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运筹渡江南下（文/丁龙嘉）

一、国民党统治危机四伏与人民革命事业蒸蒸日上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山东省会济南上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军队鏖战正酣。当24日黄昏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军指挥所——山东省政府时，济南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而结束。

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了解放军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十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揭开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胜利不久的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解放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即于11月6日发起了淮海战役。战役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杭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胜利进行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于11月29日发起了平津战役，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基本解放华北全境。

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仅146万人，且分布在西起新疆东起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并已丧失了在战略上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

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已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1948年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比抗日战争之前分别减少30%与70%。财政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上海市的物价指数，从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底，上涨了13万余倍。农村土地荒芜面积占耕地面积近40%，农村经济迅速破产。

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愈演愈烈。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及其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国是”的主张，以此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宣称：这个政府已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对于严重的军事、经济、政治危机，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949年1月21日，他在国民党军政委员会议上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

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江河以下的形势相反，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余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218万人。

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中共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些国民党军的爱国官兵，积极寻求出路，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0余人，在舰长邓兆祥等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中共联系，准备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整个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二、一个关系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渡江南下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形势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由蒋介石出面，于1949年1月1日发出和谈声明，企图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争取喘息时间，调整军事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所谓南北分割的局面，然后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曾直言不讳地说，“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形势危急，只有进行和谈，才能有缓冲时间。美帝国主义则改变了方式，即在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同时，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中共中央为分化和孤立敌人，教育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真正的和平，针对敌人的和谈阴谋，于1949年1月4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批判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又于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骗局，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同时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向全国人民指出：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且庄严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不要乘胜渡江南下，是关系到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至关重大的问题！

三、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中国不能成为南北朝”

1948年12月，当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歼过半之时，毛泽东把眼光移向了长江以南。1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指示还要求，提前准备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计划，并请刘伯承到中央军委汇报。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7日开会讨论了渡江作战方针和计划。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西柏坡汇报。在汇报中，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解放全中国，中国不能成为南北朝，不能分裂，分裂就要受外人欺负，要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嘛！”

刘伯承、陈毅在西柏坡还出席了1949年1月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决议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议强调："几个野战军必须至少休整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2月8日，中央军委适时发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指出：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新解放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要求军队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并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四、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方针，这就是：  (1)对于国民党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可以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去加以解决，并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像对待北平傅作义所部那样，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者就是像对待绥远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暂时予以保留，使之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2)依据党的工作重点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今后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情况，要求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3)要求解放军逐步加强工作队的作用，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后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以便担负经营和建设新区的任务。会议还指出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号召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座谈会，议题是各大区的人事安排，并最后作出决定。在会议上，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17位委员组成。本来，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邓小平是中原局书记，而此时中央将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重担委任给邓小平，由他挂帅，指挥渡江南下，直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江山，可见对邓小平的器重。

在此前的2月11日，中央军委就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这就是说由邓小平担任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总前委书记，这就解决了渡江南下的统一指挥问题。此时的邓小平，身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及前委书记，集五大要职于一身，而尚不足45岁。

五、整编人民解放军和征调随军南下干部

在1949年元旦前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行了整编，各老解放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准备了随军前进的干部。

军队在整编中，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兵团（6月份编成）。第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二、第七军；第二兵团由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第四、第六军。全野战军共15.5万余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全野战军共28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栗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军；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华若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全野战军共58.1万余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任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第十二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四十、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由程子华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八、第四十七、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由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九、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由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八军。全野战军共90万余人。原华北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十八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第二十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三个兵团共23.8万余人。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并改由周士第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志民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另外编成第八、第七十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第十九、第五十八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第三十二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第五十军，属东北军区建制；原属华东野战军建制的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在此期间，中央军委还组成了铁道兵团，由滕代远任司令员，吕正操任副司令员；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建立了特种兵司令部，统一领导所辖的炮兵、工兵、坦克兵、装甲兵等部队；华东军区还成立了华东海军，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有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个一级军区建制不变。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1949年5月，中原军区奉命撤销）；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1949年5月，肖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一级军区下设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通过整编，全军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各级军政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总兵力已达400万人。这次整编使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准备随军前进干部问题，中共中央早有部署。在济南战役进行之前的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建军500万，歼敌750万，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新的战略任务”，并根据这一战略任务，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向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不久后的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到战争第四年末尾，即1950年6月时间，我们可能从现有的1.68亿人口和586个县市发展到3.3亿左右的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我们应当从这个可能的发展前途来准备我们的干部。我们必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

《决议》又指出：“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县级区级干部75人左右。……每一个地委至少需干部60人左右。……每一区党委，至少需干部80人左右。……每一中央局至少需干部300人左右。……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左右。”

据此，《决议》规定：“此5.3万人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此5.3万个干部，以工作性质区分，则应包括军事工作（为建立军区、军分区及地方部队所必须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党务工作，机要工作，政府工作，工、农、青、妇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管理工业），财政工作，银行工作，贸易工作（管理贸易局），通讯社及报纸工作以及为办大学和党校用的学校教育工作等项干部，不可缺少。每项工作干部的比例，亦须适当配备。”

《决议》还规定：“除了一般干部外，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干部，每一县约需7人，每一地委约需10人，每一区党委约需15人，每一中央局约需40人。”“上述500个县左右的地区内，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大约需中央局一级160人，区党委一级255人，地委一级1000人，县级3500人。此项干部必须在各地区所抽调的干部内按比例分别列入。”

《决议》规定上述5.3万个干部集中、调出和分配的办法是：“各区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两级，应即开办党校或扩大或加强已有的党校，抽调各级的各类的适当的干部到党校学习。在学习中，即应以区党委为单位，包括区党委（或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四级的干部在内，配备整套架子，集中在一起学习。……将来派遣出去，亦可就这些架子安放在各个地方，不必打乱重配，以利工作的发展（当然不是说一定不能打乱）。”

11月11日，毛泽东根据战争的进程，修改了原对战争胜利结束时间的估计，预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他说：“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1949年1月8日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要求“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5.3万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对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5.3万名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随军渡江南进后负责接管的地区，进行了具体分配。

此时，华东局将中央分配的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全部交由山东解放区承担。山东解放区当时的辖区包括山东省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河北省南部的局部地区、江苏省北部的局部地区。山东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经过努力工作，实际组织了南下干部22968人，超额7968人完成了任务。山东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数量占南下干部总数的43.36%。

以山东省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地区的冀鲁豫解放区，当时属华北局领导。中央决定华北局抽调南下干部1.7万人。华北局决定所辖的冀鲁豫、冀南、冀中、太行、北岳五个区党委，每个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2185人。冀鲁豫区实际抽调南下干部3993人，超额1808人完成任务。包括鲁西北部分地区的冀南解放区，实际抽调南下干部3500人，超额1315人完成任务。

以今天山东省辖区粗略计算，全省的南下干部数量占5.3万名南下干部总量的50%左右。

六、遣兵布阵渡江作战和有序准备接管江南

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华东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渡江南下的各项工作。

国民党在和谈阴谋掩护下，积极将其主力集团沿长江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下游江宽水深，4、5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江水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历来被称为天堑。国民党军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到1949年4月初，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汤恩伯将50多个师直接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置主力于京沪地带；另以20多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其中仅有10个师可作机动。白崇禧将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国民党为加强其长江防御，并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及空军主力，分别配属于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构成所谓陆海空军联合防线。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但由于敌之战线长，兵力少，配置特点是东重西轻，纵深薄弱，可机动之兵力很少。

何时渡江作战？总前委于2月9日举行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时机，认为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并于当日上报中央军委。两日后，中央军委复电答复说，“同意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渡江作战的时间第一次定下来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所以放弃了3月底渡江作战的最好时机，于3月中下旬先后决定将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10日、4月13日、4月15日，又于4月10日决定将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底和5月中旬。这时，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以4月20日前后渡江为好，并指出，如政治上无绝对必要，务请不要推迟到4月25日以后渡江。4月17日、18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谈判到15日已告一段落，16日至20日是给国民党政府决策的时间，20日以后，我军何时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如果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同意4月20日开始渡江作战，并一气打到底。至此，渡江作战的时间最终决定下来。

如何渡江作战？总前委于3月25日研究了渡江战役的方针、原则和部署，此后又研究了多次。经过缜密研究，3月21日，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修改制定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决定战役方针是：采取先以部分兵力钳制白崇禧集团，以主要兵力首歼汤恩伯集团，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预定战役三阶段是：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的要求，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任务，并确定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纲要》确定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的8个军及苏北军区的3个警备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江苏省江都县三江营至如皋县张黄港段渡江；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的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安徽省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为求得东、中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中集团渡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的9个军，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枞阳镇到望江段渡江；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先遣兵团）的两个军和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归刘伯承指挥，攻占武汉以北及以东地区，吸引白崇禧西顾，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邓小平、陈毅坐镇总前委，掌握全局。随后，总前委为了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段，有利东、西集团渡江，以及在渡江后中、东集团能迅速会合，又决定中集团提前一天渡江。

各部队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加紧了渡江作战的准备。主要是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筹集船只，选调、教育船工，开展战术训练，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扫除江北据点，开辟渡江基地。总之，全军将士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的号召，做好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华东局于4月1日连续发出了两项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  《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又于4月4日发出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再于4月9日发出了《关于江南新区剿匪反霸和土地革命的指示》。总之，为顺利接管江南广大地区进行着各项准备。

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指示》规定：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和工业区，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制制度；在军管会领导下，委任市长并成立政府。《指示》严格规定了部队干部和接收干部的入城纪律，如：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不准私买馈赠、私取公物，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等，达12条之多。《指示》规定：“进入城市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战胜这些敌人。”《指示》确定接管的方针，是“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并规定了12项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指示》，同时指出，“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在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确立管理关系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官僚制度，以利生产。这一《指示>和中央批复的指示，为有效接管南京、上海、杭州等江南所有城市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规定。

这时，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也经过集中学习，进至指定地点，等待出发。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汇集到蚌埠，冀鲁豫解放区的南下干部汇集到合肥，只等一声令下。

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

摘录《南下》作者丁龙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