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解放前夕争取范澄川保护纺织厂的经过（文/于英杰）
争取、团结上层人士，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这是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即情报部，以下简称“胶东区统”）在隐蔽战线工作上的一大特点。青岛解放前，“胶东区统”争取官僚资本的代理人——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巧妙地利用他同国民党青岛绥靖区司令刘安祺等的密切关系，反对国民党在逃窜前对青岛进行破坏，使中纺系统拥有的棉纺、印染、针织、机械和化工等13个大厂，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两万多职工，尤其是一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都坚守岗位，特别是在青岛解放后的第三天即开工恢复生产，这对青岛的经济建设，稳定人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受到中央的嘉奖。
大胆谨慎 建立网点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军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妄图强制各界南迁，将搬不走的水、电等市政设施和大的工厂企业设备炸毁，然后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南窜。如何保住青岛，使之不道敌人破坏，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便成了摆在我党我军面前的一大课题。当时，奉“胶东区统”吴若岩部长之命到青岛开展上层工作的情报干部徐行健，肩负重任，立即投入了这一战斗。他大胆使用了抗战期间曾与他合作经营过药厂，抗战胜利后加入中统又成为我情报关系的青岛《民众日报》经理曲佩光。曲发展《青岛公报》记者王金寿（中统一般成员）和青岛市南区长徐宏逵、伪市长赵琪的侄子赵贤良（刚被国民党释放，在家赋闲），赵又发展了他堂妹赵仲玉（赵琪之女），赵仲玉又发展了她一起在私立文德女中教书，且同居一室，彼此甚为要好的郭美珍。至此，徐行健又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网络。
当时，青岛人心慌慌，富商大贾外逃之风炽烈。中纺青岛分公司是国民党在青岛的一大官僚资本，有36万纱绽，7千台布机，2万余工人，1千多工程技术人员，在青岛经济界举足轻重，公司经理范澄川又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来接收该企业的“接收大员”，还兼青岛工业协会会长，他在工商界人士中颇有影响，全市的工商业者均以马首是瞻。“胶东区统”领导认为：“争取了范澄川，就抓住了工商界的枢纽，就能稳住整个工商界。范澄川便成了“胶东区统”争取的重要对象。
范的工作由谁去做，颇费了一番心机，后来经徐行健与曲佩光反复研究，认为赵仲玉和郭美珍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赵、郭与范同住在华山路13号一幢楼里，赵、郭住楼上，范和家属住楼下，要她们去接近范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是就由曲佩光将此任务交给了赵仲玉和郭美珍。
创造条件 开拓工作
范澄川，在青岛有两个住处，一是大学路，他的母亲、孀嫂及其小儿子住此；二是他和他夫人文佩南带着两个男孩住华山路13号，全家一日三餐在大学路，华山路是他们的宿舍。
赵、郭虽然和范住在一幢楼里，过去与范家并没有密切往来的关系。她们认为范是青岛官僚资本的一个代理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又是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她们仅是教书的年轻姑娘，职业不同，社会地位迥异，而且都是早出晚归，见面不多，往来更少，只是邻居而已，对范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一无所知。要作范的工作，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
赵仲玉、郭美珍接受任务后，认为对范的工作首先应该从范的大儿子身上下功夫。范的大男孩叫范与中，13岁，刚读初中，睡在赵、郭住房的隔壁，平时遇到功课中不懂的问题常来找郭帮他解答。赵、郭为了作范澄川的工作，积极主动地要范与中放学后先到华山路来做功课，由郭专事辅导，做完功课再去大学路吃饭。这样，同范家的关系也就接近起来了。范与中虽还是个小孩子，但很聪明，懂事，与众不同，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一天晚上，他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他约赵、郭一起到楼下去听新华社的广播，他打开收音机一下就找到了频道。他们惊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在这里？”他说：“爸爸天天晚上收听，我看到的”。她们从而得知了范家的一个秘密——范经常收听我们的广播，虽然一时还不清楚范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否出于拥护共产党，可这是一个重要动向，至少表明他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攻不破的碉堡，作范的工作更有了信心。
为了进一步接近范澄川，当赵、郭听到汽车进门，范回家较早时，就让范与中到楼下去问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功夫？她们去拜望拜望。经他约好了，她们再下去拜访范澄川夫妇，聊聊天。有时，他看到他爸爸、妈妈没有事就主动跑到楼上来叫她们下去坐坐。这样，她们与范家就逐渐密切起来，有时象一家人一样在一起随便漫谈，范也利用休假日请她们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她们同范家相处融洽，对范的政治态度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范澄川其人很有才干，富有事业心。早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曾在军事委员会任参谋处宣传科长，第二次北伐誓师词即他所草拟。“4.12”蒋介石叛变，自此他不再从政。1945年，他去湖南老家听到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兴奋异常。旋接过去的同事束云章（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来电，邀他出任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他向来热衷办企业，一说接管由日本人新建的这些工厂，欣然接受，就这样来青岛作了“接收大员”。他们与范的接触中发现，范并不象她们原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一位非常热爱事业、无党无派的实业家。
他和他的夫人、孩子的性格都很开朗、爽直，待人热情好客。特别是他本人非常健谈，说起话来很风趣，语多幽默。他见多识广，纵谈国家大事，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常表不满，尤其对国民党打内战更为反感。他认为国民党政府腐败，丧失民心，必然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必然胜利，而且已胜利在望。当时，青岛到处都是特务，而他竟能如此毫不戒心地吐露其观点，说明他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
初步了解范澄川的政治思想倾向之后，她们认为如果动员他留下来为共产党工作，他可能会愿意的。同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使范对他自己的前途不得不作出选择。于是她们就决定找机会向他提出，看看他的态度如何。一天，赵仲玉很婉转地试探着对他说：“我有个朋友和解放区有关系，他让我问问范先生您愿不愿意留下来同他们合作？如果您愿意，他们将非常欢迎。”范一听异常高兴，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我一直在找门路找不到，现在．终于来了！”接着，他果断地说：“我当然愿意留下来，很愿意合作！”赵、郭看他这样爽快而诚恳的表态，内心深为高兴。
稍后，范提出，“最好约个时间和你们那个朋友见见面，要我怎么合作以便当面请教”。赵即说：“这位朋友已经回去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不过他临走时告诉我们，如蒙您肯合作，要我们转告您：
1、应相信共产党的政策；
2、希望留下，并团结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也都能留下来，坚守岗位，安心工作；
3、想办法，争取合法，组织各厂职工起来保护工厂，严防破坏。”
范认真地听完赵的话以后说：“第一、二点好办，只要我不走，各厂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般是不会走的。至于第三条么，怎样才能以合法的形式去组织人保护工厂呢……让我好好想想看怎么办才好。”最后，赵嘱咐他：“这件事对任何人也不要讲，千万保密！要密切注意国民党军政界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以便转告我的朋友。’’
过了几天，一个晚上，范到楼上来找赵、郭二人，这是范住此处以来第一次上楼拜访。范与赵、郭建立工作关系以后，需经常接触，着实并不困难，大家都住在一幢楼里，随时都可碰头，可要对他夫人保密则又感到不大好办，一次两次不成问题，次数多了可能会引起夫人的什么疑惑，因为过去是不经常往来的。范向赵、郭说了他的难处，并提出，是否可以把此事告诉他太太，以利工作，他保证其太太绝不泄密。她们二人觉得范的考虑很周到，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请他在工作中千万注意方式，不要引起敌人的怀疑，并注意安全。
计取合法组众护厂
国民党要破坏工厂，我们却要在他们的眼皮下，以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反南迁、防破坏，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斗争，正如范澄川所说，“是在虎穴中防虎”。
事有凑巧，范接受任务后的某一天，青岛绥区司令刘安祺晚间设宴招待范和青岛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经理。饭后漫谈，涉及青岛市治安方面发生的问题。范趁机提及中纺所属各厂，从市里沧口绵延三四十里，这个时候难保没有暴徒闯入破坏，甚至炸毁工厂设备也可能发生，并问刘有何预防之策？刘无以置答，转而问范。范说，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纺织厂惯例，每日放工，工人出门必须搜身，我主张根据目前情况，改为入厂搜身，以防有人夹带爆炸物。刘以为范只是针对暴徒设想，连连称善。于是，范进一步提出在各厂职工中挑选若干人组织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刘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正是针对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提出的措施，反以为当时工厂如遭破坏，影响战时经济，他也有责，所以当即表示赞同。当晚，范急忙回到公司，根据刘的这一席话，作一记录，旋送“绥署”备案，以取得合法手续，公开地进行护厂活动。刘当时是青岛的最高最有权势的人物，得到了他的同意就可通行无阻。
翌日，范即召集各厂厂长会议，会上范抓住刘安祺的话柄，借题发挥，正式宣布，动员护厂。范向大家郑重表示：“我本人决不离开青岛。我的家属包括84岁的老母在内，也留青不动。希望各厂厂长回厂后，向职工表示决心，组织护厂，要大家安心工作，别作他想。”第三天起，范用了10天时间，轮流向13个厂的职工作动员报告。除自己表示态度外，着重强调防止工厂遭到破坏，以免打破我们的饭碗，断绝大家的生路，要大家群策群力保护工厂。他所有的讲话均不涉及政治，免得节外生枝，招惹是非。
范的动员，立即得到各厂职工群众的响应。各厂工会第六次联谊会，进一步提出“护厂”、“保厂”的口号，要求公司加强领导，护厂的任务就成了公司和各厂全体职工的共同愿望。
11月15日，公司以工会联谊会的形式，决定成立护厂团。会后，公司即起草“组织大纲”，交由各厂联席会议通过。“大纲”规定，护厂团以厂为单位组织，由厂长任团长，凡厂内职工原则上都是团员，都得受团长调遣，但为了便于组训，各厂可自行挑选一部分人为固定的护厂队（纺织厂每厂限定三百人，机械、印染厂每厂限定二百人，化工、针织、梭管厂每厂限定一百人），一律限于12月15日前组成。
1949年1月18日，公司召开各厂联席会议，决定在公司成立护厂团总指挥部，以便互相策应，统一．指挥。总指挥部下设护厂、消防、交通、供应、救护五个组。并要各厂分区把守，加强门禁，严加防范。 当时，赵、郭二人几乎天天晚上同范联系，怕他出事。范总是说没有关系，厂里职工会保护他的，要赵、郭放心。
由于盛传刘安祺在春节前后逃跑，范即决定加强这个时候的护厂，以防万一。要所有护厂队员放弃春节假期，发加倍工资，留厂值班，举行护厂演习。这一活动，虽然由于缺乏军事常识和组织领导经验，演习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充分显示了职工护厂的决心和团结协作精神，展示了职工的巨大力量，巩固了护厂队的组织，增强了护厂工作的勇气，鼓舞了广大职工的斗志。
公司组织护厂并不在于武力对抗，因为职工群众没有什么武器，不论怎么训练也无法与国民党的军队以武力抗衡，最主要的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抗议、阻挠，然后同破坏者好言相劝，进而用金钱贿赂等办法解决。当时估计，国民党如来破坏，只能在逃离前的一两天，人数也不会太多，是逃命之时的奉命行事，给些金钱是会解决的。各厂厂长手中都备了一部分现金，以便应付。
范澄川在大力组织职工群众护厂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上层活动，通过市商会及参议会主席李代芳等地方名流，乃至国民党市党部主任殷君采等上层权势人物出面，分别向刘安祺施展影响，进行疏导，劝其保护地方元气。
各厂的护厂活动，尽管说是防坏人的，也向国民党备过案，取得了合法，但是这样群众性的活动，难免不使敌人警觉，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尤其是中纺九厂在演习中露了马脚，暴露了他们防备的对象并非暴徒之流，而是蒋军。在该厂暗藏的特务立即上报。绥区司令部参谋长冯骥据此向范澄川电话质问，范矢口否认。鉴于范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也无可奈何，但这个疑点一时也无法消除。后来，刘安祺到上海，在一次友人的宴会上，他酒酣耳热，指责范是灰色分子，要把他投到大海里去。此时，适逢雷震在座，雷知范是蔡叔厚好友，即将宴会上的情况告蔡，要蔡转达，使范能及早防范，免遭毒手。
2月8日，刘安祺忽然要冯骥送沪青飞机票两张给范，并对范说，动乱时期，刘担心范的老母的安全，要范派一个人伴送老人家到上海去。范立即意识到，刘可能已听到他留老母在青是为了镇定人心，想借此来窥测他的意向，当即婉言相告，老母奉养多年，不能在这个时候反把她一个人送走，要走将来一起走，以免全家不安。并对刘的关怀表示感谢，随后，把机票退给了中国航空公司。之后，冯仍以劝范离青，观察范的动静。范对此甚为不悦，但又不便开罪当局。正好，他在中航公司担任会计的表兄魏雄来探望时说，中航截至12日止飞机停飞，没有班机，范闻后计上心来，要冯给他买12日机票7张，全家飞上海。本以为冯难以办到，借以变被动为主动。不料，11日上午冯竞派人送来次日飞沪机票7张，范非常诧异。经向魏询问，始知由于范要票多等原因，临时增加了班机。弄巧成拙，不胜懊恼！范旋即派公司翻译专员欧阳旭辉到美国驻青海军打听消息。据称，刘安祺本日上午与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商量结果，已决定暂时不走了。范得此消息，马上退掉机票，并打电话给冯，说：“你们既然不走，为什么要我离青？”冯无言可对。此后，范对国民党虚与委蛇，关系更加恶化。某日深夜，范听到解放区电台广播：“青岛匪帮刘安祺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岛市工厂及各项市政设施，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这段话正是起了麻痹敌人，帮助范解除困境的作用。范对此颇为感慨：“幽草沐阳，倍觉温暖。“次日，冯骥果然在电话中问范，听到昨晚的广播没有？有何感想？（意思是说，你还想拥护共产党吗，人家并不要你呢。）范听后未置可否。而国民党与范的关系也稍有缓和。
数日后，范澄川接到一恐吓信——如果他不赶快离开青岛，就要给他家里扔炸弹！这是国民党特务惯用的伎俩，范对此也不得不小心提防。他感到华山路住房的进深太浅，不安全。恰巧青岛市市长易人，由龚学遂接替李先良。李离青，将其江苏路27号的住房让给范，范于3月间即将两个住处搬至江苏路。范搬家后，赵仲玉、郭美珍感到以后和他联系不方便，赵就同范商量，可否让郭去中纺公司工作，利于密切联系。范立即答应，要郭担任他在中纺公司的秘书。3月1日，郭进了中纺公司。
沉着应付多方周旋
4月下旬，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南京解放，沪青间的海陆空交通全部断绝。正值范澄川去上海述职，他深忧无法返青，先找到逃沪的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当时还挂着山东省主席和青岛市长的头衔），请他设法给弄一军用飞机座位速返青岛，未成。又通过蔡叔厚找到沙文汉（化名张登），请他帮忙，沙也无法可想，蔡劝范留沪帮助作中纺方面的工作。范说，已布置和接受青岛的护厂任务，并又向全体职工表示决不离开青岛，自感责任重大，无论如何不能借故滞沪不归而未允。最后，范通过商人包租了陈纳德大队的飞机，才于4月27日返青。
同机返青的有一厂厂长楼震旦（与范是终生知已，30年代曾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走前，楼同范商量，为了多方接受党的领导，向沙文汉要一个联络人员到青工作，沙派张美道随机去青，同机还有一人是刘安祺的旧友王志文。王在蒋介石待从室时，刘安祺在蒋的南昌行营当卫队团长，彼此过从甚密。
此时，青岛的形势更加混乱，严重威胁着各厂的安全。范澄川回到青岛的消息传至各厂，大家甚为兴奋。
范为了探明刘安祺最近的态度，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刘的特务头子陈孝祖，约他次日到范家见面（山东人，抗战时期在湖南大学任教，范与他相识）。据陈说，刘对范反感极深，除了认为他是灰色分子外，还因为刘多次向中纺赊骗纱布均未得逞，很可能对范下毒手。陈表示，如有行动必经他手，他保证在奉命动手之前两小时通知范。
王志文抵青，即去绥靖区趋访刘安祺，刘十分欢迎，委王为高级参议，并设宴款待。同时邀约楼震旦作陪，席间谈话，曾涉及破坏工厂事。楼云：要破坏是很容易的，不过也不简单，记得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一把火化为灰烬，说是免于资敌，实行焦土政策，可是长沙烧毁了，而日军迟迟不来，以致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为人民所痛恨，前车之鉴，还以慎为好。从此刘终席不再提破坏工厂的事了。
5月中旬，我胶东军区解放青岛的外围前哨战正在激烈进行，青岛市内的国民党驻军已作逃窜准备，惶惶不可终日，万一我军尚未赶到，他们突然逃离，青岛变为真空，治安问题实堪忧虑。于是，赵仲玉即找范商量，能否策动掌握一支部队维持真空时的治安。范认为青岛市保安旅长高芳先可考虑，也许他肯干。范又与楼震旦、张美道商酌，认为可行。尔后，范电话约了高芳先，就驱车前往。
高芳先，早年是沈鸿烈的部下，抗战胜利后，跟随青岛市长李先良入青岛市任市保安队长，后升旅长。李先良去职后，归属刘安祺，因系杂牌军，处处受歧视，他忿忿不平，但也无可奈何。1948年某日，他竞来范处诉苦，以至泣下。范从工厂安全计，有意拉他一把，支给法币五千万元（约合数百银元），他感激非常。因此，范同他一见，就单刀直入，劝他不要离青，在他们南逃之际，将部队移驻沧口至四方一线，保护工厂，维持治安，立了这一功，解放军来了决不会亏待他。他想了一回说，有三难：一是他杀害过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不会饶恕他；二是他的部队远在青岛东北前线，拉回来要穿过三道“中央军”防线，势难通行；三是他的眷属和行李都已上船，退不回来，已无法改变。范听后，深感谈迟了，不便再勉强，遂辞别而归。
5月18日凌晨，赵仲玉获悉徐宏逵没有回家，估计可能是去联系策反国民党海军时被诱捕了，立即同赵贤良商量怎么办？赵说，范澄川认识人多，是否先托范想办法打听打听。
次日早晨，赵仲玉来到范家，见面即问范在海军方面有没有熟人，并将徐宏逵的事告范，请他设法了解徐的下落。范听后立即答应想办法。
5月21日下午，赵仲玉的邻居刘业景（中纺机物料课长）的妹妹在汇泉青岛咖啡举行婚礼。当时由于徐宏逵的情况不明，赵根本无心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可是刘家一再邀请，只好前往祝贺。婚礼结束后，举行茶舞，忽然有一人进来将范澄川找到一边谈话。此人走后，范即邀赵跳舞。在舞池里，范悄声对赵说，是有个姓徐的被海军逮捕了，正在审讯。赵心里一沉，马上问范：知不知道他供的什么？范说，他已经托人想办法去弄徐的供词，有了消息立刻告知。赵紧接问范能不能想办法营救？范说：“可用点钱疏通疏通看”。音乐一停，他们离开舞池，范叫汽车先送她们回家。范回到家，青岛德士古油行经理邹恩庭已在等他，邹即告范，他从海军方面探听到：“徐某除供出‘地下小组’全体成员外，并牵涉到你，海军已派人在中纺公司，等侯你前往办公时即予绑架。”范听后即驱车前往华山路将此消息告诉赵仲玉。赵急忙通知“地下小组”其他成员迅速隐蔽，赵贤良马上设法离青，曲早已在解放区，赵仲玉由郭美珍陪着住进福柏医院，范即刻隐蔽在工作基础较好的一厂。
王志文自被刘安祺延为高参后，得以与在“绥署”任专员的旧友军统特务施岳重逢。早年他们是莫斯科大学同学，后来又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彼此甚为友好。也正是这一天（5月22日），施岳把海军司令部将策反海军案移交绥区办理，及海军要逮捕范的事，通过王志文告诉了楼震旦。楼约施将公文带到国棉一厂厂长宿舍给范看。在一厂范与施见了面，看到他带的公文。刘安祺还在公文后面批了“将范澄川带走”六个字。范问：“带到何处去？”施答：“到海里去！”范坚决否认与海军案有关，并问施怎么办？由于当时国民党垂死挣扎，疯狂镇压，施只能和陈孝祖一样，向范保证在动手前两小时通知范躲避。同时提出，要中纺公司租用他掠夺来的敌产张店路房屋一年，予付美金三百元，范当即答应。
施岳为什么主动把消息通知范，还给范以保证呢？这是有原因的。1946年，中统头子姚公凯（岳州人）以同乡身份来找范。后来又约范与往年沈鸿烈在青岛时所组织的两湖同乡会一些老人叙叙乡情。范对这种封建组织向无兴趣，不愿应邀，但姚一再纠缠，只好与王新元（中纺青岛分公司副经理）等前往，在聊城路一茶室相见，寒暄客套不过一小时，兴味索然而散。事后，姚问范：“其中有二个中年人是绥署专员施岳，你记得吗？”范说，毫无印象。姚说，施奉中央命令，在青岛筹设“拔提书店”（法西斯性质），希望中纺公司加入股份，范当即拒绝。后姚仍不断劝说，甚至说“这个人还是不得罪的好。”范考虑再三只好私人拿出法币五百万元，托姚转交，并声明，既不要收条，也不要股票。后来青岛市上并无所谓“拔提书店”出现，纯属敲竹杠而已。丢了一点小钱，有时还可有点用处。
这时候，各厂的护厂工作虽然都已组织好，而且都在不断加强戒备，范仍不放心，总觉得能事先知道对方何时动手，才能相应采取对策。尤其当时各地溃败的特务纷至沓来，他们各自为政，横行街头，范更担心的是，这批亡命之徒如果在国民党军队撒退前后肆意烧杀抢掠，将使青岛遭受到一定的扰乱和破坏，也必然会危及各厂。因此，范和楼震旦商量，认为施岳还可以用一用，使他在这方面起点作用。于是请他前来，要他向刘安祺进言，由“绥署”通令各特务组织，不准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严究。施表示同意。后他将刘签署的文稿送范过目。施还向范保证，就是绥区有什么破坏的命令，他也将尽力帮忙，采取公文旅行手段拖延时间，使其无法执行。就是万一作不到这一点，非执行不可时，也一定事先通知，使各厂有所准备。范得此许诺非常满意，随送施一千元美金，以作酬劳。
摸清底细 匿居渡险
范澄川不仅由于护厂、反南迁的活动引起刘安祺的怀恨，还涉嫌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案。为了自身的安全，范就将办公室迁到一厂电机车间的楼上，隐藏在工人群众中，一切事务用电话与公司及各厂联系，遥控指挥。5月24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要他的情报组长董麻子送请帖给中纺公司，约范到司令部吃饭，显然是“鸿门宴”，范当然不会上勾。5月25日晨，施岳通知范暂避。
5月27日，我解放军突破了青岛外围防线，美军舰队驶离胶州湾，失去了美军庇护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心惶惶，惊恐万状。社会上谣传纷纭，一说国民党要逃跑了，一说国民党又从船上回来不逃了。此时，由于赵仲玉、郭美珍因徐宏逵被捕躲进医院早已同我党失去联系，范与赵、郭也无法见面，只能孤军作战，焦急万分。随即找了几位厂长来共商对策，但大家都无以为计。最后，范决定亲自去找青岛市警察局长刘国宪，摸摸他们的底，以渡乱局。
刘国宪过去曾一再假借警察治装的名义，向中纺公司买过细布几百匹，从中渔利，范都给予方便，也是一点情分，谅他不会为难。在座的同事都认为这过于冒险，一致反对。范则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力排众议，马上打电话给刘。约定一小时内到莱芜路见面。刘一见范即说：“你这一响到哪里去了？桂老总好找呢！”范说：“一段时间情况特殊，我不得不到各厂料理一切，所以没有出来。现在已经有一些眉目了，我想把我的行李搬到这里来，最好是住冯参谋长家，不然你们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那我就苦了。”刘皮笑肉不笑地说：“不至于，桂老总已经在长治舰上为你们全家预备了两个房舱。”范马上说：“不必，我家老的老，小的小，决不要他们漂洋过海，只要求你现在在市里为我找个安身之处，以免你们临走时把我忘了。”刘稍停一回表示，让范回去，走时会电话通知他。后来，看到范似仍有不放心的表情，又补充说：“四天为限，我打电话通知，你就到大港来上船，来晚了，我不负责”。临别时，范故意表现出坚决要同他们一起走的样子，再三叮嘱刘不要忘记，刘均满口答应。
范得此底牌，非常高兴。知道他们逃定了，而且是在四天之内。同时，这么一出击，也把敌人麻痹了，以为范到时会送肉上砧板的，就不再到处追查范了。就在这一天，范回到厂里不久，正在通知各厂加紧护厂工作时，刘安祺、桂永清派出大批武装，出动汽车，开始抢劫离市区较近的几个纺织厂的布匹。在武力威胁下，各被劫厂无力抵抗，唯一可行的是千方百计延缓、阻滞其劫掠过程，保卫工厂和生产资料，结果只被劫去大量细布。
之后，刘国宪果然通知范离青，但范却已匿居冀鲁针厂职工宿舍等地，无法找到了。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这天，范澄川在清晨三时接到沧口八厂的电话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市，工厂已在解放军的保护之下，范内心激动万分，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大有天地重光之感。同年10月，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范澄川被推选为常设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建立，范又被安排为副主席。1992年，九十七岁高令的范澄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