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接管历程（文/丁龙嘉）
一、钟山风雨起苍黄
1927年4月，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到1948年时，已有21年了。1948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局势，致信南京市委，要求继续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积极进行策反、怠工等破坏工作，注意研究敌人政治、经济的动态，开辟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建立外县、近郊农村党的组织，输送干部到解放区，加强群众工作。南京市委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成立策反部门，直接对上海局负责；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掌握电台、电讯局等机关；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准备在解放之初维持地方治安、保卫安全；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分为若干条线开展工作。市委首先加强的是策反工作，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南京市。
1948年与1949年新旧交替之际，经过南京市委的策反，南京市发生了两起震动国民党统治区的蒋军起义。1948年12月6日晚，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驾驶B24轰炸机起义，飞往解放区的石家庄。而此时，蒋介石正在空军俱乐部召开庆祝会，嘉奖飞行人员。俞渤本想将炸弹扔在俱乐部上面，但是没有命中。不过，一阵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9年2月12日夜，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警备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统治营垒内部的义举，极大地刺激了正在家乡浙江溪口的蒋介石。他一面派遣部队追击，一面命令飞机轰炸，并以五万银元悬赏王晏清的头。王晏清终于率领部分部队到达解放军的驻地。这两起起义，表明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南京市委从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天，为了不让国民党政府把属于人民的物资、财富搬走，发动群众进行了反对搬迁、护厂护校护店护机关的斗争。
据1948年8月统计，南京工人总数约为6.5万余人。国民党政府想将重要工厂搬走，这些工人在党组织发动下，就拒绝填写搬迁志愿书，要求发放遣散费，并拆除或破坏机器设备，使厂方搬走的不过是完好的外壳。工人群众提出，“只有保住工厂，才能保住饭碗”，“职工团结，劳资合作，保厂保家，共度难关”等具体口号，千方百计地同执行政府搬迁计划的工厂主、宪警、特务进行斗争。
资源委员会掌握当时全国的重要资源，如煤、钢铁、水电、石油等等，其下辖许多工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是资源委员会下属工厂。其工人反对搬迁，厂方只好宣布工厂暂时解散，只留下50多人清点物资，拆卸机器。这些工人还是不肯拆，厂长只好花钱雇人拆。由于职工的斗争，拆卸下来已装箱上船运到了下关的机器又运了回来。这个厂就是后来新中国的南京无线电厂。资源委员会仅电工器材厂在南京就有四个，都拥有庞大的厂房和许多机器设备。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命令这些工厂要迁往台湾或西南。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畸也不愿再追随国民党政府，在香港下令给所属工厂，坚持原地生产，不要搬迁。工人斗志更高，把物资、账册等全部保存起来，准备交给共产党接管。其他公、私营大小工厂，如浦镇机厂、永利钮厂、电厂、印刷厂、化工厂、碾米厂；军事工厂，如汽车修配厂、被服厂等等，都在工人的护厂斗争中，通过各种形式阻止了国民党政府把工厂的物资财富搬迁走。
1948年时，南京有高等学校12所、中等学校51所、初等学校208所，全市有学生14.3万余人、教职员近万人。学生、教员绝大部分是反对搬迁的。在党组织领导下，保护学校资产的护校斗争在全市大、中、小学普遍展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后，中央大学师生反对迁校福建，于30日成立“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行使行政领导权。校务维持委员会发动师生，保持图书仪器，筑墙通沟、买粮购物，建立各种护校组织，保护学校。南京朝天宫旁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国立政治大学。这个学校的每个专业均有专职训导员严密控制，还有一批军训教官长期驻校。国民党政府搬迁令一下，校方就大造舆论，说“政大是共产党最痛恨的学校”， “共产党来了对政大学生要杀头、判刑、坐牢”。就是在这所学校中，反对搬迁的师生也愈来愈多。1949年初，校方组织“寒假赴杭旅行团”，妄图利用旅游做诱饵，把学生骗走。后来，虽然被骗走400余人，但陆续返回学校的就有300人。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官僚消费城市，商店数以万计，店员众多，仅百货商店就有700余家。商店系统中的中共党员，发动店员群众阻止资本家搬迁货物去外地，提出了“人在商品在”的口号，并把宣传中共城市工商业政策的传单分寄厂商。当百货公司有几十箱货物装上卡车就要开往上海时，经组织起来的店员劝说店主，又把货物从升火待发的卡车上搬了下来。新街口、夫子庙、三山街等繁华商业地区的商店也都被保护了下来。
当时，南京有银行60家，还有钱庄、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等金融单位150家。中共南京市委银行业工委利用合法手段，成立了“南京市银行业同仁联谊社”等群众组织，反对搬迁，保护了银行、钱庄的账册、资财。南京解放前夕，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将1100两黄金存放上海总行。南京一解放，了解情况的职工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总行，通知以“宁任远”开户的黄金冻结，不准任何人提取。不久，这笔黄金回到人民手中。
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等首脑机关都集中在南京，据官方统计，1948年时，机关公务人员近11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占全市人口的1／4。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各机关除必要留京人员外其余都疏散到后方，并计划在两周内撤退档案、设备、物资。但是，广大的公务人员都不愿随政府搬迁。财政部1300多人包围部长办公室，要求增发疏散费，从上午包围到深夜，后来群众愤怒地打了副部长的耳光，才逼得他只好签字同意。财政部公务人员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政府各部、会、局的员工，他们群起斗争。在公务员系统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推动、领导下，全市成立了“公务员工联谊总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搬迁，请求疏散费，保护了各机关的文书、档案、资料、仪器。
工人、学生、教授、店员、公务员，各行各业的人民抛弃了国民党政府，拒绝跟他们走，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搬迁计划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人民保护了许许多多工厂、学校、商店、机关，留下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图书、仪器、档案、物资、钱财和人才。
南京尚未解放，国民党政府就成为孤家寡人了。
1949年4月22日，当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的北大门浦口时，汤恩伯匆忙宣布全线撤退。此时的南京城内，散兵游勇东逃西窜，特务奉命破坏，地痞流氓乘机作乱。面对混乱局面，中共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站岗、巡逻、守夜、放哨，防止破坏。当时，南京城内有两支特别的队伍，武装起来，维持治安。第一支是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民主保卫队”400多人，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利用搜缴的和敌军遗弃的枪支武装起来，灵活、机动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维持秩序。第二是国民党的起义警察2000多人，在中共南京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领导下，有计划地保护重要机关、工厂、粮仓，维持社会秩序。南京残敌弃城逃走前曾下令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工厂和仓库，但大部未能得逞。特务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的一角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的火车轮渡栈桥，水上警察局的起义警察与铁路工人相配合，保住了栈桥，保证了大桥南北铁路运输畅通。
1949年4月23日拂晓，人民解放军决定渡江，抢占南京，但没有船只。南京人民把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运煤船、拖轮、趸船、木帆船、小划子都开出去迎接解放军过江。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总机房的电话总机、无线电台、通讯警鸽控制在两位共产党员的手中，通讯联络保持畅通，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里能够指挥全市警察和有关人员保卫南京城的战斗；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一大串钥匙掌握在总统府留守处负责人、一位共产党员的父亲的手里，他在等待着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南京市委领导的人民群众两股革命力量汇集在南京城中，维持了22年统治的国民党政府成为了历史。
此时正在北平的毛泽东，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作诗一首：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精心组织，顺利接管
在南京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间，中共中央就从冀中、冀鲁豫、豫皖苏、皖西等九个解放区抽调了干部，集中在华东局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所在地合肥，为接管南京进行准备。4月，这支队伍被命名为金陵支队，宋任穷为总负责人。组成金陵支队的干部的情况是：豫皖苏解放区677人，冀鲁豫解放区536人，冀中解放区530人，皖西解放区11人，第三野战军先遣队17人，华东局派来的邮电队58人、铁道队104人、新闻队20余人，南京地下党撤到华东局的124人，另有部分学员，共计2440人。全支队，除支队部外，下辖七个接管大队。
金陵支队于4月20日从合肥出发，随军南进。当22日汤恩伯宣布全线撤退时，任两浦区委书记的万里，率由60名干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于23日抵达浦镇、24日抵达浦口，随即迅速接管了车站、码头、永利钮厂等重要部门。26日，宋任穷率领首批金陵支队队员抵达南京城，积极进行接管准备。
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军管字第一号布告：“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刘伯承为该会主任，宋任穷为该会副主任。’本会遵即于4月28日宣告成立，本主任并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特此布告通知。此布。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由于南京接管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接管干部仍显欠缺。市军管会建立后，从第二野战军和南京地下党中又分别抽调了1045人和843人参加接管工作，与金陵支队共同组成了近4400人的接管干部队伍。另外，来自中原大学的部分人员也参加了接管工作。
5月1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解放区和地下党干部约3000人的会师大会。这是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重要会议。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粟裕、宋任穷、刘晓、陈修良等出席。会议由宋任穷主持，宣布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以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五人为常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华东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皖北区党委、皖南区党委、赣东北区党委和芜湖市委的工作。会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刘晓、饶漱石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真正做到在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在新市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搞好接管和管理，建设人民的城市。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南京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成立。5月10日，南京市政府亦宣布成立，刘伯承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一套全新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了。
军管会于5月l曰全面展开了工作。具体接收，由所属的军事接管、政务接管、财经接管、交通接管、文教接管五大委员会负责。具体办法：一是按照原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二是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特别是其中的进步的积极分子，进行点收清查工作。三是分清轻重缓急，稳定地、有步骤地、有重点地进行接收，首先抓紧生产部门。四是接与管有计划地结合起来，迅速恢复生产，有步骤地、尽快地由接到管。在接管的一般步骤上，一是由军事代表宣布接管，命令原机关文管人员造具清册，报告机关概况及物资清册；接管干部分头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召开各种座谈会，稳定群众情绪，做好接管的准备工作。二是经过动员酝酿，发动群众进行物资清点移交。三是处理旧机构人员、有问题的单位，必要时进行重点复查。四是恢复业务和生产。
为了有效接管，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迅速进行了“建立人民革命秩序，维护社会安宁”的一系列工作。
首先，打击非法交易，稳定金融、物价市场。在南京解放之前的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的九个月中，物价上涨了十万倍以上。南京解放之初，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不断上涨。军管会一成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军管会成立的当天，就“为保护人民利益，稳定市场金融，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发布了管字第二号《市军管会关于人民币为流通币之布告》， “即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一切计算及清算本位，限期禁用金圆券”，并公布“金圆券”兑换办法。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营业，收兑“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南京市人民银行对“金圆券”采取了“以排为主、有限额地收兑为辅”的方针。市军管会按“金圆券”贬值的比例，规定了其与人民币在兑换期内的比价：4月28日为1：2500（人民币1元折合“金圆券”2500元），5月2日为1：4000，5月4日为1：6500，5月5日为1：8000。自5月2日起，南京在全市设立了34个兑换点，全面收兑“金圆券”876亿多元，兑换人数为82482人；兑出人民币1298万余元。5月5日，市人民银行通告停止兑换，人民币成为南京市场上唯一合法的通用货币。
排除“金圆券”后，阻碍人民币占领流通市场的劲敌是银元。南京解放前，金融业畸形繁荣，除官办银行外，私人钱庄就达49家。解放后，仍有一部分人利用钱庄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由于市民饱受通货膨胀危害，产生了重物轻币的心理，往往抵制纸币而使用银元，所以当时南京大街小巷银元黑市买卖十分活跃。加上残余匪特和投机者的操纵，银元黑市买卖非常猖獗。银元的非法流通，阻碍了人民币进入市场，并影响了物价。为了打击金融投机，稳定物价，确立人民币在流通领域的信用与购买力，军管会组织开展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这一斗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稳步前进，逐步消灭”的方针，准许人民贮藏银元或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以银元计算物价或直接买卖货物；限定银元贩子进行登记，准予已登记者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内进行银元交易。第二阶段，配合上海发动的禁用银元、取缔银元交易的斗争，转入全面动员和全面查禁银元交易阶段。这一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9年5月至7月中旬，由于银元投机猖獗，带动物价上涨，南京市场上出现了物价动荡。6月，市人民政府采取各种禁止银元交易的有效措施，市人民银行举办了折实储蓄业务，人民币的信誉渐趋稳固，物价出现短暂平稳。但由于粮食青黄不接，加上部分地区发生水灾，导致粮价上涨并带动了其他物价的上涨，私营钱庄存放款利息分别提高到5.5元和25元。市人民银行坚持固定的低息政策，努力稳定金融物价和扶助生产。7月下旬，南京市场物价有所稳定。
其次，肃清隐蔽特务和打击武装匪特。南京解放前夕，各特务系统布置的潜伏组、台、站有20多个，潜伏特务及滞留的流散特务约3300多名。国民党党、政、军、警、宪机关也都在撤退前作了应变布置，并且从各监狱中放出悍匪惯窃3000多人，用来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捣乱。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市委、市军管会展开了一场肃清隐蔽特务和打击武装匪特的斗争。
1949年5月31日，市委、市军管会决定开展举办特务登记，密捕潜伏特务，管训自首分子等工作。6月4日，军管会发布公告，宣布国民党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的组织等为法西斯特务组织，应立即一律解散，并责令该组织之一切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进行自首登记。接着，军管会又宣布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民社党均为非法反动组织，自即日起一律解散。公安局按照市委、市军管会的部署，分头开展工作，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多次召开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居民会议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 《新华日报》也大造舆论，宣传党的政策。在政策感召和社会舆论压力下，特务分子纷纷自首。到6月底，自首登记的特务有246名，供出特务线索400多条。到9月底，自首登记的特务达512名。在此期间，公安部门集中密捕了110名顽固不化、抗拒登记的特务骨干分子。在开展自首登记工作的同时，公安局将自首登记后难以控制的组、台长以上的特务，以及从各单位清理出来的特务骨干分子进行集中管训，并公审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这些举措极大地震慑了被管训人员，促使他们交代罪行，检举同伙，立功赎罪。被先后管训的201名特务骨干，提供出特务线索涉及4606人，交出各种证件585件、手枪14支、重机枪1挺、军用电台2台。
公安局还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和武装匪特进行了集中摧毁。当时破获的主要潜伏特务组织有：内调局留守台及一二线潜伏特务13人；国防部二厅在南京的402、415、396等预伏组以及148独立台、在蚌埠的283预伏组；保密局潜伏台，潜宁第一分站，9个潜伏站、台、组；宪兵司令部在南京的4个潜伏组。当时打击的主要武装匪特有：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军总指挥部”、“青年救国团江南义勇总队第五大队”、“中国人民革命军江南兵团京芜区、皖南地区暂编第五团”、“国家社会党”。
再次，妥善解决失业、无业人员。南京解放之初，大量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因天灾战祸流离南京的灾民、难民，国民党南逃丢下的散兵游勇，流亡学生，处于社会底层的各类游民，形成了约50万人左右的庞大失业、无业群体。这给刚刚执政的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妥善处置失业、无业人员，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以疏散为主”的指示，结合南京人口状况，确立了“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提出疏散30万左右人口的目标。对于公教人员，分别采取留用工作、介绍学习、协助转业、资助还乡等办法，使3.76万人走上新的岗位，占公教人员总数的67%;使1.85万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对于流亡的师生、知识分子，分别采取介绍就业、帮助返乡的办法，妥办安置。对于散兵游勇，采取发给路费和回籍证明遣送回乡以及酌情留用的办法，进行处理。对于各类流浪乞讨人员及难民，采取收容安置和动员返乡的办法，妥为解决。这一工作持续时间比较长，从1949年6月至1952年12月，南京市共疏散人口达332748人，其中，灾难民占55.3%、城市贫民占21.7%、失业人员占4.8%、散兵游勇占16.1%、游民占1.1%、其他占1%。至此，大规模的疏散人口工作结束。
南京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开展的上述三大工作，有力地保证了接收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全面接管官僚机构和文化教育卫生单位
因为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官僚机构很多。在军管会接管的1191个机关单位中，官僚机构达923个，占总数的80%，其中，中央系统的749个，地方性机关174个。
军管人员于1949年5月8日开始接收总统府这个国民党最高发号施令的机构。计接收职员121人，留用16人，保送学习33人，照顾回乡、转业11人，介绍其他机关工作1人；接收工人259人，留用24人，保送学习12人，照顾回乡、转业46人，介绍其他机关工作4人。同时接收了图书46420册、档案20002宗，以及大量家具等。5月10日又开始接收隶属于总统府的行政院。军管人员在接收中，采取依靠原有员工、通过员工联谊会、团结积极分子的方法，比较顺利完成了任务。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军管人员于5月9日开始接收。因采取了上述同样的办法，所以只用了40天就接收完毕。
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是三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行政部门。对财政部的接管，早在4月30日就开始部署，5月6日全面展开。在工作中，注意接收与管理相结合，例如，对其中的税收部门和粮食部门，在接收过程中，就使用旧人员开始管理工作，开展各项业务。对经济部的接管，则比较复杂。经济部下属单位比较多，计有商标局、中国植物油料厂南京办事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南京办事处、西北民生实业公司、技工训练处、特种经济调查处、中央标准局及其下属单位、中央工业试验所及其下属工厂。在被接管单位多且复杂，而接管人员少的情况下，军管会切实采取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依靠工人，团结旧有职员，展开工作。在众多的工作中，区别轻重缓急，有重点地接管，例如：先接生产机构，再接行政管理机构；先接机器，再接原料，从而顺利地接管了经济部及其下属各单位。对交通部的接管，不尽如人意。国民党政府自1948年12月开始，就多次将重要图书、资料、档案运往台湾，将工程技术人员撤往台湾；加之津浦铁路撤退员工1万多人居住在交通部大楼，将2万多册图书、路电邮航统计图片及物资或卖或用或烧毁或破坏，致使接收甚微。
南京的文教机关及事业单位亦很多。军管会共接管了218个单位，其中，除教育文化机关外，还有研究及文物机关16个；大专院校12所，有学生3734人；公立中学16所，有学生8215人；公立小学173所，有学生51370人。
军管人员于5月6日开始接管教育部。首先是登记旧有员工，协助参加接管工作。继而分成四个工作小组，即图书接管、档案接管、家具接管、房屋接管工作小组，展开接管工作。至5月下旬，接管工作初步结束，即着手处理旧有员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留用一部分，推荐学习一部分，资助返乡或转业一部分，使大部分旧有员工都得到了适当的安置。
国立中央研究院，相当于自然科学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混合体，一部分单位在南京，一部分单位在上海等外地。在南京，有气象、社会、地质、物理、天文等研究机构。接收时，在研究院内选出清点工作组，再加上军代表，共同进行领导。清点接收后，又成立管理工作组，着手展开业务工作，社会研究所曾外出调查南京市的商业状况。国史馆创立于1912年，从创立到1949年南京解放，在史料搜集、史料整理、史稿编撰三个方面具有成绩。军管人员在接管中，除馆舍、办公家具与器材之外，主要是接收了巨量的史料图书与档案，接管的图书有31387册。后来，又从开国文献馆并进4144捆又127箱，计24406册；再从开国文献馆并进1000捆又60箱；并从江苏国学图书馆拨进国防部遗留档案73篓。接收完毕后，立即展开了史料整理工作，到1949年11月底，已整理了40余万件。与国史馆相联系的开国文献馆，即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是国民党十分重视的单位。南京解放之前，将其重要的史料及人员等都迁往广州和台湾，留下的仅有职员2人、工友1人。军管人员接收后，将房地产移交军管会房地产管理处；将全部图书及档案拨交国史馆；将部分有关文物、图书的陈列家具及附属用具分别拨交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等单位。
中央博物院，在南京解放前，国民党已分三次将珍贵文物852箱运至台湾。解放军军管人员于5月7日正式接管该院。首先是清点文物，共清点了300箱文物、2023件西北文物。该院的全部文物有4811箱，以及未装箱的12229件。其次是举办展览，先后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展》、《西南医药、卫生、气候、地理展》、《历代陶瓷展》、《中国社会发展史专门展》。与中央博物院性质相近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南京解放前，国民党亦分三次将珍贵文物2972箱运至台湾。解放军军管人员接管文物11178箱，接收旧员工27人，之后，开始了业务工作。
军管会在接收各类学校之后，对于大专学校，按照“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一种是进行改造，继续开办，一种是迁至北京等外地，一种是停办；对于公立中、小学，按照“既不裁减，也不扩大”的方针，继续开办；对于私立学校，按照“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做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军管会在《新华日报》公开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人民政府繁荣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的方针。5月15日，南京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召开学生界座谈会；5月16日，又召开文化科学界座谈会。刘伯承、宋任穷等都亲自到会，诚恳谈心，交换意见。宋任穷在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赞扬南京市学生在五二O、四一等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事迹；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向学生们讲形势、讲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向工农学习，到工农中去改造自己，为工农服务”，结合“工农的力量来建设新南京”。市委负责人尽管工作繁忙，但都抽出时间，认真备课，给知识界及学校师生“上大课”、作报告，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讲政治经济学，讲党的方针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次，宋任穷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坚持20多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纪律和作风都很好，我们很佩服。但会不会像泡茶一样，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浓，很有味道，后来逐渐变了，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呢？这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优良作风、是否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的疑虑。宋任穷回答说：“这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共产党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对党员进行教育，必要时还要进行整风，如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不良作风，清除不良分子，并且按照党员条件吸收新鲜血液入党。我们党将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绝不会像喝茶那样，越喝越没有味道。这点请大家放心。”4月底，宋任穷专门登门拜访了中央大学教授熊子容，转交了毛泽东给熊先生的复电：“南京中央大学熊子容先生大鉴：邵力子先生带来3月29日一信及卯有来电均悉。兄有所见请与刘伯承市长、宋任穷副市长接洽为盼。弟毛泽东•卯艳。”虽然这是秘密探访，但第二天南京的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消息，一下子就拉近了共产党和南京人民的距离，融洽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感情，一时传为佳话。
在南京，共产党人真诚地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广纳良言、改正错误的决心。正如刘伯承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讲的：“今天我们胜利会师了，和各位谈心，确是本弟子之礼。4月23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反动的统治者与旧世界去掉了，我们大家做了主人、统治者。”“希望各位先生多多指导，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专制时期还有御史，共产党是对自己的队伍严谨、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的，更特别欢迎各方面的批评，我们一定勇于接受。”中央大学教授梁希听后，发自内心地表示： “这并不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而是三千年历史的翻身，人民自己的翻身，这翻身，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不要做封建遗民，要做个新民主主义的主人。”真诚唤来了真心。
南京解放后，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积极开展了有效的卫生防疫工作。为了清洁环境，军管会迅速组织力量，清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积存的510吨垃圾，扫除了三个月积存的2.8万多吨生活垃圾。为了防止疾病流行，军管会组织医务人员开展防疫注射，先后为42.5万人进行了注射。为了防止通过不洁水源产生流行疾病，市政府对全市598口公用井及汲水处投放漂白粉液消毒，还给7.6万多户居民发放了免费水票。市军管会在接管公立医院的同时，团结多数医护人员，坚持工作，并协助各中药店正常营业。至1949年底，着手改善卫生机构，增加医护人员，推进保健防疫工作。为了照顾贫民，市政府拨米0.6万公斤作为义诊费，规定全市开业医师每周两天为贫民义诊。为了防止各种传染病，卫生部门设立了疫情情报网，加强通报宣传，并及时实施预防注射，为2.1万多人免费接种牛痘疫苗，为近3000人免费注射了白喉、霍乱、伤寒等传染病预防针。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四、接管外事机构和处理涉外事务
南京解放后，市军管会委派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为军代表，负责接管外交部。在接管中，军代表自始至终视原外交部的人员、档案、图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接管对象，没有视为地方机关的人员、财产来判定其价值而加以处理，从而避免了杂乱无章的现象。因旧外交部的高级人员及多数中下级职员都在南京解放之前逃至广州和台湾，所以被接收的人员不多，计有外交业务工作者17人，事务工作者17人，技工6人，工友36人，会计26人。这些人员的大多数都参加了接收工作。接收之后，仅留用业务、事务人员5人，其余业务、事务人员，或推荐学习，或资助返乡，或资助遣散：技工和工友，则全部留用。对于接收下来的档案、图书，根据轻重缓急分类处理，将有现实需要的档案资料及时送往北京外交部。这期间，拒绝任何单位动用档案、图书。军管会对于外交部的接管，十分成功。
市军管会接管的外事机构还有金陵海关。金陵海关的职责分税务和江务两大部门，前者专门负责海关税收，实际上税收极少；后者负责长江下游安庆至通州段的航行目标的建制和管理。军代表接收之后，迅速恢复了江务工作，保证了航运安全，而对于税务工作存在与否和江务工作不合理的隶属关系等，则及时上报，求得合理解决。军管会对于金陵海关的接管，也是成功的。
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曾驻有数十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外交机构，还有一些外籍侨民。解放前夕，除苏联大使馆子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斯堪的纳维亚与南美等10国外交代表长期驻沪外，各国使馆及外交使节，包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均留守南京，“静观其变”。当时在南京设有驻华外交机构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伊朗、波兰、加拿大、印度、暹罗、奥地利、埃及、捷克、阿富汗、澳大利亚、葡萄牙、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瑞士、意大利。南京解放后，市军管会广为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但由于缺乏经验及外事纪律教育不够，解放军进城之初的四天内发生了六起外交纠纷，其中以解放军军人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事件最为严重。中共中央为此电示南京市军管会，要求引起严重注意，并加强对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外事纪律教育，同时派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黄华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协助刘伯承处理具体涉外事务。
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外国使团，在南京解放后，仍无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他们成立了以司徒雷登等为首的委员会，提防共产主义“对自由制度的严重威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执行中央指示，不承认各使馆的外交地位，使馆人员不享受外交特权，只有一般侨民的待遇。对此，各使馆纷纷向外侨事务处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6月，法国大使梅里霭邀集原各国驻南京使馆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美、英、法等国代表提出以步步紧逼的方式，向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交涉准予各国外交使节享受外交特权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外侨事务处发出严正声明：如果外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来往，则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旦外交关系确立，则各国政府在华之外交使团成员都可享有根据国际公法所规定之外交权利。声明挫败了他们的挑衅。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各国使团利用其在南京的新闻机构，加强敌视新政权的宣传。针对这一情况，外侨事务处根据中央的指示，于7月23日发表声明：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既与各国无外交关系，故命令美国新闻处等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并限定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范围。美、英等国使馆对中国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规定发表了攻击言论。接着，一些外国使馆以及外资在南京的企业、公司等不断解雇中国职工，企图制造难题。为了合理解决好这类事情，外侨事务处与市工会商讨了解决办法，决定：凡被外国人解雇的中国职员，其工资问题由工会出面处理，具体办法由外侨事务处与工会共同商定；涉及争议、法律问题的由公安局出面处理，做出的决定必须经外侨事务处与公安局共同商定，力求按具体情况合理解决。这样，挫败了他们的又一个阴谋。
南京市军管会在挫败美、英、法等国大使馆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的同时，合情合理地处理了与各国侨民、联合国机构、外国银行和公司、外国文化团体的关系。对于700多的外籍侨民，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一般禁止其在南京郊外和内地旅游。对于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允许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继续发放物资。对于外国开办的汇丰银行、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孚公司，准许进行正常的营业活动。对于国内学术机关与美、英、法等国的普通大学图书馆及纯学术团体之间的出版物、人才的正常国际交流，准许一些学者出国深造，欢迎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对于在南京的外籍学者、学生，采取保护政策，有困难的可申请人民救济金。对于外籍记者，虽然不允许随意旅行，但不禁止发稿。对于无显著反动意识且原出版的外国刊物，允许其继续出版。
1949年8月2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怀着矛盾的心情，离开南京回国，美国大使馆迁往尚未解放的广州。随之，在南京的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也陆续离开了南京。南京市军管会与原各国驻华使馆的交涉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外交斗争成为了令后人思考的历史。
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恢复发展城乡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新解放的城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实行民主施政。1948年11月30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并对召开代表会的办法、人数、职权、开会日期等给予原则性指导。指示还强调指出，各界代表会“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1949年7月31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强调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重要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时发表讲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8月26日，中央在给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强调：“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9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
南京市军管会一成立，刘伯承就建议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仅从1949年5月13日至18日，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就相继召开了工人、学生、文化、工商等各界座谈会近十次。刘伯承身体力行，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了解群众要求的极好时机。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
1949年9月5日至9日，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有34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65.5%的代表是非中共人士。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报告市军管会、市政府近期的工作情况，接受代表的批评和建议；二是听取各界代表对政府的意见。会议期间，围绕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的中心议题，分别听取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作的政治报告，南京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作的《为建设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而斗争》的报告，副市长柯庆施作的《两个半月来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柯庆施的报告，汇报了四个月的接收工作和军管工作，又主要是旧职员及失业人员的处理、稳定社会秩序与防汛救灾、保证市场供应、生产恢复、教育事业改造、财政、外侨事务、市政八个方面的工作。会议同意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南京分会临时筹委会、生产研究委员会、疏散人口委员会、劳资关系委员会、文化教育研究委员会、工商联合会临时筹委会、支援前线委员会。会议赞同宋任穷、柯庆施所作的报告，指出这是政府和人民共同商讨克服当前困难的会议，激发人民为建设新南京而努力奋斗的会议。会议提出了当时急需做好的六项工作，即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改变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和鼓励城乡物资交流，实行节衣缩食和克服目前困难。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共提出提案284件，经整理，合并为74件，分为即办、应办、缓办、续办4类，交由市人民政府处理。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各界人士在积极克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和建设南京的方向上取得了一致认识。会议期间的9月7日，军管会宣布所属的五大接管委员会结束工作。同时，中央决定刘伯承、宋任穷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任命粟裕为军管会主任、唐亮为副主任。
以后的七个月中，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又召开了两次会议。1949年12月8日至12日，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当时各地水灾严重，南京也有六万亩土地被淹，物价波动，大量灾民涌入南京。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粟裕向大会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南京市今冬明春工作任务报告》，并提请会议讲座了加强治安、处理灾难民和防备春荒三个问题。代市长柯庆施作了《施政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治安，处理难民，生产节约，防备春荒的决议》、《为更换反革命路名、清除反动遗迹的决议》、《为建设烈士陵的决议》、《关于税收提案的决议》等。各界代表共提交提案108件，经合并整理为26件，交市人民政府处理。12月12日，市一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它是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会议期间，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应邀到会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使人民能进一步了解目前困难的性质和情况，加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与责任，并且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在现实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全市即动员灾民难民还乡、以工代赈组织修堤、发放赈灾粮款实施救济等工作，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缓解了压力。
1950年4月12日至16日，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力维持与改造工商业，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加强税收和进一步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渡过灾荒，恢复与提高农业生产，克服目前财政经济困难。代市长柯庆施作了《今后工作报告》，会议秘书处将《南京市政府关于工作实施概况的报告》发给与会代表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为保证彻底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决议》，通过了市政府工作实施概况报告和柯庆施的今后工作报告。代表共提出提案196件，经大会秘书处整理合并为71件，分4类处理，即办31件，送交有关部门参考24件，缓办2件，不办或不予通过的14件。这次会议使工商业界代表在会前的纷杂意见基本上获得统一。会后市委接受工商业界的建议，协助他们召集了工商业界300余人的代表会。
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增进了中共和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加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在民主执政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像南京这样一个生产单位极少的城市，在内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要恢复发展经济，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当时，国民党军队连续对南京实施轰炸，造成了人员、财产的伤亡和损失，制造了紧张局势。1949年4月28日上午，国民党军5架飞机从台湾起飞，空袭南京，炸毁停泊在大胜关一带的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二舰队3艘军舰，以及下关发电所、儿童福利院等，造成6人死亡、10余人受伤。8月1日和4日，国民党军飞机对永利垭厂和下关电厂等地的轰炸，毁坏两厂大量厂房、设备，炸死炸伤多人，电厂发电机组、锅炉被毁，致使供电、供水一度中断。1950年3月1日，国民党3架美制B-24型飞机，轰炸扫射市区，炸死居民39人、伤92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5月至1950年3月，国民党飞机曾先后11次对南京的电厂和其他重要工厂、车站、码头以及居民区实行轰炸，共炸死居民106人、炸伤216人，并毁坏大量公共设施和私人财物。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6月上旬，南京大汛来临，下关长江水位突破警戒线，达7.71米。7月25日，八级台风袭境，水位猛涨到9.10米，距1931年大水水位仅差0.19米。沿江及秦淮河、护城河和各圩有11处漫水、倒灌，八卦洲三步垦、新民洲、清水圩、红花圩、广场圩均告溃决，淹没农田81236亩，毁坏农作物62306亩，倒房11599处，受灾群众达10371户、45023人。这一切，给南京市经济的恢复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南京市委、军管会和政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方面反轰炸封锁，一方面防灾救灾，一方面积极维持和恢复发展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从资金、原料、燃料以及产品销售等方面，千方百计帮助工商业解决困难，恢复生产。在引导工商界维持、恢复生产的同时，逐步发展国营经济，调整、改造私营工商业，使之走上适应新社会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召开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配合党报宣传，稳定工商业者的情绪，使他们了解党的政策，消除顾虑，努力恢复生产；(2)召开公营工厂的旧管理与技术人员会议，说明这些工厂要向着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3)向工人解释恢复生产的重要性，动员他们积极组织起来，同时合理地适当地解决工人的工资；(4)积极解决公营工厂中管理人员过多、浪费严重等不合理现象；(5)帮助私营工厂改进管理与技术，解决某些原料与销路的困难；(6)给予私营工厂必要的资金扶持，至1950年3月中旬，人民银行为恢复生产先后贷出329722万元。经过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南京工商业摆脱了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把为少数官僚服务的经济，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经济。国营工厂的生产总值，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3.76倍，有的工厂1951年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10年的2倍。随着生产事业迅速发展，国营厂矿的职工队伍，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3倍以上。私营企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私营机器业，1951年营业额比1949年增加了16倍。手工业和商业的结构和布局，在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上已渐趋合理。郊区农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全市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六、以优良的革命传统执政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占领南京之后，立即面临着由革命到执政、由农村到城市的考验。
毛泽东在此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他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当时，在进城的干部战士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留恋京沪杭，说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京沪杭，山清水秀好风光，马路宽又平，街上霓虹亮，安营扎寨挺舒畅”。这种留恋城市，偏安享乐的思想，十分不利于解放全中国。
还有一种是不安心在京沪杭执行任务，说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苏杭，习以为常，叫我回胶东，不用打通思想。江南虽美，还不如俺家乡好，若叫我回家，我拔腿就跑”。这种思想情绪，是和要解放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的历史任务相违背的。
邓小平发现这些思想倾向后，及时召开会议，进行批评教育。他一再要求干部战士反复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当他发现有的骡马团进驻了总统府，有的侦察员将蒋介石办公室的大红地毯剪成一块一块垫着睡觉时，立即声色俱厉地命令：“部队不能住在总统府，统统搬出来！重新给我学习政策纪律，好好地整训几天！”
能否在进城后联系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是一个严肃的问题。1949年5月9日，刘伯承在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是否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这就是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
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等，在当时，都以身作则，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
一天，邓小平从北平开会乘火车返回南京，一出浦口火车站，就乘船过了江。在下关下船时，警卫员问道：“要不要给野司打电话来车接你？”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不要打了，大家工作都很忙，我们租一辆黄包车自己去吧。”警卫员便找了一辆黄包车。当邓小平看到那位面黄肌瘦的车夫时，怎么也不忍心往车上坐。他知道，如果两个人坐在车上，再加上东西，车夫要付出多大的力气才拉动啊！于是，他把东西放在车上，和警卫员跟在车后步行。邓小平边走边同车夫拉起家常，询问车夫家里的情况，当得知他家境非常贫穷时，便安慰说：“你们受苦了，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从下关到中山北路是上坡路，车夫拉得很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便在车后推着。时值仲夏，南京天气很热，邓小平躬着腰，用力推着车，豆粒大的汗珠不断地从他瘦削的脸上淌下来，一会儿湿透了全身，连揣在衣服里的香烟也被汗水浸湿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车夫望着邓小平走远的背影，眼中泪水晶莹，久久不忍离去。
刘伯承、宋任穷经常深入到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去，同他们恳切谈心，得到了人们的赞誉。宋任穷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除了开会，人们从未见过他要过小车。
他们，就是这样开始执政的。毛泽东知道后，感慨地说：“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摘录丁龙嘉编著《南下》之——刘伯承宋任穷率部接管国民党政治中心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