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的王兴法和在县文化馆工作的许文正本不认识,因为县里搞党史征集研究工作走在了一起,并结成了一生的挚友。
198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两大政治事件之后,可以说政治气氛初步风清气正。是时,沂南县委的领导同志,抓住有利时机,正式决定开展沂南县地方党的历史资料征集工作。1980年3月,从县委办公室抽调了王兴法,从县革委办公室抽调葛会彬,从县文化系统抽调了许文正、郭长震,由这四人组成了临时办公室人员(一年后只剩王兴法和许文正),在县委平房办公室前的地震棚里安营扎赛。整个工作由县委副书记杨宝玺分管,具体领导由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傅辉负责。从此王兴法和许文正从相识到相知,长期共同搞党史。特别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初始阶段,几乎只有他们两个在干这件事。鉴于当时了解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老领导在世的越来越少,征集工作越来越难,为此,当时就提出来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要以“抢救”的精神去进行。所以,他们两个只有马不停蹄、北上南下、抢在前头,尽量多采访一些老干部,把大量的党史资料采访出来、征集到手。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俩几乎一年当中就有半年多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采访在一起,就连个人的人身安全,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同舟共济。工作与时间成就了他们俩的真挚感情。
左起:王兴法 许文正
说实话,初搞党史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党史知识贫乏。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一般的中专毕业生,很少学到党的历史知识,只有历史课本那一点点。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党内十几次路线斗争的史料,也不是很全面。至于沂南一个县的地方党的历史更是一片空白。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连当时的县级领导干部,也只不过就是年龄大一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战争年代,但由于受文化知识、历史条件、职务等诸多因素限制,这些人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大战斗战役、重要人物等等,也只能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次,工作条件差。当年客观条件就是那样,不像现在办公自动化。那时只靠双手和一支笔去完成采访、笔录、整理等所有的工作,连个普通的黑白照相机都买不起。
鉴于以上情况,他们在傅辉主任的直接领导下,从头做起,白手起家,脚踏实地地干下去,开辟了沂南党史工作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首先,向全国各地知情人和沂南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地方党史征集提纲。多次召开沂南县的老领导、老同志座谈会,广泛掌握事件知情人、人物知情人等线索。
其二,由于沂南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的新县,全县大部地区隶属于过去的沂水县,所以战前部分的党史资料由他们和沂水县的同志一道完成。
第三,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重头戏。即分赴全国各地,登门遍访在沂蒙根据地、沂南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征集采访各种资料。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工程量大、要求采访精细准确到位,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令他们倍感千钧压力。可谓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搞不好、搞不准。于是,他们就从基础工作做起,头一项就是采访征集当事人的口述资料。
①工作伊始,他们首选了山东省的省会一一济南。1988年5月30日,王兴法和许文正来到了济南,住在珍珠泉宾馆。济南是我们的省会,有很多老额导、老同志战争年代都在沂南工作过、战斗过,有的家乡就是沂南;如李子超同志,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設第一书记),从参加革命工作到解放战争结東,始终没离开过沂南。他又是个文化人,老干部称其为“沂南青年头”。因此,王兴法和许文正先后四次访问了他。
另外,在济南的半个多月里,他们还采访了山东省煤炭管理局局长、原沂东县委书记李清和;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孙祖战斗参与者曲明;济南铁路局直属党委书记马玉珍;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袁驼;山东省科协副主席崔子厚,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段德甫,济南市副市长刘献林、牛子仲,山东省计委副主任管戈,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刘翔鸥,山东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章柯,山东省司法厅厅长冯乐进;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李薇冬等。
这次济南之行,是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第一步。由于选对了人、选对了地方,方向正确,计划周密,所以初战告捷,成果丰富。落实、扩展了更广泛的人和事的信息和线索,从而为以后的征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②东去青岛。
1980年7月15日到30日,他们俩又东去青岛市。那里有计划采访的重点对象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王寅(女),青岛化工学院后勤部长高运成等。王寅(女)是江苏人,自1939年就从延安来到了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先后在沂南、临费沂边联县工作过,担任过沂南、边联县的妇救会长,边联县各救会长、抗联主任、参议长,鲁中区妇救会长等。她对沂南县的情况很熟悉,沂南县的很多妇女干部也是她培养出来的。他们到了青岛,与王寅一见面,王寅激动不已,泪眼婆娑。她对沂南有着特殊的感情,出生入死多少年不说,就是去采访她那时候,她还有个孩子在沂南。此时党组织派人采访她,她感到很亲切,很激动。这时正是夏季,她已在疗养。为了访谈方便,她便安排同时在疗养的青岛啤酒厂党委书记在“八大关”疗养区协调了客房,使王兴法他们就住在她附近,极大地方便了对她的密集型采访工作。高运成,“鲁中高金飞行爆炸射击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民兵英雄,解放战争时期为“"山东一级战斗英维”。他是沂南东部民兵的传奇人物,是沂南党史中需重笔浓墨描述的人物之一。当时对他采访了三个半天。说起来这些老同志可能是由于很多重大事情都是亲历亲为,所以对往事记得非常清楚。高运成就是这样的。他连何时得过什么荣誉称号,何年月此事登在什么报刊上都记得准确无误。为了早把对他的采访整理成文,回来之后王兴法他们又去大众日报社查对了当时的报纸资料,佐证了他的记忆力是非常高超,没有一点错讹之处。随后,两个又以高运成的名义整理成了一篇回忆录《高金大队》,刊登于回忆录丛书《忆沂蒙》下册。
另外,在青岛他俩还访问了青岛医学院院长刘华甫,青岛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开运等十多位老同志。
③南下武汉。
当时正是农历的7月底,正属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大雨连连。但为了抢救资料,汲取青岛教训(他们在青岛刚刚采访完,高谦同志就故去了),他们还是顶酷暑,战高温,访武汉,于当年9月初(即农历7月底)来到了武汉。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到了武汉才知道,9月份正是长江洪峰过江的时候,可巧偏就遇上了大洪水。江水咆哮,情势吓人。其间广播已多次报道长江江水已高出武汉市里地面2.7米,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象临战一样紧张。大堤上下人山人海,机器轰鸣,武汉市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24小时值班巡逻,工地上的大标语是“誓死保卫大武汉”。他们住在武汉市物资局招待所一一扬子江饭店.就在汉江边上。在扬子江饭店里晚上轰鸣的江涛能把人惊醒。直到报上登了“昨晚,汉水第九次洪峰缓缓流入长江”之后,他们天天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就在这么险恶的情势下,他们访问了沂南县首任县长、时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的何方宏,湖北省省直机关党委书记林歧,武汉市政协秘书长李守义,武汉市物资局长孟庆春,中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黄明家,湖北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张献庆等。
④走访杭州、上海。当年11月下旬,王兴法等又在朱凤九老书记的带领下访问南下干部集中地浙江省余杭、杭州等地。到了杭州后,王兴法还单独到福州访问了沂南县第五任县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张格心。在杭州期间访问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彭瑞林、副省长翟翕武、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俊芝、省监委副书记魏鉴清、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焦梦晓等。一周后又到上海采访了同济大学副校长刘准,中国银行上海行长戚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王涛,以及郭锡三,郭宝衡、李廷延恩、刘泽明、娄家庭、陈继先、徐唯实、赵芝亭、徐健、刘贞矩等。
⑤北上北京。
1982年春天,稍作休整之后,他们又重拾行囊去了北京。4月13日早晨从沂南汽车站坐车去济南,当晚夜间十点十六分乘夜班列车,14日清晨六点多一点到达北京,然后搭乘出租车直奔黄寺。北京黄寺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们的宿含区,第一站去见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将军。华楠是胶东人,但他的爱人刘航是沂南人,他是沂南的女婿,觉得格外亲近和方便,所以首选了他。华副主任接见了王兴法等人,吃过早饭,他出车上班顺便捎我们一起,安排他们住在解放军总政招待所。从此他们以此为落脚点,从十四日下午两点开始,进行了四十多天的采访工作。先后采访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王传斌,中国第二工业部副部长王介福,全国政协常委、农机部顾问黎玉,农机部副部长景晓村,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徐元泉,中组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王照华,中宣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孙欣普,海军常务副司令吴瑞林,二炮政委刘立封,全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工程兵副司令胡奇才,工程兵顾问王兆相,中纪委委员王文轩,铁道部副部长赵锡纯及爱人张谦,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展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袁子扬及刘益生、李德夫、刘敏(女)、王兴、徐欣三、李岩(女)、朱遂初、于谦、高子步、柳成行、张学眷等沂南籍或在沂南工作过的干部,共计四十多位。
以上就是沂南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最早阶段完成的主要工作。虽然只有王兴法和许文正两个人,也算走遍了大江南北,完成了百多名老干部老领导的采访工作。资料翔实、准确,可谓硕果累累。
另外,在这一年多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工作确实劳累艰苦,甚至枯燥、乏味,但其间也不乏几多令人动情、回味不尽的小故事。今随手记下一二,聊作苦累的调剂。
1、无意中的重大收获
1980年5月21日早晨,王兴法许文正两人正在珍珠泉宾馆餐厅用餐,从门口进来一位很绅士的老人,戴着礼帽,金丝眼镜,全身服装华丽,拄着文明棍,携夫人一起来到了他们的餐桌上。席间这位老人询问王兴法等是做什么的,老王如实汇报是征集党史资料的。吃完饭,这位老人主动约他们到他的房间里一谈。他说他就曾在沂南工作过,叫李薇冬,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这次来济南休养。后来他们得知,李老是枣庄人,老地下党员,回族。在他的房间里,李薇东主动介绍了当年他在沂南历任战地服务团主任、鲁中公学校长等职务情况。他说他当时就有照相机,很多照片都是由他当年拍摄完成的。随后他主动拿出了20多帧黑白老照片,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如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前门照、山东分局召开党代会选举中共“七大”代表照、战地服务团慰问友军照、军队联欢照等。这些照片十分宝贵,千金难买。有些至今我们多家多地媒体等单位仍在使用。这件事使王兴法等一直感叹不已:这些老一辈真是思想好,心胸无私。相互之间本不认识,也没打谱去宁夏找他,可却意外地得到了这些宝贝。真是天作之宝,重大收获。令他们永远难忘,也永远怀念这位老人。
2、将军接见了他们
到北京的采访,他们第一站就是找华楠。华楠是沂南的女婿,对沂南特别有感情。但也考虑到华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将军,一般普通人怕是很难见到他,因而心有顾虑。其实不然。当天他们到了以后,送上介绍信,他的警卫人员就马上向他作了汇报,说是“姥爷家来人啦!”华副主任待晨练结束后马上安排接见。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问他们来京缘由,干什么事情。问了些沂南的建设情况,老百姓的生活等。随后安排警卫战士通知刘航(他夫人)回家。刘航正在上班途中又骑自行车返回家并留我他们一起吃了早饭。华副主任家有两部轿车,一部是吉姆,平常他自己上班用,车小、节油;还有一部是大“红旗”,车重,一般不开。这天上班时间,华副主任觉得这次连他们两个人一起人多了,就开出了大“红旗”轿车。他们一起先去华副主任上班的地方,把他送到办公室。华副主任又安排警卫参谋把王兴法许文正安排到总政招待所住下。在那个吃饭难、住宿难、行车难的年代里,顺利地进了总改招待所,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实际困难。当时他们就很有感触,那时县里都没有轿车,像我他们这些山区县里的小干部,到了北京竟然还坐上了大“红旗“轿车,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3、部长和我们啦家常
在北京,连续三次采访了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介福。王介福,山东潍县人,1938年赴延安,1939年随领导机关来山东沂南工作。他是临费沂边联县第一任书记、沂南县第四任书记,是沂南县的重点党史人物之一。他对沂南感情深厚,他也是沂南的女婿。他的岳父就是葛沟的早期共产党员马云路(字星阶);岳母是老红嫂王自生,爱人为马佃梅。他在任边联县委书记时和马佃梅结婚。三次采访接近结束时,他向我们啦了半天的家常。他说,我虽然是高级干部,但我也有很大心事、儿女情长,见了你们说说我的里话。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冲击很大,在被批斗期间,我有三处受重伤。都说人有“五体”,我有“三体”致残,即头,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出狱后,我还没来得及去看望根据地的老乡们,实在对不起。特别是马大娘(王自生)等.我对不起他们,请你们回去替我做些工作。他又说,我一辈子有五个孩子。原来在老家有一段婚姻,生了一个儿子。和马佃梅结婚后,和佃梅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和平。马佃梅和王自生娘俩又收养了两个革命后代也算我的女儿。马佃梅病故(追认为烈士)后,我又找了个对象叫贾兆兴,她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这样先后算下来我就有了五个孩子。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五个孩子又是五个母亲所生。虽然,都是我的子女,都叫我爸爸,但是在那种特殊年代里,我很难照顾好,我确是无能为力。别人可能说,我们这些干部战争年代离不了老百姓,现在当了大官,进了京,就把老百姓忘了。这我完全能理解。请您回去后除了向县委领导问好外,多给我做些工作。有机会我一定回去看望他们。(之后,他兑现了诺言,来沂南看望了王自生等亲人)当时,我们们听后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难言之处。
4、县委领导厚爱党史
朱凤九是沂南县的老县委书记,长期担任县委主要负责人,他能抽出宝贵时间,不顾年老体弱,不怕天寒地冻,十冬腊月和王兴法许文正一起到南方出了一趟发。可见他对党史工作是多么重视。这个情况在当时全临沂地区十三个县中,也是仅有的。大家知道,一届县委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结,重如泰山,重点工作无计其数。但老书记作表率,其他领导也不例外。后来的县委书记支玉斌、副书记杨宝玺等同样重视,党史工作一直摆在县委工作的头注上。王兴法他们到济南采访回家,县委就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了汇报。1982年北京采访回来,县委又召开了书记办公会专门听取了北京之行工作汇报。平常领导到外地出发,就带上党史工作人员;上级领导来了,特别是新闻媒体机构来人都安排党史工作人员参加。当时县委、县政府两家只有两部“212”吉普车,但只要党史委有接待老干部任务,领导都是有求必应,首先保障。大家都知道,县委机关各部门的干部都是从事某一项具体工作的。领导如此重视,也带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大都不辞劳苦,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干好工作。正因为如此,沂南县的党史工作成绩颇丰,成果喜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走在全区、全省县一级的前列,多次受到省委高克亭、地委刘兴武等分管领导的赞许。这也是王兴法和许文正年老退休后值得回顾、值得欣慰的一件往事。(本文略有改动)
(荐稿人/郑玉强 原中共沂南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