带与当地群众举行过一次联欢会。1939年3月18日的《大众日报》第四版上，曾登载了一篇文章对此作详细报道。题目是《干校学生行军演习到垛庄》。全文如下：“三月十六日的这一天。

寂静的垛庄，在沸腾了。街头小巷，墙壁上，大树上，贴满了五彩的标语、漫画、传单。金色的夕阳，辉映在红红绿绿的纸上更加显出了美丽的光彩，刹时间，把几个纯朴的村庄一装饰成锦绣灿烂的气象，招来许许多多的人们在念诵着。

不一会，庄严的队伍——干部教育行军，走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传的歌声；在黄尘蔽空的街道上，广大群众拥挤着，高呼着‘欢迎干校同志领导我们抗战到底！干校同志是抗战救国的主力军！……每一个同志，都表现着庄严愉快的精神；尤其是女英雄们，每一个人一支长枪一把大刀，和男同志们一样的姿态和动作。这更加兴奋了广大群众的心弦。

宣传队在开始工作了。这里一群，那里一组；在街头上，在巷口上，在广场上，在每一个角落里，都吸引了广大群众，在那里肃静的听讲。

地方上的热心人士，都不辞劳苦地在预备给养、茶水和住处。全庄的人，紧张极了，兴奋极了。

晚六时，庄严隆重的军民联欢大会，在一个大广场里举行了。到两千多人，由动员会主任担任大会主席，报告后，首由萧团长演说，略谓：……干校是为培养革命青年、抗战勇士，参加领导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愿和全国广大的群众团结一致，担当起这艰苦卓绝的历史事业来，……此次行军演习，希望大家给我们不客气的指导和批评……一时掌声如雷。

继由乔科长及团体代表均有极精彩的讲演，尤以妇女救国会代表韩大娘的演说，更为动人；大意略谓：……我们欢迎干校同志领导我们工作，我们妇女也是国民的一分子，都应该担当起救国的责任来，不要再和从前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的，对国家毫不关心；希望我们的姊妹们、大娘们，都要参加妇女救国会，帮助抗日军队，把鬼子打出中国去，才不愧我们是中国妇女……’当场热烈的掌声，威严的口号，雄壮的歌声，冲破了云霄，冲透了寂静的夜幕。

继由剧团公演游艺，直到夜分十一时始兴尽而散。”除此之外，他们还发动许多竞赛，诸如学习、军事生活、晚会竞赛等。第四期学员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比赛结果，教育中队的学员姜丕之获得了第一名。干校还经常开展体育活动，如打球、跳高、跳远、拔河；军事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带上行李，行军爬山，识别方向。还有全副武装赛跑、刺杀比赛、投弹比赛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比赛。优胜者“坐飞机”，落伍者就“背乌龟”。这种竞赛在每一个星期都开展的。优良的校风把学员培养成了既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又有高超的军事技能的英勇战士。

在开展娱乐活动的同时，干校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结合抗战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举办一些大型集会，开展一些具有政治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活动，来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期学员开学不久，即迎来了九一八事变7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边区省委决定在纪念日前后广泛开展一次宣传抗日活动；并召开纪念大会，以教育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抗战，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同时指定由沂水九区区委和岸堤干校为主组织这次活动。为此，干校学员分头作九一八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有的搭土台、写标语；有的组成小组到周围村庄广泛进行宣传。15岁的二期民运队学员刘乃光随宣传小组到岸堤集上开展集体演唱活动。歌曲《流亡三部曲》那低沉、悲凄的旋律，深深打动了许多青年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义愤。刘乃光是岸堤街人，许多人都认识他。今见他穿了一身八路军服装，英俊潇洒，甚是英武；青年们见了都非常羡慕；当场就有数人要求参加八路军报国杀敌。九一八纪念日那天，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在汶河沙滩上召开。干校全体师生列队参加；省委机关、九区区委、政府机关的人员全部与会；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也兴致勃勃地赶来汇合。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数以万计的人汇集在一起，真是铺天盖地，人山人海。郭洪涛、孙陶林、马月如等都出席会议并作热情洋溢的讲话；各界人士代表也相继发言。大家同仇敌忾，控诉日军杀人放火的暴行；众志成城，共同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马月如还号召全区人民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接着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号称“老青年”的社会贤达刘心甫老人登台唱了歌；干校各队都演出了自己创作的节目。当学员们演唱《流亡三部曲》时，台上台下都泣不成声。“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在会场上空震荡。纪念大会的热潮，有力地激发了与会者的抗战热情，也深深地教育了每一位学员。

第二期开课学习之际，正是日军以35万人分兵五路向武汉进攻之时。中国军队以三倍于敌的兵力进行了武汉保卫战。为支持抗日的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广泛动员全国人民为保卫武汉而战。在边区省委的领导下，干校组织学员与岸堤周围村庄的群众一起，在东汶河之滨的树林里召开了“保卫武汉”动员大会。会上省委负责同志报告了武汉保卫战的形势，介绍了党的主张。大家唱起了保卫武汉的战歌：“大家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是我们的心房。我们要拿起枪杆走向战场，和东洋兵拼个你死我亡。”大会开得十分热烈。

不久，在这个树林里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场面更大，人数更多。数以万计的群众手持标语，举着红旗，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整个树林里，人山人海。会场中心搭了个主席台，会议内容是“拥蒋反汪”。广州、武汉失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恶劣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到处皆愤怒声讨之。会上，郭洪涛愤怒地声讨了汪精卫投降罪行，号召全边区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彻底揭露汪精卫投敌叛国行径。

1939年3月底，八路军第三支队送一批干部来岸堤干校学习。途径博山太和镇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的袭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等近百人牺牲。此为震惊全国的“太和惨案”。消息传来，干校在岸堤村外召开了追悼会。徐元泉讲得激昂悲愤，声泪俱下；参加大会的军民皆泣不成声。都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学习，向顽固派讨还血债。

这些集会和会议，不仅使学员们了解了抗战形势，提高了思想觉悟，而且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号召力和组织群众的凝聚力，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现实教育。

7．强有力的建党工作

学员们之所以能在政治思想、军事技术、群众工作等方面突飞猛进，取得可喜成绩，除了党的政治影响和学员们的抗战热情在激励着自己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吸引、鼓舞着他们。这就是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干校创立到完成使命，干校中的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她的团结、凝聚、集结、催促作用。

抗战初期，抗日武装力量发展迅猛，但其中共产党员的数量不多。地方抗日民主政权里面也没有党员或有很少数量的党员。所以来源于部队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学员们也大部分不是共产党员。每期学员入校时，党员数量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干校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的指示精神，每期都大量发展党员。为了团结一些中间分子，当时党组织仍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之间只能发生纵的关系。在干校，党的公开组织是政治处。政治处成立了一个党总支委员会，负责政治领导。边区省委（分局）有什么指示先在党总支传达讨论。党总支下面设由各队指导员、队长组成的党支部。那时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学员进校学习一个阶段后，党支部便制定发展党员的计划，然后安排党员在本班组中分别了解，注意观察；发现积极分子即考察、培养、发展。发展工作一般在学习后期进行。

正如校长孙陶林所说，“发展党员是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譬如第一期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到三分之二以上。诸城县只有一个学员，叫乔志一，在于校里把他发展成党员，毕业时派他回去当县委书记，由他再发展党员，成立县委。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新党员入党，开始并不填表，也没有候补期；考察成熟即由支部派人找发展对象谈话，通知他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了。到了岸堤后，起初发展党员，也是考察成熟后由支部派人把发展对象集合起来，只到学校东南角的炮楼里进行宣誓就行了。组织生活比较严格。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大多在村外、河边秘密举行。只是上党课由政治处主任公开讲，全体学员都听，在讨论中发现要求入党的，个别发展。”（孙陶林《半年来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第一期，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同志，其实也不懂得政治工作怎么做，只是根据上级部署，抓学习，抓互助团结，抓文娱活动，抓群众工作，通过这些活动促进学员进步。在活动中发现哪一位学员思想表现进步、学习勤恳、工作扎实，党员们也公认这位学员确实素质高，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党支部就派党员找这名学员谈话。在第一期民运队学习的博山籍学员于诚就是这样入党的。那时，干校还在滕县雪山寺。一天夜里，轮到于诚执勤，他背着一支土枪正在站岗。同队的周淑荣同学突然来到他的身边，问于诚：“一个人站岗害怕吗？”于诚回答：“不怕！”周树荣告诉于成说：“咱们是老乡，我比你早到干校几天，来给你做个伴。”以后的日子里，于诚每次站岗周树荣都来和他作伴，同时给于诚讲了很多道理。一次，周树荣问于诚愿不愿加入共产党？于诚一听这话，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一连说了好几个愿意。周树荣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战斗在前，退却在后；在一切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怕流血牺牲。”于诚听了坚决地表示，一定能做到。几天后，周树荣郑重地通知于诚：“经我介绍，并经上级批准，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于诚激动地抓住周树荣的手不知说什么好，两行热泪一直流到腮边。从此，于诚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更加积极，成为民运队中的骨干。建国后，于诚同志曾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

来到岸堤后，干校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几期的政治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已是党员的各队指导员们，经过锻炼，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工作上也日渐得心应手。刚入党的指导员们，也逐渐学会了做党支部工作。他们定期研究工作计划，对党员们提出了具体的学习、工作要求；并按时召开会议，以对每一位党员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解。支部工作非常活跃。第三期在发展党员前，先由政治处主任向全体学员公开讲党课，号召学员们自愿听课。徐主任在党课上对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入党等公开讲了一番；并指出，要求入党的同志，要忠诚老实的交待自己的历史。之后，他告诉学员们说，你们的指导员就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谈。这堂课上了以后，要求人党的学员便纷纷找指导员汇报思想、提出入党要求。这时，支部就对培养对象和要求入党的学员逐个进行谈话；并分析其入校后的表现、审查其政治历史情况、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以及在原单位的表现等等；有时还要求本人写出详细书面材料。只要政治历史清楚，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章；来校后努力学习，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肯干，团结友爱，生活上吃苦耐劳，这样的同志都可以秘密地吸收入党。那时入党有候补期，贫农出身的候补期一个月，中农出身的3个月，富农地主出身的6个月；工人没有候补期，但学员中工人很少。只要经干校党总支委员会批准后，就可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每期开学时，学员中的党员很少；到毕业时各队的党员数目可达学员总数的80%左右。干校在建党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所发展的党员回到部队和地方工作后，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二期军事队学习的胶南籍学员张鲁东，入校后尽管学校生活比较艰苦，军事训练也很累；但他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练习投弹胳膊都累肿了，仍然咬牙坚持；并积极参加接近实战的野外演习训练。不久，班长宋永韬就找他个别谈话。在问清家庭情况和参军动机之后，便介绍他参加了“民先”。尔后，宋永韬经常找张鲁东谈心，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政党。听了这些话，张鲁东心情非常激动，就主动提出：“我家是佃农，很穷，我要参加共产党。”宋永韬满意地笑着对张鲁东说：“不要急，先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党的大门是时刻敞着的，到时候就会有人介绍你参加。”两个月后，宋永韬找到张鲁东，递给他一张入党志愿书，叫他填写，并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候补党员了，候补期一个月。”在候补期的这一个月中，宋永韬不断找张鲁东谈话，教育张鲁东参加了党，要为劳苦大众翻身而斗争，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这些话深深地印人了张鲁东的心田，激励着他为革命为抗战而奋勇向前。一个月后，张鲁东转为正式党员，站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从此，张鲁东在干校里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事事跑在前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八年抗战中，张鲁东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都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坚定地和日寇、伪顽作顽强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后，张鲁东曾任国家水电部设计院党委书记。

在二期军事队学习的江苏省邳县籍的学员、绰号叫“小尾巴”的花如景，建国后曾任华东供电局干部处处长。他对自己在干校入党一事作过深情地回忆。他说，在于校里，党组织时刻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到军事队刚满两个月，班长赵子平就介绍他加入了“民先”。不久，又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是老王帮他填写的。花如景记得有这样一个栏目：“为什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是为了穷人打天下的，是日本鬼子的死对头，是庄稼人的救命恩人等等。老王笑了笑说，你讲了一大篇，不错，但没讲到点子上。我看就写上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吧。花如景一听老王这话，就连声说，好，好，就这样写。被批准入党后，花如景高兴得见人就想笑，一连两夜没有睡好觉。在军事队三个月的学习，是花如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正规训练。干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为他以后长达16年的军旅生涯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历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期费县籍学员陈华鲁，进校一个月就加入了“民先”。后来，分队长孔子如找陈华鲁个别谈话，给他看党章，并问他共产党怎么样？愿不愿参加？陈华鲁说，共产党好，愿意参加，就是不知道怎么参加？孔子如说，入党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也就是政治生命。入了党就不同于一般人；要服从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时处处起模范作用；不动摇不投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陈华鲁说，这些都能做到。事隔不久，指导员胡惠之又找他谈一次话，便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39年3月5日晚上，陈华鲁和其他几位学员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陈华鲁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身上有使不完的干劲。后来，陈华鲁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工作。建国后，成为大众日报社的高级记者。

在四期女生队学习的沂南籍学员程振英，家就在岸堤村。早在林浩率部来到岸堤的时候，就有八路军的一位女同志到她家做抗战动员工作，后来，干校二期毕业生、九区动委会的刘萍（女）也经常到她家里来，动员程振英和她的姐姐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受到了程振英祖母的阻拦。老人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刘萍好说歹说，老人才让了步。姐姐程俊英跟刘萍去了岸堤乡，程振英随李慧（女）到了垛庄乡。就在干校四期将要开学的时候，刘萍告诉程振英说，组织上已批准她去干校学习。程振英高兴极了。1939年1月20日，程振英就和姐姐匆匆起来，脸也没顾得洗，拿着刘萍事先开好的介绍信，悄悄溜出大门，一口气跑到村南头的干校报上了名。上午9点来钟，程振英的祖母拄着拐棍，气喘吁吁地来到干校要孙女。女生队的指导员胡惠之热情地接待了她，说：“老人家，请放心；跟八路军只能学好，不会学坏。如今全国掀起抗战高潮，年轻人争当抗日先锋，谁也阻挡不住呀。”老人家听了指导员的一番话，没话说了。指导员又把程振英姊妹俩找来和她奶奶见了面，欢欢喜喜地把老人家送出校门。

程振英入校不久，就担任了女生二班的学习组长。在以后的日子里，队长刘津、男指导员胡惠之，还有老班生张国馨、李岩等同志，经常找她谈话，从政治上、学习上帮助她。半个月后，张国馨拿来了一张表，叫她填表加入“民先”；同时告诉程振英说党支部要培养她入党，并递给她一本油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程振英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心里更加亮堂了。从此，她坚定了一个信念，即一定要争取入党；不仅要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还要做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于是，无论学习、工作、站岗、执勤，还是其他活动，程振英都干得很起劲。1939年2月，张国馨帮她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指导员找她谈了话，并给了她一份誓词。一天晚上，在一间小屋里，她和同队的亓锋、张坚、秦怡还有几位男同学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这一夜，程振英兴奋得难以入睡。她觉得自己已不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了，而是一个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一个有理想的大人了。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教育下，不仅仅一个程振英，还有成千上万的热血沸腾的青年，都由一个单凭热情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在各个抗日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