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谭政陶铸率众接管武汉纪实（文/丁龙嘉）

为将武汉管理得井井有条，让人民群众满意，在武汉三镇解放的第二天，1950年5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成立了，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6月初，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进驻武汉市。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主要任务是率领部队继续南下作战，第二书记罗荣桓因身体原因未到任，中南局的诸多党政工作和接管武汉的重任，自然就由中南局第三书记兼第四野战军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的邓子恢承担起来。

武汉市，系华中重镇，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不仅在华中，而且在全国都非常重要。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把武汉市列为特别市。因此，经营好武汉，是一件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6月18日，邓子恢率领一部分干部到达武汉后，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军管会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等人一起，立即开展起工作。此前，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市长晏勋甫，已经向新成立的武汉市政府交了权。政权虽属和平移交，但城市的交通已被破坏，城乡联系也被切断，整个市区工厂停产，商业萧条，粮食匮乏，物价上涨，抢劫到处发生，社会治安混乱。

邓子恢等根据接管洛阳、郑州等地的经验决定，首先让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把局面支撑起来。旧政府的所有人员，其原职、原位、原薪一律不动，让他们各司其职，行使城市管理职能。然后，按照工作的轻重缓急，指挥湖北和武汉市的党政军上下配合，大力发动群众，共同搞好接管工作。

民不可一日无粮。国民党统治时期，武汉的粮食市场一向由私营粮行控制。刚解放时，一些唯利是图的粮商，乘城乡交通中断、粮油供应紧缺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使粮油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这让老百姓人心惶惶，天天手提粮袋，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相购买，掀起了抢购风，弄得武汉三镇动荡不安。

为了解决市民们急需的粮食问题，打击不法粮商，邓子恢、谭政、陶铸等人集思广益，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在派人立即到天门、凉山一带农村筹集粮油的同时，成立了华中贸易公司，派人分赴华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四处筹集粮油，甚至不惜动用了部分军用粮油。经过几路人马的努力，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了500多万斤粮油，在夜间秘密地运进武汉。

正当粮油奸商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全市所有的国营粮店，按照军管会的统一部署，突然全部开门，正式挂牌营业，大量抛售平价粮食。起初，一些老谋深算、富有商战经验的粮商们还沉得住气，其对策是：你开门，我关门；你抛售，我停售。他们认为国有粮店的粮油很有限，用不了多久，粮油就会被售空，到那时，武汉三镇的粮油市场，依旧是他们的天下。然而，他们错了，国营粮店自开门营业后，粮油来源源源不断，库存非常雄厚。开始，市民们对粮油供应摸不透底，生怕平价粮油供应不足，天天排队购买。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看到国营粮店不仅照样营业，而且店里的粮油天天都堆得很满，就不再争着购买了。抢购粮油的风波逐渐消散。

不法粮商们的粮油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囤积的粮油压着仓库，成为沉重的负担，他们这才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很多粮商便主动去找军管会，表示愿把囤积的粮油交由人民政府以平价销售。

一场打击不法粮商、解决市民急需用粮的战役，以共产党人的胜利而告结束。

国民党统治时期，武汉地区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市民们对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非常不满，购物时只认银元，不买纸币的账。解放军进入武汉后，群众对人民币同样持不信任的态度，银元仍然十分吃香。一些投机资本家乘机倒买倒卖银元，哄抬银元价格，搞得人心不安。金融市场的动荡，严重影响着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邓子恢，对金融业务非常熟悉。眼下的情况，使他感到银元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定为1：550元。但由于金融资本家从中捣乱，一个月后，二者的比价竟然变为1：4500元。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严重影响着市场的正常贸易，导致工商业陷入停顿，大批工人失业。

邓子恢一面将这严重问题电告中共中央，一面召开中南局会议，商议对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稳定住人民币的币值：第一，大造舆论。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广造舆论，还发动学生上街造声势，大力宣传使用人民币的好处，要求禁用银元。通过开展宣传工作，计划一周后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值提高到1：1000-2000元，然后宣布禁止银元流通。第二，向商人征收下半年所得税，共12亿元，分三期付清，只收人民币。第三，从国库中拿出50万银元，到黑市上收买人民币，以提高人民币的价值。第四，到一定火候时，由武汉市军管会发布公告，明令取缔银元的使用。

禁用银元的公告张贴后，一些不法商人仍旧顶风而上。武汉市军管会立即组织纠察队查封了市内两家在金融界兴风作浪的大钱庄，拘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分子，并加强了对其他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

市军管会通过上述严厉的行政、经济措施，使武汉市的人民币币值迅速上升，物价逐渐下降，人民币终于取代了银元，占领了市场。少数利令智昏的不法商人在遭到打击后，仍不甘心失败，又把投机的目光转向棉纱市场。他们哄抢、囤积棉纱，导致物价再次波动。

针对这种情况，邓子恢和军管会指示华中贸易公司从外地大量收购棉纱，然后抛向市场，以平价出售，满足市民们购买的需要。不少投机资本家仍不识时务，他们认定棉纱的价格还会上涨，不惜借高利贷大量买进棉纱。岂知华中贸易公司连续抛售，有意致使棉花、纱布等商品的价格猛跌。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那些不法商人损失惨重，赔了老本，还要付高息还债。从此，他们再也不敢与政府作对了，一个个撤出了投机市场。武汉与华中地区的贸易市场，遂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为了更好地开展华中地区的工作，1950年11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为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六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过渡性最高权力机关。林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任副主席。半年后，林彪因病休养，邓子恢任代主席，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城市消防队，本来是为城市防火、灭火而设立的专业队伍。然而，解放前的武汉市消防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变成了放火队。这支消防队经常在武汉三镇居民住宅区暗中寻机放火，然后装模作样地匆匆赶到火灾区救火，并乘机抢盗市民的财物。火被扑灭后，他们一边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市民的火灾财产损失，一边又强令受灾市民摊派消防费用，从中敲诈勒索。许多市民身受其害。又因这伙人与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勾结在一起，再加之他们自己还有1000多条枪，市民们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武汉虽然解放了，但这支消防队，仍全副武装地保留了下来。他们一如既往地打着保障城市消防安全的旗号，继续横行市区，为非作歹。

军管会对这些情况早有了解，但因粮食、金融的形势更加严峻，必须首先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故把消防队这股恶势力暂时搁置了下来。当将粮油、金融市场稳定下来后，军管会就立即着手解决消防队的问题。

消防队实际上是支有组织的武装。如果解决不当，将会引起新的混乱。…市军管会经过再三权衡，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解决之。

一天，副市长周季方让市公安局通知消防队全体人员携带枪支，集合到民众乐园广场开会。与此同时，他又暗中将新组建的城市公安部队悄悄调至民众乐园附近隐蔽待命。周季方亲自主持大会，他简要地讲了几句话后，就让市公安局长向消防队训话。公安局局长是老八路出身，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消防队员虽然携带着枪支，但到了会场后就把枪放在一起，站队列时不带枪。公安局局长没讲几句话，就命令消防队员：“全体起立——向右转——跑步前进！”

这支消防队平时虽然为非作歹，但也经常按照部队的规定进行操练，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秉性在他们身上也能体现出来。因此，当市公安局长发出“跑步前进”的命令后，他们就不假思索地向前跑去，离他们存放的枪支越来越远。此时，秘密埋伏在附近的公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会场，干净利索地把消防队架在场内的枪支全部收缴完毕。等到消防队员发觉中计后，为时已晚。他们一个个赤手空拳，呆若木鸡，只好束手被擒，老老实实地等待处理。

公安部队没费一枪一弹，没伤一兵一卒，就将消防队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解决了消防队，市民们拍手称快。后据调查，这些消防队员虽然干了不少坏事，但也没有什么特大罪恶。据此情况，政府发给他们一点钱，将其遣散回乡，让他们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中国黄金水道——长江中游的一大交通要道，同时又是东西水上运输与南北京广铁路交汇的枢纽。在沿江两岸，武汉设有许多码头。成千上万的商旅，每天都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而来，又通过码头向四面八方分散而去。

这些商旅云集的码头，长期以来却被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统治着，他们在武汉三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拥有对码头搬运工人的“扁担权”。所谓“扁担权”，就是码头封建把头盘剥、压榨搬运工人的一种特权。解放前，码头搬运工人的劳动工具，主要是一根扁担和一条绳索，他们靠肩挑背扛为人们搬运货物，非常辛苦地以挣来的血汗钱养家糊口。可横行霸道的码头封建把头，凭借着豢养的一批拥有武器的流氓打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向搬运工人勒索“扁担费”。谁要是胆敢不交，就休想在码头上混饭吃。更可恶的是，这些封建把头不仅在码头上欺压群众，而且还把凶恶的黑手伸进市区，市民搬家迁址，商店运送货物，都必须向他们送钱送礼。否则，他们就会带着流氓打手登门滋事，轻则闹得你鸡犬不宁，重则搞得你倾家荡产。最后，还得逼迫你赔礼道歉，交钱买平安。武汉解放后，他们虽然有所收敛，但恶习难改，仍然欺行霸市，胡作非为，成了武汉三镇的一大社会公害。

为了严惩这些封建把头，军管会根据邓子恢的意见，挑选了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组，深入水岸码头，走访里弄街坊，广泛发动群众，彻查把头劣迹。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工作组掌握了全市沿江码头大大小小封建把头的有关情况，对他们均已心中有数。时机成熟后，军管会等有关部门在全市所有码头同时开展起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码头封建恶霸势力的大小头目们。许多受苦受难的码头搬运工人和市民，在群众大会上争先恐后地控诉封建把头的罪恶。这些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

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深入，一些作恶多端的恶棍，一个个被群众检举、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长期形成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和网络，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经过认真审查，严格核实，全市沿江码头70多个罪大极恶的首要分子被判死刑，执行枪决；一批骨干头目被判处徒刑，关押改造。这批罪恶多端的码头封建把头被严惩后，沿江两岸和市区的群众，高兴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胜利！

新生的武汉三镇，经过共产党人的初步治理，成为一座使人民群众充满希望的城市。

 来源：丁龙嘉编著《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