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解放之初调整发展工商业（文/丁龙嘉）
西南地区解放之初，中共西南局首先是集中力量接收城市，接着又集中力量于农村，进行剿匪和征粮。随着征粮工作的完成和剿匪斗争的顺利进展，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又集中一部分力量加强城市工作，主要是发展工商业。
接收之初的西南的工业，主要是四省、重庆的工业，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基础。但是，这些工业，在国民党时代，大都服务于战争，其原料多来自外国，要把它们改变为和平工业，并非易事。民营企业为数不少，多少年来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解放后也有不少困难，普遍要求政府在贷款、解决原料、收购产品等方面予以帮助。西南工商业的困难，除一般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土匪蜂起而造成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二是企业管理差、冗员多、成本高。面对这种局面，西南局一方面努力使国营企业逐渐恢复生产，一方面遵循《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扶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国营、民营工商企业的管理。1950年4、5月份，西南局对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政府对工商业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于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民营企业，如对银钱业，以及销售奢侈品的商店，积极帮助它们转行。对于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营企业，给予大力扶持，主要是解决资金困难，调整劳资关系。同时，通过加工、订货、收购、救济实业等方法，促使民营企业恢复发展生产。仅修建成渝铁路投放的加工、订货，就带动了重庆市428家民营机器业厂家和木材、五金等工商企业恢复了生产。在调整中，还引导民营企业在自愿、平等、民主的原则下实行联合经营，以克服盲目竞争、效率低下的弊病。通过调整，使工商企业逐渐摆脱困境而复苏过来。
在调整民营工商业中，西南局和邓小平做了几件有影响的大事。一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有着巨大影响的工商界代表人物胡子昂，一再提出，自己是政府官员，不能再有私人股份，要将自己所有的企业和股票全部交给国家。经西南局和邓小平同意，政府接收了胡子昂个人的全部产业和房屋，在全国开了一个先例。另一件是，工贸结合、内外贸结合、产运销结合的大型民营企业宝元通公司，要求走上国营企业的道路。经中央财委批准和西南局运作，使宝元通顺利地转为国营企业，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南的工商业，随着剿匪的胜利进展和调整工作的进行，日渐兴盛起来，表现在市场上，7月份有明显好转。
对于国营工商企业的管理，西南局强调要“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和实行“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邓小平十分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上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对于共产党、人民政府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西南局指出要在税收、劳资、公私三个方面处理好。邓小平对此专门进行了阐述。他说：“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7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
西南地区的工商业，到1950年底和1951年初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1951年春节期间，重庆市百货商店、酒馆饭店的东西出现了脱销。老百姓说，从来没有把东西卖光过，这是没有碰到过的事情。究其原因，是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的购买力的增加。购买力的增加，拉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即需求的拉动效应。
1952年，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加强了贸易工作、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工作和解决交通问题工作。在搞好贸易工作方面，一是加大国营贸易力量，二是组织私商下乡。邓小平要求国营事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要带头下乡，活跃农村经济；要求政府组织、指导私商下乡。在发展中小企业和手工业方面，邓小平指示各省、区要加强对发展地方工业的指导，在经营方针上，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然后由近及远；其次是必须有利可图、吹糠见米，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候再办。他要求各地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也可以引导地主将资金投到这方面去。他还要求各地要加强对私营工业的指导，此外，还要自己办一些小型工厂，这样，不但解决了一部分地方的需要，而且可以解决一些差额问题。在解决交通问题方面，主要是发展内河航运和建设地方公路。
在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的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于7月21日至8月3日在重庆成功地举行了西南区物资交流大会。大会的成交金额达到1.3万亿元以上。在此前后，一般县城也举行了物资交流大会，交易额都在100亿元左右。据估算，西南地区物资交流大会的全部交易额约有两三万亿元。这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交流、市场繁荣和工商业的振兴。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