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海南进支队始末（文/钟辉）
历史的画卷已经翻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陇海南进支队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南进支队活动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在抗日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的英雄事迹，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作为陇海南进支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支部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记录下来，作为对烈士们的怀念，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佐证。
一、陇海南进支队的组建及其发展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对日妥协让步的错误政策，致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仅仅五个多月的时间，继北京、天津失陷以后，太原、上海、南京也相继失守，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便沦入敌手。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了四十万军队与日寇七八万人在徐州进行了会战。日寇采取迁回包围的战术，于同年五月攻陷徐州，截断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以致造成了大遗退，使山东、江苏、安徽大部分沦陷。这时，我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并派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徐州失守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在津捕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一九三八年底，山东纵队正式成立。由张经武同志任司令员、黎玉同志任政治委员、江华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纵队组成前后，原苏鲁豫皖四省边联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当时任苏皖特委书记的邵幼和、组织部长张芳久、宣传部长张震寰等，曾先后向山东省委汇报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并要求派一些能够领导和指挥作战的同志去组建队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我为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担任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梁海波同志为副司令员(一九三九年调回山东另行分配工作)，李浩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兼任苏皖特委组织部长，张震寰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临行前，山东省委书记张洪涛和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先后找我们谈话，命令我们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展抗日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阻止和破坏日寇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企图，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我和梁海波、李浩然、谢锡玉一行二十一人，从山东沂水县岸堤镇出发，途经费县、苍山到达邳县铁佛寺，和地方党负责人栗培元、冷启英、刘杰三、王仁东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传达了郭洪涛书记、张经武司令员和黎玉政委关于组建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到达邳县许楼村，召开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会议，再次传达山东省委、山东纵队对成立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具体研究了部队整编、干部安排和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不久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成立。这支部队的基础，主要是我地下党领导的经国民党驻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成立邳(县)、睢(宁)、铜(山)等县青年救国团建立的义勇队，当时约三百多人，编为两个营。即: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编为第一团第一营，下辖两个连，任命谢文秀为营长，谢锡玉为教导员。铜山、睢宁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编为第一团第三营，下辖两个连，任命刘文焕为营长，周瑞迎为教导员。同时，在铁佛寺开办了以培养地方工作干部为主要目的的随营学校，由我兼任校长。李浩然同志兼任政委并直接负责学校工作。从此，鲁南苏北地区第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武装部队诞生了。
部队组建后，经过短期整训，就投入发动群众和频繁的战斗。随着这两项工作深人开展，部队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本身也得到迅速发展。不久，又委派夏玉华同志回睢宁，组建陇海游击支队睢宁独立第一营，井担任营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支队又接收夏慕尧先生四百多人的抗日队伍。夏慕尧先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抗战爱国人士，还是邳、睢、铜一带青红帮组织的头目，在当地颇有影响。早在支队成立以前，他就同我地下党的领导人郭子化同志十分熟悉，和邳、睢、铜地区抗日动员会、青年救国团等群众团体中我地下党员来往也较为密切。他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较清楚，同情并支持我党的抗日活动。我们来到邳县后，他亲眼看到我支队连续几次打击日军、伪军和维持会等敌伪组织并取得了胜利，深受感动。于是，将他亲自组建、装备精良的四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交给了我们。井对我说。“钟司令，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只有你们的队伍才是真正打日本、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将我这支部队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支队接收了夏慕尧先生的队伍后，任命他的弟子滕玉荣为营长，我们派盛志明担任教导员。
同年二月，邳县西部十余里的丁场，有一个有钱有势的民间头领丁某，曾和郭子化同志一度同窗，倾向抗日，较为开明。同时，他与国民党邳县政府和党部矛盾十分尖锐。我支队组建后，他同我地下党同志联系，主动邀请我们的部队进驻丁场，不但愿意和我军合作，而且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对此，我们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积极予以援助。经他和黄峰江、毛洪烈等联系，于三月初，在丁场组建了三百五十多人，装备精良的队伍，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独立第三营，任命毛洪烈为营长，刘步伦为政治委员。
第一次收复邳县城以后，我军又将丁场依宿村由朱庆轩、朱洪善组织起来的四百人的队伍，编为支队独立第四营。任命朱洪善为营长，张剑秋为政治委员。
三月初，将铜山县梁围子的进步人士梁广洁先生组织的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收编为陇海游击支队铜山独立大队，任命梁广洁为大队长。
同年三月间，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负责人栗培元组织的三百余人的抗日队伍，编为陇海支队邳县独立团。任命栗培元为团长，马良俊为政委，陈雁为参谋长。这个团在配合支队主力第二次攻克邳县城和在官湖阻击日伪军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在部队主力南下，梁兴初同志率领的东进支队还未到达邳、郯地区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坚持了斗争，做出了贡献。
同月，原在国民党军队任师上校参议，抗战后自己组织队伍，自称苏鲁边游击司令的胡大勋，率领近二百人的队伍，携带步枪七十余支、重机关枪二挺,82迫击炮一门，接受陇海游击支队改编，被编为支队机炮连，任命胡大勋为支队参议。
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将临沂、郯城一带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约四百余人的队伍，编为支队的第三大队，任命杨信为大队长，韩去非为政委。这个大队在坚持开辟临郯地区抗战局面和反顽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四月，家住铜山县的胡大义同志早年参加我党，“七·七”事变后出狱，在家乡组织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编为陇海游击支队运河大队。胡大义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委。后来，这个大队和胡大勋组建的运河支队合并，对开辟该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四、五月间，苏皖特委派去组建东(海)灌(云)沭(阳)中心县委的于跃海、孙朝旭、周瑞迎和已在那里工作的孙海光、张克辛等同志紧密配合，在过去自发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约一千五百人，汤曙红任团长，周瑞迎为政治委员，刘克辛为副团长，陈飞为政治处主任，下辖四个营。该团在组建前后，积极打击日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却对这支坚决抗日的部队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曾训令各县，务必采取非常措施，限制和扑灭这支抗日队伍。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顽固派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关系，以谈判解决矛盾为名，将年仅二十四岁的三团团长汤曙红骗至国民党乡公所暗害。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卑劣行动，虽使三团在该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暂时的挫折，然而，却更加燃烧起三团指战员抗日复仇的怒火。汤曙红同志被顽敌杀害后，支队任命张克辛代团长，杨纯兼政委。后又任命杨志雅为团长，盛志明为政委。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四处转战，终于成为苏北地区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徐海行署主任蔡少衡、副主任蔡官庭同我支队常有联系，他们为表示真诚抗日，遂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问，将行署常备队三百余人交给我们，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大队(始称宿迁独立大队)。任命张裔恩(现名张阴棠)为大队长，盛志明为政治委员。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配合苏皖特委的中心任务，完成开辟陇海路以南地区的任务，李浩然同志提议并与支队商议决定:抽调三营九连和苏皖特委机关干部，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一梯队。李浩然同志任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一梯队从邳北的泇口出发，进至陇海铁路以南的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在当地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对驻邳、皂河、窑湾，魏集等地的日伪军和维持会，进行了有力打击，不但军威大振，影响迅速扩大，梯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到九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这支不足七十人的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的武装队伍，任命叶道田为一梯队副梯队长，胡泇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独立营、七个大队。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整顿和巩固，群众组织尤其是青年救国团和动委会的活动则更为活跃，成为党领导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得力助手。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这个地区的开辟，为一九四O年八、九月间，黄克诚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东进苏北创遭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二梯队，吴云培任梯队长。第二梯队活动于宿(迁)北、郑(县)东南、沭(阳)西诸县交界地区，不久即发展到三、四百人的武装。第二梯队的建立对打击敌伪、配合主力以及开辟这个地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初，支队刚到邳北不久，苏皖特委即派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同志去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一带开辟工作，不久，就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当时那里还有不少各种名义的队伍，发展也很迅速。韩德勤企图收编这些队伍。为扩大抗日力量，尽快打出旗帜，打击反动势力，支队研究决定，授予他们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团番号，并任命在江苏淮涟一带颇有影响的朱德轩为八团团长、张芳久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抽调杨汉章、于跃海随张芳久带着委任状返回淮阴地区组建队伍。由于义勇队内部对于打什么旗帜问题意见不一，只组建了以张芳久、于跃海、杨汉章、吴觉等同志为负责人的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为中心县委。直到五、六月份，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团才正式成立。吴觉任团长，张芳久任参谋长。此后，他们又发展组建了第九团。自称为陇海南进支队先遗第三梯队，统一指挥八、九两团。该部人数最多时近千人。这支部队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一九四0年九月，对迎接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进军苏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日寇占领区的台儿庄镇自卫队队长马东曙，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率领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弃暗投明，编为我陇海支队第一团第一营第四连。
一九三九年底在沭阳、东海交界处由地方党组织组建起来的二百余人的云台大队，于一九四0年二月编为南进支队第九大队。钱沛三为大队长，刘锡九、郭光亚为政委，汪谦、王墩涛为副大队长，王通吾为参谋长，宋跃南为政治处主任，宋光彩为供给处主任。不久，第九大队并入南支第三团。
此外，支队还收编了几股土匪部队共四、五百人，均充实到各部队中去。
陇海游击支队从一九三八年底成立到一九四0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得到迅猛的发展，由开始的两个营三百多人，扩大到拥有三个团、七个营、四个独立大队、三个梯队，总人数共达七、八千人，而且装备精良，支队经常活动在陇海铁路南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开辟和建立徐海地区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奠定定了必要基础。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回师华北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开辟的根据地，集中兵力进行扫荡。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将其政策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战略上，企图把八路军限死在华北，割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山东分局、第一纵队、山东纵队针对敌人这一战略转变，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对发展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苏皖纵队领导机构，任命江华同志为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开往苏皖地区，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同时，将原在苏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正式改名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随纵队进军苏皖地区。为了加强陇海南进支队的领导，一九四O年三、四月间，山东分局、第一纵队委派韦国清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
为迅速发展主力部队，在江华同志亲自主持下，于一九四O年六月中旬，将活动在徐州西部由孙象涵同志领导的第七大队与陇海南进支队合编，番号仍称陇海南进支队，我为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孙象涵为副司令员，张震球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政治部副主任，杨志雅为参谋处处长。陇海南进支队下辖二个团，第一团团长由孙象涵兼任，李浩然任政委，沙枫任参谋长。原陇海南进支队直属第二团，由翁叙文任团长，谢锡玉任政委，严光任参谋长，胡发祥任政治处主任。第一梯队第一营编为苏皖纵队特务营。
一九四O年七月，中央决定撤销苏皖纵队。江华及纵队部分主力调回山东工作，凡没有编入主力部队的队伍，仍归地方党和陇海南进支队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时，江华同志指定我带一个主力营护送他和出席中央“七大”的华南代表团去山东。到山东后，我出席第一纵队党代表大会。会后，正逢日伪对山东进行“九一八”大“扫荡”。“扫荡”结束后，山东分局书记兼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同志，正式通知我说:“现在党中央决定选调大批干部回延安学习，分局和纵队决定，调你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从此，我就离开了南进支队。
我离开南进支队后，黄克诚同志于一九四O年九月一日，率八路军二纵一部进军到津浦路以东，与陇海南进支队以及其他一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一、二团和新四军四总队十一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从此，陇海南进支队番号撤销，十月，五纵南下与新四军北上的一、二纵队在盐城胜利会师，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完成了开创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二、陇海南进支队的主要活动
一九三八年末，陇海南进支队组建后，苏皖一带的形势是:一方面，日军为巩固和发展徐州战役的战果，其主力继续前进，威逼诱降蒋介石。而在其已占的苏、鲁、皖的广大地区，则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到处组织维持会和伪军，推行伪化。同时，以徐州为中心，不断外出“扫荡”，企图恢复陇海铁路东段战略交通线。另一方面，徐州会战失败后，国民党的江苏省各级政府逃之夭夭，土匪蜂涌而起，人民深受其害，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失掉民族气节的地富势力，为保护私产，则准备迎接日伪到来。根据上述形势，我们研究认为，支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打击歼灭日伪军，坚持制止维持会的发展和蔓延，相机解决扰乱民心和社会治安的土匪，迎击顽固派的挑畔和进攻。用对敌作战的胜利，支持和发展地方工作，扩大武装部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支队成立后，将精力和重点集中在开展军事斗争上。下面将支队组建后对日伪主要战斗活动简述如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支队在邳县许楼成立后，不久即转移到群众条件较好的邳北铁佛寺整训。在整训中，首先抓好政治训练，进行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其次，抓好军事训练，进行射击、投弹、刺杀技术和基本知识的教育，再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安排好后方工作，如办随营学校，培养地方干部，保障地方党组织的安全等事。同时注意观察当时当地的形势以及各方面力量的动态及其变化，研究了我们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都有了提高，指战员的求战情绪非常高涨。
大约一九三九年一月上旬，支队应邳城丁场地方实力派、抗日开明士绅丁某之邀，进驻了丁场。当我们获悉，日伪为打通徐州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线，已分两路开始行动时，我们就做好战斗准备。支队对故情详细的谈察和周密的分析判断后，认为打老滩这股伪军最为有利。因为，它是深入运河以东的孤立之敌，而且距驻铁路线上的日军较远。伪军人数虽有三百人左右，和我人数大致相等，但他们是几部分组成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差，又集中住在三个较大的院落里，如果我出其不意，夜间奇袭，消灭该敌是有把握的.一月十八日夜晚，天降大雪，我支队乘敌戒备松弛，冒雪奔袭。沿途趟冰过水，进展顺利。进村后，突然向伪军发起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共俘虏伪军近百人，毙伤二十余人，缴获枪枝七、八十支。其余伪军突围后争相渡河逃命，落水淹死以及相互误战伤亡又达数十人。
太阳刚刚升起时，我军胜利地回到丁场。当地群众听说八路军打了胜仗，自动鼓锣打鼓、杀猪宰羊前来慰问，庆祝我军的胜利。初战获胜，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和群众的抗日情绪。
支队夜袭老滩不久，又在一月三十日，乘敌不备，攻占运河岸上的重要渡口加口念，袭击了敌伪维持会，消灭了伪军委东海部四十多人，活捉了无恶不作的匪首姜东海。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在当地召开了群众大会，把他就地处决，大快人心。对于被俘伪军，要求回家的，支队发给每人三块银洋。此举影响很大，有的感动得痛哭，有的要求加入我部队，并将姜东海部队的修械所改编为我支队修械所，增强了我支队修械的力量。
二月一日，我支队主力又乘胜前进，从加口念渡过运河，占领宿羊山，歼灭伪军一个中队，毙伤敌伪区长以下十余人，活捉六十余人，缴长短枪七十多支，我无一伤亡。在邳、铜地区的半个月来，支队在取得了军事胜利的同时，还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和反共、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主张，发展了当地抗日救亡的民众组织，扩大了武装队伍，还募集了一部分经费和军需物资，及时地补充了部队。
支队夜袭老滩，巧占加口，虽然给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日寇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整个计划并未终止。为保证其北侧翼的安全，日寇不得不亲白担当起伪军的任务，派出部队攻占官湖。为进一步破坏口寇东进的计划，我军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阴历大年三十日)拂晓，在官湖南关一带对敌人进行了阻击。当时日寇共一千四，五百人，而我只有六、七百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军英勇战斗，激战一天，使日军占领官湖的企图未能得逞，不得不于傍晚撤退。这次战斗，毙伤日军数十人，我军伤亡十余人，打破了当时日寇不可战胜的迷信思想，让那些患恐日病的人服了一次“清凉剂”。我军对日寇作战的行动，同在日寇面前望风而逃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又一次扩大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
官湖战斗后，支队连夜转移到山东郯城的涝沟，正是年除夕下半夜三点多钟。白天打仗，又加连夜行军，真是人困马乏，又冷又饿，人人都想赶快进村吃饭休息。那时，在涝沟一带还从未出现过八路军，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是什么队伍。所以，护村的武装百姓守着坪子大门，不准我们进村。部队只好在村头广场上集合起来，高唱抗日歌曲，并继续同护村百姓交涉。直到天明时分部队得以进村，吃了一顿冷煎饼，喝了几口水，就算过了春节。干部、战士却毫无怨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胜利的喜悦。支队宜传队和连队宣传人员张帖标语，散发传单，广泛进行宣传活动，说明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是抗击日寇、保护老百姓的队伍，刚刚在官湖镇打了目本鬼于来此地休整。群众亲眼看到这支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与过去的军队人不一样，就很快转变了态度。镇长、保长也开始同支队领导接触，筹集食品，慰劳部队，使部队补过了一个丰盛温暖的春节。
二月二十三日(阴历正月初五)，我们从涝沟出发，向邳县铁佛寺转移，下午一点多钟到达。部队刚刚住下，就接到情报:邳县城已被汉奸刘七的队伍占领，并且办起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邳县东窦坪子的大地主窦继尧。支队认为，这是日寇“以华治华”实行“伪化”的反动措施，必须乘其立足未稳，给以迎头痛击，以制止维持会的蔓延。于是，立即集合部队，向县城快速前进。部队到达邳城北的艾山和北关后，经过细致的现场观察，进行了战斗动员，做好了登城准备。天近黄昏，部队按照命令发起攻击。一营占据北关，在屋顶上架起三挺轻机枪，以猛烈的火力掩护攻城部队架起了登城的梯子。这梯子正好架在我的眼前，为抢时间，我就第一个踏梯爬上城墙，接着我的警卫员王敬之也紧跟上来，其他人也接踵而上。当我和王敬之前去攻占城楼时，有十几个伪军迎面向我们冲来，我俩当即向敌人扫射，击毙伪军一人，伤二人，其余伪军即沿城墙退去。登城部队已将城门打开，部队蜂涌而进。在城内会合，将伪军压迫到城隍庙里，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战斗全部歼灭。击毙伪军三十余人，生擒敌伪维持会会长窦继尧、房修生以下七十人，缴获枪枝六十余支，子弹万余发，其他军用物资一部。我仅伤亡五人。这是支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攻城战斗，也是这一带八路军部队攻克的第一个县城，影响很大。附近民众，异常欢欣，悬旗庆祝，并给部队赠送了大批慰劳品，还相互传颂:南进支队打开郯城，好象春雷平地起，威震方圆几百里。
邳北沙滩，是恶霸地主王鼎先的维持会据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控制着苍山以南，台儿庄以东，重坊以西大片地区。更重要的是它是苏鲁交通路线的要冲，支队决定坚决拔掉这颗钉子，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起攻击。这座据点非常坚固，不仅坪高墙厚，而且水城既深又宽，炮楼构筑得容易发挥火力，守据点的兵力将近二百人，武器也比较精良。经过我们一昼夜攻击，不但没能奏效，而且伤亡数人，优秀指挥员夏虎同志，也在攻坚中牺性。为避免伤亡和损害士气，支队决定暂时撤出战斗，总结经验教训，待机再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支队于三月二十日第二次围攻沙滩。经过三天激战，发起总攻。在总攻前一天的黄昏，先用120重迫击炮轰击，炮弹命中敌伪首领王鼎先住室附近。敌人看到我们这次配有重炮，来势很猛，便乘夜突围，据点为我占领。清理战果，毙伤伪军数十人，俘敌六十余人，缴获枪弹军需物资一部。人民群众得知这一据点被拔除，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前来慰问。这次战斗的胜利，有效地阻止了这一地区的伪化，保障了我南北交通的畅通。
支队在邳县一带的发展，给陇海铁路东段敌人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在青纱帐起来之前，进行一次“扫荡”。同年三月底,鬼子对我支队布置一个四路围剿:一路由郯城码头进驻重坊而直下西南，一路由新沂的炮车增援官湖，西取县城过沂河而北上，一路由台儿庄南下依宿而图东进，一路由横山关陵占领四户，与其他三路呼应，企图将南进支队团团围住，围剿的汇合点就是我支队后方基地铁佛寺。四月初，敌人开始出动。台儿庄一路到依宿时，被我支队独立三营截住击退，官湖一路则被邳县独立团联合民众自卫队打回去。我支队主力于四月二日晚布置在铁佛寺一带枕戈以待。三日，日寇向铁佛寺攻击。我部英勇顽强在村外河堰迎击，特别是二营营长藤玉荣，赤膊上阵，手拿大刀，冲人敌群。激战到份晚，我支队向西南转移，日寇也没敢进村，只放火烧了村东头几间房子就连夜退走。第二天，四户一路的敌人才蹒跚而来，又被我伏击部队击退。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而且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保卫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日伪并不甘心千自己的失败，铁佛寺战斗后，他们又纠集徐州日伪军千余人，在继续‘扫荡”我根据地的同时，进驻邳县城，并乘麦收季节，抢收小麦，以备军粮。为了粉碎日寇的企图，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南进支队决定再次收复邳县县城。攻城前，支队对当时形势做了充分分析。认为城内敌人数是多，装备好，又有高厚的古城墙作为防御工事。在城东南二十余里的官湖镇，还驻有百余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也可随时前来增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伪军虽数量不少，但他们是由土匪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内部矛盾重重，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强。而我军指挥统一，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敌人，可投入攻城的兵力即有一个团和独立三、四营和支队机炮连。邳县独立团可在官湖方向担任阻击。特别是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多系本地人，地形熟悉，还有地方武装积极参战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因此，支队决定干二十八日发起攻击。四月二十六日黄昏，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包围了邳县县城。二十七日，进行了一天攻城准备。二十八日拂晓前，各部队按照顶先规定的任务，发起总攻。战斗开始后，一团一营和独立第四营从敌人守备最严的北关和西门首先猛烈攻击，把敌人主要力至吸引到这个方向。在同一时间，独立三营乘着小船、门板、木桶，木盆，带着梯子、绳索等登城工具，偷偷渡过水深过人的芦苇塘，从敌人最疏忽的城南面悄悄登上了城墙，向城内敌人指挥部发起突击。敌人遭到这意外的打击后，指挥中断，队伍混乱。我一团一营和独立四营乘机登城而入，展开巷战。敌人在我三路攻击下，仓皇从东门逃命，正中我军埋伏，不料我军的两挺重机枪刚刚射击，就双双发生故障，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支队组织科长谢锡玉同志带领部队和预备队乘胜迫击七、八里路，毙伤、俘敌各一部。官湖的日军和伪军，得知邳县被围，火速向邳城增援，受到邳县独立团顽强阻击，不能前进一步。上午九时许，我收兵回城。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营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官兵三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和各种枪一百多支，军用品一部。这次战斗的胜利，保卫了人民群众的麦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对汉奸维持会打击很大，有的吓得逃离所占据点，有的走上反正道路。广大群众兴高彩烈，杀猪宰羊送到部队驻地，庆贺我军的胜利，并自动参加拆除城墙的工作。从此，敌人长时间没有敢在这里安据点，而我在这一地区的民众抗口武装得到了很大发展。
第二次攻克邳县城以后，我支队决定，拔除敌设在鲁南重镇大李庄的据点，向东部地区发展，以继续发展我军力量和扩大根据地。大李庄位于临、郯交界处，驻有伪军三百多人，全系日式装备。据了解，大李庄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工事十分坚固。圩西紧靠沂河，圩墙建于沂河岸的悬崖陡壁上.在东、南、北三面有外壕，三个门楼上建有二层炮楼，在圩内南北大街的重要地段，筑有十多个砖木结构的三层地堡，火力较强，可相互支援。支队要拔除它得费一把力。然而，我军已取得了一些攻坚的经验，这里距临、郯两县的日军据点较远，都在九十华里以上，打援部队颇有把握，有足够力最对付这三百多伪军。战前，支队召集参战部队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攻打大李庄的设想。大家信心十足，以愉快兴奋的情绪接受了战斗任务。六月末的一天拂晓，各部队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一团一营担任击临沂方向的日伪增援，独立三营担任阻击郯城方向的日伪增援，其余部队展开攻击，独立四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主攻部队迅速突入圩内，与守敌逐个碉堡展开了争夺战。经过一番激烈争夺，我支队占领了该镇的大部分地区，敌人龟缩在七个调堡内固守待援。第二天下午，临沂日军出动了二百多人，携带步兵炮，乘十余辆汽车来援，在沂河两岸用猛烈炮火掩护镇内残敌渡河突围。我部立即集中火力杀伤渡河逃跑之敌，在河中被我击毙达六、七十名。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一百多人，俘敌二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五十余支，弹药及军用品一部。鲁南重镇大李庄遂告解放。
九月，我支队奉命改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我们率领直属部队和三个主力营，随纵队司令部进至陇海铁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灵壁、泗县、泗洪、泗阳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当部队经过一夜行军，刚刚进驻灵壁、睢宁交界处的九顶山张山口时，就发现有一个大队的日军，约五百余人，分乘二十五辆卡车、四辆轻型坦克，从双构方向向我猛扑过来，部队马上冲上山头，与日寇激战，毙伤日军百余人。到傍晚时，我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留一营一连三排(宋连珠排)继续阻击敌人。这个排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阻击了日军多次进攻，掩护支队主力继续南下。直到天黑，敌人停止了进攻，才撤出战斗，返回部队。
一九四0年初，根据苏皖纵队领导指示，南进支队同胡田大队东渡运河，进之苏北的淮阳、阜宁以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支队渡过运河以后，因情况变化，配合南进支队行动的兄弟部队未按原计划行动，致使我支队孤军深人，受到日伪军较大的压力。持别是江苏省省长韩德勤，不仅训令各县给我支队制造困难，而且令八十九军的一个师带领各县常备队向我支队进攻。我支队虽在沭阳、宿迁地区的东西鲍图子、邵店、五华顶等地作战几次，给敌顽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无根据地做依托，伤员无处安置，暂时撤回邳北铁佛寺一带休整。
一九四0年四月，我支队奉命南下，从邳县出发，经三天急行军到达皖东北地区，参加反顽斗争。在泗县一带，我支队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胡(炳云)、田(文扬)大队商议，决定共同行动拔除泗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张海生的老窝、日伪盘据的张楼村据点。张楼据点地处淮宁、宿迁、泗阳、泗洪(青阳）、泗县、灵壁六县的中心，对我创建苏皖根据地非常不利。张海生在政治上同伪军紧密勾结，破坏抗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张楼分前后两个圩子，即前张楼和后张楼。前张楼是新建的，张海生和维持会都在这里，住伪军五百余人，配有轻机枪十五、六挺。后张楼是张海生兄弟和佃户的住宅，住伪军三百多人。两个圩子都很坚固，土圩子有一丈多高，圩子外有水沟，只有吊桥和外界相通，圩子内四角修有炮楼，架有土炮，前后圩子成犄角，可相互支援。在前后张楼的外围尚有一些小据点，均有伪军驻守。为此，我们进行了分工:胡炳云、田文扬带兵攻打前张楼，我们支队攻打后张楼。战斗开始后的第一天，张楼外围据点被我拔除。部队进入张楼圩子后，敌退守核心工事顽抗待援。我支队原定于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但因几路增援兵已到，于是，我们遂决定撤出战斗。
一九四O年五月底六月初，我支队驻归仁镇。这时，刘少奇同志来淮北检查指导工作。苏皖纵队在江桥召开淮北党政军干部会，请少奇同志作报告。在会议进行中，纵队获悉日军从泗县、睢宁、宿迁同时出动向江桥扑来，我们立即将少奇同志护送到安全地点，并做好了准备。第二天拂晓，日寇二百余人，带有轻机枪八挺、掷弹筒六个，分乘十余辆汽车，突然包围纵队驻地江桥。纵队警卫营奋勇迎战，与敌肉搏。我支队一团、三团及八大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围攻江桥之敌展开猛攻。日寇在我夹击下，只得从江桥撤回宿迁县城。当宿迁日军逃走后，睢宁、泗县两路日军，则趁机占据了我支队驻地归仁集。是夜，我支队回兵夜袭，经过这一天一夜的两次激战，毙伤日军二百余人，我军也经受较大损失，纵队警卫营伤亡最重，其中一百余人的二连所剩无几，营长吴绩伟同志负伤，一团一营三连连长王大兴同志光荣牺牲。
此外，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支队还进行了剿匪战斗。
苏鲁边一带，土匪甚多。仅邳县北部地区，百人以上的土匪就不下十股。这些土匪不仅破坏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敌人实施伪化的重要对象。为了巩固我军后方，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支队决定，首先对比较集中的大范家、四户一带的土匪进行打击。于是粉碎日军四路围剿后不久，我支队就进驻四户一带，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不几天就收编了几股土匪共五百余人，编人我各主力营。不愿改编者均遣放还乡。从此，在邳北一带，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得了暂时的稳定。
三、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南进支队进入苏北时，敌伪顽、土匪、以及地方实力派各霸一方。他们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我党的工作虽在某些地区有相当基础，广大群众也迫切要求抗日，有的自发的拉起队伍保卫家乡。他们对于闻风而逃的国民党并无信心，而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井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我们能否站住脚，打开局面，求得发展的根本问题。 首先，争取和团结过去曾经参加我党的一些老同志。这是我们在这一带开辟地区、发展部队成败的关键。邳、睢、铜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即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左右，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影响，曾经多次组织过武装暴动，但都失败了。绝大部分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有的被捕牺牲，有的自首变节，有的外逃他乡，有的消沉脱党，党的活动基本停止，真正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是个别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过去曾经参加过党的老同志，又都积极行动起来，运用在群众中的影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的参加或组织各地的抗战动员委员会、青年救国团，有的组织了抗日武装。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相信他们，尊重他们，大胆地使用他们，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工作，做出新贡献。如邳县的赵兴仁同志，被任命为支队司令部的侦察科长.加口的武广春同志被任命为邳县独立团的营长，栗培元同志被任命为邳县独立团团长，张云谢同志被任命为支队的参议，陈新然同志被任命为第一梯队第二营营长，吴季诺、王会栋、冷启英、吴延庆等，也都是地方抗日团体的重要负责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他们为党、为人民、为军队的发展，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同志在艰苦斗争中，重新入党，有的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其次，争取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和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是我们事业成败的重要条件。部队到邳北不久，根据地方党组织的介绍，我们就同热心抗日的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夏慕尧先生交上了朋友。他是邳县一带青红帮的头面人物，在当地颇有影响，和我山东省统战部部长郭子化同志有较深的友谊，对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有较清楚的了解，对我陇海游击支队的组建很表同情。在多次交往中，夏老先生始终态度诚恳，深明大义，并将他组织的部队交给了我们。以后，又在许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此还要提及的是，追随夏先生多年的滕玉荣，他带领部队编入我支队，担任了二营营长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尤其在铁佛寺抗击日寇进攻战斗中，十分勇敢，受到大家一致赞誉。一九三九年八月，在邳北的良壁围剿土匪张法德、韩七的作战中，不幸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余岁。
和夏慕尧先生同辈的另一位青红帮头头闵达三先生，在邳县，尤其是在四户大小良璧一带的群众、以致在土匪中都颇有影响。经过我们的争取，他逐渐靠拢我们，并帮助我们收编了一些土匪部队，对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过去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多年的胡大勋，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即回到家乡铜山，与过去在一起的国民党军政同仁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心怀各异，以致失败。最后，胡大勋率董铎(国民党徐州行署专员兼游击旅长)的残部转移到邢县官湖镇。他虽想抗战，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因而终日苦闷，无所作为。恰在这时，我们支队到了官湖一带，经与在胡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启曙介绍，胡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在交谈中，他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的战法，特别是对我支队几次战斗胜利都是很赞赏的。并表示要向八路军学习，把所带的五百多人的队伍，编人陇海支队建制。他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了许多工作。后来他家乡的人希望他回家乡领导抗日，他本人也有这个愿望。为发挥他的作用，我支队就委派他担任铜、滕、峄、邳四县边联办事处主任，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运河支队，胡任支队长兼参谋长。这支部队对于坚持那里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胡大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当时任国民党徐海行署主任、副主任的蔡少衡、蔡宫庭，我们也是采取多做工作、争取联合的方针。蔡宫庭曾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自首后被国民党起用。抗战以后国共合作，蔡对自己的过去内心有疚，有悔过之意，在我们携手抗日的方针指引下，他把部队交给我们，编为南支第八大队。
苏北各县，都有许多地方实力派，他们既同国民党有着利害冲突，又同各地土匪有着尖锐矛盾。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向我们靠拢，表示愿同我们联合抗日，借以对抗国民党对他们的吞并和防止土匪对他们的抢掠。根据中央“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各个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和“组织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指示，我们对这些地方实力派，也积极联络，努力争取。对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则尽量满足，以增强同他们的联系。如上面己说过
的邳北丁场的丁某，同国民党郑县县长王化云、书记长刘银铸矛盾尖锐，丁某恐被王化云吃掉，就主动靠拢我们，井邀请我们到丁场一带驻军。我们就利用这一矛盾，把部队开到丁场，并通过他组建了独立第二营(不久和三营合并)、独立第三营和独立第四营。
第三，对于伪军和土匪，则不放弃任何可以工作的机会。上面也已经说的台儿庄日伪的自卫队队长马东曙，他是回民，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炮兵连长，被炮火震聋了耳朵后退伍回乡，是当地回民群众领袖之一。日寇占领台儿庄后，委派他为自卫队长。但马东曙亲眼看到日寇侵略军奸淫烧杀，到处抢掠的罪行，激起了民族义愤，就派人同我联系。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马东曙把自卫队全部武装拉了出来，编人了支队第一营回民连。马东曙被任命为支队的参议，一直表现很好。
邳、睢、铜以及苏北地区，土匪之多是少见的。妥善解决这些土匪，是稳定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匪情又相当复杂，我们采取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那些杀富济贫，尚有民族气节的土匪，尽量通过工作，把他们收编起来。对于那些投靠敌伪，残害群众，民愤甚大的土匪，则坚决消灭它。如对邳县加口一带的房修申、姜东海、于井跃、陈宗义等几股土匪，都先后被我们歼灭，将匪首就地正法，为民除害。
第四，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则在政治上揭露其消极扰日、积极反共的反动嘴脸，在军事上，坚决打击他们的挑衅和进攻。江苏省反共头子韩德勤，坚决执行蒋介石的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对我陇海南进支队的建立及其迅猛发展，十分惊恐和仇视。他命令各县及其部队，不断向我挑起事端，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不但不准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为我送粮筹款篆集军需物资，而且派人暗杀我军政人员冷启英、张芳久、汤曙红等人，更有甚者，公然向我进攻，企图将我军赶出苏北或消灭掉。鉴于这种形势，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领导支持下，同驻苏北、鲁南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次反顽是对邳县县长王化云、郯城县县长阎丽天的斗争。起因是这样的:邳县县长王化云、书记长刘银铸，按照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指示，在区、乡长会议上，公开散布陇海游击支队“游而不击”、“骚扰地方”等说言，并命令地方政权不准给我部队送粮筹款，更不准参加我们部队，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等等。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斗争。一是以继续打击日伪军的战斗行动，来揭穿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二是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揭发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使人民群众明辩真相。三是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在铁佛寺区区一长冯文彬先生撮合下，我同张震安同志在区公所办公室和王化云、刘银铸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我们通过用大量的事实，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指出了他们这样做的错误及危害。在我方义正辞严的批评下，他们理屈词穷，无言答对，被迫接受了我方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保证地方政权供应我军粮食，允许我们在民间征集武器弹药、筹集抗日经费，保障地方工作人员的安全，查明惩办暗杀我工作人员的凶手，保障我军抗日行动的自由，破坏我军行动，就是破坏抗战。这场斗争，我们取得了完全胜利。但谈判桌上的协议，并不等于行动，顽固派的惯技，就是利用政治谈判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王化云、刘银铸也是这样。大约在七、八月间，王化云就勾结郯城县县长阎丽天，兵分两路向我进攻。正当我们在马头一带痛击阎丽天时，王化云则纠集其常备队和惯匪刘学生部，向我中心地区的依宿镇进攻，并占领了该镇。为了保卫根据地，集中打击王化云，我们抛开了阎丽天，调动主力，于当天下午到达依宿镇，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顽军突围，我军乘胜迫击，战斗持续到份晚，俘顽军连长以下百余人，毙伤数十人，被水淹死、冲走约百余人，依宿镇为我收复。但王化云并不甘心失败，三日后，又纠集顽匪陈宗义、张法德约六七百人，从岔河方向向我反扑。我军早有准备，占领依宿山，居高临下，击退了顽军战至黄昏时，我全面反击，顽军仓皇溃逃。此次战斗共毙伤顽军二百七、八十人，匪首陈宗义被我击毙。
在这次反顽斗争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民群众广泛发动，没有政权，革命根据地是难以建立和巩固的。为此，我们决定，在取得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后，向邳县、郯城县委派我们的县长，建立起我们的县政权。并把这项决定向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做了汇报。不久，上级就派来了孙继先、潘寿财领导的津浦支队，同我们商定了消灭王化云、阎丽天的作战计划。不巧，正值阴雨连绵，作战很不方便。后来，津浦支队因执行新任务而调离。我们消灭王化云、阎丽天，委派自己的县长的计划未能实现。回忆起来，至今还很遗憾。
一九四O年一、二月间，我陇海游击支队改为陇海南进支队，任务是向苏北、皖东北进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我们就离开临、郯、邳地区，东渡运河，当部队进至宿迁邵店一带时，韩德勒的干将王光夏集中两个主力团，宿迁县国民党县长兼常备旅长鲁同轩亲率一团，分别向我驻地展开了猛烈进攻。我被迫奋起自卫还击，阻敌于河南岸。在战斗进行中，我们还调部分主力，连夜奔袭宿迁顽军的后方五华顶，全歼伪军一个大队，俘大队长一名，顽军三百多名，缴获枪支、弹药、被服、医药一批。后来，韩德勤又派八十九军一个师向我进攻，由干敌我力盆悬殊，我支队遂转移到邳北铁佛寺一带休整，致使顽军的进攻扑空。
一九四O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切断我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联系，韩德勤纠集主力八十九军和王光复、鲁同轩的常备旅，以及各县的常备队共约一万余人，向我皖东北地区大举进攻。四月，支队奉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紧急电令，要我们和胡田大队一道，急速南下皖东北，与新四军彭雪枫、张爱萍部一起，坚决迎击进攻皖东北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保卫发展皖东北根据地。当时刘少奇同志尚在皖东北，他立即召开了各部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做了反顽斗争的动员报告，并且亲自指挥了这次反顽战斗。我支队负责抗击金锁镇、孟集方面顽军的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攻占了金锁镇、孟集一带，敌退守运河东岸。我支队的一、三团共毙伤顽军三、四百人。这次反顽斗争，由干我支队和兄弟部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胜利，使皖东北根据地初步得到了巩固。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从开始组建到编人黄克城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共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部队从几十人迅速发展到具有一定军政素质、装备良好的七、八千人的战斗队伍。活动地区北起山东的临沂、郯城，南到洪泽湖畔，西起徐州、铜山，东至灌云、东海。在这广大区域内部队活跃在陇海路南北、运河东西两岸，给日伪顽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不少成绩和胜利，为我军主力后来开辟这一地区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些成绩和胜利的取得，一是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的英明正确，二是山东省委、山东纵队和苏皖纵队的直接领导，三是这一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共同奋战的结果，四是在部队内部，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及时地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使大批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甚至刚刚反正的伪军，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自觉的勇故的抗日战士。因此，离开党的领导，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援，离开部队内部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的政治工作，必将一事无成，甚至遭到失败。这就是陇海南进支队发展的历史，也是最基本的经验总结。一切荣誉属于伟大的党，属于鲁南、苏北、皖东北的广大人民群众，属于陇海南进支队全体指战员，特别是属于那些为人民永远怀念的，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贡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