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文/丁龙嘉）
1950年7月，西南地区在剿匪和征粮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根据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开始准备在广大农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这一运动，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西南地区至关重要，邓小平称之为西南的“淮海战役”。
西南地区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主要表现在地租和押金上。当时有一首流行很广的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利厚押金高。”押金高，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地方特点。西南地区的广大农民就是在这三把刀的宰割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地主的地租分为物租与活路租两种。物租为分租制（三七分），一般的是定租形式。几种租佃形式中以定租最为残酷。正租，即谷租，一般地要占常年正产量的八成，甚至有的高到十成，即所谓“满租”。不论年成的好坏，均按租约收租。地租的剥削，不仅表现在租额高，也表现在种类多，还表现在条款的强横霸道，更表现在加租的漫无限制。农民除了交纳巨额地租外，还要给地主交纳大额的押金。押金，又名“稳租”、“随租”、“押头”等，其数量相当于土地一年年租额或年产量，有时甚至会出现加押而使押金高达年租额的几倍。地主敲取农民押金的目的，是准备在农民交不起租子的情况下，从押金里面扣除。西南军政委员会鉴于这种情况，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内中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之土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最多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35Yo，超过都应再减低至35%”，“凡出租土地者，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凡出租土地者的任何额外剥削，如无偿劳动，送礼，大秤大斗收租等，均应废除”。同时决定，废除押金制度，地主、富农必须将押金退还给佃户。
为了打好西南的“淮海战役”，西南局首先举办训练班，大量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其次整顿农民协会：再次通过农协会，发动群众。据粗略计算，1950年7、8、9月份，全西南地区受过训练和参加过农协会的农民积极分子有250万到300万人。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从1950年11月正式开始的。清匪、反霸与减租、退押是紧密结合的，只有清匪、反霸的胜利，才有减租、退押的顺利进行；只有减租、退押的顺利进行，才有巩固的农村阵地。清匪与反霸，也是紧密结合的，因为有些霸本身就是匪，例如，贵州地主阶级中，有40%是恶霸，这些恶霸中只有个别的没有当过土匪。由于剿匪收到了显著成效，清匪又清得好，所以广大农民通过发动较好地组织起来了，据1951年2月统计，农协会员达到1300万至1400万，约占西南地区总人口的20%，其中妇女会员占到33%以上。由于在政策、力量诸方面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加之群众发动较好，所以运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斗争是激烈的。邓小平指出，1950年，“反革命杀了我们一万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这恐怕是其他地区都少有的现象”。
在运动进展中，西南局随时注意调整政策、纠正偏差。邓小平在1951年1月8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记录了这个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骨干很少，故在运动中也出了不少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减租实际早已实现）后转到土改，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据了解，川东、川南、川西三区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绝大多数为恶霸地主。此虽属不可避免，但其中很可能有方式上和策略上的毛病，这些问题各省区党委业已提起注意。我们觉得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吃‘回头草’。等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要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于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以求早点结束这一步，转到分配土地或生产的下一步。因为历来运动多在尾巴上出乱子，所以这样做也可减少一些偏差。”
“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有退得一两千万者。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西南局业已发出指示，批驳这两种意见。对守法的大地主（对犯法地主又当别论）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到1951年4月，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在208个县、7个市郊，6660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只有云南大部，贵州20个县，川西、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或不应进行，而云南20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全区得到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果实达77亿斤米，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0万余人，占总人口的28Yo，人民武装发展到22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3%。在运动中，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这样，奠定了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之——进行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内容的西南“淮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