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参与反“扫荡”（编著/郑玉强）

奋起反击“扫荡”

1.1939年初春前后的抗战形势

1938年10月底，干校第二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日军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等地。从此时起，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对侵华战略和策略作了调整。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有限，故用其主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对国民党采取的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武汉失守后，日军一改以往对国民党的政策，而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1939年夏天，日军就开始以主要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反复“扫荡”；其中日军有54万人，占日本侵华总兵力的62%；伪军有14.5万人，几乎占了伪军的全部。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迅速地增长了。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和日本侵略者秘密地互通函电，信使往返，进行投敌叛国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飞往河内。与此同时，陈公博等亦相继投敌。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向重庆当局建议“和平”，即劝蒋介石也投降日本。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他们把军队的主力都集中到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保存实力，避战观战。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文件。他们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有意歪曲事实，蒙蔽真相，大造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在“政治限共”的同时，还加紧了“军事反共”的活动，不断在各地制造反共惨案。

在抗战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制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的抗战总任务。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重申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军委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三大主力分散布置于华北敌后，同地方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随着日本政府侵华战略方针的变化，日军在山东，采用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手段，扩大其占领地，进行殖民统治。1939年1月，日本侵略者制造所谓“文人政权”。到1940年底，全省105个县中已有103个建立了伪政权。各级政权机关均设有日籍专职顾问，操纵一切。伪政权一面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一面对山东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在军事上，日军加强了驻山东的兵力。另外，日军开始强迫组织自卫团。为了达到占领全山东的目的，日军以庞大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普遍进行连续“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设立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山东、江苏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韩德勤兼副司令。1939年初，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山东，布防于甲子山、沂蒙山和抱犊崮山区。总部驻沂水县上高湖和许家沟（今属沂南县）。与此同时，沈鸿烈也率部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将省府设在鲁中东里店。沈鸿烈建立健全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各级行政组织，试图恢复对全省的控制；设立了省保安司令部，整编各地游击武装。这两个系统的国民党部队，按其政治态度，大体可分为顽固派和中间派。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打击共产党、八路军等进步力量。中间派包括东北军和某些山东地方实力派两部分。属中间派的山东地方实力派主要是第三区专员张里元和胶东的姜黎川，他们与国民党中央和山东地方当权派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不满意蒋介石和沈鸿烈排除异己的政策；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一定的统战关系，在顽固派与八路军磨擦时往往持中立态度。

为了表达团结抗战的诚意，1939年1月28日，山东分局发出《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指出目前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开始大举“扫荡”、讨伐和建立伪政权的时候，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部队的根据地，必须加强在山东的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解决合作的形式问题；必须拟定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必须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和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对于这一合理建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采取敷衍拒绝态度。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实现其限制八路军、驱逐八路军出鲁和消灭一切进步力量的阴谋，在战略上首先控制胶济铁路以南的重要山区，加强其反共阵地。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派张经武、郭子化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中，沈鸿烈提出4条反动措施：（一）“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和借日伪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二）“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以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扩大活动领域；（三）“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进行群众工作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四）“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自筹给养，以控制八路军的给养。此后，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置抗日大业于不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扫列（列宁主义）大队”，积极反共。于学忠部到山东后，沈鸿烈伙同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缪激流等人一起，继续策划限制共产党的办法，规定山东纵队在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鲁南、胶济铁路以北的八路军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点集结。这些规定、命令，公开破坏抗日事业，理所当然被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所拒绝。山东各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屡次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进攻，捕杀党政军工作人员，摧残群众抗日运动，实行经济封锁，进行特务暗害活动。

为反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限制和军事进攻，坚持团结抗战，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_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始终注意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0年1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组织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深人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是转变时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决定因素。山东各级党的组织认真总结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孤立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积极争取以于学忠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还努力团结争取山东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在鲁南，山东纵队多次派人做张里元的工作，团结张里元共同抗战。在胶东，争取了地方实力派姜黎川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各地党组织还开展争取、团结道会门的工作，使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门武装，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而对于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限制和军事进攻，中共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太河惨案”发生后，山东分局决定坚决反击顽固派。首先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惨案真相；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然后遵照中共中央“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之进步。同时，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必胜）”的指示，山东纵队第三、四、一支队等部，在张经武、黎玉指挥下，于4月上旬向太河镇发起进攻，收复太河镇，救出部分被囚禁的人员，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尚志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

3．干校在反“扫荡”中

1939年5月下旬，干校接到山东分局和孙陶林校长的来信，指示干校要备战，要充分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指示干校要留下来，以岸堤为中心，坚持就地反“扫荡”；避强击弱，相机打击汉奸和小股日军；并强调要警惕反共顽固派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干校上上下下紧急行动起来，抓紧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日寇飞机经常飞临驻地上空进行轮番轰炸。为了躲避敌机，学员们经常到村外的树林里和麦地里隐蔽起来。敌机走后，再集合起来到树林里上课。干校还经常搞一些夜行军演习；特别是在每天拂晓前的这段时间搞得很紧张。总之，是一面上课，一面备战。几天以后，日军出动了，干校随即决定离开岸堤。约在6月7日，仅仅学习了一个来月的第五期学员和干校机关全体人员撤离了岸堤，南渡汶河，转移到艾山脚下隐蔽了一天。从此，干校进入了边学习边进行反“扫荡”的生活阶段。

由于学员对如何反“扫荡”缺乏经验，又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将近一年，所以撤离后没处理完的事还是很多的。撤出的第一天，不断地派人回去取物件，安置不能带的东西，销毁机密文件和材料等。深夜后又返渡汶河北进。那时候，麦子即将成熟，高梁已长至膝盖那么高。队伍在麦田中间的小道上缓缓地行进。第二天中午时分，突然有人高喊，鬼子追来了。大家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奔跑起来，一口气跑了十七八里路。有的学员丢掉了米袋、背包；有些女学员丢了毛衣，还有的丢了其他物件；也有的口鼻流血，脚被磨破；秩序有点儿混乱，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而当时干校枪支弹药很少，一个班只有两三支枪；学校的干部多数没有枪。如果出现了意外情况，确实缺乏抵抗力。这些情况也表明，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在反“扫荡”中是难以和敌人周旋的。

中午时分，队伍到达岸堤东北的王家庵子村，在村外大片的杏树下休息片刻，又继续行军来到群山环抱、山峦起伏的南墙峪村（属沂水县）一带宿营。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此时也奉命随干校一起行动，队伍更庞大了，漫山遍野到处是人。南墙峪村是一个有二三十户的山沟小村，哪里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人呢！村小居民少，筹备给养非常困难。学员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没有吃上饭。此地山高林密，隐蔽、打仗是好地方，但是难以久驻。为了适应作战需要，干校在南墙峪村进行了整编。一天，徐元泉召集中队以上干部在一条小河边上开会，研究分散活动问题。当即决定将全校干部、学员编为二、四两个大队。徐元泉提出二大队由军事教员林元超担任大队长，五期学员一大队教导员于辉担任政委；于辉因身体原因推辞，徐元泉又指定由干校党总支组织委员、军事队指导员孔福亭担任；原八支队教导员孙聿修担任政治部主任。四大队由于校军事教育科科长肖松圃任大队长；干校政治教育科科长徐仲林任政委；五期学员二大队教导员王永周任政治处主任。每个大队下辖三、四个中队；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四五十名学员也临时编了一个中队，归二大队领导。政治处的组织、宣传两个科跟随二大队活动。按大队划分了活动范围，四大队在南墙峪及其以北山区活动；二大队到马牧池、岸堤、代庄、垛庄一带活动。任务是保卫自己安全，相应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支援地方组织等。同时，抽调30余名学员组成一个精干小分队，由五期二大队大队长崔兰亭领导，跟随徐元泉一起独立活动，进行警卫、侦察、通信联络等；并来往于两个大队和地方组织之间进行联系。

整编就绪。翌日，二大队返回岸堤一带，来到万粮庄（属沂南县）西边山上的一片松树林中。白天派出若干股小部队四处活动，一面侦察日军动向，保护群众麦收；一面筹集给养。

在反“扫荡”中，干校武装小分队主动出击，相机打击日军。

一天，“扫荡”的日军由汶河北岸山脚下向国民党第五十一军驻地推进。大队长崔兰亭率领小分队埋伏在汶河南岸万粮庄后的河岸上对日军进行袭击。日军贴近汶河北岸山下向东推进，双方隔河相距不过三四百米。武装小分队瞄准日军打了几个排枪，眼瞅着倒下了三四个日军。对岸的日军大喊大叫，集中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向汶河南岸疯狂射击。眨眼间，一片片的高粱被机枪削断了，炮弹在学员们的身后高粱地爆炸，把一人多高的高粱和泥土掀起五六米高。小分队队员们都变成了土人。这时，有三四十个日本兵跳下汶河，嚎叫着向南岸冲来。转眼间，跳下河的日本兵又返回岸上。小分队也乘机撤向南山。日军的炮火虽然猛烈，但学员无甚伤亡；只是大队长崔兰亭的右膝盖被炮弹皮擦破了，血流不止；崔兰亭抓了一把土，捂在伤口上，便很快止住了血。

这是日军“扫荡”以来，干校学员武装第一次摸日军“老虎”屁股。

一日，第二大队部驻在汶河南岸的万粮庄，日军在村北面搜索“清剿”，与二大队发生了遭遇。学员们一面抵抗，一面向南转移。刚出村口，孔福亭的右手指被子弹打伤，血流不止。这次与日军接触，又暴露了学员的一些缺点。有人体质太差，有人听到枪声害怕。当夜，二大队到芦山口的书堂子村宿营，确定翌日隐蔽休息。第二天早晨，学员们在山石溪水之间活动，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笔记。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有的在吹口琴、唱歌，有的在放开喉咙练嗓子。大敌当前，这些大大咧咧的行为，表现了部分学员敌情观念淡薄、缺乏组织纪律性。这是不利于反“扫荡”的。于是，干校决定再进一步精简人员，将体弱多病、没有打过仗的地方干部和女同志进行疏散。

命令宣布后，干校驻地通往山外的山路上便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便衣”：有穿学生服的，有穿花衣服的，有穿旗袍的，陆陆续续地各奔前程。这样疏散了不少学员。也有的说什么也不走。家是青驼寺北面的吉拉子村的刘奇（女），家离这儿虽不远，但她无论谁作动员工作，就是不回家。她是她父亲瞒着家里人、让她女扮男装偷着送到岸堤干校的。她觉着还没有做点儿事、立上一点儿功，就回家去，实在太丢人。做动员工作的磨破了嘴皮子，她执意不从。天黑了，女生队长吹哨子集合，女生队竞有18名坚决不走的学员。干校只好把她们编成两个班，一个班由女生队队长张林山带领，另一个班由指导员夏天真带领。从此，刘奇就跟夏天真等人一起在南墙峪一带打游击。

经过精简整编，近千人还剩下四五百人；干校将这些学员和校直属机关人员缩编为两个中队，即二、四中队。二中队中队长林元超，指导员孙聿修，副中队长周紫萍，副指导员孑L福亭。四中队中队长肖松圃，指导员徐仲林。中队下设若干个小分队，还各有一个女生分队。原挑选的36人精干小分队分编为侦察、联络、通讯三个班，由临时组建的总侦察联络科领导，科长由大队长崔兰亭担任；几天来收缴的长短枪支和轻机枪首先武装了这三个班。这支30多人的武装照常跟随政治部主任徐元泉单独行动；并将侦察到的敌伪顽情况以及徐主任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二、四中队领导。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溃散的国民党逃兵的枪支弹药。国民党部队被日寇击溃后，三五成群的逃兵到处流窜，欺压百姓。这些溃兵经过教育，发上一点儿路费，便留下武器四散而去。两个中队很快全部武装起来。

经过精减，两个中队行动灵活轻便了，战斗力也提高了，进可战退可走，神出鬼没地活跃在岸堤一带周围山区，不断地打击敌人。这个时期，学员主要从事军事活动，如军事操练、侦察敌情、站岗放哨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行军，从这村到那村，以防敌人袭击。值得一提的是，二中队中有一老工友李士安，已50多岁了，在中队里担任侦察员。他机智勇敢，经常深入到敌人驻地村内或在敌人行军的路边上，数清敌人的数目，有多少步枪、机枪、火炮及其他情况，对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反“扫荡”的40多天里，两个中队多在南墙峪、岸堤一带隐蔽活动。在九区区中队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民兵组织，壮大地方武装。还根据上级指示，及时派出学员分别到垛庄、崖子、唐子、高湖、代庄等乡，担任乡长、助理员、文书、乡分队长、指导员等职；建立抗日民主乡公所，各拉起了三四十人的乡分队。仅沂水九区，就建起了一支有80多人的区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都是干校派出的学员。从此，有了基层政权和基于武装，群众有了依靠，干校也有了基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干校武装与各区、乡武装紧密结合，协同作战，打击了敌伪，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干校还派出一些同志到较远的地方去搞情报和发动群众，如派出刘炎光、冯国祥带一个组到莒县去了解情况，相机做群众发动工作。

 “扫荡”结束时已是7月中旬。二中队到岸堤村西南5公里处、地处山岭之间的河子沟村与徐元泉主任带领的一部分队员会合休整，进行反“扫荡”总结，并召开了祝捷会。

7月末，收到岸堤区崖子乡乡长徐佩孚（原千校民运队学员）的报告，侍郎宅（今属沂南县双堠镇）的刘姓大地主与日伪勾结，抗交粮款，看见八路军、共产党的人员便打枪追捕。徐元泉主任命令二中队前去打击。7月31日晚饭后，二中队从岸堤区河子沟村出发南下，夜间到达崖子乡东梭庄宿营。翌日早饭后，又南行七八里路即到达侍郎宅，二中队立即将其包围。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围墙坚固，四角各有碉堡；墙外是开阔地、佃户住房。地主据守碉堡顽抗，对二中队的喊话不予理睬。虽有青纱帐掩护，但二中队也不易接近，只好用步枪和手榴弹发起攻击。战斗了一天，因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派部队从南面向这里靠近。为了照顾统战关系，二中队遂撤出阵地，转移到东师古庄暂住。旋又接到垛庄乡乡长、分队长的报告，有一股土匪武装30多人占据在河头泉（今属蒙阴县界牌乡），到处进行抢掠，残害人民。附近的回民村南蓉芙（今属蒙阴县）清真寺的阿訇、知名人士杨某也被绑架。土匪声称不给粮款，便把杨某杀死。二中队便决定去消灭这股土匪。

6日那天晚上，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第二中队就分头出发了。至河头泉村附近，指导员孙聿修带两个班去北山防守，副指导员孔福亭带两个班去东山防守，以防敌人逃窜；中队长林元超、副队长周紫萍带队从村西南进村的路上向村内进攻。拂晓发起攻击时，适逢大雨倾盆，学员们的衣服全淋湿了。周围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枪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土匪；顿时惊慌失措，乱窜乱藏。大部分土匪被俘，一部分逃窜。二中队救出了被绑架的杨某，并把他送回家去。之后，二中队移驻垛庄乡尖家庄。在这里对土匪进行了审查，召开了群众大会，处决了7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和骨干分子；其他的经过教育移交垛庄乡公所处理。此举打击了敌人，鼓舞教育了群众。这时，中共蒙阴县委书记李成仕来找徐元泉主任，要求帮助他们打击几个最坏的汉奸恶霸地主。经徐元泉主任批准，二中队奉命开赴蒙阴县城以南工作基础一般的蒙阴二区、四区去做支援工作。这里情况复杂，受敌伪顽影响较重，对我党我军认识不足。当二中队夜间抵达前城子村（蒙阴县）时，围墙四门紧关。地主武装持枪站在城楼上，不准二中队进村住宿。二中队就露宿在东门外的打谷场上。翌日拂晓下起了毛毛雨，学员们在打谷场上整齐列队，高唱抗日救国歌曲，一支接着一支唱个不停。围墙内的地主武装急了，高喊着要二中队到东边庙里休息，他们给送给养来。二中队到一座树木参天的大庙堂里驻扎下来，以观其举。一会儿，他们果然送来早饭，是高粱煎饼、小米稀饭和萝卜咸菜。学员们一边吃饭，一边对送饭的人进行教育。他们听了频频点头。晚上，又送来晚饭。入夜，二中队西行到达一溜水营等村。这些村子无围墙，群众因受过日寇的侵扰，对学员们态度还好。次日，二中队便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讲解八路军、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以扩大影响。

暮色降临，二中队继续西进，计划打击前堂子村的勾结敌伪、坚持反共的顽固分子。这个村子不大，但围墙坚固，留有东、西两门；建有数个炮楼。二中队来到时，村里的顽固分子已有了准备，大门紧闭，炮楼上有站岗的，拒绝二中队进村。二中队就在东门外的打谷场上露营。枪都上了顶门火，准备随时战斗。半夜时分，中队长林元超因劳累睡熟了，翻身时硬物碰到驳壳枪的大栓头，枪响了；枪口正好对着他的左臂，子弹穿臂而过，血流不止。村内混乱了一阵，旋即安静下来。其他人看到东门外一箭之远的北侧有个看场人住的小房子，便送林元超到房内包扎，并在这里休息。有两个学员陪同照顾警戒。拂晓前落雨了，二中队起来整队唱歌。寨门楼上的人喊话了，要二中队到南边庙里休息：他们给送给养。于是，二中队就到村南约一华里远的庙内工避雨休息。二中队去南庙的时候天色还不很明亮；副队长周紫萍没有跟随队伍去南庙，而是带着两位学员到寨门北侧的小屋内去看望林元超。寨门楼上的警戒人员也没有发现。天亮不久，村里几位雇工奉命带着数罐小米稀饭以及高梁煎饼等食品，开门准备送到南庙里。这时候，不远处的周紫萍听到东门有开门声，立即手提驳壳枪率领两个通讯员几个箭步赶过去，趁机挤门而人，并大喊“不许动，谁动打死谁”。几个雇工一时手足无措，呆若木鸡。周紫萍当即命令一名学员跑步到庙内通知其他队员。正在庙里休息的孑L福亭等一听到这个消息，迅速率队跑到东门拥了进去。村内的恶霸地主以及同伙们惊慌了，急忙藏枪，并到处躲藏。有的把步枪丢到井里，有的向草垛里钻。学员们迅速对全村进行搜查。佃户、雇工积极地在暗中给予帮助，恶霸地主一一就擒。李成仕同志等蒙阴县的干部闻讯也赶来了，学员们把擒获的恶霸地主都交给他们处理。有力地支援了蒙阴县对敌斗争的开展，使蒙阴县的基层政权组织迅速扩大。

不久，二中队返回到沂水县塘子乡李家庄子村（今沂南县岸堤镇李家庄子）宿营，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斗争。

在反“扫荡”中，除派到沂水九区区中队担任指导员的刘彩芹负重伤，崔兰亭、孔福亭、林元超三位干部受轻伤外，干校其他干部和学员无一伤亡。在学员活动的地区，群众组织未受破坏，伪政权未能建立，而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不仅保存、发展、壮大了力量，而且使干部和学员实践了军事理论，提高了军事技术，丰富了对敌斗争经验，为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此时，干校还发展了一批在艰苦考验中表现好、觉悟高的学员入党，如耿学文、李振洲等就是这时入党的。同时，总结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又对每位学员进行了结业鉴定。在八月中旬把学员们送到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分配工作。

至此，第五期学员学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