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中国金融工商中心上海（文/丁龙嘉）

一、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解放、接管上海

1949年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据点。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的80%以上，欧美各国在上海均有巨额投资。

对于蒋介石来说，上海的地位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其崛起、发迹的地方，也是国民党政府赖以生存的财税支柱，而且还集中了四大家族的资本。因此，1949年春的上海，被国民党武装成为京沪杭地区最后一个据点。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亲自从溪口乘坐舰艇赶赴上海，并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务。国民党凭借20余万兵力，40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以及上海丰厚的资财，继续负隅顽抗。一时间，上海成了大兵营。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楼屋都进驻荷枪实弹的部队，坦克装甲车在马路上隆隆行驶。车站、码头、机场加强了对入境旅客的检查，凡从苏北、华北来的旅客一律不准入境……令人心怵的恐怖气氛笼罩着上海。蒋介石还下令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他坚守六个月到一年，就是想利用时间，抢运重要物资设备，准备一旦撤离上海，就要搬空、打烂、炸光，把上海变成一片废墟。

毛泽东同样看重上海。早在京沪杭战役筹划阶段，中央军委就为上海战役作出既要歼灭防守上海之敌，又要完整保全上海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在北平谈到接管上海方针时，特别强调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要完整地保全上海，这是整个战役的全局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此及时向总前委、第三野战军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首先，要稳住上海守军，防止其过早撤退，以利于有准备地夺取和接收上海。其次，在作战方法上，准备把握时机。先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而暂不向市区发起进攻，迫使敌人保护其退路而集中全力在吴淞周围与解放军决战，把市区守军逐步调动出来打，力求歼其于郊外。后来，又根据市区守军空虚的实际，实施四面八方出击，一举攻占市区。再次，关于攻城时间，不以攻城部队是否准备就绪为准，而要服从于接管上海各项工作的准备程度。

根据中共中央的总体部署，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开始做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专门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第三野战军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准备全面接管上海。

为了配合解放上海，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上海局指示，对上海党组织提出：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人民解放军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初，上海市委动员所有基层支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广泛开展地区调查和搜集情报工作，按照机关、部门、产业等分类，分别编成《上海概况》、《伪中央各院部会驻沪机关》、《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上海各团体》以及金融、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企业等共有百余万字的上海调查

资料30册，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以及经济、金融、邮电、交通、文化教育等各个部门的组织机构、编制人数、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情况；具体记载了政府官员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提供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情况。这套材料赶在渡江战役之前印刷成册，发给接管上海各个系统的接管专员、部队军以上领导干部。这些材料，不仅为各接管系统制定接管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入城后接管人员立即进驻接管岗位起了重要作用。

二、干部云集丹阳准备接管

丹阳，位于镇江与常州之间，素有“文物之邦”的美誉。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丹阳县城。随后，人民解放军大量军政人员纷至沓来。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5月3日，总前委、华东局的主要领导成员抵达丹阳。随后，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由此，这座历史古城幸运地成为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的驻地，成为中共军政高层领导运筹帷幄、决战上海的中枢。

部署接收上海，这是总前委、华东局留驻丹阳的主要任务。不久前解放、接管南京的经验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部队进入大城市前，必须做好充分的适应准备工作。就军事而言，解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后，国民党军队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解放军乘胜拿下上海绝非难事。但若是着眼于政治层面，要顺利接管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还有许多重要工作有待抓紧落实。4月30日，总前委电告中央军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明确：“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辰灰”指代5月10日。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总前委、华东局抓紧上海战役前的宝贵时间，在思想、组织、物质等方面开展了准备工作。

思想准备是各项接管准备中的首要准备。华东局组织接管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主要解决对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认识。从农村环境、战争环境转入城市环境、生产建设环境是一个重大转变。大多数接管干部长期生活在农村和武装斗争环境中，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有些干部来自城市，但只有地下斗争经验。有些曾参加过城市接管，但只有中小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这次接管的是全国最大城市，接管任务十分艰巨，摆在接管干部面前有许多新工作，新问题。因此，在革命转变时期，做好思想转变是重要一环。参加丹阳准备的接管干部，十分重视和认真领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联系实际，充分讨论，力求在入城后，能较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斗争需要；在执政条件下，努力做到正确掌握接管城市政策，改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完成接管上海这一艰巨任务。

接管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是接管准备中的重要准备。上海是闻名的国际城市，中外瞩目，军队和接管干部讲不讲政策，守不守纪律，关系到进入上海后共产党能否得到500万市民拥护的大问题。华东局把入城政策和纪律的教育作为丹阳准备的重点。5月6日，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作接管上海政策报告。报告主要根据中央城市工作指示和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中所指出的原则，及沈阳平津各市的接管经验，阐述了接管上海各个方面的政策、方针、方法和纪律；要求全体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分清敌友界限；明确进入上海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阐明入城后安定人心、接管工作、恢复生产三项重要任务及相互关系；详尽解释接管上海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依据不同性质的接管对象，采取不同的接收方法。大家学习了一系列具体的接管政策，又结合在接管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讨论，解决了当时干部中存在的“接得下，管不好”的紧张心理和畏难情绪，增强了进入上海后如何把城市接收好、管理好的信心。5月10日，在丹阳的大王庙的大院里，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报告。报告一开始，陈毅就不留情面地指出一些军政干部留驻丹阳期间的种种违纪行为。这时，陈毅的手在桌子上连续地敲击了好几下，全场鸦雀无声。陈毅进而大敲警钟：“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在报告中，陈毅根据大部分北方干部不熟悉城市的现状，十分详尽地对城市以及入城纪律、接管政策做了介绍和解释。据聆听过陈毅这次讲话的南下干部回忆说，陈毅语气诚恳，但态度明确，说“我们到上海，跑跑公园，坐坐汽车，看看戏，一举一动对敌友我都有关系”，“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陈毅的这次讲话在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中震动很大。会后，全体南下干部在丹阳进行入城纪律演习，大家严格遵守《入城守则》12条规定，形成了优良风纪，为进入上海取得军政全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解放军进入大上海，不惊扰市民，不入民宅而露宿街头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至今还深深铭刻在上海人心中，成为民间经久传颂的佳话。南下干部严格遵守入城守则，保证在接管的各个环节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对上海的接收，也成为南下接管过程中一个成功的范例。而于此有直接关系的在丹阳期间这段有针对性的集中学习和训练，也被后人称为“丹阳集训”。

筹建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是接管准备中的又一重要准备。接管干部的配备原则，主要根据干部原来工作的系统和工作特长，搭成整套接管班子，并着重注意发挥专家和积极分子的作用，调动积极因素，争取与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合作，共同担任接管上海的历史使命。经呈报中央批准，接管工作分为财经、文教、政务、军事四个系统，建立接管委员会。并制定了接管方案，其中确定由山东解放区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

做好入城前的物资筹备和调运是接管准备中的重要一环。解放前夕，上海是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和摧残，加上战争期间水陆交通阻断，已使上海的粮、煤供应十分紧张。在丹阳期间，陈毅曾反复强调，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几百万人这一张嘴天天要吃饭，不那么简单，要从困难方面多考虑一些，并应作积极的争取和准备。负责财经接管、物资筹备的曾山，在丹阳期间便着手调动物资，筹备了12000万斤粮食，700万斤食油，另外，还筹备了大量的燃煤。为了解决运输困难，特地将四五千名支援前线的干部转作煤粮供应工作。

三、有条不紊进行接管工作

 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市军管会成立后，对上海市实行军事管制，统一领导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部门，并领导全面实施接管工作。

上海的接管贯彻了以下十六字方针：“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

上海整个接管工作按其工作进程大体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个阶段。接收阶段，一般办理清点移交，以求不打乱、不影响军管时期日常业务工作的继续。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国民党时期旧制度的遗迹暂时存留很多，变化不大。管理阶段，主要是调查、研究、考察，并着手开始局部改造和整顿。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清除1日制度旧痕迹，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以及与人民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市人民政府各局、处新的组织机构和市区基层政权。改造阶段，全面地肃清反动制度，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制度、新规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政务、军事系统的各个部门，均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进行全盘的彻底改造。三个阶段在时间上穿插交叉进行，接收中已包含管理、改造，管理、改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延续时间很长。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毅任市长，副市长有曾山、潘汉年、韦悫。在上海还没有解放时，经地下党组织联系和帮助，5月25日凌晨，原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率领市府人员悬挂白旗以示投诚，并为维持治安，保护档案、财产安全做了有益工作。26、27日两天，军管会派人到国民党市政府接洽着手接管工作。5月28日下午，陈毅亲自主持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仪式。随后，陈毅发表讲话，指出：解放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以陈毅亲自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标志，接管上海工作全面展开。

从5月28日起，政务接管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和接管专员，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属的警察局、社会局、民政局、财政局、地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工务局、公务局等40余个单位，共计接管旧员工45280人。

接收国民党旧政权机构后，对官僚、特务性强的社会局，调查、统计两处以及参事、机要两室予以撤销。宣布废除旧法院、监狱等司法机构，成立人民法院。5月28日，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宣布废除旧警察局的建制。6月2日，成立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对于所谓民意机关之国民党的市参议会等单位，则予以废除。对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予以改造后重建。会计处移并入财政局。调查处、统计处及参事、机要两室撤销后，应保留的工作，并入办公厅和秘书处。新闻处和外事室暂移由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和军管会外事处接管。7月底，上海市市政接收工作基本结束。接着，根据当时职能需要，把财经接管委员会所属的财政、卫生、工务、公用、工商、劳工和房地产等7个处，正式划归市人民政府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又成立市人民政府各局。至1949年12月底，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共有23个，即办公厅、秘书处、行政处、交际处、人事处、新闻处、外侨事务处、市郊行政办事处、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直接税务局、货物税局、工商局、公用局、地政局、房地产管理处、工务局、劳动局、教育局、高等教育处、卫生局、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各局、处的组织规程，明确了各工作部门的职责。

在对旧政权统治机构彻底摧毁时，对其中旧人员，则采取区别对待、量才录用的办法，争取他们为人民服务。在接收的45280名旧人员中，安排工作或组织学习者38331人，占被接收总人数的84.65%;劝其转业或遣散返乡生产者4675人，占10.3Y0;因有劣迹被开革或免职者787人，占1.75%；其他原因停职或自动离职者2000余人，占5%。新组成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从解放区调入2496名，从上海地下党调入570名，旧人员留任11426名，总计有14492名。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处理旧人员的工作。陈毅于9月3日在逸园召开的市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充分肯定了各局留用人员在接管工作中的作用，勉励大家作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要明确地站到人民方面来，廉洁奉公，真心为人民办事。

上海市军管会下属的财经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财政、金融、工业、商业等单位。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由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直接负责，处长陈穆为山东解放区原北海银行行长。财税系统的接管工作，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青州支队”负责，负责人为山东解放区财政厅厅长顾准，其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没收官僚资本是在接管城市时强制完成的。官僚资本，是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在抗战胜利后由它接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在华企业，以及由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官僚分子直接经办的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即将这些企业收归人民所有。对于一些工厂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股份并存的，人民政府只没收官僚资本的股份。接收官僚资本企业，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法，即不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有机构，“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原有人员，只要不搞破坏，继续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根据条件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官僚资本企业在上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军管会财经委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在沪的银行、工业、财贸、工商、交通企业等411个单位，掌握了约占全市41%左右的纱锭，1/3的机器制造设备，1/5的钢铁冶炼设备和小部分的轻工业设备。

上海市军管会下属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接管对象是公立高等、中等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央研究院、新闻出版机构及官僚资本性质的文化单位。在接管中，强调一个“稳”字，采取“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同时要求学校一律复课，并明确宣布：废除训育制度，取消国民党的党义和公民课，宗教与学校分开。由于采取上述方针和办法，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都迅速复校复课、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共接收国立大专院校19个，教职员工2836人，在校生8109人；接收公立学校及教育机构521个，教职员工8884人，在校学生176412人。

旧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情况错综复杂。接收中，根据中央对旧新闻事业的政策，分别情况，区别对待，采取了接管、军管、管制和支持扶持等不同措施。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把原来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为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上海解放的当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翌日，《解放日报》出版发行。6月5日，上海新华书店开张。新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出现在上海人民面前。

整个上海的接收工作，到7月底基本完成，只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随后转入以管理改造为主的阶段。

上海接管工作，还包括清除匪特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这一重要任务。

解放前，上海的特务、间谍、盗匪、流氓帮会活动十分猖獗。解放后，各种敌对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妄图进行破坏与捣乱。国民党军溃败后残留的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流落街头巷尾，行凶抢劫。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各派系的特务与台湾新派来的特务相互呼应，进行武装骚乱、暗杀、谋杀活动。数以千计的惯盗惯匪，分散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和盗窃犯罪活动。与此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乞丐、娟妓、流浪儿等游民约有十多万人。由此构成的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异常复杂。

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李士英、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公安局的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

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首先是开展肃清特务分子的斗争。6月6日，市军管会颁发了治字第一、二、三号布告，宣布解散、封闭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反动党团组织和特务组织，并收缴非法武器、电台。军管会根据上海的敌情，决定先打击现行的特务，再清理历史上的特务；严厉打击冒名接管抢劫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集中侦破一批特务潜伏电台。从6月中旬开始的半个月内，破获国民党保密局沪特小组的七个潜伏组台，以及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台等潜伏电台案八起，有效地遏制了敌特的情报联络活动，并及时地镇压了武装特务及国民党台湾保密局派遣特务。在肃特斗争中，市公安局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一部分特务投案自首。从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到年底，共破获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149名，缴获收发报机109部和枪200支，沉重地打击了敌特的破坏活动。其次是严厉打击盗匪活动。1949年6月，全市发生持枪抢劫案190起，比解放前的3月份还多41起。因此，打击盗匪活动刻不容缓。从接管之日起，公安干警协同警备部队就开展了围剿武装股匪斗争。在斗争中，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这一斗争连续取得胜利，在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全市破获盗匪案665件，破案率达90%，捕获盗匪1667名，缴获轻机枪、步枪42挺（支），手枪501支，手榴弹20枚，子弹6350发。经过连续打击，抢劫案明显下降，到1949年12月底，全市盗匪抢劫案已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治安日趋稳定。

再次是收容散兵游勇。为了清除散兵游勇这一战争遗留下来的祸害，市军管会根据《约法八章》第六条规定，在全市城乡各个警备区内开展搜查、收容散兵游勇活动。6月10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收容蒋军溃散官兵》的决定，责令限期登记，指定地点集中，对拒不登记和报名者，将予以收容。从6月10日到20日收容散兵游勇1万余名。6月23日，市公安局又发布了《关于蒋匪在乡军人登记管理办法》，迫使2827人前往公安局登记，并交出一批枪支弹药。对于散兵游勇和在乡军人，经过集中看管、审查和教育后，由公安机关会同民政部门进行遣送安置。处理散兵游勇和在乡军人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旧上海是一个烂摊子，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厂倒闭，商业凋敝，全市失业工人、店员连同其家属共达42万人。同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在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悍然对上海口岸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企图切断运输线，断绝粮煤及工业原料的供应，炸毁电厂，造成“车船不驶，电灯不亮，机器不动”，从经济上窒息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能否迅速恢复生产，这是关系到能否冲破敌人的封锁和轰炸，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大事。

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指示，在部署工作时，十分重视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首先，强调接管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的好与差，要看进城后工厂是不是冒烟，生产是不是照常进行。在接收官僚资本工厂企业时，实行原封不动、整套接收，就是为了实现边接管边生产。上海中纺公司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由于接管目的性明确，接收方法得当，结果，顺利地接收这个公司系统30多个工厂，不但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且在两三天内全部复工，在沪西区的各厂甚至一直没有停止生产。

其次，接管工作紧紧围绕生产。接管工作一开始，便依靠工人阶级，组织人民群众着手恢复生产，共渡难关。如财经接管委员会航运处从招商局接管运输船舶16艘，随即发动和组织工人抢修旧船只，打救沉船，迅速恢复航运。6月3日长江航运的申汉线率先复航。12日北洋航线的上海至天津海轮首次通航。再如6月23日敌封锁海口后，上海曾一度发生煤储存量只有5000吨，够一天消耗的情况，航运处全力组织一切可能运用的公私运输力量抢运，保证了全市500万人口生产生活必需的煤炭供应。又如铁道处接管两路局后，便立刻组织员工投入恢复铁路运输。上海解放之日，就恢复了宁沪全线通车。沪杭线因大桥被敌破坏严重，立即组织修复，于6月4日通车松江、8月1日全线通车。上海与北平直达列车已停驶一年，经全力抢修，于7月9日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由于千方百计疏通了水陆运输线，不仅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而且在反封锁反轰炸中很好地稳定了民心。

再次，接管工厂企业后着眼于开展生产，发展城市经济。

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过程中，已开始对被接管企业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当时的民主改革，主要是派遣领导人员，改革企业机构，废除旧企业遗留下来的包工制、工头制、搜身制，取消这些压迫奴役工人的旧制度，树立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启发和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在接管企业中又进行初步的生产改革，主要是建立合理的生产定额，建立经济核算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是把1日的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为新型国营企业的重要步骤。改革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好转。在很短时间内，上海的财政税收取得了可喜成效，1949年上海的税收入，由7月份的26亿元增长为8月份的114亿元，9月份的148亿元到10月份达到收支平衡，到12月底收支相抵结余70亿元。这表明了人民的新上海已顺利渡过刚解放时的困难局面。

对于民族资本，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政策有明确的阐述：“对私营企业及民族工商业财产，应一律采取保护方针，不予侵犯。其中如有股份不明或小部分属于官僚资本或战犯所有者，可暂时不动，留待将来再处理，以免分散精力……私营企业在恢复生产中如有困难，政府要帮忙解决。”上海刚解放之时，工商界人士认识模糊，不少资本家跑到香港、美国或转移家产、停产停业；许多资本家，担心会不会被没收资产、允不允许私营工厂赚钱生财，总之状况非常混乱。针对这种情况，陈毅果断决定会见纺织业巨头荣毅仁。5月30日，接到市长的请帖，荣毅仁非常犹豫，不知该不该去。有人说，这些共产党人名堂多得很，谁知是不是“鸿门宴”。也有人说，这是共产党人在借题发挥。然而荣毅仁更担心的是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接受邀请。陈毅一家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四川菜，热情接待了荣毅仁一行，与客人边吃边谈。“首先，我对诸位朋友能留在上海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国民党统治了22年，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我希望以后还要诸位大力支持，振兴大上海，为人民服务。”陈毅说道。荣毅仁也如实向陈毅汇报了现状，说了自己的担忧和想法。陈毅针对情况，继续说：“我们党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诸位，请不要相信谣传，更不需逃跑，我们共产党是要保产护厂。大家一定要消除顾虑，我们是讲诚信的。我愿意与你们一道共同振兴工商业！”荣毅仁等听后，感到非常振奋。陈毅又问了荣毅仁的家庭情况和工厂一些情况。当时的气氛非常轻松。这次会见在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很快传遍了上海，传到了香港，传到了欧美。

很快，号称“味精大王”的化工企业实业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

接着，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刘鸿生也回来了。随着这些商界巨子回归，上海工商界局面开始好转。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之——陈毅、粟裕率部接管中国金融工商中心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