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退,日军占领青岛、济南。1938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滕县、临城,枣庄、峄县城,台儿庄会战以后,5月国民党军队后撤,徐州陷入敌手,邳县相继沦陷,国民党的县、区政府随之撤退。日军占领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在敌人卵翼下,峄城大地主王哲书(绰号大老黑)、王广澜、商人孙鲁星、卜竹亭,枣庄商人刘晓峰;台儿庄的郑典三、袁镜湖,韩庄的张传浦,贾汪的寇子良,逯子云,柳泉的马敬典;宿羊山的刘斐然;汴塘的杜玉藻等无耻败类,纷纷组织维持会和县、区、乡各级伪政权。广大的乡村则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日军不时出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原就灾难深重的百姓,更加民不聊生。
台儿庄会战之后,战场上丢掉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谁捡谁要,加上当地民间枪支本来就多,因而各方面的武装力量,都打着抗日旗号,蜂拥而起。国民党利用他掌握的合法政权和军事机构滥发委任状,什么司令,团长,山头林立,官如牛毛,分片割据,各霸一方。其中名义比较大的有:主要活动在枣庄以北的北庄一带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第三支队,司令梁继璐,就任之后,就任命峄县各区联庄会的会长为他的团长、营长;活动在峄县五区马兰屯一带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五十支队,司令黄僖堂,原系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就任之后,又把各区联庄会会长封为梯队司令;活动在台儿庄以北的南北洛一带的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兼游击司令张里元所属之孙业洪支队,活动在贾汪煤矿以东之崮岘及运河南北两岸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分团长陆仰山,活动在铜山县二区青山泉及柳河两岸的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等。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又抢又夺的黄司令,偷鸡摸狗的刘毅生,保家害民的孙丹庭,真正抗战的还是邵世澄。大学毕业当土匪,滕县出了个褚汉峰,反共害民的梁继璐,顽固到底的孙业洪,再加上龙瓜屋子、韩治隆,褚家堡有个褚思信,一支枪也把司令称。”活动在铜山县北部的有国民党游击司令耿继勋、马尔峦。沦陷不久,国民党的滕县县长周侗,峄县县长李同伟,铜山县县长蓝伯华,邳县县长王化云等人利用合法名义组织武装,多者四五百人,少者一二百人。有的区长也拉起了武装。
趁此混乱之势,遍地土匪蜂起,台儿庄以北地区为最多。大股土匪有王学礼、张发德、梁广怀,每股多达数百人,有的千余人,在贾汪以东的铜邳边境较大的股匪有:魏玉吉(魏荣宽)、刘七、黑烟筒、大脚把丫子、姜东海等;在运河北有邵多庄卢,李花、曹文家,李云福等,峄滕边境有曹万伦等,运河南岸的峄县地区,西有平山子的潘明希,东有杨楼的张元太。无论大股小股土匪,都到处抢劫架票,各阶层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在汉奸的操纵下,各种反动的道会门也孳生起来。滕县八区沙沟车站以东的黄沙会,峄城周围的中央道,贾汪周围的红枪会,都以保家为名,实际都为日军效劳,危害抗日事业。运河南地区的红枪会起源于柳泉车站附近的东蔡村,会首白宗宇,蔡发之,从1938年春起,已向南发展到陇海路大庙车站、姚庄一带。不久,一个自称叫王亚平的人成为会首,他们提出“保家卫国,防御土匪,不抗日,不倒蒋”的口号,迎合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1938年夏天红枪会在贾汪以东的崮蚬,阎村与土匪魏玉吉部打了一仗,冲垮了土匪,他就更猖獗了。王亚平自封为红枪会总队司令,实际受贾汪日军的指挥,日军称他为钢板太君。
地主阶级为了保产保家,也乘机扩充私人武装,多者百人,少者数十人。地主武装多与土匪私通勾结,坐地分赃。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互相厮咬。不管何人,只要拉起武装,就以抗日保家名义向群众派粮派款,沦陷区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于1937年11月在肖县黄口火车站西北十里的孙庄召开的特委扩大会,除传达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精神外,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作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决议。峄、滕,铜,邳边区的共产党员根据会议的决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四起抗日武装起义,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其一是鲁南中心县委领导的以鲁南抗日自卫团和大北庄武装合编而成的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这支部队在1938年5月同滕东农民抗日武装和沛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以后成为抗战初期建立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力量,其二是活动在沙沟东西,滕峄边境的民众抗敌自卫军,这支武装原来是担任过军阀部队师长的滕县人杨士元招编的,苏鲁豫皖特委派了一部分党员打入该部工作。1938年3月日军侵犯滕县时,杨士元逃往大后方,该部大部逃散,剩下30余人,特委决定由董尧卿用原来的番号领导这支部队,不久发展到300余人,活动在滕(县)南,峄(县)西地区,其三是铜山,滕县边境共产党员陈诚一,胡大毅、张启曙、王兆翔等人和铜山西堡村人胡大勋(胡大毅的大哥)合作在春夏之间于贾柳铁路支线南北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达200余人,装备有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尔后他们和韩治隆部合编在一起,名为苏鲁游击司令部,在敌人扫荡压迫下进到陇海路南活动,其四,共产党员王子模依靠同族人铜山县王台村的王建平组织起近百人的武装,活动在徐州东北区王台周围地区。1938年8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撤销,鲁南地区新成立鲁南特委,苏北和皖东北地区成立苏皖特委,均受苏鲁豫皖省委领导。9月初为了加强峄县工作的领导,于化琪受命为峄县县委书记,在洪山召集朱道南、岳大钊(岳俊卿)开会成立县委,会后于化琪调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工作,纪华继任峄县县委书记。从此运河南北地区工作进入了新的局面。
苏鲁豫皖特委扩大会议后,由于我党力量暂时弱小,故在峄、滕、铜、邳边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和团结国民党阵营中,以及社会上其他真正抗日爱国人士同我党联合抗日,大力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领导抗日运动。运河北岸峄,滕两县的腹地中,对活动在阴平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五十支队第三梯队孙云亭部,我方已派共产党员孙怡然、孙百英打入进行争取工作,还有两支国民党部队的领导人,其一是原来当过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常务委员的孙伯龙,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当时他依靠自己的地位和他父亲在周营地区的社会关系,组织了不到百人的抗、日武装,由于他和黄僖堂都是复兴社而当上五O支队的参谋长。抗战前孙伯龙当过峄县城文庙小学的校长,当过文庙小学教员的梁巾侠跟他友好,梁和朱道南有亲戚关系。我们通过梁巾侠了解了黄僖堂和孙伯龙部队的情况,得知黄,孙关系不好,由于孙不满黄僖堂的反共政策,已经带着他自己的部队,离开了黄僖堂,单独在周营地区活动,其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的第五大队邵剑秋(邵世澄),此人抗日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湾槐树村一带,利用同学、家族关系联系了一部分抗日知识分子在联庄会的基础上组织起200多人的抗日武装,由于乡邻同学孙幼然的关系,接受了特种工作团的委任。邵剑秋当时是个激进的抗日青年,过去办过乡农学校,也曾在张家日张克侠主持的西北军干训队受过训,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国民党峄县县政府因其思想左馈而捉拿过他。因为朱道南和邵剑秋过去也有过一段交往,故此派朱道南做孙、邵两部和我们联合抗日的工作早在考虑之中。朱道南是峄县北于村人,早在广州暴动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长期在峄县县政府教育局当督学,在教育界颇有声望。抗战开始,他组织领导了邹坞暴动,其后又发动组织了抗日武装。1938年6月中旬,朱道南受命带着义勇总队第三大队一部由抱犊崮山区过临枣铁路进到山外的周营地区。其任务是了解山外各派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接触孙伯龙、邵剑秋两部,伺机对其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他们和我党我军联合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虽然建立不久,但一开始即按我军建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对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这支新型军队所到之处,表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给山外新区人民极好的政治影响,到处传颂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当朱道南接触孙伯龙、邵剑秋之后,向他们提出建立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当即得到他们的赞同,愿意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邵剑秋并提出请求我党派得力政工干部到他的部队进行工作。接着在周营镇召开抗日民众自卫军董尧卿部、五O支队孙伯龙部、孙云亭部,特种工作团邵剑秋部,和抗日人民义勇总队参加的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立会议。会上公推朱道南为主任委员,孙伯龙为副主任委员,自此运河北岸的峄、滕地区进入新的抗日局面。
共产党员文立正,湖南衡山县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奉命到邵剑秋部,开始以政治教官名义进行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周营镇附近的白楼村,主办山外抗日军联合会的干部训练班,粱巾侠在训练班协助他工作。第一期招收抗日青年学生数十人,时间仅仅一月,由于日军的扫荡,形势不稳定,训练班就停办了,这些学生一部分被介绍到山东岸堤抗日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有的分配工作。是年9月,邵剑秋部为领取被服军械随国民党特种工作团部过陇海路去清江,途经睢宁,宿迁,在海郑公路两侧正遇日军部队由徐州东进,扫荡抗日军队。他们奉命抵抗,和敌人打了一仗。战后,官兵思乡心切,在文立正同志策动下,不顾分团长陆仰山“继续南下清江”的命令,.邵剑秋带队北返,途经邳县,又受到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云的武力阻挠,在郁山头冲破围击,回到周营地区又遭韩庄日军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减员不少。但经一段休整,逐步恢复元气,从而又开始积极的战斗活动。1939年4月东北军进军山东,从江苏北过陇海路,五十一军周毓英之一一三师,方淑洪之一一四师途经津浦路与台枣路之间峄,滕,铜、邳地区北进抱犊崮山区,在社会上纷传“中央军反攻”之际,汉奸投降气焰为之一扫,抗日军的活动随之亦有发展。日军在东北军北进途中,沿途堵截,周毓英、方淑洪两部在峄县城西的战斗中丢失武器颇多,有些被群众拾去,送交抗日军,孙、邵两部从而得到补充。其中牛山后大绅士许鲁阳将所得两挺机枪赠给邵部,因之遭日军枪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持民族气节的表现,值得人们称颂。
1939年5月进行了声讨高安贵部的战斗。自武汉失守,大汉奸汪精卫于1938年12月投降日军,即在日军卵翼下大肆进行组织伪政权和汉奸武装的活动。高安贵本系北洋军阀的高级军官,“七一七”事变前失意居闲在家。枣庄、峄城沦陷之后,拉起数十人的武装,自封司令,活动在峄县城和周营地区之间,扰民害民。他在南京汉奸汪派游说之下,大肆进行汉奸宣传,进行组织汉奸武装的活动。如让其得逞,将会给抗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故邵剑秋部趁其不意,将其消灭,这对运河北岸地区自汪精卫投敌,掀起的投降气焰,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1939年6、7月间,孙伯龙、邵剑秋两人先后到抱犊崮山区访问了中共鲁南特委。鲁南山区此时,虽因隐蔽在五十一军工作的党员万毅对地方顽固派的疏通,形势已向有利抗战的方向发展,但还未能以八路军的名义组织发展部队,故此由中共派人出面说合国民党鲁南行政专员张里元,分别给予孙伯龙,邵剑秋旅长、团长的委任。日军回师山东后,除加强铁路线重要公路线和城市要点的占领以外,开始向重要乡镇伸展,对抗日游击队活动地区,开始进行间断性的扫荡。7月,孙、邵两部在运河北岸的腹地进行了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的曹家埠战斗。曹家埠位于周营镇和阴平镇之间,是一个有数十户农家的村庄。村庄四周有石头围墙。驻津浦路韩庄车站的日军指挥官四支郎君,带着装备有轻机枪掷弹筒20余人的部队,在7.月13日向牛山后一带搜索抗日游击队扑空后,当日返回韩庄。是夜,驻防曹家埠的孙部和驻防安乐庄、三尖汪的邵部均得到情报,四支郎君部队在14日继续到阴平、周营一带扫荡。其时日军气焰嚣张,自恃抗日游击队不敢抵抗。14日的正午,四支郎君带着部队由邵楼企图过曹家埠去周营,敌人尖兵抵达曹家埠东门下,孙部发了枪,日军占领东门外的猪圈,地埂,坟地进行抵抗。邵部在曹家埠战斗打响之后,随即向敌军出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全部被歼。此次战斗的胜利,当时对鼓舞当地抗日军民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来源:《运河支队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