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两年的红色潜伏者（文/姚工善）
1947年春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二年间，山东军区情报处（后改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对外称统战部）在南京的情报人员聂岳撼、王敏、陈恩钧，利用他们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联勤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担任机要工作的有利条件，获取了敌方许多重要军事机密，通过地下交通，送到山东解放区华东局统战部，其中不少情报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对华东解放军领导机关了解敌方的军事部署、战略意图、战役计划等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我军克敌制胜，起到了一定的参谋作用。他们在情报战线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众里寻他千百度”
聂岳撼、王敏、陈恩钧都是从国民党营垒里分裂出来，参加革命的爱国志士。抗日战争胜利，他们眼见国民党腐败无能，依仗美帝，丧权辱国，特别是蒋介石继续发动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忧心如焚，怛又感到回天无力，异常悲愤。后来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心投奔共产党，参加人民革命。他们四处接触，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上海、南京等地，秘密寻找共产党组织，历经艰险曲折，终于如愿以偿。聂岳撼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正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词中所描述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样，焦急而叉志在必得地寻找光明美好的理想。
聂岳撼，安徽当涂人，少年时代即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抗击日寇侵略，投笔从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发生第二天，报考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从此走向抗日斗争的行列。八年抗战期间，他随军转战各地，历尽辛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纷纷飞到沦陷区劫收，升官发财。聂岳撼却被国民党军队编余复员，遣送还乡。相比之下，愤然不平。1945年秋，聂岳撼自重庆搭轮来上海谋生，看到十里洋场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得物价高涨，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向国民党要民主、争自由。聂岳撼不自觉地也被卷进了民主运动的这股洪流。他开始阅读《群众》、《文萃》、《民主》等进步书刊。一次，他参加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大会上，聆听了邓颖超同志的讲话。邓大姐说：“时局极端严重，人心异常悲愤，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寥寥数语，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真面目。之后，聂岳撼积极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的活动中。在参加上海各界欢迎沈钧儒先生政协归来的茶话会上，聂岳撼毛遂自荐，认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民主》杂志主编马叙伦先生。聂岳撼不仅是《民主》杂志的忠实读者，还为该杂志“军事评论”专栏撰文。1946年10月，《民主》杂志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被迫停刊前，他以何天的笔名，撰写了一篇抨击蒋介石“双十讲话’’的文章。他从军事角度，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指派军队侵占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
1946年春，聂岳撼联系了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先后参加读书会的有七、八人。聂岳撼组织大家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并组织讨论时局、国家和个人前途。这时聂岳撼的同乡、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在通讯兵独立第三营当中尉排长兼电台台长的陈恩钧，从四川来到上海，也参加了读书会。陈化钱装了一架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时，读书会中的几个知己，围坐收音机旁，收听新华社的新闻广播，以增加对时局和解放区的认识。后来，在：通讯兵三营当兵的王敏，因和聂岳撼是邻居，常到聂家中串门，看到聂处有许多进步书刊，就借去阅读，很感兴趣，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经过一段时间相处，聂岳撼、陈恩钧、王敏有了共同的思想和语言，相互誓约，寻找门路，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茫茫大地，人海如流，如何找到秘密的共产党人呢？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开始聂岳撼认为民主人士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一定与共产党有联系，可以通过民主人士介绍到解放区去。一次，在报上看到中共代表团撤退回延安的消息，聂岳撼想机会来了，就去找马叙伦先生，请马老介绍他随中共代表团去延安。马叙伦先生笑了一笑说，中共代表团是有名单的，多一个人也不行。他失望而回。后来，聂又给马叙伦送去一份情报，请转送给共产党。马既不深知聂的政治面目，又不悉此中用意，理所当然遭到马叙伦拒绝。此路行不通，干脆硬闯。聂让王敏到安徽黄山地区找游击队，亦无结果而回。聂岳撼回顾了这段时间找共产党的教训，认为乱碰乱闯于事无补，反会招来危险，必须寻找可靠的关系。王敏曾在汪伪军士教导团当兵，1945年1月，汪伪警卫三师钟剑魂部起义。王敏在该部中有许多同学随同起义到解放区。近来，听说该师起义的人员中有人来过南京，还负有特殊使命，王敏就留意这方面的情况。1947年初，王敏打听到原警卫三师起义人员吴鼐光从山东来到南京。吴鼐光（耕北、伯南），曾和王敏在教导团同学，后又同在汪伪14旅呆过，两人关系很好。当时吴鼐光和王敏议论过投奔新四军的事。这次，吴鼐光来南京，王敏大喜过望，立即找到吴鼐光，与他旧事重提。吴鼐光却说他不干新四军了。王敏则扭住不放，对吴说：“你不干，介绍我去干。”吴看到王敏确有一番诚意，才改口说：“其实要投奔共产党，也不一定要到解放区去，在南京也一样干，以后有机会我会给你介绍的。”王敏领会了吴鼐光这话的意思，要看自己的实际表现。正在这时，陈恩钧电台有一份密电码，王敏和陈恩钧搞来交给了吴鼐光，并介绍了聂岳撼和陈恩钧的情况。1947年5、6月间，吴鼐光再次从山东解放区来南京，庄严地告知王敏：华东局统战部（情报部）城市工作委员会已批准聂岳撼、陈恩钧、王敏三人参加我情报工作，并勉励他们努力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有志者事竞成，他们终于达到了参加革命阵营的目的。
奉献给共产党的礼物
1947年春，聂岳撼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计，在上海、南京等地谋求职业。这年二月，他经军校同学洪承武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任少校机要参谋。第一天上班，科长交给他一叠文件，命他照样复写三份。聂岳撼接过来一看，是一份《陆军战斗序列》，内详细列载了国民党陆军整编后200个整编师及其所属部队的组织建制、番号、代字、驻地、各级部队团以上官佐姓名、官兵人数、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等情况，均用文字和图表详加说明。聂岳撼熟知这份文件的重要军事价值。他心中暗想，孙子兵法说：“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把这份《陆军战斗序列》送到共产党手里，将对人民战争获取胜利发挥重要作用。于是他一面抄写，一面思索如何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共产党的手中。经过一整天的抄写、思索，文件抄写大半，思索的方案已胸有成竹。他看到同僚都在收拾手中的工作，做下班回家的准备。趁此机会，他将抄写的文件装入文件夹，放进办公台抽屉锁好，迅即将原稿夹在_张报纸中，手持这张报纸，装作去厕所解手。走进厕所，看看四下无人，即把报纸和原稿放进大衣的口袋。这时下班铃声大振，他走出厕所，随着下班军官的人流向办公楼外走去。国防部门卫森严，聂岳撼不免心情紧张，越往前走，越感到步伐沉重，心跳得厉害。他定了定神，．心想为了完成这件重大的使命，把性命豁上也值得。这样一想，情绪反而镇静下来，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大门。卫兵向他敬礼，他举手答礼，迈步向前行，直到走过黄浦路转进中山路时，才算松了一口气。
聂岳撼急步回到家中，马上把王敏找来，给他看了《陆军战斗序列》，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王敏听了十分兴奋，表示愿和聂岳撼同生死，共患难，共同完成这项庄严的使命。于是就一同到成贤街教育部内聂岳撼父亲的一问宿舍里，紧闭门窗，放下窗帘，用深色布将电灯罩四周围住，不让屋内的灯光外泄。两人整整地忙了一个通宵，才把《陆军战斗序列》全部抄写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买了一盒糖果，把《陆军战斗序列》藏在盒底，糊上一层纸，再将糖果倒在上面，俨然象走亲访友的一盒礼品。然后由王敏和聂岳撼的妻子黄猷萃抱着她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立立，拎着这盒“糖果”，乘早班车到上海找马叙伦先生，托他把这份情报转送给中共地下党组织。
聂岳撼护送他们上车后，立即赶到国防部上班，继续埋头抄写这个文件。抄毕．恭恭敬敬地送交科长审阅。科长检查了原稿，看到他写的文件，字迹娟秀，一丝不苟，绘制的表格条理清楚，非常高兴，对聂岳撼的工作大加赞赏，并连声说：“今后还要多多借重老弟，共为党国效劳。”这样，聂岳撼第一个回合，就赢得了胜利。
当晚聂岳撼回来后，王敏、黄猷萃按原来约定乘晚班火车回来时，却仍拎着那盒“糖果”。聂岳撼一看就知道出师不利。连忙询问情由。原来王敏、黄猷萃到了上海，按照聂岳撼的方案，先到外滩中国银行找在那里担任总稽核的马叙伦先生的长子马国强。当时上海形势严峻，马叙伦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杂志已被国民党查封，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已对马叙伦监视，不便直接找他，转请马国强打电话给马叙伦，约定联络办法。当马国强打电话告知其父：“有位太太从南京来，他丈夫聂磊（聂岳撼过去与马叙伦先生交往时使用的化名），有事找你。”马叙伦因不便接见，回话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旋即把电话挂断。于是，王敏和黄猷萃又按聂岳撼的第二个方案，到西藏路中茶公司门市部去找马叙伦的外甥黄国光。不料黄国光已去南京明瓦廊公司分店去了。他们问明了黄在南京的地址，匆匆折回。
上海之行虽未成功，可黄国光在南京，还在一线希望。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聂岳撼、王敏两人拎了那盒“糖果”，按地址找到了黄国光，简要地向黄说明了来意。黄国光一挥手说：我们吃早点去吧！把聂、王两人带到新街口一家面馆里吃面。时在清晨，店里客人稀少，聂岳撼低声向黄国光介绍了“糖果盒”中《陆军战斗序列》的内容和价值，请他交给马叙伦转交给共产党。黄国光并不搭话，吃完面，拎起“糖果’’盒子，称谢告辞。
1990年6月15日，笔者在北京访问黄国光时，黄说：“1947年，聂岳撼在南京国防部做事，他思想比较进步。一天，他到南京明瓦廊大西茶庄找我，提了一盒糖果，说糖果盒下藏有一份情报，要我转交给共产党。我收下了。这份情报是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将这份情报带到上海交给了马叙伦。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份情报已转送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此后，聂岳撼还给我送过一些情报，内容都是国民党部队调动的情况，我都交马叙伦转送给中共。”
参谋总长的《军事手册》
1947年初夏，纪纲派交通巡视员朱林去南京与聂岳撼、王敏、陈恩钧三人联系。行前，纪纲对朱林说：“聂岳撼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机要工作，能获取重要军事情报，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遵照胡立教部长（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的指示，要加强和提高他们的工作。”纪纲给朱林讲了三点：(1)与聂岳撼等恢复联系，建立联系制度，了解情况；(2)传达组织上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宣传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坚定信心，鼓舞斗志，进行组织纪律和保密教育，建立秘密工作的制度；(3)整顿上海的通信联络站，确定由施根宝负责统一收转上海、南京地下工作送交组织的信件和情报。
朱林遵照纪纲的指示，秘密潜入上海、南京，先后与聂岳撼、王敏、陈恩钧接头联系，分别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检查了工作，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聂等对上级组织派人前来联系，倍感亲切。聂岳撼表示，决不辜负组织的厚望，将以百倍的努力，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即使赴汤蹈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的总形势，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东北战场，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夏季攻势，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余座，完全粉碎了敌军对我东北解放区的分割计划，迫使敌军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转为所谓“重点防御’’，从而改变了东北整个局势。我军的胜利，使敌人内部一片混乱。蒋介石令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代表他前去东北视察，妄图挽救败局。参谋总长办公室，为了给总长视察工作出谋划策，特别编制一份《军事手册》。该《军事手册》的主要内容为1947年上半年全国各战场的重要军事情况统计，资料详尽，重要，机密性极大。主办此事的科长赏识聂岳撼办事的才能，指定聂岳撼具体主持该《军事手册》的编制工作。聂岳撼十分高兴，无异是送上门来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但要完整地获取这份情报又非易事。因为这个《军事手册》的资料多，篇幅长，参与编制工作的人员有好几个人。有的资料要先经统计员按照国防部各厅、局上报的最新作战资料进行综合、计算，再由聂岳撼汇编成稿，交打字员打字，有的还要经绘图员绘图，晒图，最后装订成册。同时，由于采用的资料机密性大，保密措施极为严格，规定在编印成册后，要与原始资料、底稿一并送审。怎样才能把它搞到手呢？聂岳撼煞费苦心，设想了一个又一个方案。最后想到在打印上做手脚。打印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天真单纯，与聂岳撼的关系较好，对聂岳撼也很尊重，和十分信任。于是聂岳撼在<军事手册》编好付印时，以美观清晰为名，要求打字员在打印时，逐页使用新的复写纸打印在晒图纸上，然后交聂岳撼校对，聂校正后将晒图纸交给晒图员晒制，暗中将复写纸留下。这张复写纸上的镂空字迹，对光一照，十分清楚。这样接连几天，聂岳撼每天下班把复写纸带回家中，送到施根宝的联络站，由施根宝通宵照样密写复制，第二天聂岳撼把复写纸带回办公室，以防检查。不久，它的复制品通过地下交通也到了解放区纪纲手中。
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可是人民的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在作垂死的挣扎。1948年初，国民党参谋总长办公室受最高军事当局的指示，组织了一批高级参谋人员，编写了一份“一年来的战争总结和下一年的作战计划”，妄图寻找起死回生的药方。
聂岳撼侦知了敌人的这一活动，敌人编写的这份总结计划，对我军来说却是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由于敌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保密措施特别严密，分发的范围极小，仅供最高层次的军政官员阅看。因此，一时难以得手。然而世上事情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1948年夏天，聂岳撼却获得了这份重要的战略情报。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聂岳撼的顶头上司——一参谋总长办公室机要科长，把聂岳撼召进他的办公室，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命令聂岳撼立即拿去销毁。聂岳撼接过一看，文件封面的标题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陆海空军作战总结和下一年度作战计划》，左上角印有文件的编号，右上角印有“绝密”、“用后销毁”等字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聂岳撼强力抑制住自己心底的喜悦，象平时接受任务一样，恭敬地向科长报告：“遵命，我立即去办”。机要科长仅是一个上校衔级的官员，怎么会阅看如此高级机密的文件呢？原来他曾参与编写工作，又是机要科长，与其主管的业务有关，所以也给他发了一本。
聂岳撼拿了这本文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见同僚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论如何去度周末。聂见此情景，计上心来。他利用平时销毁文件制度不严和周末下班前乱哄洪的机会，采用调包计，先在销毁文件登记簿上作了登记，又找了一本无用的文件充做“替身”，随即请一位同事签了名字，便把这本“冒名顶替”的文件投进了焚化炉。这样，这份重要的战略情报，就巧妙地落到了聂岳撼的手中。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朱林到上海，聂岳撼把这份情报交给了朱林。朱林认为这份情报的价值很大，极为重要，由于页数较厚，不便携带，乃由聂岳撼身穿’校官服，密带文件和朱林同乘一班火车，分坐两节车厢，同去上海，相约在上海提兰桥东海电影院门前相会。聂岳撼用一件雨衣包裹着文件，在一处公共厕所里将雨衣和文件交到朱林手中。此后，朱林化了一个月时间，每晚在夜深入静时，把它全部密写在多件淡色的上衣上，分三批由施根宝、郑毅（华东局统战部交通巡视员）和朱林本人经秘密交通线带回解放区。1949年春，朱林在济南遇到原城委会秘书张敏，据她说，聂岳撼获取的这件重要战略情报，转报中央社会部后曾来电嘉奖。
参谋总长会议记录
， 1948年下半年，聂岳撼的军校同学，国防部中校科长洪承武，调任联勤总部主管军事运输业务，洪向上级举荐聂岳撼接替他原来兼任的参谋总长会议记录职务。这项工作的机密性很大，选用人员十分严格。因经洪承武的鼎力保举，聂岳撼又是国民党军嫡系中央军校毕业，现任参谋总长办公室机要参谋，更深得机要科长的信任。因此，洪承武的签呈上报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聂岳撼又获得了一个猎取情报的重要渠道，他感到非常高兴，欣然“走马上任’’，担任起参谋总长会议记录工作。
参谋总长会议是国防部一个高级的行政例会。由参谋总长主持，每周定期召开，遇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时，则由参谋总长通知随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国防部各厅、局的长官。会议内容，除各厅、局长官请示报告主管业务工作外，主要是汇报、研究备厅、局掌握的全国各战场的最新情况，参谋总长也将一些作战计划交各厅、局长官讨论研究，听取意见。因此会议上讨论的问题，都是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参谋总长会议的会议室，设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北面一座独幢小洋楼内。每逢开会之日，会议室内外，岗哨密布，警戒森严，没有特别通行证是难以进入的。聂岳撼取得了参谋总长会议记录的职位，宛如处身于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密的宝库。但这又是一个危险的禁区，暗底里一双双特务的眼睛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聂岳撼特别小心谨慎，他在会议席上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仔细记录每一项讨论的内容，同时还把最重要的内容默默地记住。因为参谋总长会议记录，在每次会议结束后，都由保密军官送到保密室入档保存，片纸只字不准外传。聂岳撼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准确地把许多重要情报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回家后，立即整理密写，送到施根宝的联络站，再转送解放区。在此时期，聂岳撼收集了敌方大量军政情报，其中不少是重要的情报。可是由于当时传送情报的方式，是靠政治交通员秘密夹带，往来于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之间。所以有些重要情报失去了时间性，降低了情报的价值。
聂岳撼在参谋总长会议工作期间，正是国民党濒临彻底覆灭的前夜。聂岳撼作为我党我军隐蔽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在此时刻，他怀着暗自喜悦的心情，坐在敌军最高指挥部里，亲眼目睹了敌人悲观失望、惊慌失措，相互龃龉，一片混乱的情景。1948年11月6日至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所属一个军部、三个师加一个整团共两万三千余官兵突然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这一行动，严重地打乱了国民党“徐蚌会战”的军事部署，加速了它的失败。11月9日清晨，顾祝同紧急召开参谋总长会议。开会时间刚到，顾祝同在警卫人员拥簇下，匆匆走进会议室，有气无力地在总长宝座上坐下，自己一言不发，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徐蚌前线军事态势图’’。过了一会，抬起右手向末座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候腾挥一挥手，候腾得令，站起身来，走到挂图前‘，手持小木棒，在图上指指点点，述说昨晚在贾汪、台儿庄前线，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叛变投共，这是二厅最先获得的情报。随着候腾的小木棒一划，地图上出现一条东起台儿庄西止临城（薛城）百里防地的大缺口。富有作战经验的众将官一看，不由得胆战心惊，面呈惊慌之色，仿佛看到了人民解放军从这个大缺口蜂涌而进，跨过运河，直捣徐州的景象。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候腾在汇报时竞把何基沣的“沣”字读成了“礼’’字音。硕祝同听了面色愠怒，粗声作了纠正。候腾汇报结束，顾祝同询问各厅、局长有何“高见”，可是竞无一人发言，无精打彩地退出了会场。这一次参谋总长会议，至始至终阴霾茏罩着整个会场，好象已经预感’到蒋家王朝末日即将来临。这次会议的记录本上的议事项下是：一张白纸。而记录人聂岳撼则在当天深夜却把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部起义后，敌军大本营一片慌乱的动态，写进了他的情报。
巧取密电码
1947年春，陈恩钧在徐州国民党通讯兵独立第三营担任无线电台台长，电台配属于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司令部，担负与师以上部队联勤部门通报。同年四、五月间，陈恩钧奉命来南京接管一座450瓦大功率无线电台和一套供联勤总部系统使用的新编密电码。这时王敏住在陈恩钧家，陈把此情况告诉了他，王敏认为联勤总部的密电码虽在本系统使用，如果提供给解放军，通过截获敌台来往电文，可以侦知敌师以上部队的驻地，从供应粮秣械弹给养数字中，也可测知有关部队兵员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同时对密码编组规律的研究，还有助于破译国民党军其他密电码。于是王立即向吴鼐光作了报告。吴鼐光认为此密电码是一件很重要的情报，要求王敏和陈恩钧共同商讨，制订一个妥善的方案，在绝对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秘密将密电码取出。
王敏接受任务后，回去对陈恩钧说：“我们不是经常讲要革命吗？现在革命找我们来了，干不干？”陈恩钧说：“干，当然干，怎么个干法？”王敏即说出了把密电码送给解放军的意见，陈恩钧立即表示赞同。两人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当时陈恩钧负责接收电台，密电码则由连副负责保管，此人思想反动，决不能被其觉察。陈恩钧和该连副同在一室办公，密电码就锁在连副办公桌的抽屉里，盗取是不行的，这样做可能会暴露自己。如果以研究新的电码为名，向连副把密电码借来进行复制，或许是可行的。因为当时电台是新接收，还没开始通报，密电码又是新编的，在通报前对新编的密电码进行阅读研究，是不会引起怀疑的。可是问题又来了，厚厚的一本密电码，复制需要较长的时间，又不能携出，更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抄录。怎么办？陈恩钧和王敏两人苦心冥想，反复设计，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陈恩钧的老家在安徽省当涂县（南京南约100公里），以回家探亲为由，向上级请假三天，此事瞒过连副，在办好请假手续后，以熟悉新的密电码为由，用漫不经心的姿态，向连副把密电码借来，寻机将密电码携出，交给王敏去复制，陈则离开南京去当涂，三天后，再把密电码带回电台还给连副。这个方案实施得极其顺利。王敏接到密电码后，立即带到施根宝联络站，由王敏、吴鼐光、施根宝和施妻顾杏娣四人通宵达旦进行密写，到第四天清晨全部园满完工。王敏按照和陈恩钧约定的时间，到中华门火车站接到陈恩钧，把密电码交他带回电台。陈恩钧回电台后，过了一会，有一个译电员因一份电报要查看新编的密电码，陈恩钧即随手将密电码交还给了连副。这一猎取敌人密电码的重要情报活动，干得干净利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这份密电码由吴鼐光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到华东局统战部纪纲处。纪纲对陈恩钧、王敏获取的这份密电码非常重视，立即报送给胡立教部长，胡立教部长对陈恩钧、王敏的工作十分满意，大加赞扬。
蚌埠城防图
1948年下半年，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以徐州为中心，在津浦、陇海铁路两侧，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广大地区，集结了40余万军队，制订了所谓“徐蚌会战”的作战方案，妄图孤注一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正于此时，陈恩钧随通讯兵独立三营调防蚌埠。他看到淮北大地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陈恩钧意会到蚌埠是我发起淮海战役的南沿，它北接徐州，南联南京，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上级的指示。他积极开展工作。他利用与城防部队业务上的联系，广交朋友，搜集情报，还借联系工作为名，寻机出入前沿部队，观察敌军火力布置情况，回来即秘密绘制了一份“蚌埠敌军城防图”等候上级派人来取。
1948年10月16日，在我军发起淮海战役前夕，朱林奉命从南京潜赴徐州，联系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起义的工作，路过蚌埠，稍作停留，与陈恩钧会晤。陈见朱林来到，万分欣喜，向朱林详细汇报了搜集到的敌军城防工事、淮河铁路大桥的火力配备、重火器阵地布置，及敌守备部队各部的番号、兵员、装备、以及官兵思想动态等情况，并给朱林阅看了他秘密绘制的“蚌埠敌军城防图”。
朱林为了准确弄清敌军城防工事的详细情况，经陈设法穿起国民党军服，跟随陈恩钧到前沿工事附近“散步’’，进行观测核实。由于陈恩钧与前沿部队的官兵关系熟悉，得以顺利通行，园满完成了任务。当晚，在陈恩钧的单人宿舍内，陈、朱两人把搜集到的情报和校正的“国民党军蚌埠城防工事构筑，兵力布置，火力配备要图’’密写在一本书上。第二天，陈恩钧派其电台副班长包拯民护送朱林到徐州。朱林在徐州工作结束后，穿越前线到达曲阜华野前线指挥部，将情报和城防图交给了前指首长。这份城防图和情报，在淮海战役我军歼灭蚌埠守敌战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原题目：从敌营机要部门发来的情报（文/姚工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