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接管历程（文/丁龙嘉）
一、各方筹划接管“天堂”杭州
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素来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名而享誉中外。国民党统治时期，杭州更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地位和政治文化背景而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谭震林在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杭州“是一个商业城市，有强大的资本家——蒋介石就是靠浙江财阀起家的”，“是反动集团主要的根据地，有很多反动集团的主要人物是浙江人，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大本营，又是流氓的基地”。杭州，还是蒋介石的故乡、国民政府的京畿之地、长三角地区最为富庶的浙江省的省会。
早在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彻底失败的命运，在政治上玩弄“和平谈判”手腕拖延时间，在军事上积极布防作垂死挣扎的同时，已经开始筹划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重要工厂、学校和科研机构往台湾和华南地区搬迁，并对无法搬迁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破坏，以增加共产党、解放军接管的难度。同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亲自到杭州，召集当地军政要员开会，部署杭州境内重要工厂、学校和基础设施的搬迁、破坏计划。与此同时，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多次召开“应变会议”，具体部署一些重要工厂迁往宁波、舟山的工作。国民党杭州市长俞济民在撤退前，命令将全部档案、物资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予以焚毁。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守备杭州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更是加紧了最后的“应变部署”。他们一方面加紧进行各类特务组织和人员的伪装、隐蔽和潜伏工作，如冒充中共地下人员，建立伪“民主进步”团体，以“投诚”、“起义”的形式打入解放军和新政权内部，甚至通过冒充“人民解放军”或打着“民主联军”的旗号公然组织武装力量来干扰杭州解放的进程，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将部分溃散的部队和地痞流氓重新武装起来，授予番号和职位，派往市郊及杭县、萧山、余杭等地，并与当地的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直接进行武装抵抗。
为了顺利接管杭州，1949年1月底，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出了《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和我们的具体工作》的指示，要求杭州地下党组织“密切注意和有力制止敌人撤退前对工厂、铁路、桥梁的破坏，特别要保护好钱塘江大桥，迎接解放大军，配合接管城市”。同时，为统一和加强杭州地下党工作的领导，上海局派遣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林枫带领沪杭、杭甬、浙赣铁路沿线的数十名党员进驻杭州，并将原外县工委所属的杭州工委和上海学委所属的杭州工委合并，于3月组成中共杭州市委员会（地下），林枫任书记。杭州市委下设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文教工作委员会和外县工作机构、特种工作机构。杭州市委成立后，立即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卫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并迅速投入到实际工作中。
在中共杭州市委的组织、领导下，进步团体和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护厂、护校、护桥斗争。30余家工厂成立了群众性的护厂组织，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杭州市各大中专学校的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校斗争，浙大、艺专、杭高、杭师等20多所学校建立了以地下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为核心的护校组织——应变委员会，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全市各大中专学校完整地迎来了杭州的解放。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国民党政府机关、铁路系统的人员，也公开或秘密地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科研单位、报社、图籍档案资料和机车车辆等的斗争。钱塘江大桥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国民党破坏的重点。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在了解敌人的破坏计划后，把护桥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上述的工作和斗争为杭州市的顺利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浙东、浙西和浙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和地下工作的游击队和地方干部积极迎接解放。为了顺利接管杭州及整个浙江省，中共中央在1949年2月指示在安徽蚌埠成立了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委员有杨思一、黄知真、李丰平、张雨帆、刘格平（未到职）。其中，谭震林主要负责指挥军事作战，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工作的组织实施。浙江省委筹委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将华东局从山东调往浙江工作的干部带到浙江，争取一到浙江，就能迅速建立起省、地、市、县四级党委和政权机关，立即展开接管工作。当时准备调往浙江的干部有8000余人，这批干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山东解放区的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10个地委及30多个县、区委全套干部，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调配的3个地委及10多个县、区委的全套干部，部分先期随军南下的干部（包括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这些干部大多经过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的实践锻炼，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具有从事党务、政权、军队、经济、民运、文教等专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筹委会将这批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集中学习了党的有关城市接管的政策。
在杭州解放前的半个月内，浙江省委筹委会还研究、部署了浙江解放后的行政区划、杭州市军管会的组织系统、浙江省委的组成机构及随军南下干部的工作分配等问题。同时，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等多方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况资料，并通过地下党组织搜集、编辑了《杭州概况调查》等一批反映政情、社情的资料，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
1949年5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未遇激烈战斗，顺利解放杭州。南下干部纵队也随军到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宣告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随即宣告解散。新成立的浙江省委认为，浙江省和杭州市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具有群众基础薄弱，干部力量不足、情况不熟悉等特点，遂将接管杭州和浙江的方针确定为“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八个字。
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电令：“杭州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杭州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谭震林为该会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为该会副主任。”
接管杭州的干部，是由军队、南下干部和本地游击队、地下党干部两部分组成。搞好各路干部之间的团结，是顺利完成接管工作的关键。为此，谭震林在军管会成立大会上指出， “杭州工作的成功与否，就决定在这两种干部的团结好坏”。1949年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军管会召集了南下部队、浙江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三方面的会师大会。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三个方面的干部要团结一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协力完成杭州市和整个浙江省的接管工作。5月11日，浙江省委在《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杭州市委的决定》中，再次充分评价了杭州地下党组织的功绩，并着力强调：完成杭州的接管、恢复和发展生产，把杭州由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的艰巨任务，必须依靠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一致，才能达到目的。不久，浙江省委又专门发出了《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增强团结，消除隔阂”的六项措施，要求在干部搭配上要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处理实际问题。
二、按既定方针实施接管
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指示和浙江省委“宁缓勿急，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其下设的政务部、文教部、财经部、军事部、公安部、工业部等机构，着手对杭州市的国民党政府、军、警、司法等机关和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工厂企业等各个系统实行接管。5月30日，军管会向全省发出接管令，要求所有官僚资本企业“保持原有机构之完整以便利接管”，要求所有金融、贸易、税收、电讯、邮政、铁道、公路等系统听候“各按系统由上而下进行接管”的通知。这标志着杭州市接管工作的全面启动。
接管原国民政府政务系统，是首要工作。
原国民政府的政务系统由军管会政务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杭州市境内的原国民党政权机关，包括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的民政、司法机关，中央派出机关，中央和省、市的各级卫生机构等共计92个单位。
在这些旧机关中，除少数首要分子潜逃外，大部分人员均未离职，文件档案大部分保存完整，接收工作相对顺利。与此同时的5月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不久，其组成部门也相继成立，并投入运行，市级政务系统健全起来。5月3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杭州市的行政区划，建立了上城、中城、下城等八个区人民政府，健全了杭州市的基层政务系统。
在旧的政务系统中，司法部门作为原国家机器暴力机关，成为接管的重点。对于杭州境内的浙江省高等法院、浙江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杭州地方法院、杭州地方检察处、杭州监狱、杭州地方看守所等六个司法部门，政务部首先取缔其名称、停止其所有司法活动，对其主要负责人原则上实行遣散，并于6月初成立了人民法院，逐步健全新的司法制度。
在旧的政务系统中，社会基层的保甲制度成为摧毁的重点。到1950年3月底，杭州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型的居民委员会组织571个、居民小组3802个。至此，彻底完成了对原有政务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原国民政府的文教系统由军管会文教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杭州市境内的原国民党政权设立的报社、电台、学校以及新闻出版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单位。
报社、电台因其特殊的社会功能，成为文教部门接管的首要对象。杭州解放的当天，入城的解放军部队就迅速占领了浙江广播电台和《东南日报》社，停止了其反动宣传。此后，市军管会文教部又接管了隶属于国民党青年救国团的“青年文化广播电台”，并对当时的10余家报社进行了整顿，分别给予接管、查封和停刊的处理。与此同时，军管会文教部着手加紧建立新的宣传机关，5月9日，《浙江日报》正式创刊。
对于公立学校，文教部根据中央的“维持现状，作必要的可能的改革”的指示，结合杭州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接管公立学校的具体方针：“维持现状，逐步改造，了解情况，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打击首恶分子，争取大多数，达到顺利接管，保存资财，按时开学，教员安于教书，学生安于学习的目的。”在大中专学校，军代表进驻学校后，立即组织接管委员会或接管小组，对校产进行清点验收，同时取缔学校内部的反动党团组织，取消公民课、军训课和童子军训练，撤销训导处，除确有反动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予以解聘外，对所有教职员工采取“基本包下来”的政策。在公立小学，文教部通过接管国民党杭州市教育局、成立人民政府教育局的方式进行接管。到7月中旬，杭州市15所中等以上公立学校和68所公立小学全部顺利完成接管。对于普通的私立小学，文教部采取了“加强领导，辅助维持，积极改进，逐步改造”的方针，未立即实行接管。对于国民党等党团创办的私立小学，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停办了5所。此外，文教部还接管了19个新闻出版单位和8个文化艺术单位。
原国民政府的财经系统由军管会财政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杭州市境内的原国民党政权设立的税务、金融、财政机构及其相关实业机构和物资。
军管会成立后，针对财政干部少、接收单位多、机构复杂的实际情况，分清轻重缓急，实行分步接管。5月9日，首先接管盐管局和国税局；次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成立，开始对全市的202家金融机构实施接管；此后，相继接管了浙江省财政厅、田粮管理处和浙赣铁路局等21家单位。与此同时，财政部接收了大量的物资，计有黄金1365两、白银18560两、银元16834枚、外币17497元、金圆券161亿余元，各种汽车671辆、火车机车60台、客车150辆、货车692辆，汽油311667加仑，大米67391石。
原国民政府的工业系统由军管会工业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在杭州市境内的原国民党政权设立的工业企业及其人员和物资。
杭州是一座传统的商业城市，工业并不发达。据统计，杭州解放时计有各类企业仅1000余家，且大多数为轻工业和手工作坊，从业人员63604人。经过严格审查，当时可确定为官僚资本的企业只有3家。针对上述情况，军管会工业部直接接管和代管的企业只有9家，职工2500余人。从6月份开始，工业部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上述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紧接着就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对于占工业系统绝大多数的私营小企业，军管会并未直接接管，而是全部登记，逐步进行扶持和改造。
原国民政府的公安系统由军管会公安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杭州境内的浙江省会警察局及各分局和警察训练所，国民党、民社党的省、市党部和青年党的在杭组织机构，浙江军人监狱，宪兵营，水上警察，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及防空监视哨，特务机关和浙赣铁路警务处。
按照军管会的部署，公安部从5月中旬起开始接收国民党的公安系统。担负此次接收任务的干部主要来自三野第七兵团保卫部、第二十二军保卫部、南下干部纵队中的原鲁中南和渤海区党委的公安干部及华东大学（济南）的学员。在具体的接收过程中，公安部根据干部缺乏、人手不足的实情，采取了集中力量、先主后次、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针，先接管警察局，再接管原国民党等党团的省、市党部，最后接收其他机构。
在整个接收过程中，由于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到位，原国民党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大多能积极配合，使得档案、物资大部保存完好，整个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原国民政府的军事系统由军管会军事部负责接收。其接管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军事机构遗弃的物资、工厂、仓库、飞机场、军医院、卫生所和军事学校。
由于杭州解放过程中，国民党军事机构的人员或溃逃，或被俘、击毙，部分重要的军用物资也被逃窜的国民党军带走，因而，接收的主要是实体和物资。据统计，共接收弹药库13个、工厂11个、军医院1个、卫生所5个、军事学校3个、飞机场1个，各种军用物资计有炮弹138767发、各种子弹5496684发、各种大炮145门、各种枪支4620支。杭州解放之初，人民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当时军管会的主要切入点是建立金融新秩序。
杭州解放前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了安定民心、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军管会迅速开展了一场以打击银元贩子为中心的经济斗争。1949年5月9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取缔金圆券，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但是，个别投机分子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币认识不足的特点，通过倒卖银元、黄金，拒用人民币等手段压低人民币币值，刺激物价上涨。以米价为例，从5月11日至22日短短11天时间里，就从每担人民币4500元涨到8500元。这不但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严重威胁着人民的正常生活。
为了重建因黄金、银元投机而不断恶化的金融秩序，至5月28日，杭州市军管会先后4次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市场的布告，强力打击了银元和黄金投机活动。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布了《华东地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银元流通，只准贮藏或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6月12日，军管会发出第7号布告，要求全市人民切实遵守该《办法》的规定，彻底禁止银元交易活动。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还在全市范围内自发掀起了一场反银元投机活动的高潮。到6月底，杭州市区共兑进黄金268021两、银元125289枚，并对全市从事金银兑换业务的单位进行了登记审核。此后，除极少数不法分子仍在私下从事银元黑市交易外，杭州的金银黑市交易基本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杭州市还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与上海等城市相互配合，捣毁地下钱庄17家，并通过调拨的方式加大市场上日常生活用品供应量，对供给制人员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折实供应”等方式，逐步击退了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阴谋，使物价开始回落。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就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配”、“统一现金管理”。杭州市从财政、税收、物价等方面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首先，严格核定人员编制，调整薪给，大幅度减少行政开支，并通过详细的物资清理，增加了国库收入；其次，与工商界协商办税，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恢复、发展，既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又给予其合理的税收负担，并依法严惩偷税漏税现象；再次，实施合理的物价政策，保护生产、消费、流通等各环节从业者的利益。从5月份开始，杭州市的物价逐步摆脱了暴涨暴跌的状况，日趋合理稳定。
通过打击银元投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等措施，杭州市的金融秩序逐步恢复了正常，为下一步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重点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杭州市军管会还在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上做了大量工作。
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消费型的商业城市。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杭州市的经济结构变得愈加畸形。1949年解放前后，市区几乎没有大型的生产企业，1415家工业生产企业中，规模在百人以上的只有33家，绝大部分是个体、私营的手工工场和作坊，且主要集中在丝绸业。杭州的商业虽然比较发达，但大部分是纯消费型的，供给第一、二产业的商业机构不但屈指可数，而且主要是替外国的企业做买办。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广大农村地区被封建势力把持，在解放初期，杭州市陷入了原材料供应缺乏、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剧增的窘况。
为了尽快改变上述状况，杭州市军管会在接收企业之初就制定了“各工厂企业维持现状，整套接收，做到边接管边生产”的政策，并坚决纠正了因接收工作而影响正常生产的做法。经过一系列努力，绝大多数工厂在完成接管后，经过短期的准备工作，都相继重新开工。据统计，至1949年7月，丝织业的开机数由解放初期的90台增加到1250台，棉织业则由1200台增加到2380台。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杭州市的商业、金融业也逐步恢复正常，并有所发展。到1949年10月，正式营业的粮食店431家、棉布店161家、柴炭店209家、酱园336家、银行52家。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应，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商业分散性的特点，军管会广泛提倡建立生产、销售合作组织。在半年的时间内，就组织284家染织布厂建立了32个联合产销分会。丝织业、肥皂业、制铁业也都相继组织了自己的联合产销组织。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还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着手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进行调整，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改造生产运动和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以全面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上述工作，到1950年6月，杭州市的工商业，扭转了解放之初相对混乱和萧条的局面，整个生产步入正轨，从而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民生活安定下来。
三、林乎加、刘亦夫领导接管浙江大学
在文教系统接管中，对于浙江大学的接管最具代表性。当时，浙江大学作为国民政府的国立大学，有“东方剑桥”的美誉，是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文化教育基地，影响面很大。
1949年5月6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军代表林乎加和军代表刘亦夫进驻浙大，开始着手接管工作。林、刘二人先后访问了前杭州市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林枫、柯里以及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王来棣、李文铸，比较全面地了解学校各方面的情况。此时，部分浙大进步教师也主动找到军代表，欢迎军管会进行接管。原校长竺可桢也专门从上海发来电报关心接管情况。6月初，在林乎加、刘亦夫领导下成立了由孟宪承、严仁庚、范绪琪、张君川、李文铸和黄焕昆等组成的接管小组，正式开始接管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的接管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要求国民党、三青团自接管之日起，停止在浙大的一切活动，包括解放前在高校实施的所谓党化教育和反动宣传，停止讲授“党义”课。二是，公安部逮捕了浙江大学生物系讲师、国民党军部站长胡步青。三是，查封了国民党中央委员、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的住宅及一切文物资料。四是，在内部清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大学各个社团组织的性质和组织内幕。五是，清查浙江大学的所有校产，进行登记造册。杭州市军管会在各项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后，为了使浙江大学各项工作尽快步入正轨，决定在保留军代表的前提下成立新的校务委员会，由马寅初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秘密党员、农学院教授刘潇然为副主任委员，并在马寅初未到校前代行主任委员职权，严仁庚为委员兼任教务长，范绪琪为委员兼任总务长，孟宪承为委员兼任人文学院院长，王国松、李寿恒为委员。校务委员会全面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重大问题请示军代表决定。
1949年年底，马寅初到校主持工作，军代表名义依然保留，但不经常到校办公，不处理具体工作。浙江大学的接管工作完成了。
四、改造市场与接管商会
杭州在解放初期，个体、私营商业零售额占整个市场零售总额的94%，成为市场主体。杭州市军管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逐渐将国营经济培育为新的市场主体。当时，新建的浙江贸易总公司、浙江棉业公司、土产公司、民生公司、泰生公司、杭州市贸易公司和杭州市百货公司开始对茶、蚕茧、油料等原料进行直接收购，然后通过直接运售、重点配给、门市零售、委托代售等方式，直接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或投入再生产，尽量减少流通环节，逐渐在杭州商品市场上占据了领导地位，成为杭州商品市场的主体。
与此同时，在国营经济的扶助下，杭州市原来的个体、私营商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底，杭州市已经成立了2个合作商店、13个职工消费合作社、13个农村供销合作社和10个城市人民消费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商品市场结构。但是，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私营商业经济，杭州市政府依然鼓励、扶助其发展。
杭州在解放前，棉纱、棉布、粮食和人造丝等商品的交易中，投机交易占了很大一部分。解放之初，虽然投机交易表面上停了下来，但在私下里仍旧进行。投机交易直接助长了杭州市物价的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杭州市工商局相继重组了粮食和纱布市场，国营企业直接参加市场交易，并通过实行当日交割、逐日办理供销登记等措施，使投机交易在杭州市日渐绝迹，从而规范了商品的交易。解放前，杭州市工、商业之间的关系是商业通过商业协会控制工业。解放后，政府逐步转变为商业为工业服务。政府支持织布、制铁、肥皂、丝绸等行业的工厂逐步实现联合产销，并自主开设门市部或外埠推销业务处，使之逐步摆脱原来商业协会的控制。
杭州解放后，军管会、政府在改造、规范市场的同时，接管了商会。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对于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至关重要。而正确执行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其中的关键。为此，杭州市军管会在接管杭州市商会的问题上慎之又慎。杭州解放初期，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多次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反复阐述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直到1949年10月，接管杭州商会才正式提到军管会的工作日程上。当时，军管会的基本设想是，通过筹备新的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取代原来的商会。10月初，杭州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工商界主要人士座谈会，广泛征集对筹建工商联及其领导人选的意见。谭震林亲自选定原官僚资本企业杭江纱厂经理、曾经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因被捕脱党的汤元炳出任市工商联主委。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和筹备，经过杭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议，由市人民政府批准，最终确定了由71人组成的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
10月29日，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工商局局长郭静唐担任临时主席，确定了汤炳元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汤炳元为主委，唐巽泽等六人为副主委，曹湘渠为秘书长，筹委会下设接管、整理、文教、财务等委员会。11月1日起，市工商联筹委会在原市商会驻地开始办公，并在“稳步前进”的方针下，全面接管原杭州市商会的全部档案、财务和人员。同时，对126个行业公会一并实行接管。经过一年的整顿、改造，1951年11月1日，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军管会对杭州市商会的全面接管顺利完成。
五、管理与改造西湖风景区
西湖是享誉国内外的风景区，也是杭州市的标志性景点。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们游西湖，主要是“借佛游春”。据1950年5月17日《浙江日报》载：“每逢香汛，背‘朝山进香’黄布袋的香客，络绎于途；灵隐道上，汽车、轿子，接连不断；和尚道士，笑逐颜开。如天竺、灵隐等大寺院，每个香汛，单是积下的蜡烛油就有几十担。这些坐汽车轿子来‘耍子儿’的都是官僚、地主、买办、暴发户及投机商人，以及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哥之流。他们举止阔绰，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使杭州商业中旅馆、饭店、汽车、照相、炒货、糖果、香烟、锡箔、竹筷等畸形发达。由于他们的卖阔，把杭州引向了病态的繁荣。这种现象，在解放前一两年显得格外显著。”
这篇报道，反映了当时西湖风景区的真实情况。为此，杭州市人民政府结合改变畸形消费制定了《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并于1949年11月16日专门发布了一个通告。
从1950年开始，杭州市人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对西湖风景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其中规划了“八大花景”，即两年内在苏、白两堤加植碧桃2000株；在原曲院风荷处种植荷花20亩；三年内在夕照山种植枫树2000株；三年内在孤山增植梅花500株；沿灵隐公路自洪春桥至石莲亭一带种植樱花2000株；在葛岭山之南种植玉兰1000株；在满觉垅增植桂花500株；在茅家埠增植乌柏及银杏各2000株。同时，在沿湖各公园增种各种观赏树木，设置绿篱。
当时，西湖风景区原有的建筑物有将近一半已经因年久失修、人为破坏等原因需要重新进行修葺，其中著名的灵隐大殿因顶梁柱被白蚁蛀空，已经于1949年6月坍塌。因此，杭州市建设局决定对于西湖风景区内的建筑物，凡被认定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寺庙，除一部分予以保留外，全部改建为各种纪念馆、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本省产品的展览室和零售处。同时，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滨湖山区大规模植树造林，并筹划在九曜山建设植物园，作为西湖风景区改造的配套项目。为了方便游人，弥补西湖风景区景点分散的不足，杭州市还筹划建设环湖马路及云栖经梅家坞至龙井、关岭头、天竺线和天竺经灵隐至龙井等13条交通线路。
值得一提的是，西湖的改造工作是把美化景区和促进生产相结合进行的。比如，在种植观赏树种的同时，种植了大量的果木和其他经济类作物；在扩大、整治水面的同时，发展水产养殖业，组织了“西湖养育社”，投放鱼苗近20万尾。
解放初期，杭州市人民政府对西湖风景区的管理和改造，不仅改善了面貌，而且增加了新气象。
摘录丁龙嘉编著《南下》之——谭震林谭启龙汪道涵率部接管蒋介石故乡省会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