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与护卫钱塘江大桥（文/丁龙嘉）
杭州解放之初，维护社会治安、重建社会秩序的任务十分繁重。这一工作，主要落在是由李丰平、王芳领导的公安系统身上。
原国民党的公安系统由市军管会公安部负责接收，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主要是李丰平和王芳。军管会公安部成立后，针对当时实际情况，确定了“自上而下、各按系统、整套接收、先接后分”的基本方针。紧接着，发出了第一、第二号通告，宣告解散原浙江省会警察局，要求所有留下的人员照常供职、等候接管，并要求在此期间严格保护各项档案文书、武器弹药及其他器械资财等。这时，留守的原警察局副督察长马瑞文等人向公安部办理了移交手续。此后，很快完成了浙江省会警察局及8个分局、27个分驻所以及消防队、陆军监狱等的接管，共接收旧警察967人，各种枪支255支，六零炮5门，电台12部。同时，解救了在陆军监狱关押的18位革命志士。
在对待旧警察人员的问题上，军管会公安部确立了三条原则：第一，对于级别较高的人员，其中罪大恶极者，扣留审查；其余人员在办理个人交接后，大部遣散；个别立功者，酌情予以奖励。第二，对于一般警察及技术人员，经甄别后适当录用。第三，对于决定遣散的警察，发给遣散费。当时消防、交通和刑事警察等基本上被留用下来，这是相比过去在北方城市接管工作中的重要突破。
杭州是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和其他反动党团的重要活动基地。据统计，至1948年，在杭州的国民党、三青团、民主社会党、青年党的组织有400余个，成员万余人，其中骨干分子700余人；军统、中统、宪兵特高组第五组有基干人员300余名，外围分子难以计数。由此结成的一张庞大的特务网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当年，李丰平和王芳在《五月份工作简要总结》（指1949年5月份）中就指出了解放初期杭州城区匪特猖獗的情形， “当时市内秩序混乱，军统分子与×××民革会的××部勾结拉拢伪保安团、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及青红帮土匪等，擅自打着中共江南先遣工作委员会先遣纵队或民主联军的番号，收编武装，张贴布告，接管物资房屋……至于特务的活动，先后曾采取两种方式：开始时期伪装民主，冒充中共，争取合法，掌握武装，企图混入革命阵营，造成政治混乱”。后期，则采取“扰乱金融，聚众强购粮食，鼓动增加工资，煽惑罢工，写恐吓信，绑票，抢劫等，藉以造成社会混乱。无论军统、中统在杭州都曾留下相当庞大的组织，并各有电台”。
针对这种情况，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首先取缔了冒充解放军的匪特组织，通过审讯并结合地下党提供的线索、群众的举报、敌人的档案及自首分子的供述，基本掌握了杭州市匪特构成的概况。5月31日，军管会公安部在杭州市党政军民各部门的协助下，采取周密行动，一举抓获国民党中统、军统和其他特务分子125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公安部又连续进行了数次搜捕行动，截止到1949年底，公安部共抓获特务分子966名，缴获枪支138支，电台31部，各种器材8箱，炸药70斤。在这个过程中，采取最多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知匪特分子开会，然后集中抓捕。
经过数次集中搜捕，剩余的敌特分子开始转变活动方式，以捣乱、破坏、抢劫、恐吓为主，同时更多地潜逃到市郊及杭县、萧山、余杭一带，与当地的武装土匪结合起来，进行流寇式的窜扰，主要从事暗杀爆破、破坏征粮、袭击基层政权、阻碍城乡交流和进行反动宣传等活动。鉴于这种情况，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决定对武装匪特实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公安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配合工作，负责情报侦察、搜捕散匪等。从5月至12月，全省共歼灭武装土匪五万余名。这期间，一部分匪特由于解放军的清剿，在郊区无法立足，又重新潜回市区，造成市区社会秩序一度混乱。于是，从9月份开始，军管会公安部实行以肃清市内匪特为主，同时配合郊区围剿的策略。
10月以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军事、公安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力打击下，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机关开始实行“回乡政策”，将大部分特务人员派遣回乡，暂不活动，等待时机。其中，也有个别的匪特分子采取假自首的方式，妄图蒙混过关，继续从事特务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搜捕匪特的过程中，王芳和张世祥具体负责的“逆用电台”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在退出杭州市时，事先隐蔽下来约有100多部电台。杭州市解放后，这些电台的操作人员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大部分走上了光明的道路，电台也就被军管会公安部逆用为对敌斗争，尤其是逆用为搜捕敌特的工具。通过逆用这些电台，敌人的大部分破坏计划都能被公安部事先获悉。解放后大量的国民党空降特务和潜伏特务就是通过逆用电台获悉而抓获的。
1950年7月，经过一年多的剿匪肃特斗争，国民党残留在杭州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而且人民群众受到了教育，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都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城市基层居民委员会制度和新的户口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杭州市正式成立了反动党团特登记处，下设登记、宣传、材料、审查四个股和一个侦查组。为了保证登记工作的顺利展开，登记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工作人员集中系统地学习了北京、天津等地登记反动党团工作的文件、材料，充分估计了登记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杭州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布告”、“实施办法”、“宣传大纲”、“审查要点”和“登记守则”。其次，工作人员详细地分析研究了接收的档案材料和敌特自首、被捕分子的供述材料，初步整理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杭州市反动党团特组织系统的资料，并将已经掌握的反动党团特成员的个人材料按照系统、职级、住址、简历等项目编印成册发给各相关单位进行全面核查。最后，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干部群众和敌特分子进行了专门的宣传和动员。对于干警和群众，市公安局连续召开全局干警大会，就登记工作进行临战动员；全市各单位都由一把手负责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检举，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于反动党团特分子，则通过报纸宣传，开座谈会，张贴海报、标语，举办图片、漫画展览，以及典型示范等方式，阐明人民政府“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正式登记前夕，公安部门还向已经初步掌握了的反动党团特人员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事先向其发出了登记的通知。
1950年7月8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出第12号布告，要求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党支部委员、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成员及各特务组织成员于当月15日之前向登记总处、分处或单位人事部门登记。同时还发布了《杭州市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申请登记实施办法》，阐述了各种具体政策。由于之前经过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首日的登记工作异常顺利，各登记处甚至出现了排队等候登记的场面。截止到7月15日，共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1543人，其中有390人是通过登记新发现的，占登记总数的26Yo。此后，为照顾因外出、病重和新近迁入杭州市等特殊情况未能在限期内登记的人员，军管会又专门发出通告，限其于7月20日之前亲自或由亲友代为补充登记。到7月底，杭州市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共计1733人。
此后，杭州市军管会在继续办理零星登记的同时，将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己登记人员的审查处理中。客观地讲，这次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杭州及整个浙江省的稳定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这次登记工作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遗留在杭州的反动党团特组织网络，粉碎了其长期隐蔽潜伏的企图。其二，为浙江省其他地区搜捕反动党团特人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到1951年1月，整个浙江省借鉴杭州市的做法，共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125230人。
钱塘江大桥，建于1937年9月，全长1322米，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早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是连接沪甬公路和浙赣铁路的交通枢纽，也是当时闻名中外的东方第一大桥。
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突破长江防线，紧接着于23日解放南京时，国民党当局意识到杭州不保，决定在适宜的时候炸掉钱塘江大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还将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叫到玉皇山，专门研究炸桥方案。
当时，按照解放军京沪杭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抢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由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承担。二十一军接受任务后，经过6天的急行军，于5月1日下午2时抵达距杭州只有20多公里的余杭县，又经过两天的周密部署，六十二师一八五团第二营于3日凌晨3时扑向钱塘江大桥。
在行进到距大桥两公里的地方，第五连、第六连负责攻击，以第五连为主攻连；第四连为预备队；机炮连支援第五、第六连战斗。随后，第六连从位于大桥西北的二龙山东侧直插大桥东北侧，占据有利地势。第五连则沿江边公路直插钱塘江大桥，当行进到六和塔时，突遇敌人密集火力压制。第五连当即以部分兵力在正面佯攻，大部分兵力从侧面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了六和塔这个可以俯瞰整个大桥的制高点。机炮连很快也占据了六和塔附近的另一高地，并布置好了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就绪，第五连在机炮连火力支援和第四连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拿下桥头堡，并顺势拦截正在经过大桥南逃的4辆敌军车，击毙、俘获100余名国民党官兵。至此，大桥北端完全被解放军控制。紧接着，第四、第五连利用大桥双层结构的特点作掩护，分组前进，向桥南守军发起攻击。桥南守军见大势已去，急忙点燃了一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但并未损伤大桥。原来，杭州的地下党早已预先做了工作，国民党工兵营已将原来安装在大桥上的绝大部分炸药卸了下来。当日14点30分，解放军占领整个大桥。从此，曾经被蒋介石命名为“中正桥”的钱塘江大桥回到了人民手中。
但是，国民党军并不甘心就此失掉钱塘江大桥，更不愿看见这座桥成为解放军向福建挺进的后勤补给线的主要交通枢纽。因而，不断从舟山和定海派飞机前来炸桥。1949年7月底的一次轰炸中，两枚炸弹落在了江心第五号桥墩附近，使第五号桥墩轻度受损。为尽快消除对桥上行驶列车的安全威胁，相关部门组建了一支由民兵组成的桥工抢修队，对第五号桥墩进行抢修。
8月初，负责大桥守卫的第七兵团守桥部队，为了全方位守护大桥，专门从江苏长江流域增调了一艘弦号为107号的炮艇，负责大桥附近水面的保卫任务。但就是这艘艇，差点给大桥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该艇原属国民党长江防务部队，是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时在安徽大通县起义的。在调往杭州时，艇上四人全为当时起义人员，分别为艇长番长裕、副艇长陈细皋、轮机手蒋荣钦、驾驶手何法宝。陈细皋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军队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对解放军严格的组织纪律、紧张的生活节奏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极不适应，而此时单调的守桥工作更让他寂寞难耐。
此时的陈细皋，已经成为在大通桥第五号开小卖店的余斌、凌铁桃夫妇的关注对象。陈细皋从到达钱塘江大桥执行任务起，就经常光顾这家商店，余斌也让“妻子”凌铁桃经常到艇上为陈细皋等洗洗刷刷、缝缝补补。一来二去，陈细皋等就与余、凌夫妇从一般交往发展成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当着余斌的面发泄对解放军的不满，并在有意无意中将炮艇的任务、解放军的装备和大桥周边的兵力部署情况都透露给了余斌夫妇。
1949年12月底，杭州市公安局（与军管会公安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钱塘江入海口处查获的一条走私船上获悉原国民党杭州市长俞济时写给代号为“五O二”的潜伏特务的指示信和一笔经费。信中要求“立即按第二套方案开始行动”。经审讯得知，所谓“第二套方案”就是对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破的计划。根据这条线索，联系前几天刚刚看过的特务分子周玉棠写的一份交代材料，杭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立即将“五O二”锁定在余斌身上。经调查，余斌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余斌，28岁，浙江萧山人，1946年进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训练班第三班受训，毕业后加入蒋经国系统的特务机构，解放前在杭州市国民党青年救国团任少校参谋，是国民党驻浙江特务机构的少壮派中坚之一。得知这一情况后，杭州市公安局决定对其进行密切监视，暂时不动，放长线钓大鱼，寻找时机将这一特务组织彻底打掉。
1950年6月，余斌与另一特务——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陆空联络员孙秀接上了线。孙秀带来了俞济时的新指示：“寻找机会，适时对华东铁路枢纽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炸。”6月下旬，适逢艇长番长裕因病住院，余斌以“送陈细皋去台湾”和20两黄金为条件，与陈细皋达成了爆破钱塘江大桥的交易。在陈细皋的动员下，蒋荣钦、何法宝也决定参与这项计划。
在敌特加紧准备炸桥的同时，公安机关和驻杭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侦察。12月21日晚，当另一名特务——余斌的连襟左利斌携炸药来到余斌家时，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其余涉案人员也均被抓获。至此，国民党特务酝酿两年之久的爆破钱塘江大桥阴谋被彻底粉碎！
摘录丁龙嘉编著《南下》之——李丰平、王芳领导接管公安系统和智破钱塘江大桥爆破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