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文/丁龙嘉）
大西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浓厚的封建传统氛围，以及普遍的帮会组织，尖锐的民族矛盾，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匪患严重。邓小平曾说，四川有的地方是土匪窝子，一个人不敢背着包袱走路。1949年初，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同当地特务和反动势力拟定了《西南地区应变计划》、《西南根据地理想图》，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潜伏近1000名特务，安设140个秘密电台。同时，在川、黔两省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培训了4600名骨干分子。
西南解放后，这些特务结合土匪和反动势力，纠集大量的1日军官、散兵游勇，发动了土匪游击战。土匪的政治性质非常明显，他们打着“反共救国军”的旗帜，喊着“抗粮”、“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以及“只打山东人”的口号，疯狂地进行欺骗宣传和破坏、屠杀。西南地区，在1950年2月底，有土匪20万人；到3月底，竟发展到27.7万多人，百人以上的就有1100多股。这些土匪，在其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四面出击，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人民政府，伏击人民解放军，杀害地方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危害甚巨。长江和嘉陵江的运粮船只多次被土匪抢劫，造成重庆、成都两市粮食供应紧张、粮价飞涨。贵州军区的运送军用物资的73辆卡车在途中遭到3000多名匪徒伏击。1950年2月5日，成都郊区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匪特暴乱，将解放军派往起义部队的26名军代表和下乡工作的4名地方干部杀害，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警卫班路经龙潭寺即被土匪伏击，警卫班全部牺牲，朱向离头部和腰部中弹负伤后，被土匪抓去，用开水煮烫后抛尸于茅坑，还有当地的80名群众因不愿参加暴乱而被匪特杀害，被烧房屋数十间。此次暴乱，是由潜伏在当地的特务分子、反动军官伙同恶霸地主、“袍哥”舵把子威胁群众组成匪“中国反共军第一纵队”而发动的。到1950年3月，共有解放军3000多人牺牲在土匪手中。第十八军原定于1950年4月进军西藏，只因沿途匪患严重，不得不推迟半年之久。猖獗的土匪严重地威胁着西南地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剿灭土匪，成为西南地区的迫切任务。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小平在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仍然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首恶不办是不对的。”会议强调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西南军区全面部署了剿匪工作。
1950年2月至8月，为剿匪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兵力，大力肃清交通要道与经济富裕地区，尤其是四川境内的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岷江沿岸、成渝、渝万与渝筑、昆筑各公路沿线地带的匪特，以保证交通安全顺畅。在剿匪领导方面，各地组织剿匪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在川东，川东军区集中主力，对交通要道和产粮富庶的璧山、涪陵两个地区施行重点进剿，确保中心城市重庆的安全；对边远的酉阳地区采取守势。从2月中旬开始，川东军区第十二军军直和所属的两个团进剿璧山、永川、荣昌之间的三角地带，歼匪“川东人民救命军”司令黄荣庆等股匪1400余名。第十二军又派出两个团进剿涪陵、丰都、垫江、长寿4县边的匪“反共救国游击总队”司令邬孟儒部，歼匪3700余人。4月6日，川东军区集中7000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兵分45路，进剿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的土匪。进剿历时25天，大小战计33次，共歼土匪7000余人。邓小平赞扬川东军区剿匪作战打得好，并说“铁壁合围”的经验值得推广。到8月，共歼匪14.6万人。
在川西，贺龙提出了“先腹心区后边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剿匪步骤。军区集中8个团的兵力，迅速消灭温江、眉山两地区的股匪，确保成都中心区的安全。对于起义后叛变的国民党军坚决追歼，绝不使之流窜。2月中旬，军区派出部队平息成都郊区龙潭寺、石板滩土匪暴乱，歼匪3000余名。2月26日，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派出6个团沿岷江两岸从北向南进剿灌县、郫县、温江股匪，经郫县吴家场、温江舒家渡、灌县花园场等战斗，歼匪“温郫灌三县总指挥’’陈利石部4000余人。2月28日，又对盘踞双流松子镇、江石桥匪“崇庆、双流、温江三县联防主任”李泽儒部发起攻击，歼匪400余名。3月12日，又于金堂滩口镇歼匪“反共救国军”司令蒋正南部600余人。与此同时，在眉山地区准备进军西藏的第十八军先后在眉山、洪雅、名山、邛崃等地进行10多次战斗，歼匪800余名。至此，川西腹心地区大股土匪已被歼灭，残匪逃向边沿山区，匪风开始下降，川西平原的社会秩序开始好转。
在川南，川南军区部队首先进剿长江以北地区，对川滇、成渝两条主要公路及长江、岷江航道分片把守，构筑碉堡，确保安全，对已被土匪占据的古蔺、兴文、沐爱、屏山等边远县暂予不顾。从3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抽调4个团的兵力，连续三次进攻泸县龙贯山。以叛军为主组成的匪“反共救国军第一师”师长潘厚昆指挥匪徒顽固抵抗。解放军奋勇作战，连续攻占17座山头，歼匪1300余名，迫使潘匪率残部逃往川黔边界。4月，川南军区部队又连克泸县东北的海涵寺、方洞、骑龙等10多个据点，将匪“川南游击总队”司令乜占武部歼灭殆尽。4月16日，简阳发生暴乱，解放军及地方干部162人被杀害，公粮被抢走10余万公斤。川南和川西军区急派部队平息，经8天激烈战斗，歼匪4800余名，缴枪1700余支，使川南江北地区的局势大为好转。在剿匪的战斗中，各部队摸索出的“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以伪装对隐蔽”的战法，收效显著。
在川北，川北军区组成联合指挥部，集中3个团，从4月1日开始，会剿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带，经潼南回龙桥、太史镇、鱼龙山等多次战斗，历时两月余，将匪“反共保民军第九路军”司令蒋镇南等股匪悉数歼灭，计歼匪2.7万余名。到8月，共歼匪4.1万人。在西康省，2月18日，匪“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胥纯儒部2000余人攻打雅安城，西康军区部队奋起反击，将匪击退。接着西康军区部队又增援被匪“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程志武部3000人包围的天全县城。在内外夹攻之下，匪徒300余人被毙，余部撤逃。到8月，共歼匪约1万余人。
在贵州省，1950年3月时，匪患已遍及全省；4月初，已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二七二师、第二七一师、独二师及第八十九军先后叛变，匪患更为严重。3月29日，贵州省委、军区召开会议，决定调整兵力部署，缩短战线，暂时撤离或暂缓开辟边沿地区的31个县，集中力量，首先歼灭危害最大的叛匪，以保障中心地区的安全。6月3日，贵州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学习川东地区集结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的经验，抽调机动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对贵阳市东部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西北部的金沙等地进行合围。经过两次大合围，股匪大部被歼，匪焰随之下降。同时，各军分区重点对本地的股匪进行清剿。到8月，共歼匪11.1万名。
在云南，到1950年4月，匪患已遍及全省，腹心地区的楚雄、广通、易门、牟定、盐丰等县多次发生匪特暴乱，到5月中旬，已发展到250股，达4.5万余名，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被杀害600多人。5月中旬，云南省召开第一次剿匪会议，学习了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剿匪指示和川东军区“铁壁合围”的经验，决定对股匪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楚雄地区发生匪乱后，滇西卫戍区的一个团日夜兼程，于5月6日奔袭广通县城，将占领县城的匪“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司令杨永寿部击溃，收复县城。接着又歼灭占据镇南县的匪“人民自救军”司令丁锡恭部和占领盐丰县的匪“滇西青年抗粮军”司令普光才部，共歼匪5000余名，保证了昆明至滇西公路的交通安全。同时，滇西卫戍区又集中3个营兵力及1个工兵营围剿大理与宾川之间的匪“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司令王梓才部1700余人，将匪6个大队全部歼灭，使大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5月25日，位于昆明南部的玉溪、通海、华宁、江川4县发生土匪暴乱。滇南卫戍区集中9个团兵力进行围剿，经4天战斗，击毙匪首总指挥金绍宽等480名。之后，又活捉匪首金绍云，歼灭残匪。
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结合部的云南昭通地区，匪患严重。这里的“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龙绳曾部，无视云南省委、军区对他的团结、争取，联系各地土匪，囤积粮弹，密谋叛乱。6月18日，龙绳曾部首先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开枪，发动了叛乱。解放军遂平息了叛乱，击毙了龙绳曾，歼灭了3000余匪徒。7月6日，昭通警备区部队进剿了盘踞于镇雄、威信、彝良一带匪“反共救国军教导师”，接着，又进剿了“川滇康游击挺进军”，收复了滇东北被土匪占据的全部县城。到8月，共歼匪4万多人。
西南地区从1950年2月至8月的剿匪作战，共歼48万人，全部歼灭了腹心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净化了大部分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为剿匪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会剿边沿地区股匪，清剿腹心地区残匪。
边沿地区的股匪，主要盘踞在川滇黔康边界的黔西北地区、川黔湘鄂边界的黔东北地区、黔桂边界的黔南地区、滇桂黔边界的黔西南地区，贵州被土匪占领的县城就有21座。除此以外，川西及西康之漏网股匪则窜往川康边界，川北股匪则逃往川陕边界，云南股匪则逃往与越南、老挝、缅甸相邻的国境边界。这些边界的股匪多为集团性的，少则四五千人，多则二三万人，均与台湾、香港等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电台联系，接受开展“大陆游击活动”的指示。股匪在占领区内，成立“政府”，委派县、区、乡长，派捐派款，强征民税。有的还开办“军官学校”，培训土匪骨干，妄图长期割据，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并占据台湾后，麇集各边界地区的股匪大造“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准备迎接反攻大陆”的舆论，匪焰上升，人数增加，趁机向外窜扰，进行抢劫破坏。
1950年9月，西南军区集中7个师的兵力，在相关军分区的配合下，并经中央军委批准，与湖北的恩施军区，湖南的湘西军区，广西的宜山、百色军分区及陕西的陕南军区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边界大会剿。
这些会剿主要有：黔东南进剿，歼匪7500人，俘大小匪首707人；黔东北会剿，歼匪1.2万人；八面山会剿，歼匪9031人；湘黔桂边进剿，全部收复匪占县城；湘桂黔边会剿，歼匪1242人；川滇黔康边会剿，歼匪3.6万人；川康边会剿，歼匪2124人；靖化、懋功进剿，歼匪5000人。
西南地区于1950年冬季在农村展开了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为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西南军区部队在会剿边界地区股匪的同时，展开了清剿腹心地区残匪的斗争。在这期间，邓小平提出“实行‘枪换肩’，防匪自卫”。他说：在剿匪斗争中要实行“枪换肩”，把封建势力掌握的武器用来武装群众。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枪换肩”，是防匪自卫，根绝匪患，防止土匪再起最好的形式。四川民枪很多，川西即有50万支，邛崃一县即有10万支，要首先搞坏家伙的枪，统统没收过来，换到可靠群众的肩上。他又进一步说：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农民很自然地要求武装起来，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实行“枪换肩”，组织农民自卫队，并在基础好的地区试行民兵组织。邓小平讲话以后，西南局、西南军区联合下达了《关于建立人民武装的指示》：“为了保障人民利益，巩固人民反封建斗争之既得果实，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逐步达到以不脱离生产之人民自卫武装配合县区地方部队，担负巩固地方革命秩序之任务，确定在减租及土改运动中，及群众已有相当发动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之人民自卫武装，此项武装统称为‘人民武装自卫队’。‘人民武装自卫队’应确定为忠实可靠之基本群众所掌握，所有队员之成分应为贫、雇农及中农和农村中贫苦出身的可靠群众，严防地主、富农及特务匪特混入篡夺领导。其武器除群众原有者外，主要应在剿匪中及群众斗争中，以‘枪换肩’之方式解决之。”各地建立的“人民武装自卫队”，配合军队，进行清剿土匪，收效十分显著。
西南地区自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的剿匪作战，共歼55万人，全部收复了被土匪控制的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农村的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以及后来的土改运动。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看了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总结后，十分欣慰，特发出嘉奖令：“你们的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获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四万人而奋斗！”
1951年7月至1953年12月，为剿匪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进剿四川西北部的黑水地区和云南中越边境地区的股匪，净化全西南地区。在第三阶段中，共歼匪3.3万人。
西南地区的剿匪，到1952年秋，己歼匪116万人，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到1953年底，只有残匪1600人，其中在腹心地区的仅有450人。
西南地区剿匪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在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的梦想；保证了西南地区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斗争及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30多年后，邓小平在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十分兴奋地回顾道：“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