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上空的老“鹰”（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8期）

孕育于东北兴凯湖畔，升起于朝鲜清川江上空，鏖战于东南、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国土防空中

“为什么抗美援朝时咱们的飞行员刚飞了几十个小时，就敢跟美国人打，而且还打掉了他们那么多飞机？因为老航校出身的飞行员，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实事求是地说，这里也不能不提那些日本教官的功劳。他们真正把本事教给了咱们的‘土八路们。他们教的那些飞行技术、那些战术动作，都是很实用的，没一个多余的。”

东北老航校第一期飞行学员、原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徐登昆的儿子徐晓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徐登昆坐在旁边，微笑着点头。

92岁的徐登昆说话声音略有一些含糊，说急了容易被呛到，儿子就成了他的“代言人”。但他的思维清晰异常，眼里闪烁着生气勃勃的光芒，你会感觉他只是身体被困在这张椅子上了。去年他作为抗战老兵参加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儿子问他，如果现在让你去飞教练机（分列式打头的护旗分队由7架教练机组成），你敢不敢？他回答，有什么不敢？！

另一个东北老航校的老兵、出身第三期飞行学员班的林基贵却依然能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楼，挺拔的背影让人完全看不出86岁的年龄。温和明净的笑容，是只有一辈子专一做热爱之事的人脸上才有的。

林基贵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他的前任，是与他同为东北老航校第三期飞行学员班学员的耀先;再前任，是出自第一期飞行班的刘玉堤。他的同班同学中，还出了广州空军司令员刘鹤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孙景华、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王子祥等多位空军领导人。

中国空军的将星群，在东北边陲的兴凯湖畔升起。

一

中国空军孕育于东北，不是偶然的。

由于地势平坦、机场较多，日本投降前，东北云集了大量日军航空训练单位。早在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开始筹划利用这个条件发展自己的空军了。

恰在这时，一支日本空军部队——林弥一郎（中国名字林保毅）部队撞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视野。日本投降时，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空军第二航空军“羽飞行团”第26教育飞行队驻扎在沈阳附近的奉集堡机场。他一心想将全队300多名官兵安全带回日本，在南逃中，被东北民主联军发现并包围。经过中共卓有成效的思想工作，这支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同意参加八路军。由此，中共成建制地接收了这支飞行大队，其中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障人员180多人，还有各类飞机46架。

东北民主联军赶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之前，走遍东北各机场，收集到了各类飞机一百余架（其中近一半比较完整），发动机200余台，油料近千桶。

在攒“底子”的同时，“摊子”也在搭建中。徐登昆就是在这期间进入航空队的。

徐登昆曾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的卫队长，期间，被选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任二大队五队区队长。其他分队毕业后都归队了，唯独五队暂时不毕业、不分配，专门为搞机械化特殊兵种留做储备力量。

1945年底，抗大一分校五队随罗荣桓率领的山东部队主力挺进东北。到通化时，幸运地赶上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招收学员。在机务、无线电、飞行等各类专业中，徐登昆报了飞行员。

政审后，进行了考核。文化课考试基本是小学水平的语文和算术，体检没有发现传染病、肝病等疾病，牙齿整齐，视力合格，没有残障，即可过关。

徐登昆在体检时耍了一点小心眼。1941年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将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包围在一个狭小地带。突围中，罗荣桓的卫队中多人牺牲。徐登昆的左臂肱二头肌被炸弹炸开。为防止感染截肢，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部队卫生员用剪刀将整块肌肉生生剔除，没有消毒水，就用火烤杀菌。体检时，徐登昆将左臂紧紧夹住，蒙混过关。

最终，五队有105名学员被招录，成为航空队的第一批学员。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后来被称为“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共630余人。

航校将有飞行基础的10名干部编入飞行教员班，将学飞行的学员编入一期飞行学员班，年龄较大的12人进入甲班，其余的31名进入乙班，徐登昆和刘玉堤、张积慧、林虎、李汉等都在乙班。此外，还陆续成立了机械班、领航员班、场站班、通讯班和仪表班。

航校刚刚成立，全面内战爆发了。4月中旬，航校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随着战局进一步紧张，11月间又迁至东安（今密山），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畔。

 

左：1946年，徐登昆进东北老航校时留影，中：1955年，时任中南空军工程部教育科长朱维斌在长春航校。右：1956年，时任空一师一团副团长林基贵在东北辽阳机场。

东北冬天的气象条件决定了无法进行飞行训练，学校就组织学员进行理论学习。徐登昆参军前只上过两年私塾，后来边打仗边在抗大里学了一点文化。功课自然吃力，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着学。对他们来说，能当飞行员，学习真的是“不知道苦累”。

机务人员则利用这段时间，组装教学所需的飞机。因为缺乏初级和中级教练机，学员只能直上99式高级教练机。这是一种与隼式战斗机相似的单引擎小型机，性能很好。但能够使用的高练也只有六七架，而按照教学计划，至少需要十几架。

日本维修人员利用仓库中的近百架各型飞机的零件进行组装。没有专用轮胎，把其他机种的拿来用;螺旋桨弯曲了，在铁匠炉里砸平;没有测量弯曲度的仪器，浮在水面上测试;没有安全带，用麻绳代替。就这样，七拼八凑地装出了8架99式高练。

1947年4月，开飞训练。先进行教员班的恢复训练和甲班的训练。7月，乙班进驻千振机场，开始了飞行训练。

国民党空军经常前来袭扰。由于飞机是东拼西凑的，性能受影响，飞行科目受到严格限制。

9月，一期乙班学员陆续放了单飞。之后，徐登昆和林虎、李汉等10名学员又改装了隼式战斗机。

航校有5架隼式战斗机。因没有同型教练机，林弥一郎为制定训练计划费了很大心血。他先让大家在跑道上来回“开汽车”，类似模拟训练。单飞时，由于飞机是单座，教员不能带飞，他就先在地面详细讲解，并驾机做示范飞行。他的敬业、智慧和谦诚，加之一流的飞行技术和教学经验，深得大家信服。

二

1947年下半年，是航校最困难的时期。飞机本来是补了又补的，渐渐地连补丁都补不起了，只好坏一架停一架。汽油告罄，只能用无水酒精代替。

航校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年8月，20岁的朱维斌从东北局组织部党校调到了航校，在政治部宣教科当干事。

初到东安，首先印入眼帘的是横卧在铁轨上的庞然大物——一门炮管上被炸了一个大洞的大炮。别人告诉他，这是一门可以在铁路上行驶的远程海岸炮，原是关东军准备用以对付苏联红军的。

航校校部设在东安镇不远的一座日军兵营里。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抓安营扎寨、思想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查”“忆苦思甜”等。政治部下面有一个30来人的宣传队（即文工团），经常演些小节目，很受欢迎。

同样在1947年8月，王云清也调到了航校，在牡丹江（当时航校一支飞行队驻牡丹江）担任机务处工务科长。

在北京幸福村空军干休所，王云清的老伴儿范洁与朱维斌一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两位老人拄着拐，并肩笑盈盈地走进接待室。

王云清曾是西路军中的连指导员，九死一生，随幸存的400人到了新疆。1938年，利用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44名中共正式党员（其中25人为西路军官兵）进了盛世才所办的航空队学习，王云清就在其中。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中共第一支航空队”。

王云清手下的机务维护主力都是日籍人员。他们吃苦耐劳，极为敬业，干活时连借工具、上厕所都要跑步。

为了收购航材，王云清两次去了朝鲜平壤。第一次，在市场上转了5天，无功而返。第二次，在机场附近的乡村小道上，他们发现老乡的牛车用的是飞机轮胎，于是跟着他去村里买回了10多个飞机轮胎，并总结出了“跟着马车追轮胎”的好办法。

随着东北战局的发展，航校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航校制定了两年培训计划，计划到1949年底培训出飞行员120人。是从哈尔滨的中学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学员，还是继续从部队中选调，曾有过两种意见，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对学员的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二年级以上，最低小学以上。

按照规定的条件，选调了181名学员，组成学员第三大队。林基贵是其中之一。

林基贵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特种总队榴弹炮团的观测员。观测员属于技术性兵种，曾读过四年高小的他被选中，在特科学校学习了半年。1948年夏，他被选调入航校。那年他18岁，入伍一年多。

进入学员第三大队后，先学文化，主要是代数和物理，再学飞行理论。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高小毕业的林基贵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当了互助组长。

每个月都有一次小体检。根据身体和文化学习情况，再从181人中选出45名，进入飞行三期，作为飞行员培养。

1949年3月，冬去春来，飞行三期开班了。

林基贵的带飞教官是大澄园一。教学用中文，日本教员基本术语都能说，能应对日常交流。一个月左右，他们放了单飞，飞行时间每人约四五十小时。

这期间，朱维斌离开了政治部，成为了机械三期的一名学员，从此从事了一辈子机务工作。

99高练的发动机是星型气冷式的，双叶螺旋桨，看上去像个蚂蚱。日本教员给他们讲磁电机原理，讲到电容器时，打了一个比喻：“电容器好比一个水库，当接触点瞬间断电时，迅速储蓄电流，使接触点不会产生跳火以消灭自感电流，就像水库蓄水防止洪水泛滥。”这个比喻使他们大为理解。

1948年4月，徐登昆所在的飞行一期乙班毕业。1949年5月，朱维斌所在的机械三期学员班毕业。1949年11月，林基贵所在的飞行三期学员班毕业。

三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空军。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

据了解，国民党空军总兵力约为4.5万人，各式飞机约330架，而培养一名能作战的飞行员需要150～200小时飞行时间。这样算下来，需要开办6个航校，训练时间10个月到一年。经过谈判，苏联同意提供援助。

10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创办6所航校。航校全部采用苏联装备，按苏式体制组建。

老航校毕业的89名飞行学员和20名领航学员分配到各航校，组成速成班，进行半年的苏制飞机改装训练。

老航校余下的日籍人员，包括飞行教员17人、机务人员24人、修理厂技术人员72人，连同各式日、美式飞机46架、发动机130台，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牡丹江成立了第七航校。

徐登昆等15名老航校学员分到了位于沈阳的第四航校，编成速成班，他担任队长，首批开飞。

1950年1月15日，沈阳天高云淡。北陵机场上，14架雅克-18初级教练机整齐排成一线。15人穿着崭新的羊皮飞行服，和教员一起登上了飞机，直插云天。

仅仅第三个飞行日起，速成班学员就全部放了单飞。一个月后，苏联教练员提出，这15名飞行员可以破格免飞雅克-11中级教练机，直上乌拉-9高级教练机。之后，又改装了拉-9战斗机。

林基贵分配到了哈尔滨的一航校。一航校是轰炸机航校，他刚学习了杜-2轰炸机的原理，还没开飞，就被调到了位于锦州的三航校，改装歼击机。这是因为，在空军还很弱小时，更需要歼击机而不是轰炸机飞行员。

跟老航校不同，新航校用俄语授课。“苏联教官跟日本人不同，要求严格。日本教员比较耐心温和，发脾气的不多，不像电影里。在老航校基础打得挺好，在这里要学的新东西不是很困难。”林基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朱维斌分配到了驻长春的第二航校，进入了机械速成班，学习苏联的杜-2轰炸机。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混成第四旅。

混四旅基本上由各航校速成班飞行员组成，分为三个团。林基贵所在的10团由第三和第六航校的毕业生组成，改装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徐登昆所在的11团由四、五航校人员组成，改装拉-11活塞式歼击机;朱维斌所在的12团由一、二航校人员组成，改装杜-2轰炸机。

其中，徐登昆所在第四航校毕业飞行员共15名，在拉-9战斗机上平均飞行时间为30多小时。第四航校校长吕黎平奉命专程飞到济南，向即将兼任11团团长的方子翼介绍了这15人的素质和表现。

他说，这些学员先在老航校进行了日式飞机训练，已经毕业，再分到航校进行改装突出训练，虽然是速成的，但实际上已经达到苏联航校毕业的技术水平。

当时，苏联防空军的巴基斯基将军率领混成航空兵集团3000多人，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混四旅跟着巴基斯基部队进行了3个月的改装训练后，接收了该团的全部装备，从10月19日起担负起上海的防空任务。

四

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中国空军急剧扩张，一个师接一个师变魔术般成立。

战争一开始，朱维斌就被调回二航校，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任机务队长，负责维护杜-2、乌杜-2、雅克-18、雅克-12等上百架飞机。

为了支援前线，机场连轴转，加班加点培训飞行员。冬天飞机要加温，他们每天都是三点钟起床，晚上八九点吃了饭才能休息，没有休息日。每架飞机每天第一个起落，机械师必须跟着上飞机，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在飞机屁股后面打打瞌睡。

10月底，混四旅机关带同最精锐的10团移防东北，进驻辽阳基地，接收了苏联空军驻辽阳的一个米格歼击机师的装备，扩编为空四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突击训练。

1950年12月底，空四师10团首先进驻安东浪头机场参战。

空军司令部的指示是：战斗出动以2架、最多4架飞机为单位，在敌情不严重的情况下，随苏联友军参加空战。每个飞行员少则参加2次，多则参加4次空战即可。一个大队参战完毕即可转回辽阳，另换一个大队前去。

最先出动的是10团28大队，大队长为李汉。李汉出自老航校飞行一期乙班，是徐登昆的同班同学。1951年1月21日，迎来了首次空战。李汉初战告捷，击伤F-84飞机一架。

紧接着，10团29大队和30大队也进驻浪头机场。林基贵作为29大队（6月后改番号为2大队）飞行员，也参加了战斗。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参加实战，想不到害怕。起飞前一打信号弹，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只想着好好操纵飞机，好好编队，听地面指挥，跟着长机飞到指定地点，搜索敌机，搜索到了就打。

1951年，空四师共3次进驻安东前线参战。林基贵战斗出动三四次。一次开炮距离较远，没有击中敌机。还有一次，中队长王子祥驾驶长机，他驾驶僚机，一起出动。后来担任了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王子祥也是老航校三期飞行学员，由于求战心切，操纵失误，飞机失速坠毁，跳伞生还。

10团返回辽阳休整后，12团进驻安东轮战。

12团飞行员全部来自新航校，只进行了9个月的速成训练。时任空四师师长方子翼认为，12团与全由老航校人员组成的10团相比，差了5个年头。虽然他已经格外慎重对待，但12团进驻前方10天，便发生了两次严重的战斗飞行事故，4架飞机机毁人亡，一仗未打便报销了一个中队。

1952年初，空四师第4次进驻安东作战。3月10日，对林基贵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10团奉命到清川江执行任务。他们驾驶米格-15，双机分批从安东浪头机场向南起飞，右转弯集合。

最后的飞机还没离地，F-86就来了。美军大机群出动执行轰炸任务时，常采用这种战术：派出歼击机，埋伏在鸭绿江海面上，偷袭志愿军起飞的飞机。

林基贵看到两架F-86正在袭击他前面的战友的飞机，就冲其中一架开了炮。敌机看到火光，转弯向海上飞去。“原来开炮时比较远，这一转弯就接近了，正合适，我就连续开炮，就这么给击落了。”

林基贵荣立了二等功。

《中国新闻周刊》问到空战中的战果是否准确，林基贵说，战果要经过胶卷判读、地面部队搜索等来认定。不过作战中的确存在不确定因素。飞机掉在自己防区当然知道，掉在海上或别的地方了，就不易确定了。

1953年，由于美军增加了空战力量，中央军委决定空军进行第二番作战（空军叫“加打一番”）。空四师第5次赴安东作战。

3月21日，空四师新组建的夜航大队进驻大东沟机场。美机白天作战一般只到平壤，改为夜间来袭，因此专门成立了夜航大队，每天晚上起飞巡逻。林基贵担任中队长。夜航大队装备米格-15比斯，这是米格-15的改进型，虽然没有装备雷达等夜航设备，夜间很难寻找目标，但能起到威慑作用。

徐登昆所在的空二师6团是1951年11月参加轮战的。他时任该团代理团长，率部进驻中朝边境的大孤山机场。

6团主要由五航校提前毕业的新飞行员组成，经验很少，徐登昆就想了一招。当时，为区别中国空军，所有苏军飞机都涂了红色标志。徐登昆让手下的飞行员也在飞机上涂一块红头，上天以后保持无线电静默，“冒充”经验丰富的苏军飞行员。“美国鬼子一看那红头就躲开，他跑我就打。”徐登昆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2月14日，6团24架米格-15战斗机在友军掩护下，打击由朝鲜平壤向北飞行的10多架美机。空战中，6团3大队飞行员击落B-26轰炸机1架，这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击落B-26轰炸机。此外，6团还击落美军F-84战斗机一架。

1952年1月，空二师6团结束轮战，回到上海驻地。

9月20日，在团长徐登昆的指挥下，6团两架米格-15战斗机在距岸70公里的海上击落一架美空军B-29轰炸机。这是国土防空作战首次击落敌机。

200多架美军飞机报复性飞临上海。“200多架飞机，那是什么感觉？能给上海灭了！他们团才30架飞机。周总理都拍桌子了，闯祸了！结果美军飞机只是威慑了一通，就撤了。最后是不算立功，也不给处分。”徐登昆之子徐晓承说。

五

入闽轮战，是抗美援朝后空军第一次战役性行动。

1958年，为夺取闽粤沿海地区制空权、给炮击金门提供空中掩护，7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空军紧急入闽。此前，福建地区500公里地段是防空缺口，所谓福建的地面解放了，天空没有解放。

7月27日，林基贵任副团长的空一师（前身为空四师）第一团作为空军第一批入闽部队，率先进驻福建连城机场。

8·23炮战前，空军驻闵粤前线的部队已达到17个团，有歼击机520余架。炮战开始后，尽管金门一再呼唤空军支援，但在严阵以待的500余架米格飞机面前，国民党空军无法进入大陆轰炸炮兵阵地。

10月5日后，炮击金门改为单打双不打，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和。

当天，空24师师长徐登昆率师部和第71团入闽轮战，进驻福建漳州机场。1960年，空军成立了晋江指挥所，徐登昆任副主任（后晋江指挥所改为空八军，他任副军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入闽作战生涯。

朱维斌也奉调晋江指挥所。空八军成立后，他担任了工程部部长。

部队转场频繁，机务部队必须跟随保障。零乱的地面设备无法迅速机动，他和机务大队的人员将设备精简，预装上特制的木箱，做到了接到预令后两个小时内能将部队拉走。

1961年夏，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金门岛东南的料罗湾中集结了大量登陆舰艇，“反攻大陆”一触即发。

开始时，领导机关的战略意图是将敌人放进来，聚而歼之，遂动员了福州、厦门前线的军人家属全部向后方暂时转移。朱维斌的妻子抱着刚1岁的女儿，拉着4岁的儿子，由助理员冒雨护送回了长沙老家。

值班飞机也向纵深机场转移。为迷惑敌机侦察，他们连夜用木料搭起几架伪装飞机，盖上蒙布，挂上副油箱，排放在起飞线上，远远望去和真的一样。

空军组成了南北两个集团，准备在福州、厦门实施指挥。朱维斌带着工程部机关到了南集团，每天组织演练装运和吊挂1000公斤、500公斤炸弹、快速退弹、充冷充氧、装卸副油箱等战时动作。

国民党军空军对大陆的侦察袭扰也随之升级。首次启用美制U-2高空侦察机，继续使用P2V-7实施夜间低空电子侦察，并重新频繁出动RF-101战术侦察机实施昼间侦察。

打U-2的任务主要由空军的4个地空导弹营承担，航空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其他型号的敌机，以打P2V和RF-101为主。从1960年起，航空兵部队打这两种飞机3年未获成果。总参谋长罗瑞卿要部队“海底捞针，总不死心”。

在空军干了一辈子机务工作的徐晓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P2V看起来挺笨，但有个特点，它有4个发动机，两个喷气发动机、两个涡桨发动机。低空飞行的时候，它把两个喷气发动机关了，贴着楼那么高从山沟里过来，雷达看不见它。如果被发现了，它把两个喷气发动机打开，“轰”一加速就跑了，等你发现时再追就晚了。

空24师成立了夜间截击机独立大队，专门对付P2V。副军长徐登昆带着他们，悉心研究战术。“那时候咱们打人民战争，地面上的民兵、哨所、小孩，谁发现了飞机谁报告，给部队提供情报。”徐晓承说。

根据这些情报，独立大队逐渐掌握了敌机活动规律，晚上在其航道上守株待兔。

1963年6月19日夜，在伊尔-28所投照明弹的照明下，独立大队副大队长王文礼近距离目视瞄准攻击，在江西击落了一架P2V-7，机组14人全部毙命。

此后，这种飞机进大陆活动的次数锐减。到1966年，这类低空低速飞机完全停止了活动。

RF-101的特点则是速度快。空军在15个歼击师组织了打“101”尖刀分队，详细研究其活动规律，反复进行模拟训练。“他跑得快，你在后面追，越追越远，越追越远。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打对头。就是你过来我跟你迎着面飞，看谁勇敢。对方一拐弯，‘嘭就开炮。”徐晓承说。

徐晓承是1960年随家人移居福建的，那年他3岁。刚到时，国民党飞机出入频繁。“我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看着看着，‘哗从头顶上过去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接连受挫后，国民党飞机越来越少进入大陆活动。

上小学时，徐晓承常随父亲去机场看飞行。一次，在机场塔台，飞行员逗他说，你听听，你爸在天上飞行呢。他一听，国民党电台正在说：徐军长，徐军长，欢迎您投奔自由世界。广播里还指示了航向多少，待遇如何，等等。过年的时候，对方还会空投礼物，并附上祝词：“徐登昆军长，过年了，祝你春节幸福。”

文革期间，台海形势又紧张起来，“反攻大陆”之声再次高涨。国民党空军活动频繁，侦察照相，散发反共传单。

当时，双方已形成一种默契。台湾海峡中间有一条自然分界线，大陆这边水黄，台湾那边水蓝，台湾方面不过这条线，大陆方面不过“三州”线（即温州、福州、漳州连成的线），中间有80-90公里的隔离带。

1967年1月13日，空八军指挥所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敌机今日可能会有行动。敌机活动的通常规律是：先是低空出航，躲避雷达，接近大陆时，突然打开加力，超音速爬高。未见兔子先撒鹰，空24师70团4架歼-6携带霹雳2号导弹起飞拦截，与掩护侦察机的4架F-104G战斗机遭遇。时任空八军军长徐登昆果断命令，与敌机打斜对头。

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飞行员胡寿根以最大动作向右急转弯，斜对头迅猛冲向敌机，双方靠近到不到4公里。胡寿根事后回忆：当时我是豁出去了，准备与敌机同归于尽，打不下来也要撞下来。敌机想躲避，已经来不及。胡寿根在800米的距离上发射出48发炮弹，击落了国民党空军少校杨敬宗驾驶的F-104G战机。

这场战斗，是台湾海峡上空最后一场空战。

六

空军与国民党军角逐东南之时，在西南，与美军也发生了冲突。

1964年8月的“北部湾事件”后，越战升级。当月下旬起，美军在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的同时，经常派遣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等，对中国中南、西南地区进行侦察和擦边侵扰。

中国航空兵开展了打无人侦察机的作战。无人侦察机由大型运输机在空中投放，机体小，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而歼-6的最大升限只有17500～17900米。最初3个月，航空兵屡战未果。

时任空一师一团长的林基贵亲自驾机，带领部队进行歼-6的动力升限试飞。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动力升限就是用速度换高度。先爬升到适当高度，再俯冲加速，拉升直上，一直到接近失速的状态。“就像甩石头一样，把飞机甩上去。”然后对着敌机开炮。由于飞机甩上去后再不能机动了，所以必须把位置对得很准，这涉及地面准确引导等复杂技术性问题。这是一种很冒险的战术，但舍此别无他法。

一次，在动力升限作战中，飞机失速。幸好飞行员及时跳伞逃生。

1964年11月15日，空一师中队长徐开通采用动力升限战法，在广东雷州半岛外首次击落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打开了局面。

七

不久，北边又有事了。

1969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徐登昆和林基贵都奉调西北。林基贵时任航空兵37师师长，率部进驻新疆。徐登昆调到兰州军区，任空军副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训练荒疏。徐登昆在兰空办了教导队，把飞行大队长集中起来学习、考核。他说，咱们不飞什么大科目，就飞落地，飞离库、进库。

拿落地来说，歼-6是超音速飞机，落地时要放减速伞，如果角度和速度控制得很好，飞机着陆后适时地放减速伞，可以平稳减速，否则就必须猛踩刹车。歼-5是亚音速飞机，不放伞，如果控制得不好，轮胎猛蹭地面，就会冒烟儿。所以行话叫歼-5落地轮子不冒烟，歼-6落地放伞不刹车。

能做到吗？徐副司令员当着这些大队长的面，一天飞了7个起落，次次都做到了。徐晓承说：“不服气不行，就像工厂里的老工人，就是有技术。”徐登昆得意地笑着说：“我也不吹牛，谁都知道我飞行技术上有两下子。”

这期间，朱维斌先是去江西320厂参加了“支左”，1975年，回到空八军。

1976年，福州军区举行海、陆、空三军联合越海登陆演习。7月7日，是第三次预演。就在前一天，朱德逝世。

7月7日早晨，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从福州乘坐伊尔-14军用运输机赶赴漳州，计划改乘米-8运输直升机到东山半岛视察演习。伊尔-14留在漳州机场，等候送他前往北京，与朱德遗体告别。

朱维斌亲自检查了米-8直升机，飞机状况良好。但当天大雨大雾，所有人都劝说皮定均等气象条件好转后再起飞，或坐汽车前往。只有飞行员出身的空八军一位副军长表示，可以飞，“不能高飞就低飞，不能前进就后退”。因为时间紧张，皮定均坚持要飞。

结果，飞机撞山，起火爆炸，13人遇难。朱维斌非常痛心，写了一首诗纪念司令员。时隔多年，他依然能随口背诵：“台海一柱摧，将军志未穷。八闽浩歌起，热血洒长空。风雨无情谊，山重雾蒙蒙。云山低头哭，三军悼英雄。”

八

1987年，徐登昆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离休。他直到54岁才停飞，是老航校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

1990年，朱维斌从空军党委常委、空军工程部部长任上离休，来到北京幸福村空军干休所。这所干休所里都是空军正军级以上干部，还有老红军和老八路。

朱维斌是最后一个到干休所的，王云清和范洁夫妇则是第一个到的，当时是1965年。

1973年，王云清从五七干校回京，向组织要求恢复工作，未被批准。从此，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为国家做多少事，却早早地休息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1994年，林基贵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离休。

1999年8月，林弥一郎在日本去世。

林弥一郎1954年带着妻子、日籍女护士清子和他们在中国所生的四个孩子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和下属因帮助中共创建空军而受到非议，处境困难，生活坎坷，曾在旧船厂做拆卸工。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回国后，他发起组织了“航七会”，后来又组织“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后改为“日中和平友好会”），担任会长。1986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林弥一郎等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活动，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学员。逝世前，他仍念念不忘老航校。

在空军幸福村干休所，房子一排排盖起来，人一个个走了。多时50多人，现在还剩11个，平均年龄96岁，基本健康、活动自如的，朱维斌算得上是硕果仅存。101岁的王云清，已无法亲自接受采访了。

 黄卫+宋春丹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